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一个数字化时代的乌托邦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给生命世界持续加速并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个威胁。未来社会需要减速的休息岛，人们需要人文关怀的文化，它能够正视所有关系的价值，建构人们与现实世界以及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要给所有事物加速。为了感知和维护这样的“共鸣”，正如哈特穆特·罗萨所提到的，在过度刺激的社会里，人们需要高度集中的关注力。培养儿童和青少年们高度集中的关注力并使之保存在大脑里，这是21世纪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智能机器需要智能使用，掌握精湛技艺还包括学会使用停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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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的文化是“急躁”的文化，“顾客要立即获得想要的一切，人们懒惰而且没有耐心”。这种现象我在很多活动上都看到过。然而有谁会愚蠢地问一个讲座发言人，如果他自己的孩子“懒惰又没耐心”，他是否幸福？对教育家来说是噩梦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怎么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呢？人们出于教育、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的原因所拒绝的东西，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仍然任其错误发展，有这个必要性吗？

我们要培养长远的思考能力、复杂进程中的决断力以及道德伦理的态度。培养这些能力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里应对未来生活挑战的准备极其不足，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法是一致的。只有体制内的一些代表，像一些教师和文化官僚，有不同的意见。

“德国必须加大教育投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这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对于许多商业利益代表和一些大学教育专家来说，问题很简单：一个数字化社会需要更多的数字技术，课堂上使用数字技术越多，数理化自然科技专业越强，越能更好地让青少年为将来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将来创业的年轻人越多，他们毕业的学校名声就越好。

对许多人来说，乍听起来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那些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会注意到，这样的教育目标预设了很多前提条件。首先，它意味着我们教育系统的任务是为就业市场准备完全合格的劳动力。其次，它假设未来的就业市场看起来和现在一样，只不过对计算机科学家和企业家的需求比现在更多了。最后，由数字革命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不会出现在这种模式中，教育首先是职业训练。

第二种观点的教育目标不同，教育意味着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能力过上充实的生活。在当前的劳动和绩效社会里，现实的和假设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高的标准。有谁会知道，十年后我们需要更多计算机科学家的这个预测是否还正确？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富有人文关怀性的职业，正如“千年项目”所假设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将教育与就业市场短期地投机性结合起来，既失职又危险。

教育的最高目标不可能是为了让孩子们日后都去追逐高额商业利润。显然，拥有金融优势的、冷酷的成本——效益最大化者，只有这些人占少数，我们的社会才会运转。都去追逐商业利润，谁还愿意从事幼教或者老人护理的工作呢？将就业市场高于个人发展的所有教育目标都是短视的。我们的社会不仅仅需要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人，还需要保留我们价值观和工匠技艺的人、需要为他人做贡献、维护传统、关心和反思社会其他模式的人。一个只有极客、金融投机家、YouTube网络明星和有影响者组成的世界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如果明天有人想成为厨师、绿色有机种植农民、社会工作者、木匠或者古典音乐家，这不能证明他们是不思进取的人。

一个新的教育体系标准不应以假想的就业市场为坐标，而应以让孩子们在未来世界有生存能力为目标。同时，他们不仅要学习掌握技术（多数已经无师自通），而且还要学会在一个技术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里如何能够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他们必须是有教养的、有个性的人。如果是轻易屈服外部刺激、忘记了怎样才能长时间集中精力关注单一事物、疏忽母语、不能容忍延迟需求的人，肯定不会这样要求自己。认识自己，了解和思考自己的愿望，训练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判断力，学习克制，保持自持，培养独立思考习惯，能够应对压力，所有这些在未来都比现在更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在广告过度刺激的世界里不要失去好奇心。任何随时随地获得（技术）答案的人，最终都不会再提出什么问题了。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和保持孩子的内在动机，是我们的学校和大学面临的巨大挑战。迄今为止，我们的教育体系与此正好相反，它建立在培养孩子们的外在动机的基础上。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为分数学习，只要这种做法还有利于为职业生涯做准备，这种体制的反对方就难以贯彻自己的教育主张。在传统的劳动世界里，人们也是为外在的酬劳而工作——为金钱而劳动。然而，正如覆盖面广泛的有酬劳动在数字化过程中不断减少一样，这种外在的条件化也逐渐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的孩子将来必须能够自发地愿意在高技能职业里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如果在一段时间或更长时间没有工作，他们需要更强大的内在动力。自主构建生活，制定当天的各种计划，这是未来的挑战。人们积蓄的内在动力越多，内心越强大，对社会的有益影响就越积极。

这对我们的学校、学校架构、教师培训、教学内容和教学课堂有什么意义，我在别处已经有过详细的描述。[58]遗憾的是，教育问题的讨论仍然只围绕形式问题展开：发展哪种类型的学校，八年制还是九年制？此外，高中毕业率的百分比应该是多少？同样性质的讨论还有数字化对学校的影响，等等，“从几岁开始孩子应该使用平板电脑？”“学校里应该投放更多的数字设备还是应该少一些？”“如何设置快速Wi-Fi连接？”还有，“谁来支付学校的数字基础设施？”很少有人讨论数字化对迄今为止外在动机的学习系统的挑战。数字化对劳动社会和绩效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形势的严峻性却被大大低估了。人们相信，两条路都可以让一匹半死不活的马达到终点：一条是由有偿劳动提供资金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条是基于外在奖励的教育制度。

所有教育批评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其一，现在任何去学校接受职业培训或者去上大学的人，都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要活到老学到老。没有足够内在的学习动机是不行的，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其二，人们一致认为，没有创造性是行不通的。然而，“创造性”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不仅作曲家、作家、厨师和软件开发员有创造性，而且狡黠的唯利是图者、骗子和黑手党同样具有创造性。

没有道德的创造性在社会上是不可取的，同样，没有心智教育的教育也不值得追求。道德和判断力的问题在未来将非常重要，如何对待技术设备同样也很重要。正确评估“衡量”和“可衡量”是一个教育问题，任何想要了解自己的人不只满足于简单计算自己的步数，他还关注为什么这样做。“数字自我控制能力”和“掌控数字风险能力”，这是心理学家格尔德·吉格伦泽尔使用的两个术语，掌握这两个能力取决于“用数字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旨在提高其有用性并减少潜在的损害”。[59]在未来的学校里，青少年必须学习评估数字危险性（好比驾车时打电话的危险性），并理解心理学的相关性。一个人一心多用，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这并非意味着他进行多任务处理，而是他的记忆力永久性地受到损害。把记忆交由机器的人，很快就会丧失记忆功能。过去的一些几乎被遗忘的传统方法，比如说背诵诗歌、训练记忆力，显得更重要了。因为即使在学校之外，将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没有设备帮助下要很好地记住一些东西。存储的记忆越少，可供青少年形成自己的思想组合的东西就越少。要想有创造性，就得加强记忆训练。

虽然2016年联邦德国教育部通过的《数字教育规划》希望让学校能够适应数字时代，但是德国在2018年，距离这样的教育目标还非常遥远。相应的课程构建在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目前看来依然像月球背面一样黯淡。与此相反，乌托邦要求在这方面给孩子们非常具体的帮助，让他们保护自己的注意力不要被偷换，预防成瘾的潜在危险。乌托邦希望看到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得到保护，免受伤害。未来的学校必须是每个孩子判断力得到发展的地方，因为未来对孩子的冲击是巨大的。

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是要让人们普遍感到幸福，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所有的技术在这方面都可以看到、被评估。技术不应试图让人去适应它，而应该将它的发展定位于人的需求。人们为了能够在较少有偿劳动的世界里幸福生活，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尤其因为数字技术要求人们恰如其分地对待它们，正确地使用它们。对教育体系而言，启发和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内在动机是教育学的核心任务。即使未来社会有偿劳动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在未来也能过上充实的生活。

被呵护的生活

——不可知的魅力

德国和芬兰1996年合拍过一部电影《候鸟……一次伊纳里之旅》，其中有一个很感人的场景。由约阿希姆·科尔饰演的卡车副驾驶员汉纳斯过着相当孤独的生活。他安分守己、拘谨矜持，没有朋友，完全蜷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业余时间他研究铁路书籍并背记了所有客运时刻表。他的目标是参加在拉普兰的小镇伊纳里举办的第一届客运时刻表国际大奖赛，他信心满满地一定要夺取比赛桂冠。在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个漂亮的芬兰女人斯尔帕，她很惊讶汉纳斯搭乘火车前往伊纳里。虽然这是最短的路线，但不是最美的。斯尔帕告诉他，最美的路线是穿过瑞典北部，经过哈帕兰达，再走一段海路。汉纳斯深深地爱上了迷人的斯尔帕。大奖赛上他终于进入最后一轮夺冠比赛，他的比分远远领先其他选手。主持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伊纳里的最佳路线是什么？”汉纳斯犹豫了一下，他没有给出最短路线，而是最美的、经过哈帕兰达的路线，即斯尔帕告诉他的那条路线。这个回答会让他与桂冠失之交臂，因为他很清楚，对评判员来说，“最佳”的路线即是“最短”的路线。然而，看到观众席上的斯尔帕，他不再认为最短路线就是最佳路线。最终他失去了准备已久的比赛，但是他赢得了斯尔帕的芳心。

人的生命没有按照快捷方式编程。走弯路绕行的人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美景。“命运”，正像奥地利诗人拉狄克·纳普所赞美的，“人们可以从它的讳莫如深中辨认出来”。可能常常会有许多人寻求最舒适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一些人在业余时间去登山攀岩、穿越热带雨林，或参加马拉松比赛。当然，人们常常寻找能让自己快速获得享受的东西，避免让自己消耗过多的精力和体力活动。然而，人们恰恰是在消耗精力和体力活动中感受和衡量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最佳路线不一定是最短或最有效的，这是一句避免我们在数字时代做出错误决定的重要警句。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正是由于技术的一切可能性而同时受到新编快捷程序的轰炸，号称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实现最佳自我控制、为所有问题提供最智能的解决方案。这方面在线商务很有优势。互联网购物可以节省去商店的时间，更好地比较产品和价格，而且送货上门。那么，未来所有一切都要在互联网上订购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爱好收集古籍经典，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籍。我喜欢旧书的气味、外观和手感，喜欢体验与收藏有关的一切。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古董店，结识性格怪僻的古董商，体验旧书店小屋的杂乱无章，感受在这个封闭世界中寻找和发现的喜悦。我喜欢古董店的这种氛围，如果碰巧找到了想要的一本书，我会感到十分自豪。网上购物剥夺了我的这些体验，古董商店在城市里正在消失。在互联网上，我能很快找到我要寻找的书或其他东西，它们井井有条地按照新旧程度和价格分门别类排列。我不会再买太贵的书了。但是，如果失去了收藏过程中不可知的体验，丧失了收藏旧书的初衷，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收藏旧书呢？

如果最短的路线免除了全程旅行，那么出发时的兴致也就随之消失了。买衣服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我在罗马买的鞋子，如果在互联网上也可以买到，它的魅力也就会立即消失。现在不再有什么地方还可以找到只有那里才特有的产品，预测这个世界不是很难了。如果人人都网上购物，市中心的商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没有商店的一座城市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也许看起来会像德国鲁尔北部地区不太有名的小城市，马尔市。该城市的城市规划者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在市外郊区建造一个“马尔之星”——北威州最大的购物中心——是个绝佳的好主意。“马尔之星”购物中心自1974年开业以来，马尔市老城区迅速凋零，备受冷落，直到90年代一些商店的橱窗仍被木板紧封，马尔老城区在很短时间内就死寂一般无声无息了。不久，“马尔之星”

这座拥有欧洲大陆上最大气垫屋顶的建筑，几乎也和老城区一样悄无声息了。“马尔之星”不会让悲伤的故事变得更好。

硅谷人认为，担忧城市文化的消失是无稽之谈——那里反正也没有文化。极客们通常也不属于那些以多彩的生活使城市丰富多元的人群，硅谷仍然是以前果园区域里的城市荒地。城市作为公共论坛、聚会场所、购物和闲逛、约会或偶遇之地，对于硅谷居民来说在数字时代不再必要。人们无需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饿了有送餐，出门有司机，不必自己洗衣物，还有专门的网站、应用程序和电影用于调情和性爱。

旧金山和圣何塞区域之间的大都市圈对年轻人同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令人欣慰的。有更多的美国年轻人愿意在此地生活而非在帕洛阿尔托。柏林也应该在未来从中获益。然而，曼海姆、哈雷和伍珀塔尔等德国中型城市很少能从中获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历史悠久的专业零售商逐渐从城市消失，国际连锁企业取而代之；线上交易没有制造出任何新的产品，只是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

如果二十年后的德国仍然想保留适宜居住的中小城镇，需要睿智的政治家，会允许公民及时质疑他们的城市是否真有必要拥有完全数字化的超市。只需在乡村集市和价格不断变化的无人售货超市之间做一个小小的比较，就足以搞清楚什么能令人兴奋、令人喜悦。未知和好奇激起人们发现的兴奋和快乐，在真人环境购买东西的体验肯定不同于在机器中购物。

数字技术到底应该应用在哪些领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只会导致孤独呢？对于残疾人和老年人来说，家里有一台智能冰箱是极大的便利，如果缺少哪些基本食物它就可以自动订货和补货；当然即使有了智能冰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家人可以放弃继续照顾他们的义务。有些人可能不需要“会思想的房屋”，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会遭到智能化发烧友的讥笑。房屋的照明度若可以通过检测到的医疗数据不断调整以适应其住户的情绪，如电影院中的灯光设置，这样的房屋看起来很吸引人。然而，与浴缸中的伴侣通过科技智能灯调整“正确的”明亮度是更性感，还是亲自点燃蜡烛营造气氛更浪漫，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非所有人都梦想在患有抑郁症的情况下，自家墙壁可以智能反映出自己的阴郁心情，或在壁纸上出现香烛和抗抑郁药的促销广告投影。

不是所有可以完善的东西都需要完善。一些在技术上可以改善的，通过技术改善后并没有使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而是变得更糟糕。有些事情，比如说足球，甚至可以说是在失败的艺术中求生存。在多数情况下的进攻都是失败的，常常被及时阻拦或射门失误。如果每次射门都能进球，那么足球比赛就会很乏味。正因为如此，足球比赛成为生活最形象的比喻。成功、高潮、戏剧性的轰动和意外的结果等都只是偶然的例外，而不是规律。成千上万年以来，人类显然一直处在这种正常状态中。任何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的人，不仅必须改变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改变人类——这具有极不确定的后果。干预人类生态行为机能的麻醉剂和药物试验，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些都没有创造出新的内在平衡，只是一次带有不良反应或依赖性的短暂转移。

不是所有可以用数字方法解决问题的预见都能解决问题。因此，将真实问题与虚拟问题区分开来，并非毫无意义。尤其是艺术，它属于最不适合提高效率的领域。根据定义，它恰恰是效率的对立面。人们会想到瑞士艺术家乌尔苏斯·威尔利的精美画册《整理艺术》[60]，画册中，著名的绘画作品被精心拆解，按照人物、笔画、颜色，进行分类重组，直到所有内容都整齐地堆放在一起。用类似的方法，报刊电子版也把文章根据读者的个人兴趣分门别类，经过精细整理，根据读者感兴趣的或曾经感兴趣的内容推送给读者。同时，严重偏离读者兴趣的一切图文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如果你认为这对强化当前的兴趣而不是唤醒新的兴趣有效的话，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好莱坞投资昂贵的电影时早已由评审观众预先过滤了，并审查了情感渲染和戏剧艺术的效果。如果以数字方式测量评审观众的情绪，在未来将会更加准确。无论如何，成功电影的戏剧高潮都是用算法设计的，伦勃朗的作品也是如此。书籍出版是最简单应用算法的，将来是否还需要电影编剧作家或者小说作家，这一点现在就已被一些极客们否认了。

一切都很完美。如果这些果真会发生，就不会有人再需要艺术了。突破经验公式，不按文化规范行走，这不是艺术的任务吗？至少艺术理论家们数十年来都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梵高的画展、莫扎特音乐会也已难以突破一些受众的经验，况且，音乐厅、歌剧院和话剧院也只推出迎合大众口味的节目。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更准确地读取和预测观众的感受。文化和艺术将被确定永恒模式化——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且早已让剧院经理、艺术策展者和导演们绝望的发展趋势，更不用说电视提供的单一文化。数字化技术能够比以前更准确地统计收视率和监测目标群体。制作电视节目时对此类调查统计数据的依赖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如果不再有收视率的统计数据，电视节目负责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还能播放什么节目。

统计数据在这里果真是为艺术和文化服务的吗？还是我们仅仅将那些“受欢迎的”定义为值得观看、值得收听、值得阅读？收集数字数据可能会推进许多领域的进步，在文化和艺术领域里则相反——它仓促地迎合大众品味，敌视创新，阻碍艺术发展。

如果艺术家不想让他的艺术和文化被“整理”，他就必须在未来的社会付出比现在更多的努力。因为，效率思维越是要强势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有意识地维护自由空间。根据质量而非数量来衡量艺术支持和促进非传统的艺术，这是所有艺术和文化官员应有态度和职责，这些领域完全不遵循“问题—解决方案”模式。

在一个积极的乌托邦社会，德国需要一种不同的文化政策：不支持旧有的、现行的和已创立了的艺术，而是推动促进小众的、非传统的、非常规的艺术。假如未来很多人不再依赖有偿工作为生，那么他们当中会有很多人能够展开丰富的生活艺术，这十分重要。未来的德国若真的成为诗人和思想家的沃土，而非流浪汉和游戏玩家的土地，那将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