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没有什么比这个示例更好地说明了“辅助”和“替代”的区别了。第一种类型的机器人未来一定会为人类提供有益的帮助，不仅仅在日本。要知道把一个卧床的重症病人挪到轮椅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患者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如果有了助理机器人，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宠物机器人解决了哪些问题呢？老年痴呆病患者也有爱的需求吗？认为这是个“问题”的人，显然不适合于在任何护理机构工作。老年痴呆症患者不能区分真假动物，也分不清关照他的真人跟宠物机器人之间的差别，这一现实正是“替代”的基础。

但是从道德的角度看似乎又是个“问题”。如果有人嘲笑智障人士，人们会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关紧要吗？可能会的，因为所涉及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被嘲笑，所以无关紧要。但人们仍然认为嘲笑智障人士是不对的，是不正派的，是可耻的、低级下流的行为；人们谴责嘲笑者不是站在被嘲笑者的立场，而是以道德的名义。人们被激怒是因为长期的道德教育使然，认为捉弄嘲弄智障人士是完全不道德的，对这种人应该严厉批评。但是，用机器人敷衍、欺骗老年痴呆患者，让他们误以为机器是个会对他们的好感产生反应的真实物体，为什么人们从道德上觉得可以接收，认为是合理的呢？老年痴呆患者对于爱的需求，可能是人类心灵上被保留下来的最后的欲望。这难道在这方面节约人力和物力是欺骗他们的正当理由吗？

与医学界一样，如果护理界想使用更多的技术，就更不能用机器人替代有爱心的人，否则我们就会违背数字化的承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人性化。

数字科技承诺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然而“更加美好”意味着什么？在一个人道主义的乌托邦里，“更加美好”并非同时意味着更捷便、更舒适、更聪明。科技发展必须基于人不可单纯量化的实际需求。然而任何基于实际需求运作文化的人——迄今为止也是最适合群众的大众文化——都没有了解文化的真正含义。文化的职责不应是解决问题，或者要求它总是确认本已被认可接受的东西。通常最短的捷径不一定是最好的路径。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人不应该被过分标准化，以免其另类思想和行为受到禁锢。文化领域的重点应放在自由创作上。只有在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域，例如交通和医学领域，智能解决方案才确实称得上是解决方案。将数字化正确并有意识地应用于改善人类生活，才会更值得称赞和令人期待。

历史不按计划发展

——政治的回归

美国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住宅区”曾经是一个美好的创意，城市规划者声势浩大地用美丽的词藻为这个公共住房项目大做广告，城市的贫民以及依靠政府救济的居民，首先是黑人，都可以从瓦楞铁棚户屋搬进全新现代化的高楼里。28栋高楼首尾相连，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富裕的城南。新区距离大学不远，与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美丽草原之家”毗邻。但是，自1962年收到鲜花的第一批居民入住后不久，就不再有人愿意入住那些水泥高楼了。1997年在《芝加哥论坛》记者的陪同下，我参观了那个住宅小区，感觉仿佛置身在恐怖的犹太人集中营或者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城，楼房的入口和邮箱上都涂满了粪便；夜里孩子们睡在浴缸里，因为害怕帮派的枪击火并；光秃秃的草坪上散落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鞭炮纸屑，好像刚过了新年跨年夜一样。早在1993年小区就开始了第一批向外搬迁潮，2005年楼房开始拆毁，两年后最后一栋高楼也消失了。

这里一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才遭遗弃。原本是一个美妙的创意，新建的高楼曾经干净整洁，有电梯、中央调控暖气和冷热水。可惜，这里的社会条件没有使来自悲惨肮脏棚户屋的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单调而又冰冷的水泥高楼没有唤醒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2.7万居民不会在基本礼仪和习俗方面相互产生积极的影响。城市规划者梦想在绘图板上找到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智慧方案，最终却导致了一场社会灾难。

芝加哥这样自以为骄傲的总体规划缺乏对人类心灵的敏锐洞察力。这一现象可以用令人嘲讽的“解决主义”（Solutionismus）来诠释[65]，在现代建筑中有无数类似的例子。对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是许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这使我们想到瑞士—法国建筑师勒·科布西耶的巴黎城市改造规划。该计划打算拆毁巴黎塞纳河右岸的几乎所有的老建筑，然后在那里建造18座宏伟不朽的摩天大厦。这个方案陶醉于破旧立新，完全没有考虑到如此一来，将会使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沉淀的老城失去其独特的魅力。

2013年，白俄罗斯记者耶夫根尼·莫罗佐夫从建筑学里借用了“解决主义”一词评论硅谷的众多创意、未来设计和商业模式。他发现作品中缺乏远见的意愿，追求完美却会带来恶果，因为设计师“只是随意地对需要完善的部分有兴趣。他们力求重新解释所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之表现为清晰简单的问题，有非常明确的、预计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表现为透明的、用正确算法易于优化的、简单程序。这些都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66]

很多社会问题，既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得到解决，也不会对自身造成太多暴力伤害。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认为，“建筑图纸是寂静无声的，但是现实生活不是。”如果城市配备很多摄像头和运动传感器，无人不受监视（正如美国很多城市长期以来所做的），虽然会降低社会犯罪率，人们却不再生活在自由的世界。埃里克·施密特的著名言论“如果有些事情你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你最好就不要去做”暴露了问题的实质。启蒙主义者希望培养人的判断力以使人们的行为显得更有道德，而控制论者剥夺他们表现道德的机会。“信任很好，控制更好”代表着硅谷的社会工程理念。

追寻监督和控制的解决方案并不局限于美国。德国的情报机构和警察也步后紧跟，在“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中最大化使用。这里我们再一次触及“转移基线”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很多德国对人口普查和可机读的身份证非常愤怒，今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容忍了监控技术。在许多小步骤中，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变化。这并不是因为近年来德国的犯罪威胁有所增加，而是因为当今有许多以前不存在的技术可能性。技术投入的方式因其存在而决定，而非用途。事实上，根据统计数据在德国许多刑事犯罪数量在下降，网络犯罪数量在上升。

现实是诡异的，一方面每一个获批使用的新监控技术都有其自身的理由和论据支持；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忽视整体发展正在摧毁一些重要价值这一事实，因为发展中的每一小步看来都不那么糟糕。控制取代了自由。最终，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而是一个推崇控制论的国家。

就这样社会经过无数小步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出现任何停顿，迫使人们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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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透明”在社会里表达了重要的价值观念。鉴于朋党帮派、腐败欺诈等社会现象的存在，这种说法会显得令人诧异和奇怪。解决主义者的构想中也没有“非透明”这个词，只有透明的概念。但是，也有人对“透明”持怀疑态度，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讽刺了一个完全透明的、“随时会被发现的”社会情景。“请设想，所有犯了错误的人都会被发现并受到相应的惩罚的情景：学校里的男孩子们都会被打得鼻青脸肿，被惩罚的还有老师、校长……一位军官刚监督了对全体士兵的惩罚，然后自己就被套上了锁链；牧师刚说出诅咒魔鬼的话，就立即被围攻并被掴几十记耳光。任命牧师的高官显贵也要抓来痛打一番吗？殴打太可怕了。手都打麻了，打手看到被打断的木棍和鞭子都感到非常吃惊。并非所有人都会被发现，这是多么幸运啊。我再重申一次，我亲爱的朋友，我抗议我们所遭受的透明。”[67]

当然，我们距离萨克雷讽刺的社会还很远，但是我们正走在前往萨克雷讽刺的完全透明社会的路途中。现在还达不到每个人都掌握别人的一切，只有GAFA可以。然而，对于我们的共同生活，“非透明”非常宝贵。别人记录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掌握别人的踪迹都不完整，这样其实很不错。如果每个人都有可能了解彼此的一切，社会就会崩溃。萨克雷已经怀疑最大限度的透明是否会带来社会的和平，他提出最大限度的透明会引发社会冲突：“大自然对人类的关照是多么奇异而又美妙啊，女性通常都不具备看清男人本性的才能……你想让妻子和子女看清真实的你，根据你的真实价值精准地评价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亲爱的朋友，你只能住在凄凉沉闷的房子里，你的家将冷若冰霜……然而，千万别自以为是，以为你就是自己展现给她们的样子。”[68]

一个完全透明的社会是不可取的，同样，一个不再允许偏离规范行为的社会也是不可取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体系能够忍受完美的行为透明而不羞愧得无地自容”，社会学家海因里希·珀皮斯写道，“一个揭示任何偏离规范行为的社会，同时也会破坏其规范的有效性。”[69]如果一切都被公开，人不会因此而变得更诚实正直，相反，所有的规范或迟或早都会失去有效性。因为无论如何人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去遵守它们。

规范和规则“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僵化，它们不承担义务，是固定不变的，也有些‘固执’，总是过于苛求，还有些虚幻”。[70]社会行为和道德存在于灰色地带，存在于人们不太熟悉的行为里，它们不能像钉子或螺母那样标准化。在真正有人生活的地方，违反规则属于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即使违反规则，也有高度的文化条件。在黎巴嫩的贝鲁特闯了红灯不会受到警察起诉，但在德国拜罗伊特闯红灯，被起诉的几率就很高。如果贝鲁特的警察整天要忙于处理路人违规行为，他们恐怕也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可见，即使规范也受制于“移动基线”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违反规则，那么违反规则比都遵守规则变得更加无关紧要了，因为越了解他人的违规行为，越使我们自身的不端行为看起来合情合理，好比，公开了其他人的避税伎俩可能会有更多人效仿，肯定不会形成更好的纳税道德。根据我们的比较逻辑，这很有可能是道德标准下降的开始。

若推着购物车未付款就要离开超市，购物车被自动上锁；又或者以地铁为例，进站口设置有检票闸以免有人逃票蹭车，[71]这类措施这在防止人们行为不端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遵守规则或者违反规则的选择权利。越多的技术安全措施决定人们的生活时，人们就越不能训练自己的判断力，也就不能决断自己的道德行为。允许人们选择遵守或是违反社会规范，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它们不必须遵守，所以才显得更有意义。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毕竟，人们喜欢社会生活中的“模糊关系，它最终有利于人们彼此形成良好的印象，就像人们从规范体系中所得到的那样。只有大雾弥漫时人们才需要雾灯”。[72]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需要在不同的规范中间做出抉择，因为遵守某一规范时可能会跟另一规范产生矛盾。“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自己总有理”，马丁·泽尔的话同样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道德和美德。人们应该严肃对待规范，但也不要过于严肃。规范应该让我们的共同生活更加轻松，理论上，规则的每一条都应该防止冲突。但是，如果人避免了每一个冲突，生活还有多少乐趣？谁还会考虑自己？

道德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生命安全，而是最大限度地为人类创造一个充实生活的机会。规范应该围绕这一目的服务于人，而非让人受制于规范，相信没有人想要生活在一个任何违反规范的行为都会被公示被惩罚的国家里。如果每一个道德的基本原则都被无限抬高为严格的规则，那么它就会变得令人厌恶。总是诚实，总是公正，总是公平，总是富有同情心，总是慷慨大方，总是心怀感恩，有谁想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真的拥有充实的生活吗？

如果未来的科技承诺以数字技术回应模拟技术的问题，把人安置在一个安全矩阵里，那我们就要对这承诺高度怀疑和警惕了。以失去自由为代价战胜犯罪是得不偿失的胜利——代价太高，我们失去了可以自我决定的社会。那些要表现“好”的人不断地让别人“跟踪”和“推动”自己，他们并非是道德上的自律，而是依赖成性的瘾君子。

更不用说那些拥有我们所有的数据、了解我们的动机、知道我们的需求和任何行为的强权者了，他们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我们。

任何想要描绘一幅数字时代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图景的人都要认真严肃对待这个危险并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解决主义者寂静无声的建筑设计图不应该导致生活变得沉默无声。德国包豪斯的建筑师瓦尔特·格罗佩斯曾经禁止他所设计的住宅楼的居民在窗台上摆放花盆，因为这会破坏建筑整齐划一的漂亮外表。如今，只要有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处都可看见这样的“花盆”。可是，效率和优化的大祭司者还能容忍我们的生活和性格中的无序和混乱多久呢？不能百分之百承受工作压力的人，个人奋斗不完整的人，粗鲁没有教养的、难以接近的、易激动兴奋的、脾气暴躁的、迟钝慢性子的、玩世不恭的人，机智狡黠的人，还能被容忍多久？

然而，这些无序、混乱和不完美都是真实的、丰富多彩的、沉重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令人筋疲力尽，同时也很有趣。它们展现的是不按计划发展的历史。德国哲学家奥德·马尔克瓦德曾经这样解释历史的概念：一段历史，无论出现了什么意外，发生了就是历史。计划则相反，只有什么意外都没发生，计划才最终兑现。可是，如果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那么生活还是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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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人道主义乌托邦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不留意，当前正在开辟的道路就会被冻结为完美的水晶之路，我们将几乎不可避免地、无恶意地抛弃政治。如果“我们不能鼓足力量和勇气摆脱硅谷的这种激励全球追求技术完美的心态，”莫洛佐夫说，“那么终究会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忍受一个不再使自身有价值的政治；不得不忍受失去基本道德行为能力的人；不得不忍受苍白的（或许甚至没有生命的）不再承担风险的文化机构，最终我们将会不得不忍受一个完全被监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完全没有反对的声音，甚至无法设想有反对声音的可能。”[73]

任何只从效率角度做判断的人都无法对欧洲的民主和美国的政治有所作为。硅谷的主要思想家很少掩饰他们政治体系必须优化的想法，而且最好还要他们优化。两院体系和三权分立不仅有助于以更平衡的方式分配权力，而且还有助于放缓政治决策。古希腊时期，在雅典法庭上审判被告，通常当天就以简单投票方式做出判决，因而做出了很多富有戏剧性的错误判决。18世纪兴起、19世纪和20世纪推行的民主和法制制度，避免了这种仓促的行为主义。最短的路径在经济上似乎是最有效益的，但是从健康民主的角度来看，政治上延长路径往往更有效。一个节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方法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法，有时甚至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时间就是金钱，快速获取报酬，这条经济规则并不适用于政治。很多优秀的理念实际上都很乏味、复杂、有挑战性，并且难以贯彻执行。想要提高政治效率的人最终只会废除政治，或者政治被社会工程取而代之。公民越是同意提高自身信息的透明度，这种转变就越是容易发生。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前任法官奥德·狄·法比奥所言，“一方面，一个难以纠正的转变过程”正在发生，“西方民主生存所依赖的独特和批评性的人格，由于受到免费的诱惑很有可能成为沉浸于绩效的个体。一方面会根据技术自我控制标准和发展趋势逐步适应网络社区，另一方面人会寻找和挑剔别人的偏差行为”。[74]

条件化制约性（Konditionierung），最重要的是要考虑自己并筛选淘汰其他，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在发生并且比数字化发生得更早。铺天盖地的广告正在轰炸我们摇摇欲坠的价值观庇护所，正在摧毁我们童年的道德教育，消除宗教微不足道的残余，破坏来自学生时代对民主的浅显理解，削弱实力悬殊的奋斗力量。今天人们不再怀疑自己所获得的优惠价格对其他人是否公平。

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老师威廉·洛普克曾经说过，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核心的所谓个人原则必须与慎重探讨过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原则保持平衡。但是在今天，社会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哪里？谁还在努力推广它？自由经济和有效运作的民主在西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如此紧密以至于让人很难想象二者缺一，社会将会怎样，但二者又绝不会形成和谐的统一体。无限膨胀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减慢速度，不仅在人们的外衣上加盖了品牌标签，甚至在人们的内衣隐蔽处有意识地淡化国籍，使我们成为单纯的消费者。我们正在浪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考虑和比较价格以牺牲他者的利益。

同时，人的内心深处常常处于持续神经质的焦灼状态，过度饱和又受到刺激。最终没有满足的消费者，只有永远不满足的新的消费者。人的社交欲望、希望和目标仿佛网络世界里不断变换的场景，抑或智能手机里的数十亿张自拍照片一样随意互换。超级消费社会和民主制度并不是天然盟友，而是正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很有可能只是临时的合作伙伴。

关于上述观点，最有说服力的阐述可以追溯到180多年前，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论述。1835年这位年轻聪明的法国贵族发现，在19世纪初期称得上“民主模范”的美国，漠视社会的商人不关心公益而只关心自身利益；他们财富越多，就越不受政治影响。社会越是放任自由主义无限发展，公民的政治意识就越加苍白。最后，托克维尔预测民主将被掏空，公民放弃参与权，国家将变成大包大揽的幸福独裁统治者，变成审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托克维尔的预测正确吗？回答这个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被理查德·森内特称为“消费者—旁观者—公民”的人是否会将自己的民主权利拱手让给大型数字公司，并以自身的自由为代价为自己换取各种便利？[75]美国前劳工部长和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赖希说过，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人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雇员和公民，他的权力则越来越小。现实果真如此吗？[76]这个发展过程有没有替代方案？还是有可能情况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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