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每个在欧盟国家收集个人数据的公司或个人都会受到这项法律的影响，数字巨头GAFA们也不例外，这标志着权力斗争开始。毕竟，谷歌、脸书和其他高科技巨头为用户提供操作系统、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平台和网上购物平台，公司却只被允许在“必要的程度”使用个人数据。欧盟是否会以一切必要的强硬姿态引领这场权力斗争，还有待观察。现在，在欧洲国家的互联网经济里已经出现了一股抵制欧洲《电子隐私法规》的逆流。作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禁止处理个人数据，除非用户明确表示同意。此外，使用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时，该公民必须年满16岁以上（含16岁）；每次使用同一人的数据时都必须重新获得授权，告知其所有营销措施；不得以广告为目的强迫网上购物的个人公开个人数据。

如果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电子隐私法规》都能得以准确地贯彻实施，将为重新赢回信息自主权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此外，某些行业的抱怨，尤其是德国的报纸出版商，不应该恐吓政治——毕竟其所涉及的是宪法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迄今为止人们竭力规避的和废除的，绝不代表都是正确的。

权力斗争正在尖锐化，政治终于露出了它的獠牙，斗争还没有决出胜负。人人都认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只是一种中间状态，有些人希望它更严厉、更明确一些，而对有些人来说它已经走得太远了。

究竟为什么？一方面欧洲没有人愿意支持由GAFA造成的垄断和扭曲竞争，只有少数人对秘密运行国际数据的怪兽还可宽容接纳；另一方面许多人并不想要从根本上拒绝本土经济获取个人数据的“原油”，更愿意将区域经济或民族经济视为跨国经济巨头的竞争对手。大型企业联盟的说客们在这方面非常鼓劲人们贡献他们的“原油”，即使个人数据的国民经济效益并不可靠。对个人数据进行广泛商业利用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大型市场参与者（其中许多人在欧洲纳税很少）排挤掉小型市场参与者，许多商业模式被摧毁，很多人被解雇。广告策略变得更加狡诈，购买力降低，毕竟只有少数人可以从个人数据的商业交易中获益赢利。从个人数据的转买转卖来看，它并没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此类的关联性目前几乎还没有深入讨论过。当商业协会向政治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们关注的不是国民经济，而是强大市场参与者的个体利益。他们所描绘的耀眼的新“原油交易”的未来图景被歪曲了。许多政党，特别是自由民主党，十分信任商会。因此，法律问题更多地依赖于经济结果而不是预期。法律是否该严格地界定非正式的、信息自主的基本权利，取决于如何评估个人数据交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这期间许多大型投资公司甚至国家投资谷歌、脸书、苹果、微软等公司的商业模式，将自己的命运与数字公司联系在一起，这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简单。一些国家如挪威、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正在向美国数字经济投入巨额资金。世界上没有哪个公司像苹果公司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进行国际间公司债券交易。包括国家资本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资本都正在为硅谷注入大量资金。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和微软五家公司2017年的总市值一年之内增加一万亿美元！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数字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在过去一年的市值超过了5千亿美元。[85]

欧洲经济或者欧洲国家越是依赖硅谷的商业模式，对保护欧洲公民避免他们的数据被出售的兴趣就越少。数字经济的许多商业模式实际上也可以在个人数据非商用化的情况下实现，但是这种看法完全被摒弃了。如果谷歌或者脸书不再被允许使用欧洲公民的数据，唯一的、被信以为真的免费使用会简单粗暴地变成付费使用。

如果使用无人驾驶自动汽车，每月向供应商支付更多费用，但是能确保个人数据不会被盗用，岂不更好？让这种商业模式光明正大地被推广，既不会阻挡进步，也不会有损国民经济，这只是将经过深思熟虑的实体经济的游戏规则移植到了网络经济中。

遗憾的是，很多政客仍然相信大数据商业模式只能是暗箱操作，无论是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还是在线交易或者物联网。这只不过是某些商业利益广泛宣传的神话，用来保护其不透明的暗仓交易。这不符合“网络的逻辑”，但是符合冷酷无情商业化的逻辑。

搜索引擎可以在没有数据交易和分析的情况下进行，这可以通过大约30个替代搜索引擎证明，其中法国的Qwant目前似乎是欧洲最好的一款网络搜索引擎。使用它代替谷歌搜索，也会获得同样好的信息，同时个人数据还能得到保护。遗憾的是，Qwant并不像谷歌那么知名。这种情况要想有所改变必须要在欧洲国家层面有所行动。国家为现实世界中的自由交通提供了轨道和道路，期待自由交通得以改善；国家保证公民的能源供应，国家为什么不能对互联网上的自由交易做同样的事情呢？为公民提供保护其数据的网络基础设施，在2018年的欧洲各国难道不正常吗？无论是搜索引擎、电子邮件、社交网络、数字城市地图还是语言助手，所有这一切在数字时代都属于基本服务，不应该掌握在某些商业垄断者的手里。

在未来人道主义的社会里，国家不会将信息基本供给的问题交由具有不透明商业行为的公司处理。在实体经济中被排斥和禁止、但在数字经济中被允许的运营模式也必须很快结束。如果网开一面，那么本书第一部分中所描述的反乌托邦场景将会畅通无阻。若不设防抵制，对信息更加透明以及反对寡头垄断的愿望就会不断落空。德国前宪法法官乌多·狄·法比奥所说的“相当严重的威胁宪法法律的情况”，只能从根本上解决，而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可以从旁解决。[86]

至此，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愿景得到了清晰明确的阐述。下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人类尊严、个人权利以及信息自主基本权利都得到最好保护的人类美好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的？19世纪和20世纪工人阶级逐步实现了行动自主，工人得到了社会保障。德国没有人必须劳动以免饿死或生活赤贫。21世纪必须反对强大的数字公司带给人们的“信息不自主”，以保障人们的数据自主权。此外，仍然要防止和避免冷酷无情的剥削。就像那些有浓郁雪茄味的白发绅士身上的原始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一样，友好的帕洛阿尔托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柔软的运动鞋，被松绑了的一种极端形式，且文明化了。盲目模仿，不惜以牺牲人类启蒙的宝贵成就和全部尊严为代价，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滑向反乌托邦的道路。在此，最短的路线绝不是最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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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不以经济利益权衡隐私权，就像我们今天在奴隶制和童工问题上同样不能以经济利益权衡一样。基本权利就是基本权利。人们只需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被合法化了的间谍文化对社会道德做了什么。信任文化是自由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当有陌生人在合法的外衣下监视、利用、欺骗和剥削自己，这不是对信任文化的严重打击吗？间谍文化合法化究竟想要对社会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像美国互联网先锋杰伦·拉尼尔建议——被数字公司剥削利用了的人应该得到一些补偿。[87]照此说法，背叛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获得金钱补偿，就可以使一些行为合法化了。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文化变革真的到来了，从成熟到控制的技术统治，现实会变得很糟糕吗？如果全世界都接受了数字技术，不再对它有任何不满，人们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吗？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人们只能努力适应，并让自己满意；即使被当作商品出售给用户，人们也不会反抗。到目前为止，人们都还高兴地使用免费的软件或平台，只要人们喜欢，甚至可以让人在虚拟的世界里和自己告别。也许这就是世界的发展进程，谁知道呢？但愿自由主义的民主不是历史的终极目标，就像美国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东欧剧变后所宣布的那样，它仅仅是通向技术统治和自主机器时代的中间站。

这条道路并非遵循自然法则事先预定，就像所有其他所谓人类发展的道路都不是预先确定的一样。如果任由个人数据继续被滥用，就相当于在培养硅谷寡头垄断，使之成为不断强大的超级霸权，用温柔的手段破坏社会市场经济。

我们这个时代，自由的悖论是大幅度削减个人数据使用的自由，以便继续保障或重新获得个人自由。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越是自由，我们的价值观越易被毁，个人的自由越易成为空谈。推行秩序政治和捍卫基本秩序，意味着重新夺回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尤其是信息自主权利。

数据垄断会导致经济和社会中新的权力失衡。认为公民的自由权利重要的人不欢迎旨在越来越精确地操纵人类的商业模式。国家应该控制商业对个人数据的访问权，这是无论哪个党派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如果面临经济危机，人们常常会迷失方向，特别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公民权的传统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完全选择失明。

当然，“小人物”对如何保护他的数据也有一些聪明的办法。市面有很多建议指南一类的书籍，比如说“你找不到我”这类书名，提供了一些技巧和技术建议，保护个人数据免遭攻击。[88]这些技巧操作起来麻烦又费力，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参与。毕竟这里还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风险，即有可能引起情报机构的注意，怀疑是否有人真的隐藏了什么。令人惊愕的是，在联邦德国，已经有人因为将自己的数据设置为无法识别而遭到怀疑。可见，已经很难说清事情偏离多远了。

因此，技术进步必须跟社会进步同步。无论哪里出现问题，都要尽力消除。这涉及监控问题，涉及社会问题过多依赖技术解决而使人受到失去判断力的威胁，涉及征税的问题——在这点上达成一致更容易一些。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需要重新思考税务制度，尽管如此，直到2018年国际税收法的根本改革还没有实施。其中增值的类型和税收地点必须绑定是改革的关键，即在哪里赚钱就在哪里纳税。欧盟需要做的只是制定对公司征税的共同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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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14年，时任司法部长海克·马斯强迫数字公司公开算法，当时的经济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提出要拆散大型平台运营商化整为零。后来，这两个举措都没有发生，但是还是有了一些改变，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重要的一步。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一方面德国和欧洲的公司仍然渴望获得实际被禁止任意使用和出售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硅谷正在把自己从这种商业模式中解放出来。并非硅谷企业自愿放弃来自免费服务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收益，而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从无人驾驶自动汽车到物联网，很多商业创意不一定依赖广告收入，只能说它算一笔额外收入。

即便是新的商业模式也应该迫使欧洲重新思考和采取行动。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欧盟没有哪个国家准许为建设快速网络的巨额投资给予金融补偿？使用地面架空电缆需支付费用，为什么使用地下光缆却不必支付费用呢？同理也适用于“自主”驾驶。使用德国纳税人的钱修建的道路，理应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外国互联网公司使用德国的基础设施，为什么可以免费使用呢？

物联网同样面临挑战。根据用户的身体数据，调整办公桌椅使其有利于健康，这是通过传感技术和信息处理进行“事物”交互的一个漂亮而简单的例子。应用程序越多，问题就越明显：对用户“正确的”和“健康的”选项完全由程序员来决定。这与无人驾驶自动汽车没有不同，无人驾驶自动汽车需编入躲避碰撞的程序（前文我提议屏蔽人脸识别功能），但是有些系统不能设置“屏蔽”，否则会无法运行。这种系统具有很高的“环境智能”，它的传感器非常精确，结合各种参数做出编程决策。法学家和作家伊冯·霍夫施泰特尔曾提倡

“道德地”对计算机决策进行编程时，要考虑人的基本价值观和规范，并将之视为“价值设计”参数。 [89]事实上，这种编程从未能达到可权衡人类道德差异化的水平。之所以不能在于，在道德问题上理性和直觉冲动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更重要也更可行的方法是，人们在哪些领域承认物联网的决策，在哪些领域就绝不会让一个程序决策决定人们的生活。

有了这种智慧分辨能力，还需要国家对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和资助，这在今天已得到了广泛认同。一方面想要调整，另一方面还要为实现创新、发展和增长建立激励机制。智慧的设想有助于节约能源、开发新的环保技术、利用3D打印机为难民建造体面的住房、有助于更好地网络推广和宣传好的理念；智慧的规划可以更好地监控情报机构、有助于促进真正的教育，为了人道主义的未来，这些都迫切需要得到支持。每一个鼓励公民拥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国家都应该看到，所有这些最终都是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如果所资助的创新企业，成功之后便高价卖给了谷歌或者脸书，对国民经济的结果恐怕会适得其反。因此，国家在资助创新企业时，应该设有相应条款规避此类事情发生；如发生此种情况应取消资助。

在一个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个人数据禁止交易，个人数据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获得许可后才会被允许使用。信息自主的基本权利将得到高度尊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国家的职责，国家免费提供人们所需的基础设施，以便在数字世界里获取信息、互相沟通和帮助。诸如物联网这类的数字网络能为人们提供服务，但是，在人们基于良好基础而能自主地做出道德决定的所有领域，数字网络都应该止步。

另一个社会

——告别货币世

人们将要走向何方？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人可以自主决定的社会。无论人们是作为猎人寻求新鲜的和陌生的体验，还是作为牧人关照亲朋好友以及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作为评论家审视社会并继续思考，在未来社会里，人们将会愉悦享受生活中许多小事并理解它们存在的社会意义。同样，无论管理花园，还是管理大型项目，还是关照他人的心灵健康使人身心愉快，未来的生活将会比今天有更多的尊严、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在未来社会人是富有责任心的，他们可以区分自己真实的需求和“被劝说的”需求，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以牺牲后代为代价。医学不断改善，寿命预期不断延长，城市里刺鼻的交通已经让位于无声的滑行。更多的绿植、更多的平静和安宁、更多的平安与和谐已经步入这个生活世界。同时，不知疲倦的智能机器给全民创造福利，劳动世界的忙碌和紧张已经转嫁到低声嗡嗡作业的机器上了。

那么这些——或者说其中重要的部分，如何实现呢？让我们回到奇特而又喧嚣的2018年。一方面，一条上升的直线表示在数字化先进的国家里，人们越来越不必为金钱而工作。这个进程——从开始的每周82小时劳动量到今天德国的每周工作37.5小时——还在持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从赖以生存的、恐惧和压榨的、单调无聊的、没有尊严的劳动中被解放了出来。即使在那个时候，教育和发展在历史比较中几乎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并且超越了启蒙主义最大胆的梦想。

另一方面，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表示社会从20世纪晚期基本成熟的自主型转变为人的行为日趋受控制型，这是一个以牺牲反思判断力为代价的、充满刺激和欲望扩张的发展过程，文化、道德和政治能力都受到威胁。最终，甚至要把人类导向同意和机器融合，植入脑芯

片，直至所有人性的都变得多余，人道主义将消亡于机器独裁专制——“奇点”的独裁。

人类的梦想和噩梦在2018年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但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工人的命运令人震惊，但资本家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马克思相信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造成大规模赤贫灾难。回忆一下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泰勒制²²玩世不恭的人类形象，对于工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简单的手臂动作，而且节奏越来越快。20世纪初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预见劳动力解放。那么为什么“数字泰勒制”——减少人类对数据的效率利用，就应该是历史的终结而不是一个成熟新技术的、可纠偏的过渡阶段呢？

很多迹象表明，并非一切都会像硅谷所预测的那样发生，因为有三大危机同时出现在了天际线。一是消费危机。今天和未来，在通过数字合理化和逻辑优化提高经济生产力的地方，新职业能够并且应该出现。与之相对，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购买力下降。在消费升温的地方，由于系统性压榨顾客系统，导致经济增长并未发生。大企业无论生产性营利还是耗费性营利，都不利于提高民众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化进程是在遵循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的发展轨迹——在国内市场需求没有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系统性地提高经济效益——并且不断加速。长期以来出口、债务和金融资本主义所掩盖的事实——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能再继续引导我们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现在不得不面临被公开的威胁。

现在，GAFA的巨额净盈利对美国国民经济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如果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未来商业模式如自动驾驶汽车，为市场做好了准备，那么这将是给奄奄一息的美国汽车制造业致命的一击。同理，无数其他行业同样也会遭到技术引发的毁灭性打击。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前，这种情况会首先在美国出现。唐纳德·特朗普现象现在就已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地震，硅谷的技术乌托邦不会在真空中实现。如果给国民经济制造困难甚至灾难，它们不会继续直线向前发展。这也正是高科技公司和大投资商呼吁推动“全民基本收入”的动机。

二是数字化危机。GAFA和它们的投资商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新世界，而反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所承诺的美丽新世界可能将无法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许多商业模式都是纯粹的广告公司。预约乘客服务的优步（Uber）科技公司每年损失大约10亿美元，但它并没有让沙特阿拉伯或高盛等大型投资家感到惊恐和担心。优步公司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资产负债表上，或是估值600亿美元的身价，而是在投机者的希望中。优步在数字经济中并不孤单，很多数字公司的价值都源于软银集团“愿景基金”和其他风险投资基金的梦想，梦想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承诺——让这个世界每天都变好一点点。无论是在线租房平台还是在极度膨胀的电子学习平台，营利的商业模式几乎无处可见。贷款容易造成投资过度，随后又无法回笼资金，由此产生经济泡沫，那么继2007年至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可能很快就要出现巨大的数字化危机。

更重要的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要尽量避免使自己过于依赖数字消费经济，特别是在以营利为导向的为个体提供服务的行业。最好的电锯、螺丝、工业纺织或轮式箱包等制造业，在未来仍将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企业。与此相反，考虑到经济因素，硅谷在整个技术领域规划的发展道路可能不会平坦畅通。虽然人们可以尝试用虚拟娱乐来安抚三分之二的人口以确保社会稳定，但即使它成功了，也无法创造足够的消费力以使投入人工智能的数千亿美元投资获得收益。数字经济，至少是依赖于消费领域的数字经济，有个很难解决的困境——在未来不会有很多的人可以赚足够多的钱，以今天的方式维系这个体系的生存。这可能恰好说明了，为什么旧体系里那么多营利的商人对先进工业国家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只是低声悄语。因为，如果让人们明白时下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就会不可避免地唤醒人们选择另一条可行道路的思考，而这正是德国大型经济协会目前所不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