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很多人在未来经济中仍是消费者，但也仅仅是消费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瓦·赫拉利在他的著作《未来简史》中说过，启蒙主义的自由人类形象之所以得以推广，是因为人们许诺从中可以获得军事和经济利益。当雇佣军制让位于义务兵役制、工厂需要工人时，人们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这被解释为个人的权利，因为需要他们作为这样的个体。我们不必忠实地轻信这一论点。在19世纪早期的工厂，恰恰不需要这样的个体。人权宣言当然不只是服务于军人的动机，但至少赫拉利的结论——道德和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主义里建立了一种暂时的联盟，这个联盟在未来恐怕要消失，不再有必要了——是正确无误的。“当经济重要性在大众中失去意义时，也许人权和自由权在道德上仍然是合理的，但道德的根据是否还充分？精英们是否会继续将某个价值归功于每个个人，即使他在经济上承担不起？……因为智力和意识脱离，人们面临失去自身经济价值的危险。”[90]

硅谷把人视为一个数据密集体，一台可以把自己从人类中拯救出来的赤字计算机，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硅谷眼中的人类形象，我们将会很快感受到赫拉利的忧虑和恐惧。一边鼓励并推动企业不受控制地收集人们生活信息的数据交易，并企图以社会工程取代政治，一边微笑地声称要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请相信这样的人和企业在人道和人权上不会做出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因此，赫拉利很可能是对的。一个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启蒙运动结合而产生的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即将走向它的终结，因为劳动和绩效社会的基础消失了。本书先前部分提出的观点在此有了一个清晰深刻的轮廓。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

消费危机和“赫拉利危机”是“继续前进道路”上不小的烦恼，是自由的人类形象或经营方式发生突变的迹象。人只有意识到面临抉择时，才能对当下的形势有所醒悟。硅谷的超级资本主义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大肆侵犯的同时还高举启蒙运动价值观的大旗。解放的上行线（人类从雇佣奴隶到自主决定的道路）和被剥夺行为能力的下行线（通过程序代码逐渐取代人类的判断力）不可能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无限地延伸下去却没有导致体系分崩离析。

这种混乱通过第三个危机——生态危机——变得更加剧烈动荡。生态危机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其他两个危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在2018年仍然追求无限增长，冷酷无情地掠夺资源，并给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对此，实际上每个人都很清楚，但是还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资本主义经济，据说必须保持增长，倘若真如此，它可能会使地球尚在本世纪就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居住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消费了世界四分之三的资源，其中大部分都是有限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化正在推动有害的发展。数字技术通常需要大量的能量，单是比特币的加密货币技术每年消耗的电量就几乎与丹麦全国的耗电量一样多！[91]谷歌、脸书等公司虽然无所不能，但是它们却不能阻止气候转变，不能消灭全球饥饿，也不能增加地球资源和饮用水，他们甚至不能摆脱螺旋式增长。即使谷歌的能源消耗性价比更高，但与越来越多的消耗能源的数字技术相比，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可以说数字化正在继续向前推动资源掠夺和气候变化。

第三个危机特别令人棘手的地方在于无法对它采取任何有效的同步校正措施。相对于正在增长的生产力，如果消费水平太低，通常的解决方案是提高消费水平。经济学家海纳尔·弗拉斯贝克呼吁，只要简单地增加工资，一切就又都平衡了。[92]然而，昔日的方案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方案制定者对劳动和绩效社会的经济动荡视而不见，他们喜欢悄声议论，因为这不符合它们的运营模式。他们继续捍卫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恰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克服的问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今天已成为富裕国家特色的过渡消费主义导致了人们缺乏国家公民精神，造就了“急躁的和懒惰的”消费者，扩大了生态灾难。换言之，人们为了消除消费危机，不得不加剧生态危机。

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有人说“每个问题都是一次机遇，问题越大，机会也就越大”。这是在硅谷十分流行的一句名言，是不是有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呢？每次时代转变都会加剧现有的不安和恐惧，数字时代的变化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气候转变导致数百万人生活基础被破坏；巨大的移民潮；盲目狂热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互联网上的愤怒和仇恨文化；政治的厌倦情绪；转移矛盾的战争；阴谋论的避难所等，各种不安如汹涌浪潮以各种形式加速扩散。

这预示着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正在到来。从无产阶级形成到工人运动发展至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社会。未来的社会将变得更美好还是更糟糕，目前尚无定论。通常，社会再次陷入野蛮混乱，始作俑者就是煽动民众的鼓吹手。有人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的数字监控发展迅猛，经济也获得极大成功。欧洲也需要效仿吗？若不仿效，我们是否会失去竞争力？疯狂的资本主义在21世纪向快速破坏人们生存环境的商业模式投资数十亿美元，正在威胁人们的自由，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无论是在满腹牢骚者和失业者的地下室里，还是在穷酸诗人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阁楼里，抑或在集团掌舵人和决策者的大厦里，自由受到威胁的不舒适感在蔓延和增长。对于美国大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来说，谷歌和脸书就是垄断者，“它们资助瘾君子，威胁独立思考，允许独裁者进行国家资助的监控。”开放社会陷入危机，民主受到威胁，文明生存遇到了危险[93]。

自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时代开始，自由主义者坚信只有让最弱者获得最大利益，才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可是，在这方面没有人指责GAFA们或者全球金融业投资商，也没有人对越来越让人困惑不解的足球运动员的高薪质疑。据发展和救援扶贫组织乐施会报道，如果世界上最富有的62个富人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36亿穷人所拥有的，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迅速走向下坡路，因为它没有自我纠偏的机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阻止它下滑。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瓦解，更多是因为摧毁了它基础的技术革命，以及自身矛盾的理念。

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第三卷写道，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效率越高，利润率就会持续下降，最终会引发制度危机。金融资本可能还会在硅谷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这对消费经济没有持久的影响。数字经济的技术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产品会变得更便宜，直到最后企业不再有任何利润。社交网站、互联网引擎、语言助手以及物联网应该是共有财产。知识越普及，资本家以营利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就越少。知识和普及，如马克思早在1858年就提出的，不应该仅仅是资本的“手段”，它们必须属于每一个人。如果情况果真这样，它们就会在“空中”“炸毁”资本主义。 [94]

然而，事情并非如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合乎逻辑并被肯定。即使硅谷目前正在快速形成的泡沫破裂了，它也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中诸多泡沫中的一个。在避免利润率下滑方面，资本家一直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通过全球化市场、战争以及真实资金和虚拟资本的无畏增长追逐利润。

如果经济真的崩溃，谁来掌握行动大权以促使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转变为公共福利经济，是美国政府还是欧盟？二者都不太可能。会是人民起义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是的，非常非常有可能。

\*

现实的道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883/1884年，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用社会立法照亮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阴暗，减轻了一些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弊病。在20世纪30年代，“弗莱堡学派”²³的思想家们将社会主义元素融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以使其在与共产主义的竞争中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稳定性——从此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诞生了。他们的理念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文明化，为1948年以后最成功的德国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再次面临一个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下创造新秩序和新平衡的任务，即缔结新的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再次把社会主义因素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实施更多的社会主义，以使从俾斯麦到弗莱堡学派的上行路线得以继续发展，抑或，我们以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撞击孤注一掷。

在左翼评论家如记者马蒂亚斯·格拉芙拉斯看来，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是第一步。遗憾的这只被看作是一种尝试，以保证经济上多余的人获得“施舍者的尊严”。[95]事实上，适当调高基本收入可以把上百万人从按照社会规则运作的苛刻条件中解放出来。全民基本收入通过社会主义使人们更加自由，因此，很多人把视点聚焦于怎样和为谁而劳动的问题上，把它视为进入未来的猎人、牧人和评论家的社会的切入口。与19世纪的劳工运动一样，21世纪的“非劳工运动”必须重新获得人道。人道主义在受无条件效率驱动的经济中已经丧失了它的优势，未来面临损失更多的威胁。

当然，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终极解决方案，它仅仅是通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第一步。新的教育制度与数字经济的文明化同样很有必要，它们必须长期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人类服务于它们。当“机器永远转动的资本主义”的幻觉破灭时，如果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提高生产效率显然对经济和社会没有太多的帮助。在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意识转变，比起许多沉浸于硅谷关于未来可预定的伟大叙事中的悲观者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技术独裁道路的宿命论，正如其本身愚蠢可笑的样子，很快就会原形毕露。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德国人的意识和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时髦的吊带裤装到喜剧演员汉斯·艾尔哈特的幽默世界，从政府部门职员到义务加班工作的世界，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就好像是传说中的高卢英雄阿斯特利克斯时代的故事。同样，在20世纪70、80年代，人的意识同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什么意识转变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应有类似的进展呢？20世纪60年代谁曾有过环境保护意识？而在今天环保意识无处不在。与环境保护需要生态和有机运动一样，科技方面也需要人道主义科技和人道主义科技应用的运动。

当然这些还不够。社会动荡会带来灾难，这次也不例外。首当其冲的很有可能是迎来大规模失业，迫使政治对其从冷漠到认识到采取行动。当媒体掀起愤怒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越加清晰起来——很多看起来没有替代方案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并非如此。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存在诸多可能性，并非独一无二；国家可以在议程上更加积极主动，发挥调节作用，制定激励措施，完全重建福利国家；从传统的劳动和绩效社会向一个全新社会的过渡阶段，国家不能让人民迷失方向。

\*

至此，2018年及其以后的政治任务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政治必须克服自我矮化，从“务实的沉睡”中醒来，让被磨蚀了的部分应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控中。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上不应对其进行规范，但在互联网经济中，面对拥有数万亿资产的垄断者，市场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是自由的。政治家必须明确指出，启蒙主义自由的人类形象的价值是什么，相应地保护所有人民的信息自主权利。因为，秩序和宪法监护机构没有注意到，在技术乌托邦的孵化器——硅谷正在发生变化，它在道德上毁坏了共产主义理念。基于解决主义的“让世界更美好”的承诺，即将出现一个要控制一切、而又不受任何控制的权力机器。

对此，我们必须加强防卫并且保护自己。我们的政治家和宪法法官必须捍卫自由的人类形象，不要把自身行为降格到算法中，让生命降低到由数据处理。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会在星期天咖啡馆的演讲中决出胜负，而是在对经济的调整和投资过程中一决胜负。梦游和强制参与的时代已经结束，互联网不再是政治家的“新领域”了。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他们的私人生活隐藏在帕洛阿尔托购置的土地和房屋里，躲在防火墙后，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对数据透明度的价值赞不绝口，不会再有人相信他们了。

但是，如何运作才能使数字资本主义更文明一些呢？如果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加洛韦的观点，今天除了摧毁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以重塑真正的竞争机制之外别无选择。很有可能美国政府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采取这种措施，这将不会是第一次。但是，如果摧毁了一个脸书又出现了三个脸书，消灭了一个谷歌又出现了四个谷歌，这真的能解决很多问题吗？这种商业模式，正如同它的商务实践和意识形态一样，很少被触动。即使硅谷的权力重新分配，仍存在各种危险——解决主义的方案和程序代码仍会使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它们妨碍和阻挠社会发展。

数字化未来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属于谁，为什么？无论如何人的数据应该属于个人。和不可莫测的私人企业相比，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来说，数字化的网络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国家要提供类似于公路和能源供给的基本保障，禁止将数据交付给有商业利益的第三方。无论将来对数字化议程做出什么决议，确保人的网络自由必须是首先关注的重点。同时，数字经济后果同样需要关注，自由的互联网有巨大的潜力，它可以使每个人都有所作为。

卡尔·马克思在谈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区别时曾经说过，生产力是所有那些能制造产品的，即工人和机器。生产手段是国家机构、法律和资产关系，它们决定什么属于谁。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二者被严格分开。机器和工厂不属于工人，属于私营商人，或者国家。而在数字世界中，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两者的关系完全有可能不再泾渭分明。我的电脑或者我的智能手机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我的工作成果不应该属于我呢？在一个拥有广泛知识、能量巨大又非常便宜的机器的新世界中，传统的划分方式远不如在蒸汽机和流水线的旧世界里那么清晰明显。

此外，考虑到将来越来越少的人有全职工作，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为什么未来的大众工人应该将他们的劳动力投入到大型数字企业而非为自己或为社区服务？与蒸汽机发明后的前两个世纪不同，合作和非中央网络在今天完全可以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如果国家要让未来数百万不再从事有偿劳动的人为自己和为社会服务，那么国家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实现开放资源和开放项目，特别是那些面向公共福利的项目。对于很多保险代理人或公交车司机来说，他们在未来几十年失去工作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这会给很多年轻人创造一个新的前景，与其在传统的数字经济中不满意地工作，不如为自己、为社区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关于此现象有个非常奇幻抽象的词语叫作“公有地共同生产”。公有地原指中世纪部族的公共土地、森林和河流。在大地主夺走公有地之前，乡村和城镇的农民在这块公有土地上共同劳作。维基百科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共牧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公共牧场上放羊吃草，每个人都为所有人的利益在这里耕作。但是只要瞥一眼幕后，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强权分布极不均衡。尽管如此，维基百科的原则看来是值得尊重的。左翼乌托邦人士在这期间已经深深迷恋上了这个理念。“公有地经济”结合开放式的物联网将解决所有经济上的问题。但是，这是否真的就应该是地球上富裕国家未来经济的矩阵？它一直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一个来自红罂粟的梦幻。然而，当前的硅谷商业模式正在摧毁对未来非常重要的、无偿提供社会服务的世界，并把它商业化到每个最细微的毛孔。正如“永动机的资本主义”不能正常运行一样，奥斯卡·王尔德所梦想的“永动机的社会主义”肯定也不会发挥作用。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人们继续挖掘用于智能手机的稀土，为争夺资源而激烈战斗。《星际迷航》的皮卡德船长的没有货币、一切都来自3D打印机的世界，可能只会在24世纪到来，无论是加密货币还是公有地生产都不是通往24世纪的最佳捷径。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加上越来越多的公共福利经济没有向正确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即从生态的角度业已指出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社会必须改变经济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们不再需要和掠夺那么多的资源，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能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人们需要更多的人文教育，必须用数字技术维护智能环境，学习如何正确判断数字技术在人们的环境中的地位和意义，理解它受限制的二进制逻辑，以及认识到把它移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局限性。各派政党应该将技术的“替代方式”作为竞选纲领的重点以捍卫启蒙主义的价值观。从传统的劳动和绩效社会转型到一个自动化、自主行动的世界，这个转型对国家提出了很多要求，包括：

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体制，引入通过微税融资、至少1500欧元的全民基本收入体系；

通过明确的法规和法律确保电子隐私意义上的公民尊严，特别是公民的隐私权和信息自主权；

国家通过对没有商业利益的搜索引擎、电邮往来、语言助手和社交平台的支持，为数字化的基本供给提供保障；

对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实施全面监督，特别是如果商业领域里道德敏感的东西会被程序代码取代时，要实施公民参与下的官方监督；

促进塑造未来共同生活和社会创业的创新理念，推动从合作到共享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公共福利经济的创新发展；

认真承诺对可持续性发展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特别是面对数字创新。

预计到2040年，我们无法完成所有这些事情。对其中大部分内容必须在未来十年里做出决定，以使乌托邦能够实现一个美好的甚至更美好的生活。联邦议会的政党代表们现在还在梦游，他们只关心自己，对未来充满了无奈。但愿这本书对他们能有所帮助，促使他们为自己更好地明确今后道路的方向。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被地质学家称为人类世，这个词具有误导性，我们的时代可能是人类的时代，但是它并不服务于人类，而服务于金钱，服务于工具主义的理性和利用思维。我们并未生活在人类世，而是生活在货币世——金钱的时代。启蒙运动的精神是未来应该是由人类塑造的，不应把未来托付给上帝之手，也不应把它交给以法规演化的技术之手。我们的社会应该是自主的社会，而非由他人决定的社会，更不是由上帝、资本、或者技术遥控的社会。让我们重新获得自主权，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1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国犹太人，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者之一，毕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一生著作等身，1941年发表第一本重要著作《逃避自由》，1947年出版续集《为自己的人》，1956年出版的《爱的艺术》广为流行。——译者注

2 海盗党是西欧跨国政党组织联盟，主张改革有关著作权和专利的法律，改善数据保护，扩大公民参与权，尊重宪法保障的隐私权，倡导信息交换自由以及更多的透明度。——译者注

3 奥利弗·纳赫特维（Oliver Nachtwey 1975— ）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任瑞士巴塞尔大学社会结构分析学教授。著有《世界市场和帝国主义》《市场社会民主》《衰退的社会》，合著有《后民主和工业的国籍》。——译者注

4 理查德·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中出现的新文化如何导致社会、组织和个人层面上的深刻变化，其中首次提到MP3—资本主义。MP3—资本主义是以随意性和速度为准则，要求人们有不断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5 安布罗乔·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1290—1348）意大利画家，锡耶纳画派代表，一生主要画教堂祭坛画和湿壁画，最著名的画作是为锡耶纳市老市政厅创作的大型寓意壁画《善政与恶政》。——译者注

6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1948— ）塞浦路斯英籍经济学家，201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研究劳动经济学。主要著作《劳动市场调查》《均衡失业率》。——译者注

7 迪利普·乔治（Dileep George，1977— ）印度人工智能及神经科学研究专家，开创分层时间记忆理论。——译者注

8 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1923—2007）法国社会哲学家，左翼作家记者，致力于研究雇佣劳动、社会异化，全民基本收入等。主要著作《经济理性批判》《知识、价值和资本》等。——译者注

9 胡安·卢斯·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主要著作《论教育》《智慧入门》。——译者注

10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自由选择》等。——译者注

11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美国经济学家，因其“投资组合理论”获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著有《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宏观经济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