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随着经济更有效的生产，对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恰恰是这个发展进程如今陷入了困境。当前，为获取最后的自然资源，各国展开了资源争夺战。很难想象发达国家把自己的产品大量卖给不发达国家像刚果、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索马里或阿富汗等国家，是为了让它们将来成为“亚洲四小虎”一样的国家。与过去的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今天的蛋糕被更多国家分摊——更高效率的生产不会带来更多的就业了。

说到生产，很多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其特殊魅力在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完全不再制造什么了。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商务活动，而非通过传统的贸易公司和银行，这种行为不会创造附加价值。同理，通过掠夺个人数据有针对性地对消费者投放广告，也不会产生附加增值。企业赢利跟机械、汽车、飞机、道路交通、建筑大楼等国民经济效益是相辅相成的，而脸书和谷歌的赢利跟国民经济效益没有什么关联性。庞大的数据交换、在自动化算法处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巨大的商务交易活动。那么，它于何人有利？它未必“造福于所有人”，其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少得惊人。德国的eBay电商，其30亿欧元的营业额只带来80个就业岗位；YouTube在线视频网所带来的工作岗位则更少。

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数字化后果的评价：数字化发展正在加大贫富两极分化，因为没有国家层面上的，确切地说，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管理政策和明智的政治决策。数字化把楔子任意地插进社会深层，社会学家多年前就指出，这个楔子会给社会带来弊病，它把中产阶级分离为中产上层和中产下层，通过资本收益、遗产继承，以及不公平的子女教育机会等完成了阶层剥离。当前，对未来社会的恐惧已卷起地面上的黑褐色的残渣尘土，漫天飞扬。

然而，又有谁真正严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呢？经济论坛上，那些未来研究家和趋势预测家们很是喧嚣。他们要求人们迅速彻底转变思维，他们极力宣传的未来职业是讲童话故事者、网络幕后操作者、监控管理员，等等，就好像国民经济可以真的依赖它们得以持续。他们不无理由地告诫年轻人，要有勇气成为“创业者”，不要把他们的小船系在自以为安全的大企业的港湾；抱怨德国缺少“允许犯错误的文化传统”，因为根本不容许人们犯错误；批评德国过分看重分数和毕业文凭，而不是看一个人的真实本领。但那些盘点德国习俗特点的人往往缺乏政治思维，这些听起来几乎都对的声音不过是一种用打气筒改变风向的尝试。

政治家们不如多办实事少些官僚。如果很多德国年轻人鼓足勇气去创业，其中很少人获得了成功，又很快被美国五大软件公司收入旗下，这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情况确实到处都在发生。有哪些国民经济的问题因此获得了解决，又创造了哪些就业岗位并使之得到保障呢？只需看一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高度创新的数字化经济本身并不能拯救国民经济。硅谷繁荣发展的同时，各地的传统工业寿终正寝，由此导致大批的失业、绝望和拥护特朗普的选民。就连最勇敢的乐观主义者也不会相信，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德国企业的软件开发（或许SAP例外）或者社交网络发展会对硅谷形成严肃有力的竞争而不立刻被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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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经历了一百年，19世纪贫民窟里饱受剥削的无产者才逐渐成为有了一定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多少积蓄了一点儿财产。取得这一进步不单是依靠企业精神，还有在社会压力下引入的社会福利立法。如果回顾过去几年德国联邦政府的政策，特别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劳工部的政策，很难发现他们有什么好的政治思路。当然，人们乐于见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推出，毕竟覆盖全国各个行业的工资协议使很多工人和职员受益。但是，如果一二十年以后他们的工作岗位没有了，他们就不会再拥有什么了。如果有稳定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劳工还竞相售卖他们的劳动力，工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还有谁会一如既往坚定地与工会团结在一起呢？

现在和未来雇佣劳动的消失关乎数百万人心理上的自尊。现在人们还能给他们的业绩能力定义为“道德”，准确地说，是追求职业道德意义上的“实力”。然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很有可能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复存在，不会再有以钱的形式支付工薪的工作了。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或将终结。越来越少的劳动者不得不负担越来越重的社会保险，这是非常荒谬的。那么劳动社会的出路在何方呢？

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必要维持以前的所谓绩效社会？如果消除了单调无聊的、异化了的劳动，生产率由此获得提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自从远古的智人和直立人第一次把燧石敲成有锋利边缘的手斧以来，人类就开始梦想通过技术更大程度地节省劳动力。遗憾的是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对此贡献甚微。生产率是提高了，但是，正如其所显示，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随之不断增长，减少并改善劳动的进步却无迹可寻。直到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80%的大众，其生活状况并不比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好多少。他们几乎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私人权利，不是死于工伤就是死于职业疾病。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形象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流水线工人的劳动场景，工人仅仅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今天有谁还会为过去的劳动世界悲伤？有谁会为19世纪末期地狱般的工矿和钢铁厂哀悼？又有谁还会怜悯农田里的辛苦劳作？有谁会在百年之后为现在所失去的无数枯燥无聊的工作后悔？或者怀念又脏又臭又危险的道路交通？

减少劳动或者完全不必为金钱而劳动，这是一个承诺而非诅咒，至少对于生活在一个相应持续发展的文化里是这样的。因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劳动效率，它并不是人类学的永恒定律。劳动效率完全是17世纪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字，例如：威廉·配第，约翰·洛克，达德利·诺思，约瑟亚·柴尔德。人类历史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人类社会认识了其他形式的社会美德和社会差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生产率更高的层面上去发现新的道德概念呢？

问题并不在于用技术简单地取代雇佣劳动，而在于当技术失去管控，被应用于不道德的目的。令人惊异而又非常遗憾的是，在一些很强大的商业模式上这种情况目前经常发生。那些计算机专家、程序员、网络设计师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工作，而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他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共同生活体，却没有任何民主的合法性。他们成千上万次重复的承诺是要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而不是更“民主”。让生活更简单的承诺仍是遥遥无期，每个试图简化我们生活复杂性的尝试，反而使我们的生活越加复杂。

如果说要我们对数字技术和它的推动者有所感谢，那就是日益全球化的同一文明。数字代码轻松地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用一种由0和1组成的技术通用语言横扫全世界，无论是在尼罗河流域还是在莱茵河或者亚马孙河流域，人们都可以无障碍沟通。最终迎来的是全球同一文化，一些人为其胜利而欢呼，另一些人为其损失而悲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每一次进步的同时又是一次退步。人类文化的生物多样性将变得越来越少。这一过程始于效率思维的凯旋进军，强化于它最有力的工具——金钱，唯一且只用数量衡量质量的工具。哪里有金钱统治，哪里就消除了边界。平静安逸的集市成为原材料、商品和投机商的全球市场。人们用文化交换富裕繁荣，我们相互适应彼此的生活方式，先是在欧洲和北美洲，然后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社会的差别和传统也被否定了，贵族或平民，天主教、基督新教或佛教，阿拉伯人、印度人或德国人，男人或女人——除了贫富差别外，金钱把他们变得不再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今天的世界是扁平的，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在其世界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所宣称的那样，不但世界像屏幕一样扁平，而且它的文化也是扁平的。[9]

同一性的逻辑就是金钱的逻辑。自从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古国的吕底亚人发明了钱币，金钱就一直试图打破它的物质界限。如果说钱币的价值最初还跟它的物质价值相符，那么后来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随着15世纪引入货币交换，18世纪初期引入银行纸币，钱币就完全摆脱了它的真实价值，变得越来越虚拟了。这也不足为奇，在很多工业国家实物钱币正在消失，支付流通成为交叉立体的、没有现实价值的、没有灵魂的非现金流通支付工具，它在计算机上以毫秒的速度穿梭于高频交易之间。

这一切都是受效率思维的驱动，从佛罗伦萨到伦敦，越过旧金山海湾，效率思维为自己赢取了全世界，它扫平了全球的差异。它的终端是一个不讲究穿着、足蹬运动鞋的创业者，没有风格、没有立场，不再有传统，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包装。它承诺人类，如果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最起码还可以生活在自己的个体世界里：通过网络搜索、网络痕迹和路径形成自我。过去，人们遭受命运捉弄；如今，人们躲在自我陶醉的玻璃镜小屋，背后站着戴着面具的牟利者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你。

充斥着众多个体世界的世界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有双重荒谬性。表面上全面拆除了社会等级制度，实际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表面上许诺人们的自由越多，背后获取的越多。尤其是民主和社会秩序所依托的基石——启蒙价值遭到了破坏。马克思超越时代的观点再次被证实——所有重要的社会进程都是在人们背后的政治无意识空间进行的。

启蒙价值的处境令人担忧。未来社会，启蒙价值怎样才能得到拯救？如果说雇佣劳动的终结对很多人只是意味着数据而非劳动被分析和评价，那么数字化所许下的唯一诺言就会褪色。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是拥有创造性的个人主义决定文化，而非异化了的雇佣劳动。

20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德国人常常很难相信，西方文化的历史和经济形式不是一条无限上升的直线。经济繁荣发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德国，人们很难对本国的经济秩序会持续不断取得胜利这一观点产生怀疑。怀疑的人会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中牢骚满腹的人，就会被贴上“左派”的标签。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离奇的论断。因为，坚信科技和经济势不可挡的进步正是左派最深刻的思想基础。科技应该不懈地改善世界，帮助劳动者获得权利、保险、教育和富裕生活。而右派和保守派却总是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衰落。

两百多年以来，激进的左派和保守的右派形成鲜明对立的阵营。今天，数字化革命的发展与非左既右的阵营全然不同。它不必属于左派，却对世界上每一种形式的保守主义都会造成普遍性威胁。它以一种最极端的游戏形式出现，且游刃有余。它躲藏在亿万用户的背后，可以在每个民主监控鞭长莫及的彼岸操作不透明的交易。它在设计得绚丽多彩的虚拟生命世界里，操控用户的行为方式，并且行使能左右人们潜意识的权力。对此，20世纪的独裁统治者们也只能是望尘莫及。而且，数字化无孔不入，它闯入所有的社会空间，包括汽车、住宅，渗透到朋友圈和人们的爱恨情仇。

终极利用一切、特别是从人类身上谋取利益的压榨掠夺行为，都是非人道的。对此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很多富裕国家比如德国，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一种经济模式，由于它的成功获得人们可以理解的首肯，但是同时它又造成文化和价值的丢失，对此人们同样表示可理解的悲哀。如果一个人被分割为百万数据，由此所获得的鲜明个性被装进袋子里出售给竞价最高的人，把他操纵为一个贪婪购物狂，那么，“个性”又该怎么解释呢？此外，更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噪音、速度、广告和各种干扰尘埃，它们闯入所有的社会空间，挤进家庭聚餐的饭桌，降低凝聚力，打破安全、平静、隐退和独处的生活。

尽管我们的时代出现史无前例的繁荣（繁荣还总是不均衡），我们的社会仍然缺失乐观精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企业老总们用热烈的言辞在员工面前对数字化未来慷慨激昂，两杯酒过后就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数字化社会一切都会美好，更不要说将会更加美好。从经济层面看，世界内部正在四分五裂。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捍卫启蒙价值、保卫生命世界，绝不是一个个体能独立完成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因此，这项艰巨紧迫的任务就落在了政治家们的身上，他们必须帮助我们设计构架一个富有生命价值的未来。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他们成熟了吗？

我们正在重摆泰坦尼克号上的躺椅⁶

——一项艰巨的任务

如果身处其中，我们很难发现自己身处于哪里。在罗兰·艾默瑞奇1998年执导的科幻电影《哥斯拉：怪兽之王》中，有一个情节是五位科学家在巴拿马一个巨坑里寻找恐怖蜥蜴的足迹。一个受核爆炸试验影响而发生突变的巨型蜥蜴据说在那里留下了足迹，但是没有人能找到任何线索。就在他们失望无奈之际，镜头向上移直指天空，并从上向下俯瞰，原来科学家们正处身于一个巨坑里：那正是巨型怪兽留下的深深的足印巨坑。[10]

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数字化方面，德国目前的政客身处相似的情境。他们寻找着所认识的或似曾相识的东西，在圆规固定范围内移动脚步，却认不出任何东西，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数字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单纯的经济模式效率的提高，而是二百五十年来我们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大转变，是世界历史范围内生活和价值观的巨大转变！数字化革命来势凶猛，全面覆盖现代社会，是跨越文化的、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冲击。在这个不受限制的可操控的时代，我们如何以及是否还能保护我们的人民？

在巨蜥足迹深坑里的科学家看不见那个巨兽，正如德国的三位部长先生2014年推出的《数字化议程大纲》。这是一份毫无建设性的政府文件，没有真正的决策，没有设计思路，空话连篇。无论是在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数据保护、专利保护，还是网络中立性方面，都没有仔细认真地推敲，也没有清晰明确地描述。情报机构希望能掌握更多的数据，公民则希望获得更多的匿名保护。《数字化议程大纲》中在地下铺设更多的光纤缆以便提高网速的议题，是唯一看起来他们知道想要什么的动议。

作为“指导方针”公布的《数字化议程大纲》，暴露了其不确定性和方向的迷失。公民怎样才能切实得到有效的保护，如何保障对社会和经济的保护与信任，这些在议程里都避而不谈。《数字化议程大纲》没有提及纳税人应该如何从高达数亿投资的宽带网中获益，也没有提及如何避免投机商从中牟取暴利，以及如何制止非道德的数据交易；既没有对未来的劳动市场的规划，也没有提出面对硅谷的数字霸权保护德国经济的措施。《大纲》无视可能发生的教育革命，网络战争的梦魇和威胁以及社交网络幕后操纵的危险；没有提及如何管控秘密情报机构难以估量的权力，更没有提及岌岌可危的民主的未来。总之，没有任何一个词汇涉及我们人类自身和我们的价值观。

“互联网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是一块新大陆”，德国默克尔总理2013年说这句话的时候，发生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她手机的事件。这句话用来描述巨坑里的三位部长先生再恰当不过了。2014年，德国部长显然受“窃听”事件启发提出了禁止谷歌搜集个人数据的限令。经济部长考虑要把大平台运营商化整为零，司法部长甚至要求数字运营公司公开算法。但是，所有这些提议都未写进《数字化议程大纲》，也没有一个目标被认真落实。四年的时间过去了，相应的法规还没有出台。

直至2017年国家政策里几乎还没有涉及数字化问题，至少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2013年大选最重要的竞选议题竟然是“高速公路收费法规是否适用于在巴伐利亚州级公路上行驶的奥地利汽车”。2017年基督教社会联盟党CSU再次提出，要为那些躲避战争、饥饿和贫困而来德国寻求避难的难民设置“最高人数限制”。有着如此担忧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德国、欧洲和世界在数字化海啸过后将会成为什么样子？面对这个已经看得见的滚滚而来的海啸，政客们却拿不出一个计划、一个方案、一个策略。德国政治家们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吗？我们是不是正在重新摆放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

德国自由民主党（FDP）在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涉及数字化的竞选口号是：“数字化改变一切，政治什么时候能改变自己？”不过，数字化改变一切，在自由民主党的议程里几乎同样没有得到体现。鼓励创新、加快铺设玻璃纤维网路，不足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声。更重要的问题是：数字化改变一切，那么谁改变数字化呢？

在我们的社会里，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仪器，电脑和机器人代替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允许人机互动，这是人类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数字化将改变我们的社会，这是确定的；但是如何改变，是不确定的。在经济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和政治领域里，数字化的发展轨道还没有铺就，它们远非简单的技术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

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句超越时代的智慧名言：“你不能只改变一点而不改变一切。”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体会这句话的内涵。如果一对夫妇生了小孩，或者孩子长大离家了，生活从此就会突然跟从前不再一样了，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别说那些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让我们看看西方社会的政治。“改变一切”，几乎是政治所能想象的最后一件事了。过去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们力推西方一体化以及东欧政策，推动欧洲统一联盟，实现统一欧元。今天的政客们则是忙于亡羊补牢，忙于跟在大众媒体后指手划脚。这样的政治不能给我们描绘未来的前景，它仅仅是羞涩地取悦于广大民众，热衷于消灭异己，面对重大问题只会耸耸肩膀。它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数字化任由经济奸商操控，这个世界不会从数字化的潜力中获益，人们不会变得更加富裕，相反，它会使人变得更贫穷、更空虚，变得麻木不仁、不辨真伪；生活没有意义，工作失去经验感和成就感。这样的政治要求我们要缩小社会规范空间，以利于扩大市场的空间。被社会学家称为“自我效能感”的基本经验——一种有意义的感觉，经由人自己推测和判断得出的——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会是怎样的存在？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由于数字化的发展，正如当前所发生的这样，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少地参与生命进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