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在2040年生活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人们穿戴着镶嵌了芯片的衣服，这种衣服向制衣公司透露你的实时位置。如果一个人经常去某个地方购物，他就会进入这家公司的视线。算法决定一切，在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都有商品和幸福承诺。从虚拟世界中的浏览痕迹，人们可以推测出你是谁。相比人们对自己的认知，人们的网络身份在这个世界中被视为更加客观，也更加真实。人们的生活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设计出来的，是按照计算出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用户平面。人们无处可抵抗，人的周遭环境就像极乐园那样聪明智慧，所有的东西都听从人的指令。在人们还没有喊它们之前，它们就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仅是城市，居家也是这样智能灵巧，所有一切都可以在弹指间顺利完成。没有了犯罪，没有了危险，人拥有如此宽泛的自由，完全可以门不闭户，如同托马斯·莫尔所憧憬的乌托邦岛上的生活那样。不自由中的自由是多么的美好啊！在正确的矩阵里没有错误的生活。

只有那些曾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里的老年人不堪负重，他们得忍受超市或超大超市的不适感，没有人跟他们说话，因为超市根本就没有服务人员，只有那些带着稚气的大眼睛机器人，看起来像个吸尘器。不堪承受的或者还有那些无法记住上千位的数字验证码和密码的人，以及不会使用应用程序的人。2018年出生的孩子们在这方面是没问题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记住密码和代码。

然而，当他们老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世界，而是只有就业和游戏的虚拟世界。虽然他们的父母还在2018年的时候，还可以认识到“世界”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能够理解生命是通过幸与不幸的经历、尝试和挫折塑造而成

的。人年纪越大，越发会意识到自己童年时代情感的、创造性的和道德的基础有多么重要。然而，在2010年代，父母让孩子们避免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挫折经历，保护他们潜入技术的海洋；在这个没有自己参与设计的超级世界里，孩子们不必担心没有经验的风险。父母虽然在孩子每个细节中准确发现了孩子们的天赋，把视频上传到推特网上，但是同时父母也意识到，孩子们的手指技能是怎样地退化了。他们非常清楚，孩子们花费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时间绝不会被其他方向取代。相比崇高的教育理念，对父母来说，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不再纠缠烦扰他们了，平板电脑给孩子们带来了更多的乐趣，父母也因而获得片刻的安静。

到了2040年，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其诞生时就被市场研究所定义的目标群体的特征。他们首先不是人类或公民，他们是客户、用户、消费者，他们自私、急躁和懒惰。从他们出生那天起，铺天盖地的、投入巨额资金的各种广告就浸透在他们的生活中，诱惑他们、呼吁他们要比别人更有优秀，要让别人羡慕自己。他们可以立即得到想要的一切而不必付出任何努力。

这些孩子拥有父母给他们的无限关爱，长大后又永远无法从他们的生活伴侣那里得到这种爱，所以他们不停地寻求幸福，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满足愉悦感中间的平稳状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同寻常的个性需求是巨大的，他们的生活须像快速剪辑的电影，要不断有惊喜和高潮，不接受平淡同时又不得有任何危险。他们寻求最佳效益，但凡涉及付出时间和金钱的时候，一定要追求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得终极体验。他们的生活屈服于独裁，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追求享乐。他们渴望极乐世界，正如2013年美国同名电影《极乐空间》里的情景，有特权的人们在极乐空间里欢庆美丽多彩的生活，而地球上经济衰败，人口过剩，河流干枯。由于真实极乐世界里的空间始终是留给有特权的人的，极乐世界的居留权也只有特权的人可以继承，所以统治者用数百万有用或无用的廉价工业产品来娱乐所有普通民众。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渐渐地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被提起了。

久而久之，人们不得不容忍超大城市，容忍我们星球正在被毁灭的现实。对此，2040年的统治者跟2018年的统治者们一样无动于衷。没有哪个数字超级大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相反，他们总是用丰富多彩的明亮光束交织照耀在这个发霉腐烂的世界上。完全虚构的社会将苦难、贫困和环境灾难等作为信息显现出来，轻轻滑动刷新，就再次变得绚丽多彩而丰富有趣。众所周知，在极乐世界的边境上堆积了成千上万的尸体，那些人因为要挤进有基本保障的数字涅槃世界而被杀。这种事情跟2018年的工业畜养牲畜一样残忍，也很少唤起大众的道德意识。虽然不对，但是也别无选择。

在2040年生活的人长生不老的几率很大。健康状况被时时监测，各种指标数据被采集，分分秒秒都被分析测定，至少医疗保险公司是这样要求的。基因技术和再生医学显示出真正的奇迹。只有老年痴呆还不能治愈，也许是因为老年痴呆的研究在2040年不如动辄数百万的标准化美容那么有价值。成功挤进极乐空间的人，最好是在那里出生的，年老时就会享受到真人的护理，他们是聪明漂亮的男/女护士，整洁标致得就像是牙膏广告里的模特。不属于极乐世界的人只能得到可爱机器人的护理，这些机器人柔软的皮毛外衣下面是冰冷坚硬的手臂。所有一切都很完美无瑕，因为体内区别生物和非生物的生物钟早已停摆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感觉同样也消失了。人的身体状况只有机器才知道，机器只是延长了的“我”，是“我”的主人，“我”的守护者。机器帮助人们摆脱困境，那恰恰也正是人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2040年的人类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丧失了普通的生物本能。人跟电脑的关系比跟其他动物的关系更为亲近，人早已丧失了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偎依的感觉。2040年的世界，跟直接来自大自然的经验不再有任何关联了。人所面对的是出自人类与机器之手的、文化世界与科技世界相融合的世界，这个融合世界没有超感官经验。人类越利用技术统治大自然，被统治的对象就越没有灵魂。

现在只有技术的噱头还会令人激动。它被摆在消费者的殿堂里，被装饰得金碧辉煌，人们把它当作偶像崇拜。维纳对金牛犊崇拜的担忧，早在21世纪初期的苹果店里就得到了证实，人们在庆祝科技成就时深深沉浸于集体自我陶醉。只有人类创造的东西才有价值，大自然的天然造物被贬值，不再会引起任何轰动效应。对孩子们来说，大自然缓慢的速度、一目了然的维度只会让他们感到失望。现实世界无法抵御模拟世界，感觉维度如“家园” “自然” “本色” “真实”“安全”等正在破灭消失。未来不再有人还知道这些曾经是什么，他们缺失了什么。2040年人类生活在一个数字无家可归的境遇中，到处是以比特和字节为家的人，他们的灵魂流离失所。

在硅谷没有等级制的大办公区，有圆形的创意写字台，有健身房，有大落地窗，高层很重视这些，他们要让极客们在浸入式围栏里有舒适感。那是一个多么自然的世界，好似坐落在尼罗河畔的西班牙马洛卡岛的夏威夷。这里居民的生命世界缺乏经验，到处充斥着通过媒介获取的图片。这里没有人探讨饥饿、世界不公、难民移民、星球资源掠夺等问题，看来极客们对这些问题也都一无所知。当别人思索着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心安理得地为增加世界的真正问题做贡献。这让人们想到3D眼镜，这是一家东亚的公司在2010年代末期发明的。在汉莎航空飞机上，眼镜给每个乘客展现了电影中他的度假之地的美妙之处，以至于真实的度假之地很有可能非常令人失望。没有一个真实世界能兑现电影里所许诺的憧憬。某些乘客戴着电影《星球大战》中达斯·维德的面具，透过飞机地板能看到脚下的世界是如此贫穷得可怕，直到他们看得恶心呕吐。人类对现实生活的本能感觉消失了，人们不再倾听世界的担忧和危机，而是梦想人机一体；更有甚者，制造超级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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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超级人类就不再需要干净的饮用水、热带雨林和海洋生物了吗？超级人类就能应付地球上的每一种气候吗？奇怪的是，谷歌副总裁赛巴斯蒂安·特伦在2016年陶醉于“超级人类”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人工智能有可能使我们变得更强大，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意识和能力、自然和生物的界线。人类将能记住所有的东西，认识每一个人，能创造现在还完全不可能制造的、或者完全无法想像的东西。”[18]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人对此流露出喜悦之情，因为，记住所有的东西、认识每一个人，这个目标是如此天真愚蠢。更奇怪的是，在特伦回答记者的问题“你下班后回到家里做什么？你怎么给自己关机？”时，他说，“我没有开关，我和我的家人共同继续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听闻此答案，记者不禁掩口大笑。

特伦承诺的世界到底让人幸福还是让人疯狂？在世界人口不断快速增长、地球的生命资源快速消失的同时，人们真的应该像特伦和他的朋友们那样努力战胜死亡吗？人类失去了作为哺乳动物的本能，不知道如何在自然环境中行动，也不知道该如何适应自然。自资本主义经济伊始，人类对待自己的自然环境就像是病毒对待它的宿主，病毒侵袭、剥削、摧毁宿主，然后转移扩散，直至它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环境为止。

2040年依然是由这种破坏性的生活方式决定一切。把人类改造成技术超人的幻想还没有清除，非人性的技术崇拜还继续膨胀。科技成为一种宗教，它许诺，到了2060年，死去的人可以被数字存储在一个矩阵母体里，大脑被数字保鲜存储，轮回转世的预言有望通过科技兑现。所有这些，谷歌工程发展部的总监雷蒙德·库茨维尔¹⁷早在2010年就已经预言过。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长生不死在地球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在2040年人类探索长生不死方式的时候，人赖以生存的能源和资源已耗尽，毁灭了自然的同时也毁灭了人类。

人类将永远不会获知，是否有一天，会像技术预言家所预言的那样，“奇点”时代仿佛自然法则一般突然开启，即人工智能时代将宣布人类世（Anthropozän）的终结。在超级智能敲响人类终结的丧钟之前，地球就已经无法居住了，至少人类没有必要恐惧和担心第五次工业革命。美国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其影片《2001：太空漫游》里预设的情景——人机间的智能大战也没有发生。关于怎样给人工智能配置人类善良道德的问题，也是尼克·波斯特罗姆¹⁸在其所生活的年代一直研究的“超人类主义者”的问题，最后也没有再提及了。人类在2070年，没有邪恶超级机器人的授权就自行毁灭，因为人类仍然继续在修缮人工智能，而不是用人类禀赋的自然智慧去解决日常问题。支离破碎的超级计算机、巨型服务器和几乎无所不能的智能机器人被遗留在地球上，好像宇航员的旗子、机动车、探测器和卫星天线遗留在了永恒寂静的月球上一样。然而，地球上的这些残留遗物经过时间的蚕食，百万年光阴后还会留下什么痕迹呢？恐怕只有席卷尘埃轻拂而去的微风了。

往事永不消失

——回归乌托邦

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历史，历史给我们的生活浮雕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和我们的生活享有共鸣空间。历史，我们只有知道它是什么、如何形成的，才会正确认识它。人类是生活在三个时空中的居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往事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从未成为过去——只要它现在还存留在人类大脑里，它就永远不会消失。未来本身也从来就不是一个许诺，它始终存在于现在的视野中，抚慰现在的忧虑。

人类生活的困境和紧迫并不遵循“问题—解决方案”这一循环模式。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和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案。我们的矛盾和特点、我们未经加工的经验、我们眼花缭乱的记忆、我们悲怆的激情、我们的成功和失败，这些都不会由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而消失。未来，如果没有被辛酸的、历经磨难的、值得珍惜的往事洗礼，是不会来临的。人们喜欢自身的本性，常常超出自己的认知。人们重视经验，因为这正是自己的人生积累。

人们希望从动荡中直接获益，很少重视或者难得重视一次具有破坏性的震动，这并不奇怪。一般来说，人们更喜欢在时间和空间中感受传统的、符合习惯的和可持续的坚实土地。当前社会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昨天还是正确的东西今日可能就会被否定。这制造了一种社会恐慌，并非简单的、非理性的恐慌。很多人的恐慌可能只是感性的，但绝对是理智的。从人的进化初期开始，各种疑虑恐惧就确保了人类的生存。头上一片瓦，足下一方地，拥有可解读和可理解的生命历程，这些在生物学以及心理学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这么一种经济模式，消除了地球上所有空间的界限，急速地连根铲除各种文化差异，以新生代替传统，把扁平的社会分化为贫富两级，到处唤醒人的需求和奢望。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心灵家园不再重要了。我们的时间感觉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我们的经济模式把这种加速改变视为信仰，它以生存为代价推动发展，不停地威胁人们的过去和历史。悠久的传统已然风光不再，因为它过时了。

人们在20世纪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如今已经消失。那时候的共同经验和人类的共性正在被迅速地抛弃、忘却。数字化的鼓吹者们，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认识的，不关心人们所追求是否完美又正确，也不关心这些是否与人们的价值观相符。他们关注的是，人们是否能及时地赶上发展以便不错过末班车。就这样，道德问题变成了时间问题。未来社会不是通过判断、评价和表决来决定，而是以“事实强制”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速发展弱化了道德观念：数字化第一，思想第二。

如果一个人认为过去和现在不是可持续的，至少不是连续的，那么他就不会对当下产生的大量疑虑而感到惊讶。2018年的德国还没体验到2040年反乌托邦的那种无以言状的生活。如果2018年的经济论坛观众席上坐着身经百战的老灰狼不想听技术大师职业乐观主义的吹嘘，你责怪他们吗？如果退回到过去美好时光——经理人还会说德语；东西质量不错，还能证明是可靠的，你还抱怨吗？父母和孩子们在一起看糟糕的电视节目，在餐桌上还有语言交流；那时的男人还是男人……你还责怪那时的生活吗？人们开始觉得，技术专家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人类，金融投机家不重视人类，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他们呢？

人们感觉到了，但是很少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持怀疑态度的人谨小慎微，不敢大声批评，他知道没有人关心他对社会的不适和不满。他也不想让自己被当作废铁打上老顽固的标记。是啊，人总是害怕动荡。19世纪初，机器的发展没有让人意识到时代风暴即将来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大谈特谈未来社会的马车。工业革命过后，（几乎）所有人都更自由、更健康、更富有了。如果进步对个体来说过于强大，那只能说明个体太软弱了。“渔夫朋友”¹⁹的逻辑会让每个灵魂流离失所的未来怀疑论者在经济中获得慰藉并保持沉默。

未来怀疑论者独自默默担忧，昔日正确的和有意义的现已不再。职业要求他与时共进，但是他看不清前景也无法预测未来。他对未来的感觉——昨天的知识和技能在数字化时代不再有价值了——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他还能给孩子们传授什么呢？他的生活智慧和思维习惯、他的技术知识和礼仪习俗如同古董家具一样过时了。祖父母一辈子所守护的，现在正以十年一变的节奏发生变化。还有谁会需要他的书籍？他的孩子们甚至连一个书架都没有，他更有可能永远无法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做事！”

是的，人类的思维、感觉和兴趣看起来不再被人们关注了。对于18世纪的爱尔兰作家和政治家、深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²⁰而言，那些却是唯一权威的坚固砥柱。决定社会凝聚、繁荣和发展的不是法律，不是有签名落款的文件，而是“这个社会的共性、相似性和彼此的同情心”。“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19]给社会提供了凝固剂。显而易见，数字企业在行使统治世界的新权力时，很少用心关注确立原则、建立礼仪和习俗的权威。数字革命不仅仅是对就业市场和共同生活的一次冲击，也是对大众美学的一次冲击。时尚和语言用同一标准规范，德语成为英德混杂语，就连艺术创作也被规范化了——被围栏圈进了大办公室和未来实验室。我们看不到格调、高雅和风格，也看不到地区特色和新的传统文化。数字文明所到之处，没有任何一家数字企业主动适应本土文化。相反，数字企业的连帽衫和运动鞋的“同一文明”极具侵袭性。无论是德国人、马赛人、吉尔吉斯斯坦人还是IS伊斯兰恐怖分子，都使用智能手机。这对伯克所言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来说，远不够起到社会凝固剂的作用，手机尚不足以促成价值观共同体的形成。

这个世界应该摆脱这种状况变得更加美好。数字企业无视人类生活和共同生存的复杂深奥的特点，大大地高估了人类变革的潜力和变革的必要性。他们制造不安、嫉妒和仇恨，铲除传统文化，无意创造人类和平。统治应该基于同意和认可，而不是依赖被狂热神化的理想——无论是道德的、绝对正义和完全平等的，还是被贱卖的救赎幻想的技术。使用谷歌引擎搜索，或在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上发布信息，只意味着用户只是有意识地同意其中一项服务条款，而非同意深奥莫测的数字企业大佬对全球统治的要求。

目前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并没有基于同意和认可，这是很多人的感觉——尽管那里有自由选举的权利。关于全球一体化或者同一文明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举行过公民投票，但问题导致的后果现在已成为舆论主题。特别是人的流动性，只要有可能，便始终追随资本流动。

在今天的欧洲，人们都在讨论全球一体化，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后果。被风暴吹来的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拎着塑料袋、头裹围巾、身着人造革外套，带着他们不堪的人生简历和没有实现的梦想涌来。他们的出现不是什么事情的起因，而是经济学家造成的后果，是生活机会不平等和资源不均造成的结果。德国跟欧洲其他国家或者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很多人都梦想有一个封闭的船舱，不必跟别人分享自己舒适的矩阵。可是，船舱不会只有阳光面而没有阴暗面；不会是数字极乐园；不会是年迈的、接受美容手术的用户和消费者的文化和文物保护绿洲；也不会是一个被自然保护储藏起来的、由气候变化带来很多新鲜花卉的、给富人专享的疗养地。

人们怀念美好的昨天、怀念幸福的过去，这是德国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德国人憧憬回归乌托邦的社会，抵制可能会出现的数字化反乌托邦。与算法相比，大街小巷上的难民更显眼、更吵闹，对许多人来说也更令人惶恐不安。与反乌托邦不同，回归乌托邦无法表现自己。出于恐惧、不安、苛求、攻击和仇恨，在德国集市上和啤酒馆里的德国人高声疾呼“德国！德国！”但是，德国到底是什么？德国人究竟想回到哪个德国？意大利比萨店、日本寿司店和土耳其烤肉店难道不属于德国吗？智能手机是德国原产的吗？互联网冲浪是传统德国的吗？德国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今天德国还是商店很早关门，人们自觉去教堂，教堂里总是坐着大学生的国家吗，还是大街小巷遍布出售德国传统小煎肠和吉卜赛炸猪排饭馆的国家吗，还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流行歌坛被持“容忍居留证”的外国人统治（如瑞士歌手维寇·托日亚尼、意大利歌手卡特琳娜·瓦兰特），之后又被外国移民歌手（如罗伯特·布朗寇、维琪·黎安托、迪米斯·卢索斯以及巴塔·伊利斯等）引领潮流的国家吗？今天还有什么是原汁原味德国的，是高速公路上的蓝色指示牌，还是哥特体印刷花体字，还是腌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