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德国新政治运动团体，德国选项党（AfD）²¹在集市广场上鼓吹德国悠久的历史，尽管有些黑暗记忆不堪回首，这也是事实。但是，如果这个历史在21世纪走向终结，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难民潮。由于商品和服务产业的全球一体化，德国正在急速废除自己。德国人平均每天在无形的“地球村”里消磨的时间，远远多于在那个有风有雨有足球的有形世界。他们庆祝圣诞节，在没有灵魂的全球连锁店里购买节日礼物，无论是在迪斯尼乐园的连锁店还是在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城，都是一样的。

相反，极右翼鼓吹的德国不过就是一个啤酒梦幻乐园，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美妙国度，因而现实也就不存在。事实上，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普世文化中，在这里，无论是叙利亚人还是德国人使用的数字玩具可能是美国发明的、在韩国市场营销的、中国组装的，装饰原材料钴是刚果开采出来的，这些并不重要。

不管怎么说，德国人要么是受到了世界文化的青睐，要么至少是把世界文化当作经济自然法则接受了。人们对德国的想象——一个单一的民族、一片安全的国土，一个封闭的经济空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21世纪的扁平世界里，市场经济把一切夷为平地。金钱不认识国家，也不辨识语言。这不是政治的缺失，而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受到蒸汽机和繁荣机的经济利益驱动。如果德国选项党出任总理，恐怕没有什么比德国更德国化了。德国人又像以前那样早婚生子，辛勤营造一个小小的田园生活，但这些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改变或进步。德国的田园生活作为灵魂避难所还将在很长时间内履行它的庇护职责，但是，这只是在无所不囊的互联网世界里的一种感觉，而绝不是可以支撑身份认同的依据。

如今要描述全球经济矩阵，首先想到的不是步履蹒跚的快餐连锁企业，而是无所不能的数字工业，这在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巴布尔的时代还不可能预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同一文明”相比互联网世界描绘得更加清晰，它是一部齿轮机器，塑造、改变我们的世界，让不同部落的文化斗士成为跑龙套的临时演员。他们轮番上阵，是我们这个时代血腥的、喧嚣的甚至变形的社会现象，然而他们终将无法阻挡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当前，赢得胜利的是那些相信市场无形巨手的人，而不是相信其他无形的力量（比如上帝、荣耀、家园）的人。

保守的民族主义渴望故乡、崇尚传统价值、恪守宗教义务、强调文化认同和权威信仰，他们不信任外国人，相信在四面楚歌的恶劣环境中自己是勇敢正直的，感觉受到了凶猛主流的冲击，认为自己没有受到社会重视、没有被正确理解。他们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保守派描画出一幅怀念过去快乐时光的景象。因为，以前可能一切都很美好——如果不是以前的以前曾经更美好的话。

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保守主义的不断回归，而是必须严肃对待我们这个时代保守主义的防御性反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有重要意义的、守护他们心灵的价值观实际上正处于危险境地。被嘲笑和被讽刺的只有保守主义者那些愚蠢的过激行为，比如，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²²，这个运动的名称本身就很可笑。欧洲爱国者指哪些人，是指以欧洲为其祖国的人，还是指保卫其祖国在欧洲的人？爱国欧洲人和欧洲爱国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只不过是一出喧嚣的闹剧。

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于，保守主义看来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不再适应我们的时代了。在全球化的世界还应该有什么必须留守在家园里？从德国南方的施瓦本山脉到北方的德累斯顿，人们吃跟芝加哥一样的汉堡包，听一样的流行音乐，穿一样的时尚服装。什么是“对内”，什么是“对外”，在开姆尼茨不会有什么区别。去教堂参加礼拜的教徒人数正不可逆转地锐减，我们浪漫爱情的模式和我们婚姻的算法取决于美国前一天晚的电视连续剧，我们未来的就业岗位由硅谷的资本决定。数据云和谷歌承诺给我们的美丽新世界，将从霍耶斯韦达小城上空飘过，正如飘过开普敦和河内一样。只要用数据付款，每个人都有权在通用设计中获得一块个人的、感觉舒适的矩阵。那里不再有位置留给没有货币价值的价值观了。

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有价值观，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宽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但它是不完全的；多元化是值得追求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自由是美好的，但必须同时有社会保障；外国文化富有刺激性和丰富多彩，但也会带来些许的不安全感。担心价值观丢失是社会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中令人不舒服的高声喧哗吵闹，正如德国选项党所声称的，归根结底，它只能是一场大地震的预兆，它将引发一系列强烈的动荡。

几十年来，伊斯兰教早就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对其文化认同的攻击。除了暴力行动、认领功劳、固执顽抗和恐怖袭击外，迄今为止他们想不出还能做其他能做的事情。我们也很难想象，那些自以为是捍卫德国价值观的德国抗议选民，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主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最小的共同体，整天忙于担忧被伊斯兰化，而伊斯兰教也跟他们一样，整天担忧自己的存在受到威胁。除了杞人忧天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在萨克森州，那里的穆斯林人口只有千分之一，在这样的地方担忧伊斯兰化，岂不是如同在阿尔卑斯山的厄茨达尔峡谷抗议波罗的海公海捕捞配额一样吗？

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和德国选项党的愤怒、怀疑和不满是真实的。“如果人们认为有一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它的结果也是真实的。”这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认识。然而，面对一个几乎不出名的伊斯兰教，在弥漫性恐慌的幕后还存在着另一个完全合理的恐惧吗？21世纪初期一个旧世界正在沉没，它将会被一个全新的世界代替吗？

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合。在18世纪工业化初期的英国，保守的托利党反对自由的辉格党所主张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这些并非没有理由。资本主义将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和情感价值观夷为平地，只以理性价值衡量一切，即金钱万能。哪里有效率思维，哪里就有繁荣昌盛，同时那里的传统也随之销声匿迹。当今世界几十亿的人口已经使地球接近饱和。19世纪，欧洲尚有几百万人忍饥挨饿，为消除饥饿，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丢失传统，万不得已时，还把传统当作商业化的小香肠储存起来。在资本主义横扫过的每个地方，无论是在伦敦的金融市场，还是在纽约、东京和新加坡，它嘲讽每一种秩序、蔑视节俭、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共同富裕”这个口号是路德维希·艾哈特²³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²⁴的著作中借鉴而来（没有考虑到版权问题）。无政府主义的表达形式在资产阶级的外套下，长久以来掩盖了保守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糟糕的共存这一事实。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前身天主教中央党，曾经是跟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保守势力。1947年德国基民盟曾在《阿伦纲领》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符合德国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切身利益……社会和经济新纲领的内容和目标不能还是资本主义的盈利追逐和权力角逐，而只能是我们社会大众的福利。”

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似乎可以驳倒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尽管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的精神导师威廉·洛普克早在1958年德国经济奇迹高峰时就已经对其悲惨结局发出了警告。他怀疑，联邦德国社会终归会有一天，其供需关系的彼岸可能不会再有价值观了，只有肮脏的成本—利润—预算。

令今天的德国基民盟进退维谷的是，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很好的这条裂痕，现在依然还存在。今天，在保守派的意识深处，强烈感觉到这条裂缝。他们理性赞同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但是又感觉跟保守主义思想存在深刻的矛盾。只要不考虑怎样将保守派珍惜的传统价值观在数字化的经济中确立并保存下去，那么这种不适感在政治上就没有什么创造力，仅凭保守派的感觉在酒馆和集市上抗议起不到任何作用。人们没有一个现实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更令人困惑的是，对于自诩为保守主义的多数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的立场是中间偏右——这可能很重要，实际上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早就失去了区别于“右派”的身份特征。努力维护自身所有权的工会、笼统谴责世界经济进程的左派，以及绿党原教旨环保主义者的少数残余，都是挣脱了束缚的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对者，也都是坚定的保守派。然而，就像伊斯兰教几乎不能拥有永久的未来一样，保守主义也不会有永久的未来。如果保守主义不能把视野放在未来为大众描绘一个现实的愿景，那么就会随着时代更迭而渐渐消逝。我们的孩子学会了选择新的家园代替信仰、忠诚、传统和环境的原生家园，这体现在他们选择的世界观中，选择的多变的伙伴关系中，以及超越所有界限的持久友谊中。显然，他们对安全保障的需求没有减少，但是这个需求会寻找一条更灵活便捷的道路。

上述这些都要以强大的随机应变能力和丰富的生活智慧为前提，才能使自己获得成功，使自己不胆怯。我们的孩子们在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中，还将面临一个全新的老问题：我们将怎样生活？谁保护我们的心灵家园不被拍卖？问题的答案必须是敢于面向未来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厢情愿的倒退，只有向前的运动。在这里，我们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友好地忠告固执的保守派：“每个人都会发怒，这很容易。但是，以恰当的程度、在合适的时间、为正确的目的、以合适的方式、对正确的人发怒，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一幅建设性的宏图，帮助我们认识行动的必要性。只有具体的方案才能帮助政治制定行动议程，包括经济、教育和劳动市场政策，指明政治应该挑战什么，推动促进什么。当银行和保险公司、汽车工业以及零件供货商大量裁员的时候，我们的民主会怎样应对呢？如果电子资料信息交换程序（E-Discovery-Programm）取代了司法人员，法院的文书只是被当作系统监管员，那么民主又该怎样面对呢？看来各个党派还在震惊中，还不清楚数字化使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更糟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想不出什么更美好的许诺，他们就是在披着沉默的外套遮掩我们时代的主题，在地球出现裂缝时，他们还在继续搭建纸牌屋。所以，让我们尝试把未来建造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吧！

为了建造我们的未来，我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和设想，像挑选马赛克石片一样反复捉摸、重新打磨和装拼。我的愿望不过是最终描绘出一幅设计图。封闭式乌托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描绘理想的世外桃源有悖于我们关于世界进程的批判性认知。数字革命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注意不到简单细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我们要把希望寄托于更美好的未来，这个美好未来源自于人们对现状的批判和对不乐观发展的辩证认识，在辩证法的字里行间才能形成人类未来的宏图。由此可以想象，我们时代的剧烈动荡不一定会导致悲惨痛苦的结局。相反，动荡孕育着机遇，创造一个人类宜居的未来。

1 麦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 1895—1973）德国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工具理性批判》《社会哲学研究》等。——译者注

2 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哲学家和作曲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与霍克海姆合著《启蒙辩证法》《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等。——译者注

3 卡尔·B.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麦克尔·奥斯伯（Michael Osborne）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2013年发布《未来的就业：究竟有多少职业会受到计算机的影响》，通过统计方法列出702个受计算机革命冲击的职

业排名。——译者注

4 艾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 1962— ）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IT和经济、IT和劳动组织以及IT和生产率的关系。——译者注

5 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 1967— ）美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现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首次提出了“工业2.0”概念。——译者注

6 “重新摆放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用来比喻舍本逐末，面临巨大危机却不合时宜地关注一些小事情。——译者注

7 帕洛阿尔托（Palo-Alto）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一座城市，西部毗邻斯坦福大学。此地因拥有众多高科技公司而被称为硅谷中心。——译者注

8 马丁·泽尔（Martin Seel 1954— ）德国当代哲学家，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成员。代表作有《显现美学》，以及关于沟通美学与伦理学的《伦理学与美学研究》、关注自然问题的《自然美学》、关注电影美学的《电影艺术》等。——译者注

9 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启蒙运动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数学家。他在生前最后九个月的逃亡生涯中完成了自己的思想绝唱《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其进步史观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译者注

10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法国当代哲学家，论述主要涉及文学、电影与政治哲学思考。专注于美学—政治研究，早期重要著作有《歧论——政治与哲学》，提出“歧义“观点。其《民主之恨》《影像的宿命》等著作，系统论述当代艺术的美学—政治，对当代民主提出批判，被称为当代美学界重要思想家之一。——译者注

11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知名于建构主义、发生认识论，提出认知发展论，被公认为是发展心理学最高权威。主要著作《儿童心理学》《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译者注

12 蒂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哲学家。其社会批判思想使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著的学术地位。著有《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音乐社会学导论》《启蒙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等。——译者注

13 阿尔丰斯·西尔伯曼（Alphons Silbermann 1909—200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艺术社会学和大众传播。经验社会学代表。主要著作有《音乐社会学》《大众传播社会学》《论当前社会学危机的根源》。——译者注

14 肯·奥尔森（Ken Olsen 1926—2011）美国工程师，企业家，1957年创办DEC计算机公司，开拓小型机产业。整个20世纪80年代引领小型计算机产业的潮流，是业内仅次于IBM的第二号巨头。——译者注

15 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Bostrom 1973— ）瑞典哲学家，在牛津大学创建了人类未来研究院，研究领域包括生物伦理和超人类主义，探索人类未来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著作《超级智能：方法、危险和策略》。

——译者注

16 金牛犊崇拜，出自《圣经》。摩西上锡安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金牛偶像供崇拜。——译者注

17 雷蒙德·库茨维尔（Raymond Kurzweil，1948— ）美国科学家，未来学家，谷歌工程技术总监。著作《智能机器的时代》《奇点临近》中提出了他对未来的看法。他预测2045年人类将成为生物和非生物的混合体。——译者注

18 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1973— ）瑞典哲学家，牛津大学哲学教授，人类未来研究所创始人。经常就伦理、政治、未来研究和超人类主义等发表主题演讲。主要著有《超级智能》《人类偏见》。——译者注

19 “渔夫朋友”（“Fisherman’s-Friend”）是1865年英国一位药剂师为渔夫们研制的一种强薄荷口味的喉片，以减轻渔夫在恶劣环境中作业所引起的呼吸和晕船问题，一直很受渔夫们的欢迎。这里可引申为安慰剂。——译者注

20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学派，有影响力的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译者注

21　德国在野反对党，2013年成立于柏林，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译者注

22 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是2014年从德国兴起的一个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旨在争取保护德国及欧洲西方社会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译者注

23 路德维希·艾哈特（Ludwig Erhard 1897—1977），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1949—1963年任德国经济劳动部长，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1963—1966任德国总理。著有《共同富裕》。——译者注

24 彼得·克鲁泡特金（Pjotr Kropotkin 1842—1921）俄国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作家，是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著有《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译者注

乌 托 邦

人的本性在于劳动、塑造、实现自我，

而非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获取酬薪。

机器工作 工人唱歌

——一个没有雇佣劳动的世界

在一个寂静的、遥远的宇宙角落里曾经有一个星球，那里聪明的动物整天都在劳作。他们没有尝试摆脱这种强制性劳作吗？有的，他们先是发明了石斧，后来又发明了轮子和犁，不知什么时候又发明了喷火冒烟的机器，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们从劳累和烦恼里摆脱出来。恰恰相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薪酬通常太少，不足以果腹避寒。他们不为自身发展而劳动，而是为了糊口生存整天重复枯燥单调的劳作。这些聪明的动物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本来机器应该把他们从劳作里解放出来。更令人不解的是，不久之前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平等和自由是他们的天性，但真正获得自由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每天要劳动长达16个小时。他们不能接受教育，也不能自我发展，忍饥挨饿、辛苦谋生。即便是利用电力生产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现代化工厂的电力虽然取代了一些重体力劳动，但是多数聪明的动物仍然没有摆脱他们的悲惨命运。当不再由煤炭和钢铁而改为公文确定日常工作时，情况才有了一点好转。劳动量由过去的每周80小时，逐渐减少到现在的37小时。聪明的动物们知道了他们有权获得休息，也学会了在生活中把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分开来。但是他们没有懂得，他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其实他们早就可以从富裕的悠闲贵妇人那里看到这点，但是他们还是长期保持了“劳动是高贵的”这个残余观念。虽然贵族从来就不是因劳动而被封为贵族，相反，恰恰是因为悠闲，他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意愿安排一天的时间，而非被迫必须做什么。后来有一天，聪明的动物发明了新的机器，这些机器在很多方面很聪明。从那时起，劳动的动物所生活的星球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化。所有单调无聊的工作都由机器完成，聪明的动物终于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命运了：追求塑造自我的生活，追求自己人生电影的独立制片人的生活，追求内心无忧无虑、实现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关怀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