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拉法格和王尔德的理想社会正在大跨步地接近减少雇佣劳动和有偿工作的目标。我们的劳动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现在这样还保持不变，旧体系必须彻底推翻重建。与此同时各方都呼吁重视教育，只有接受过最好的教育或最好的职业培训的人，才能经受住新的劳动世界风暴，才能让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不求上进的、怠于学习的人将跟不上时代步伐；成功还必须增强适应能力，要有创造性、有同情心。任何不创造（可衡量的）新价值的人都会在未来社会失去其自身价值。

呼吁重视教育总是没错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它忽视了社会变革的深度。如果我们把教育只是看作对抗未来社会失业的灵丹妙药，那么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理解教育的本质。教育是提高自身能力以获得一个思想丰富、充实的生活，而不是为了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然而现实完全有可能出现，即使接受全面的教育也不一定能适应未来的劳动社会，避免被技术取代；受过高等教育、有创造力的人很有可能不需要较长时间从事有偿工作，他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自愿从事某种活动、自己作计划和设计目标。如此一来，幸运的、无需从事谋生职业的人，与不幸的、疲于应付生活的人便区分开了，差距就此拉大。

今天很多人大声呼吁推动“职业教育”，其思想模式还停留在逐渐消失的劳动和绩效社会层面，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认识的社会。他们没有考虑，在未来人们不必从事有偿工作，应对这种状况应该提高认识。不再从事有偿工作的人该怎样保持他们的自尊心呢？他们应该如何体验自己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感觉呢？教育的终极目的必须是给人“自我效能感体验”的机会，让人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现实似乎与教育的终极目标渐行渐远了。

从人的本质来看，人在获得经济收益时并不一定会感到幸福。若非如此，富人应该是幸福感最强，拥抱幸福时间最久的阶层了。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富有并不一定幸福。对于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来说，积极的生活和赋有思考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命存在形式，这是哲学家对生命的认知。人们通常认为幸福美满的生活高度依赖人们所生活的文化。在重视反思自己、重视知识的文化熏陶下生活的人，必然不同于以金钱和成功视为最高美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如同重视勇敢和战争艺术的社会会产生大量的勇士。

积极的生活和赋有思考的生活意味着，关心公益、维护友谊、思考正确的生活，这些恰恰是古希腊良性运转的国家基础。今天的社会文化不太重视这一点，相反，更加重视不惜代价获得经济成功。古希腊的自由男性，要求妇女、奴隶或外国劳工为自己劳动时，根据对自己地位的认知，他们不需要追求“不自然的”生活。如果在“古希腊”条件下，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和机器人为人工作，那么是否应该认为这是“不自然”的呢？

然而，我们应该怎样塑造这样的社会呢？王尔德从不担心贫穷、未受过教育的“雇佣奴隶”要走过漫长的道路才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个人和自由生活的艺术家。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散文里总是充斥着讽刺和挑衅。王尔德知道，人永远不会在地上过上天堂的生活。正如哲学家奥德·马尔克瓦特所说，人不要总是耽于幻想，要脚踏实地做好身边的事情。乌托邦的衡量标准是人性，而不是完美。世界是复杂的、不聪明的。最终的“解决方案”、一部自由机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些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江湖骗子的承诺。如果刺激一个来自硅谷的利他主义者，你会看到一个流血的伪君子……

假如人们在2025年或者2030年失去了汽车司机或出租司机的职业，人们未必变得更有创意，恐怕一些人会变得具有攻击性、破坏性、郁郁寡欢。裁员的浪潮肯定会先于价值观的骤变；人们还会坚持所珍惜的主导观念，还会用金钱有偿支付的形式记录人们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人若使人没有攻击性、没有破坏性或者不郁郁寡欢，也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21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和波兰英籍哲学家齐格蒙·鲍曼对这一问题就已经做出了判断。[35]桑内特提出人将陷入虚无的无所不在的威胁；鲍曼提出“现代人的边缘化”的问题。早期的战争与灾难迫使人类不得不适应新情况，现代资本主义的持续不确定性则成为今天的日常生活。生活的不确定性给很多人带来困扰，损害了成千上万人的利益。根据桑内特的理论，路德新教早先的劳动道德赋予人类生活精神支柱，而如今却普遍盛行雇佣关系——雇佣和解雇。最终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失败者，越来越少的赢家——这是计算机提高速度的过程。桑内特问道，有多少古老而传统的工艺在未来将被淘汰？

2012年9月我在柏林文化节上和桑内特就此问题讨论时，他抱怨道，资本主义丢失了忠诚和责任感。他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悲观地论述道，早先的“共同劳动”的文化财产丢失了，剩下的是在极不确定的生活中奋战的孤独勇士。我认为，他的关于受到威胁或者被破坏了的“劳动身份认同”的观点，我只能有条件的赞同，因为即使在路德新教的劳动道德极盛时期，也很少把劳动和身份认同等同并列。我们谈论的是拉法格的那个时代，要消除半饥饿的受压迫者和受剥削的童工。如果桑内特对过去时代的促进身份认同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的劳动世界的判断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那么它也只符合20世纪下半叶很小的一个时代窗口，不符合当代的人类历史。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盛行“认可”“奖励”“忠诚”和“人生保障”，这些早已不适合所有人了。

这个历史的时代窗口（我赞同桑内特的观点）现在已经关闭了。关闭了就一定会是灾难吗？难道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吗？如果一个人，像桑内特那样，过于浪漫地看待过去的劳动世

界，那么劳动世界的损失基本上是值得哀悼的。这是德国很多左派拥有的一种有毒的怀旧情绪，它阻碍了前瞻的思维。

桑内特看到了MP3—资本主义⁴ （MP3-capitalism）对生活世界造成的损失，他批评年轻人的狂热与冷漠，批评他们常常不假思索地选择新事物。对于毫无经验的极客们从硅谷发起的对传统和经验的攻击，桑内特感到非常愤怒。他对“速度崇拜”持悲观态度，坚持认为雇佣劳动可以从根本上促进身份认同，这个浪漫观点实际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劳动概念。

有偿劳动是否充实或促成身份认同，取决于很多因素。从劳动本身来看，流水线上的劳动几乎不可能是充实的；从社会的主流文化来看，呼叫中心的工作也很少是充实的。在经济收入有保障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立工作，自己是自己的老板，这份工作是最充实的。但即使实现了这一条件，人们仍然要问，为什么这样的工作必须是有偿工作？为了不让数字化时代的新世界成为反人道的反乌托邦，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物质的基本保障。

一个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是要把人类从“必须是商人”，即用劳动换取金钱这个定义里解放出来。它承认“劳动”是很多人的需求，人们通过劳动充实自己的生活，增加生活的意义。所以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是把“劳动”作为一项自由活动的概念跟雇佣和有偿劳动的概念区分开来的。自古以来，尤其是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诗人和思想家就梦想将人类从强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科技进步可以让这个梦想在21世纪对很多人来说成为现实，因为智能机器将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作。让人类成为自己人生的自由塑造者，这正是人类数字社会乌托邦的中心主题。

自由生活

——全民基本收入和人类形象

柏林，德国政府行政区，2017年夏末。移民儿童在国会大厦前的绿草坪上踢足球，记者懒洋洋地躺在沙地上的躺椅上，在施普雷河拐弯的地方，背包游客在总理府建筑的阴影下打盹儿，好奇的行人仔细浏览王宫花园，好一派和平安宁的景象。一幅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繁荣时代的理想图画再现于当代，一幅轻快明朗的画面，就像是锡耶纳老市政厅里洛伦泽蒂⁵的一幅寓言壁画：一个善政的结果。

21世纪初的德国仍然还属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专业人员”缺乏。每天都有无数游客访问西方世界这个最休闲的大都会，他们用智能手机四处拍照，人们喜欢这种安逸的乡村田园式的风光。柏林无法和其他城市如伦敦、巴黎或纽约或亚洲繁忙的超大城市相比。柏林的失业率在9%，远远高于德国平均失业率。你可能认为，很少有人在柏林工作，所以这里看起来很平静。事实是，在这里拍照的人不需要照相馆和照片洗印人员，人们在网络租房平台预订房间，通过应用程序APP租用无人驾驶汽车。但是这些工作，可能很快也会减少了。

在柏林人们如何维持生计？政府精减行政部门和公立医院里数千个工作岗位，保险公司和银行大批解雇员工，那么这些失业人员应该如何安置？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很多公共的和私立的研究机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论坛上热门话题，也让未来准备进行大量裁员的公司总裁绞尽脑汁。但是在政治上，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提上议事日程。“充分就业”是默克尔总理确立的2025年的目标，[36]这使人想起德皇威廉二世关于未来马车的论断。在联邦德国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大损失！

在达沃斯论坛上，西方世界的很多大型报刊和智囊团致力于一个相反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有少量工作，那么有没有可能维持就业率呢？德国钢铁工业雇主协会和工会于2018年2月达成了一致，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每周工作28小时。这已然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尽管这个动机不是为了避免未来大批失业。众人并不熟悉的拉法格理论出现了。看来即使在21世纪这个观念也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毕竟它可以阻止很多人被边缘化。但问题是，拉法格模式适用于哪个行业？对于公共服务机构、幼教人员和学校老师、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缩短工作时间的工作模式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终很有可能大多数工作人员将完全不再需要了。企业高管、外交部部长、德甲联赛职业运动员、项目经理或者兼职的主治医生，这些岗位在未来也会消失。

由此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就业率的问题，而是“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何时以及怎样到来？一个能保障生活的固定的最低收入，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对此想法都非常兴奋，例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塞浦路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⁶，人工智能研究专家迪利普·乔治⁷，硅谷的大投资商乔·舍恩多夫、麦尔克·安德森和提姆·德雷帕、德国企业家格茨·瓦尔纳尔和克里斯·博斯、西门子高管凯飒、德国电信总裁迪莫特乌斯·赫特格斯，以及希腊前财务部长雅尼斯·瓦卢法克斯，等等。

然而，他们的动机并非总是一致的。硅谷坚持认为，穷人的数据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他们根本就买不起产品，他们的数据该出售给谁呢？数据经济对集体贫困没有兴趣，集体贫困威胁硅谷的商业模式。其他人则担心，如果数百万人生活水平降低到社会救济水准的话，将会出现老年贫困、抗议活动持续增加、社会动荡以及类似内战的混乱状况。还有人，比如希腊前财长瓦卢法克斯，把“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基本参与和再分配的手段，甚至作为改变体制的工具。这是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列·高兹⁸很早就提出来的一个超前观念。

如此不同的动机都源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共同观念。这个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莫尔的朋友、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卢斯·维夫斯⁹汲取了莫尔理念，他认为一个基督徒有义务照顾穷人，不能让穷人得不到关怀。启蒙主义者孟德斯鸠、詹姆士·哈林顿、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斯宾塞，将这一理念继续发展，使之成为国家的普遍义务。然而，哈林顿、潘恩和斯宾塞认为不应该由国家承担这笔费用，而是主张人们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权利。工业革命初期，许多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加入了推动这个理念发展的行列，敦促国家支付全民基本收入。英国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最低保障中看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形式的最巧妙的结合。到了20世纪，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与人权主义者马丁·路德·金进一步加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每个诉求的背后都有其社会背景。当右倾保守的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¹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谈及负所得税以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最低保障时，他的预期金额量非常小，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¹¹亦如此。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提供像西欧国家那样的基本社会保障，各国情况不尽相同，美国跟欧盟富裕国家的条件就完全不同。鉴于这种情况，今天来自硅谷的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对西欧来说也不可用同一个衡量标准。

在这个有偿工作越来越少的时代里，必须有一个新的基本保障形式，在这点上人们能够很快达成一致。全球一体化和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劳动世界和生活世界，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形成另外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虽然生产率和利润大大提高了，但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无法从中受益反而导致他们失业并使之变得贫困的社会，还是产生新的社会契约，保留了优秀的部分甚至发扬光大了这些美德，从而适应变化了的新社会？如果人们不对迄今为止的劳动社会和绩效社会进行重大干预，就不会有新的社会契约产生。

假如在德国为“全民基本收入”做一条广告，即每个公民无论他是否有需求都应该获得一份基本收入，那么人们首先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谁该为它买单？这个问题很奇怪，它自动弹跳出来，显然没有人会反问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不应得到国家资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曾经最富裕的德国。生产率通过数字化进一步快速提高，计算机和机器人无需交纳社保，不领取养老金，没有带薪休假，也没有育儿津贴，它们可以昼夜不眠日以继夜地工作，社会可以无成本运行。

如此一来，“全民基本收入”无论如何是支付得起的，但肯定不是以传统方式——通过劳动所得税支付。有人批评说，劳动所得税率必将如天文数字般猛增，在这方面任何批评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关键不是提高劳动所得税率，而是降低税率。德国《时代周刊》主编科尔加·鲁德茨欧认为，“把人们从没有尊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全民基本收入越多，就越能破坏自身的资金体系”。[37]他的话并没有切中关键要点。在这个有偿工作越来越少的时代，应该如何为福利社会提供资金？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然无能为力，如果用无需交纳社保税费的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数百万人工劳动的话，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随之瘫痪了。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的左翼政治学者克利斯托夫·布特尔韦格¹²没有注意到这点。现行的社保体制，根本无法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动用巨大的金融资产，将超过今天的联邦财政预算总量（大约3000亿欧元）的数倍之多，这会导致公共社会贫困加剧。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实际上不过是个乌托邦。”[38]

令人悲哀的是，今天还有很多左派人士把乌托邦视为贬义词。毕竟在历史上左翼政治是支持新生的、平等公正的社会理念。然而，为什么布特尔韦格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加剧公共社会贫困，而没有说，如果不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公共社会贫困必将会发生呢？那些把推动“全民基本收入”运动视为“邪教”理论的研究家们认为，劳动市场的巨大动荡纯粹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布特尔韦格认为：

“数字化、社会老龄化和全球一体化是我们时代伟大的三个故事，故事是用来吓唬今天的人们，以便让人们在将来遇到不足的状况依然会感到满意。毕竟，还在机械化、机动化和电气化时代就有人预言过，人们会失去工作，但是没有工人的废弃工厂至今还没有出现。”[39]

与马克思、拉法格和王尔德不同，在布特尔韦格看来，有偿劳动显然是大大的赐福。他所担心的可能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作家雅各布·洛贝尔¹³的论断：“但是，最后会有一个时代到来，在那个时代人类将全面发展、聪明灵巧，会制造各种机器取代所有人工劳动，机器就像我们活生生的、有理性的人和动物。很多人将无事可做，穷人、失业者将难以饱腹，人类将忍受难以置信的痛苦。”[40]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¹⁴也支持这种观点：“我们的未来是一个失去了工作的劳动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它唯一还理解的社会活动。还有什么比这个后果更严重吗？”[41]

在布特尔韦格眼里，推动“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吁就好像是反对福利社会国家的一个新自由主义阴谋，这也难怪他得到了被误导的左翼梦想家的支持。在我们募集资金前应该清楚，“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额究竟确定在什么范围才能使人们满意。在德国，领取二类（哈茨—4）失业救济金的人，单身的每月固定领取416欧元，还有住房补贴，根据地区不同最多每月590欧元，另外还有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和养老保险补贴130欧元，再加上一些实报实销的小额项目补贴，比如热水或者搬家费用等。在德国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一个单身失业者每月可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大约在950至1200欧元。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格茨·瓦尔纳尔提出每人应得1000欧元的基本收入，同时取消所有社保补贴和住房补贴，就显得很奇怪。[42]对于绝大多数领取二类失业救济金的人来说，这一建议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将会恶化。这个建议距离瓦尔纳尔的崇高目标——让每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渐行渐远。如果一个人住在慕尼黑，从1000欧元的基本收入里扣除房租590欧元，他还剩下410欧元，余额还要支付医疗护理保险。戴着人道主义面具的提议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也更证明了布特尔韦格的怀疑——全民基本收入只会加剧公共社会贫穷。

“全民基本收入”合理的金额应该明显高于迄今为止的哈茨—4失业救济金，至少应是1500欧元。布特尔韦格的贫困理论因此而显得苍白无力，至少在这里激起了左派的不满情绪。为什么德国所有人，包括亿万富翁也应该从国家获得1500欧元的馈赠呢？左派心中充满愤怒，不仅是布特尔韦格，就连左派政党的国会议员格雷戈尔·圭兹也非常愤怒。[43]显然他们的思路也没有经过深度细致的梳理。国家分给60个亿万富翁基本收入的金额在统计上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新的税收模式。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未来要缴纳更多的税，比起他们领取的基本收入的金额高得多得多；征税不通过收入作基数收取，否则他们可以通过住所搬迁和设立皮包公司巧妙地避税。

\*

未来社会该如何征税呢？我们知道，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机器税”的主意。为什么我们不向蒸汽机、拖拉机和未来的计算机以及机器人征收税呢？这个想法很古老也很美妙，但是自古至今都缺少说服力。因为征收增值税会降低附加值，这也正是为全民基本保障筹集资金所需要的资金。如果只有单独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这样做，而其他国家不跟随，这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假如比尔·盖茨很快再次提出了“机器税”这个想法，他也不是要为福利社会筹集资金；他只不过像个魔术师的学徒在呼吁幽灵放慢速度，因为他担心人们无法跟上数字化的发展速度。

除了“机器税”外，还有一个观点也很流行，即通过“负税率”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支持。在德国的讨论中提出了多种模式，例如“乌尔姆资金转移限制模式” （TGM）、图林州前州长阿尔特豪斯提出的“公民固定津贴模式”。各种模式不同，但核心理念是相同的，都认为应该由收入所得税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财政资金，例如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红利股息收入等。大多数模式给“全民基本收入”设定的金额比较低，比如格茨·瓦尔纳尔提议每人1000欧元；各种不同模式也都考虑了不利于领取失业救济金者的情况。因此，他们提出经济上更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赚取额外收入，并承诺大规模缩减官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