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负税率这一想法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密尔顿·弗里德曼是其最著名的代表。鉴于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未来会有数百万人失去有偿工作，负税率这个观念看起来就很费解，它最多只能算一个杯水车薪的尝试。如果越来越少的人从事有偿工作，有工作的人就不能用他们的劳动为福利社会积累足够的资金。很多对“全民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它更好地激励了没有有偿工作的、领取基本收入者找工作。但是，只有当人们明白了全面就业的时代很有可能已经走到尽头时，人们才能理解这种情况。因此对于数字化革命大规模缩小了劳动市场的新情况，负税率的旧观念并未能提供解决方案。

可见，适用于未来的规划不得不放弃通过有偿工作为基本收入集资的想法。比如，格茨·瓦尔纳尔的建议，用消费税取代收入所得税；考虑对自然资源首先是对土地和地产价值征税；考虑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或者环保税，等等。这些建议都有它们的优点，也都值得考虑。但是并不是每个土地和地产所有者都缴纳得起高额税。另外，向企业征收排放二氧化碳税，似乎在德国现行法律条件下很难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不能修改。

所以现在只剩下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对金融交易课税呢？这是以瑞士前副总理奥斯瓦尔德·兹格为首的财政专家组成的工作组提出的建议。[44]自那以后，瑞士的支付往来创造的收入增长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00倍。如果对每一笔货币汇划征收0.05%的“微税”，那么它将会为瑞士每人2500法郎的“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足够资金。这个“微税”对普通公民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它的收入90%来自金融经济，特别是来自高频金融交易。

人们之所以讨论金融交易税，主要是为了防止金融投机比投资实体经济更值得冒险，尤其是今天巨大数量的金融投机已然成为现实的恐惧。此外，这样的课税政策在凯恩斯来看应该可以阻止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泡沫和股市崩盘。面对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欧盟委员会着手研究金融交易税的提议，但遭到了英国的激烈反对，因为没有哪个欧盟国家像英国一样依赖金融业，金融业是其经济支柱。到了2013年金融交易税草案完成时，只剩下11个欧盟国家对此还有兴趣。金融危机过去的时间越久，对金融交易税有兴趣的国家就越少。金融业的说客们又一次赢得了优势，脆弱的论据淹没了各大报刊的经济专栏。无论人们对国民经济的缺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其优点远远超过其缺点。金融交易税稳定金融市场，减少股市上的赌博风险，失败者只能是那些极端的赌徒。[45]

唯一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并不是从国民经济角度出发的，而是源于一种恐惧，担心金融投机者随时有各种可能性逃税、避税。提出如此反对意见的理由，就好比是要人们放弃打击犯罪行为，反正犯罪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大家都很清楚，参加金融交易税方案的国家越多越好。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没有哪个社会进步是28个欧盟首脑决议一致取得的。过去人们既没有废黜奴隶剥削，也没有实现女性平等权利，同样地，今后金融交易税在欧盟也不会获得一致通过。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先从一个国家开始，然后在其他的国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书 房

如果人们都能乐观地看待金融交易税，以便将其收入用于支付公民的无条件基本收入，那么以前四分五裂的欧盟国家立刻就成为了坐在同一条小船的真正盟友。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不再是或多或少的金融业问题，而是另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法国、德国、波兰和意大利都要面对相同的问题：怎样阻止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下滑？如何预防社会激烈动荡？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总是冲动和灾难。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计划，而不是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才匆忙应付。

瑞士对每一笔金融汇划征收0.05%的微税以满足为瑞士的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可以计算一下，德国需要征收几个百分点以满足德国基本收入所需的资金。在德国百分比可能会高一些，但是肯定还是极其微少的，对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还应该考虑涉嫌金融投机炒作，将其后果也计算其中。微税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赌博性投机，这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价值。富裕国家的“全民基本收入”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安全融资。毕竟，全世界范围内金融衍生品交易总量高达600万亿到700万亿美元，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0倍！所以说“全民基本收入”不会因为缺钱而失败。对金融交易征收微税至少在中短期内是个最好的主意，只要国际金融经济还像今天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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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民基本收入”提出的所有问题中，融资问题是最小的问题。最令人焦虑的是心理问题，涉及当前和未来的人类形象，各种信仰、偏见、文化印记和心理等相互碰撞。

特别是左派，众所周知，他们和意想中的敌人奋战，认为人需要有偿劳动。然而，这个“人”是谁？在奥迪公司研发部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工程师说，“人”从本质上来说是“问题解决者”。当遇到欠佳情况的时候，人总是去努力改善。当时我想，也许这就是奥迪的工程师们吧，我周边的人真的很少思考怎样改善，更别说发明什么了。

对于“人”这个概念要小心谨慎，用尼采的话来说，人类是“尚未定位的动物”。哲学家卡尔·施密特¹⁵认为：“谁评说人性，谁在撒谎”。给人性作明确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人性本身有很多因素，取决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中世纪的一个欧洲人来说，命运当然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他坚信上帝王国的千禧年在地球上即将开启。这个信念今天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但现在社会流行的说法也是不可思议的论断。如果人不为钱工作，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会失去生活的意义。这种论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设，它给每个家庭主妇、每个退休人员、每个过着奢侈生活的夫人或太太、每个皇室的子女、每个热带雨林的原住民和每个马赛勇士，打上了不幸福的标签。

只有一点是对的，目前在德国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失去了有偿工作，又找不到新工作，很多人就会感觉糟透了，觉得自己一无所用。他们的问题不是人类学的范畴，而是现代社会学的。19世纪的农民或工人从来没有想过，人应该通过有报酬的工作来创造自己或者自己的生活；人应该利用他的天赋才华，生活要有创意，要实现自我。这些都是高度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错失了目标，人就只能自食其苦果。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所从事的有偿工作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如果社会能够让人实现自我或者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才华工作和生活而无需考虑有偿工作，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个社会进步。

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有偿工作也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社会的承认，对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遭受这一打击的人会怀疑自己是数字革命的失败者，对于这一点，即使是全民基本收入也不能改变什么。之前还在制定符合领取失业金名单的政府部门也大规模裁员，自己也加入了失业大军。唯一还能找到的工作——送快递或者在呼叫中心工作，几乎不会比完全不工作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如若再给这些人讲“要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恐怕让人觉得更多的是讽刺和奚落。

实际上，从好职业到坏工作的发展趋势早已形成。1993年德国有440万人从事没有社会保险的工作，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60万人，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上升。员工不再关心为员工提供保护和安全感的企业文化，他们是一群忙碌的打工族，或者在人力派遣服务产业（Gig-Economy）将自己陈列待售，比如优步司机。[46]在南欧一些国家数字化的影子经济在过去的几年内大幅增加，它暂时掩盖了传统的劳动社会危机。特别是在西班牙，人们在网络平台（Airbnb）出租自己的公寓获得收入，不再支付社会保险。过去简单的善行，例如行车时捎搭载陌生人一段路，给学生提供一个短期住所，现在都变成了冷冰冰的生意。社会行为完全商业思维化，硅谷的深远影响破坏了日常的社会道德，这令人非常不愉快。

有偿劳动的世界早已不再是反对“全民基本收入”提议的群体所想象的那样了。有偿工作意味着社会承认、自我满足和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常常这还不够。布特尔韦格说：“在劳动社会里，生活满意度、社会地位以及自身价值的认定取决于人所从事的职业。”[47]这与现实存在矛盾。首先，对许多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事实；其次，劳动社会正逐渐消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偿工作的社会意义不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总之，不是全民基本收入让很多人失业，而是数字化经济。全民基本收入是减轻物质窘迫压力的一种尝试，它努力把“不为钱工作的状态”从心理的和社会上的排斥咒语中解放出来。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批评家说得对，价值观不转变，全民基本收入没有任何价值。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如同有些热情的支持者所说的，它只是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

反对引入“全民基本收入”的人认为，德国的福利社会将会因此被摧毁。在这个背景下，应该怎样看待反对派意见呢？福利国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劳动社会和绩效社会，基于大多数人有社会劳动保险的工作，充分就业是社会目标。联邦德国前劳动部长诺贝尔特布·吕姆提出的“团结自助”，即社会福利国家，是建立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的。没有人会怀疑劳动和绩效社会的伟大成就，但是也没有人可以严肃地保证社会福利国家是完美无缺的。一些令人棘手的雇佣条件，例如临时工、兼职工作、无薪酬实习等，削弱了福利国家的福利基础，它变得不再是其原本的样子了。如果越来越多的有偿工作免除了社保缴费，也就谈不上什么“互惠原则”了。

尽管如此，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左翼批评家们，却对基本收入摆脱绩效思维这一事实感到困扰。老式特色的福利社会是一个由缴纳社保费者组成的福利义务共同体，交纳社保费的人得到应得的福利，并互相支持和帮助。全民基本收入，则是由税收融资，如果领取社会救济金，就不可以再领取全民基本收入。听起来很不错，如果一个人一生从事的都是需要缴纳社保费的低薪工作，那他现在或者将来一定会以很少的钱艰难度日，远低于全民基本收入所公布的1500欧元。认为这是公平的人，以奇怪的方式跟现有的社保制度达成妥协，难道这真的比对每个人都合理的最低保障更公平吗？

公平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词汇。但是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权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如果每个人都有均等机会无限向上发展实现富裕，这是公平的；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同的一块蛋糕，这是公平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点谈不上哪一个比另一个从本质上说更公正，也难怪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下社会市场经济总要努力平衡这两种观念。如果福利社会国家受到了威胁，那是因为全球经济发生了迅速变化。谁若相信德国福利社会还能保持现在的形式，并能通过有偿劳动继续为其提供财政，那么他不是生活在当今时代，他也看不到未来。规则不能阻挡瞬间的变化，正如可以给正在枯萎的花经常换水，但不能阻止它凋谢一样。

2018年的德国，只有53%的工作是按照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退休后能够靠自己的退休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少。在职者的社保费仍然是和有偿劳动挂钩的，这将成为他们的不幸，他们的退休金可能不会超过1500欧元。若全民基本收入实施，他们的生活将会得到保障；任何交纳了一辈子养老保险金且退休后可以领取高于1500欧元养老金的人也会得到相应的全民基本收入金额。这同样适用于所有已经支付了几年或多年商业养老保险的人，这样就不会有人对全民基本收入不公平而感到愤怒。如果认为退休以后1500欧元太少，人们仍然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但是，即使全民基本收入提高了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保障，推动实现基本收入在社会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阻力。首先，公平问题。为什么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最后反而没有得到比从未工作过的人更多的养老金呢？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每一次的社会动荡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看成是牺牲品，尽管他们只是心理上而不是物质上受到了损失。如果某些人的无条件职业道德（“永远工作，永远不靠国家来养活”）被全民基本收入取代，这也无可厚非。传统劳动社会和绩效社会里代代相传的自我认识突然部分地失效了（当然不是全部），绩效社会的主流观念和很多人认为的有价值的终生成就都会突然变得不同。难怪那些一辈子从事有偿工作的人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愿意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少。德国目前的现状难道不是十分缺少专业劳动力而很多年轻人却不想学一门手艺宁愿无所事事吗？

我们必须明白，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绝对公平！发牢骚抱怨自己一辈子必须为了赚钱工作而很多人在将来则不必工作时，应该冷静地想想，自己是多么幸运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为什么未来的一代人不应该享受比上一代人更好的生活？90岁的女性当年是否应该反对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当时的她不可能从妇女解放运动中直接受益。

其次，职业道德问题。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会不会丧失职业道德呢？如果真的如此，它还是合理的吗？如果以前不得不为钱工作的人现在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他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好的保障，这显然不是什么灾难。一方面有偿劳动正在消失，另一方面，在德国近代历史上终于将第一次出现劳动市场突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职业必须得到合理的报酬，不会有人还愿意听社会民主党老生常谈的关于单亲护士母亲应得到合理报酬的竞选演讲。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1500欧元的基本收入，那么公厕门前就不再需要收费女工了；退休人员无需因养老金不足去开出租车；护士和护工终于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理发的费用会增加，但为什么服务员不能在基本收入的基础上再多挣1000欧元呢？如果护士和护工愿意，现在也可以在基本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再多赚一份钱。从剥削制到拉法格的每周21小时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受雇人员对工作质量和工作环境的要求提高，没有服务员还愿意在工作环境恶劣的饭馆工作，像麦当劳那样工作条件恶劣的商业模式将成为历史。由机器人和计算机操作的服务行业将来会更便宜。价格结构性的改变一直存在，德国今天的肉价比20世纪50年代便宜了很多倍，而工匠的计时工资翻了好多番。

第三，丧失焦虑感。全民基本收入抑制了从事简单无聊工作的动机。简单工作涉及很多行业，这些行业将会最快被数字化，但未来德国的失业者不必再忍受内心深处焦虑的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周刊》编辑贝恩德·乌尔里希将全民基本收入恰当地称为克服劳动恐惧的“社会契约”。[48]继减少恐惧的教育文化之后，还将会出现一种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恐惧的劳动文化。只有那些不喜欢劳动的人才不喜欢这种劳动文化。但是他们也不敢断言，雇佣劳动是人类的本性。

生存恐惧消除也会让有些人认真考虑，我们究竟想要做什么？物质基本保障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还远远不够。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后，恐怕会有不少人没有动力参与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但今天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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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有人类尊严的全民基本收入而努力的人都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在新型社会里，人的价值评判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有偿劳动。富裕社会为弱势群体提供生计保障，完全不同于需要申请和排队等候的机制，这是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为了获得这一进步，需要付出的不必是普通工人，而是拥有巨额资金的企业、银行、机构和个人，他们巨额的利润会部分缩水，“受害者”将会幸存下来。

当然，不能因此解决所有的问题，更棘手的是结构性困境。数字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对此几乎没有人有异议。[49]如果机器人和计算机在未来可以比人类生产更便宜、更多的产品，为什么不能生产更多的收益呢？引入机器人的结果却意味着大规模失业。以前从事高薪职业的技术人，现在没有了工作，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网络公司评估私人数据，对顾客更有针对性和操控性地发送广告，这对国民经济完全无关紧要。如果人们口袋里只有少得可怜的钱，无论广告多么富有诱惑力，消费力都会降低。生产合理化有望能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多效益，而消费合理化则不能，至少是在购买力没有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消费合理化并不能给经济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生产力和购买力发展不协调，在20世纪70年代的很多西方国民经济中都曾出现过。在德国，生产力远远高于购买力，其发展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国内的购买力相对生产力越低，出口就越重要。还有一种是人为造成灾难——国家和私人负债，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购买力由于未来大批解雇而迅速下降，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以前各种服务由有偿劳动者提供，现在被所谓“劳动的客户”和“产销者”替代完成；以前给有偿劳动者支付报酬，现在给“劳动的客户”和“产销者”支付合理的报酬，是逻辑一脉相承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来看，全民基本收入相当于企业对外包给顾客的工作统一支付的一种形式。

结构性困境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全民基本收入水平必须多高才能真正弥补由于合理性数字化而造成的购买力下降？前文提到的1500欧元肯定是不够的，但是支付更高的基本收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新的劳动市场秩序，有可能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结尾处再讨论。

1500欧元的基本收入会明显提高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这对国内消费市场很有益处，但是也容易导致社会弱势地区的房租上涨。因此，各级政府应该从一开始就要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并且考虑应对措施。当然任何一个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都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国家要设立哪些门槛以阻止外国移民进入一个人人有1500欧元基本收入的国家。实际上，在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社会问题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来自阿富汗或者苏丹的难民眼里，德国福利社会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天堂了，基本收入几乎不会再增加这种强大的吸引力了。

“全民基本收入”会在德国实现吗？会的，最迟会在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超过400万或500万的临界时。关键问题是将要引入一个什么样的全民基本收入体系？会是一个通过负所得税支付的1000欧元基本收入的体系吗？这显然不会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人类的厄运；摧毁人类社会的幻想不会使社会有任何改善，反而变得更糟糕。或许我们可以努力使乌托邦变成现实，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克服贫穷和压迫？这个问题不仅仅取决于基本收入的金额，还要考虑我们能否保持社会透明度。我们是不是该尽我们所能让每人都有能力过上充实的生活，我们应该生活在什么文化中，技术在其中扮什么样的角色呢？

为了让人们能够自由地生活，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在一个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里，基本需求可以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得到物质保障。这将消除一个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基本收入只是对有偿工作基础上的“业绩”的一种支付形式。社会保障将摆脱对许多人的社会生活成就视而不见的、片面的业绩概念；强制人们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被取消，它将把人类视为自由个体的乌托邦社会创造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