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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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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讨论是从现代霸权中合理性的功能开始的。一种有效的霸权不需要被施加到自我意识的行动者之间的持续斗争中，而是由它所统治的社会的标准信念和实践直接产生的。几千年来，传统和宗教一直发挥这样作用；今天，合理性的形式提供了霸权的信念和实践。这意味着知识在没有丧失作为知识的特点的情况下，已经成了一种权力，而不仅仅是权力中其他方面的工具。这种知识地位的变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结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拥有传统的工作，建立了自我表现的代码；他们拥有自己的工具，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共同体。劳动过程完全包含在规则和责任中，因此前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只能在经济领域之外进行统治，去实施福柯所说的“君主的”权力，即国家的消极权力。

资本主义通过在独立的个人之外建立劳动力和市场的方式，将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达到了空前自由的程度。这种方式有些类似于福柯所研究的监狱和精神病院，只是范围更大一些。资本家从所有传统规则和家庭限制中解放出来，具有了比传统工作团体的领导人所具有的更大的行为自由。在第二章中我称这种特殊的自由为资本家的“操作自主性”。操作自主性主要不是一种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可以动用一系列微观技术的组织的所有权。

操作自主性是一种在各种可替代的合理化中做出战略性选择的权力，而在做出这种选择时不需要考虑外在因素、通常的惯例、工人的嗜好或抉择对工人家庭的影响。不管资本家追求的其他目标是什么，所有从他在社会体系中的特殊立场所实施的可行性的战略都必须能再生出他的操作自主性。保持和扩大自主性的“元目标”(metagoal)逐渐融入到做事的标准方式中，使每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偏向于一定的典型反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的战略主要在于将这些恒定性嵌入到技术程序、标准和产品中，以便建立一种满足资本利益所需要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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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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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活动的框架。

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的霸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通过技术抉择来再生出自己的操作自主性的基础上。这一点通常能够实现，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可以通过技术控制而得以掌握，无需贵族头衔或宗教的认可。马克思将雅各宾派的“政治”等同于“意志”，而这种“意志”可以在现代组织的扩张性的活力中被发现，它被进一步推向了行为的自主的可能性的聚集。

资本主义的社会需求和技术需求被聚合在一种“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中，而这种“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使技术体系的构造和解释适应了统治体系的需求。我称这种现象为技术的社会代码，或者更简单地称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霸权是这种代码的一个结果。[9]

在这种社会学背景下，“代码”这个术语至少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可以表示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同时完成两项功能：(1)分清允许的或禁止的活动；(2)将这些活动与用来解释第一点的一定的意义或目的联系起来。交通代码通过将安全和不安全的行为区分开来，定义了被允许的驾车行为。技术手册充满了相似的代码，这些代码确定了一些规则，在这些规则的限制下，操作在满足可靠性、强度、人的因素、效率等各种目标的情况下来完成。这就像我们社会一样，记录下调节我们行为的许多代码，这是官僚化社会的特点。

经济代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记录在手册中，而是暗含在行为和态度中，它们表示了比允许和禁止更广泛的价值。对于经济代码，需要一种解释活动来从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抽取出的含义。例如，看一看像汽车这样的有声望等级物品：我们“知道”凯迪拉克(Cadillac)比福特(Ford)“好”,奔驰(Mercede)比大众(Volkswagen)“好”。在展示某一种汽车时，我们将一种有关我们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了别人。就像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经代码有交流的功能。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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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代码结合了各种类型代码的要素。它是最基本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技术选择得以根据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做出(例如，在未来做出类似选择的自由)。技术代码的这种不变的需求通常不明确，尽管像声望等级一样可以很容易地显示出来。提高操作自主性的目标暗含在基本的技术程序的领域中，这些技术程序是用来满足商业企业和其他类似的结构性组织的需求的。第二章中讨论的诺贝尔对数字控制的论述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像在那个例子中一样，通常用马尔库塞在对韦伯的批判中所确认的阶级偏见，将首选的设计表示为是“有效率的”。因为效率是一个广泛得到认同的价值，这种表示具有一种构成代码的交流方面的合法功能。

技术代码在一个统治是建立在对技术控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中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含义。它不仅仅是选择手段的规则。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是组织的独立性和生存的原则。马克·纪尧姆①将社会代码定义为“能指(signifiers)(对象、服务、活动等)和它们在社会中的所指之间的联系整体，这种整体是由组织所创造或控制的，以作为组织存在的基础，如果有可能也是组织发展的基础”(Guillaume，1975:64)。然而，对技术代码来说，它必然要超出这种阐述。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它们的技术基础转换成代码，但是这不是仅仅将技术与一定的能指联系起来，而是将这些能指安置到组织的结构中。10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聚合的理论才能回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看到权力/知识这两方面是如何在技术对象中调和的。 1O

每一个发展了现代技术或研究了现代技术史的人都知道，现代技术是从或多或少松散地联系的部门技术的链接中建立起来的。部门技术本身是从基本的发明中出现的，因此尽管这些部门技术在开始时是满足于某一特殊的目的，但是在多样化的情境中可以被用于不同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区分了体现在技术中的原理和这一原理在某种实际设备中的具体实现的形式。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① 马克·纪尧姆(Marc Guillaume, 1940— )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资本和资本的再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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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3 | PRINTED_PAGE=94

我将弹性、杠杆或电路等这些特殊的原理称为“技术要素”(technical element)。如果不考虑所有的社会目的，至少是不考虑统治阶级和下属的社会群体的目的，这些原理本身是“相对”中性的。一定程度上，发现这些要素的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已经自主化。这些要素一旦被发现，它们就类似于语言中的词汇；它们可以被排列在一起—形成代码——组成各种具有不同意义和意向的句子。

个别的技术正是从这些去除了情境的技术要素中建构起来的，而这些技术要素结合在独特的配置中，形成了特殊的设备。发明的讨程不单纯是技术的：抽象的技术要素必须进入一种社会限制的情境中。因此，技术作为技术要素发展而成的整体，比部分的总和还要多。技术在选择和安排组成它们的技术要素的过程中满足了目的的社会标准。[11〕

这些社会目的虽然体现在技术中，但并不因此就仅仅是中性的工具可以满足的外在目的。特殊目的的体现是通过技术与它的社会环境的“配合”而实现的。结合在技术(technology)中的技术观念(technical ideas)是相对中性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中发现一种社会决策网络的痕迹，而这种社会决策网络按照一定的利益或价值，预先构造了一个社会活动的领域。

布鲁诺·拉图尔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每一种技术都以技术要素的特殊配置为中心组成一种社会利益联盟的“社会关系网图”(sociogram)，拉图尔称这种技术要素的特殊配置为“技术关系网图”(technogram)。拉图尔认为，“你在一个系统中获得的每一条信息也是另一个系统中的信息”(Latour,1987:138)社会关系网图和技术关系网图本质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种特定的技术配置反映了一种特定的行为者网络的影响。 因此，一种特殊技术的恰当定义只能在两个系统的交叉处找到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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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现在可以定义为一种联系社会关系网图和技术关系网图的一般的规则。作为非所有者的工人与企业福利无关的假设是最重要的社会因素，这一社会因素通过这种技术代码渗透到技术理性的定义中。装配线是技术中受这一假设影响的最典型的例子：一种从技术上强制实行的劳动纪律的战略形成了将组成它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的黏合剂。这种对权力的不均衡的影响是一种从战略上形成代码的技术的特点。

这个例子也阐明了理性化过程的历史相对性。装配线似乎只是一种技术进步，因为它扩展了一种资本主义已经依赖的管理合理性。它在一种建立在工人协作基础上的经济情境中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工人协作中的劳动纪律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从上层施加的。

当然，一种发明的各个部分就像装配线一样，具有一种自身的技术一致性，这种技术的一致性不依赖于政治或阶级关系。在这个例子中，既不是将技术还原为生产关系，也不是将技术知识还原为意识形态。技术和技术知识在各自的组成部分中都有自身的逻辑;技术必须真正有效。但是并不是仅仅因为一种设备有效了.它就应该比同样具有一致性的技术要素的许多其他的配置得到优先地发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由此就可以推出，根据语法的一致性，就可以解释演讲中单个句子的取舍。技术的社会特点不在于内部运作的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与社会情境的关系。

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福柯所研究的社会技术。规训和规范化的技术(technique)不能决定一个单一的社会组织，而是开启了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争论的可能性。福柯的理论还没有失效，因为不管斗争的结果如何，现代社会将可避免地要应用这些技术的变化形式。与此相反，福柯的目标是要找到一种“允许带有最少的统治色彩来玩这些权力游戏”白方法(Foucault,1988:18)。

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在目的和制度结构上根本不相同，但是它们共有一种类似的抽象方法和类似的微观技术的基础。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和技术的规律能够为它们所服务的霸权提供霸权所要求的应用。但是我们越往下接近基础，这些应用得以构成的要素就越不明确。这就是技术的两重性的来源。因此，技术代码需要将应用与霸权的目的结合起来，因为科学和技术可以并入许多不同的霸权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技术能够威胁到统治群体的霸权，直到新技术从战略上形成代码，这种威胁才会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宣称要垄断合理性的霸权主张也要受到理性批判。因此，双面理论可以去除知识和技术的中立性的神秘性，同时不用声称知识和技术像意识形态一样，会由于它们所服务的特定利益而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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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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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5 | PRINTED_PAGE=96

在马尔库塞和福柯那里，技术知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因为他们关干技术的两方面理论是暗含的，他们缺少用来表达它的恰当术语。有时他们似乎是说知识仅仅是社会权力的投影;然而他们还是想把知识与单纯的成见和意识形态区别开。这些犹豫不决是试图表明知识和霸权所预先建立的和谐，而不用将一个还原成另一个。我在这里认为，知识和权力、技术和霸权的联系处于确保它们在应用中协调起来的代码中。

形式的偏见

技术代码的理论向技术中性论的常规观念提出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挑战。通常都假定，因为技术是建立在一般利益的基础上，所以技术与特定的社会利益没有关系。如同我们上述讨论所知道的，马尔库塞和福柯拒绝了这种熟知的方法。如果不考虑一般的目的、至少是不考虑不同代码的形成，他们关于技术双面理论将一定的中立性赋予了基本的技术(technique)。种特殊的社会利益相对应的技术代码，从各种可替代的形式选择出这些基本技术的在技术上具有一致性的一种配置。使得建立在技术知识基础上的现代霸权成为可能。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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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技术批判理论就意味着中立性和偏见在一定的情况中不是对立的，而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具体对象的不同的方面(Marcuse,1964:156;Dreyfus和Rabinow,1983:203)。这种方法似乎非常难以表达清楚，而且在认为批判是对客观知识的非理性主义的抨击的假设下，中立性和偏见这两方面常常瓦解成单一的方面——通常是瓦解成偏见。如何更清楚地解释中立性和偏见的共存才能避免这种误解呢？

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偏见是一种对公平的偏离，而公平在通常的用法中是指在不顾及个人感受的情况下，将相同的标准用于所有的人。这种背景就解释了为什么偏见的观念表示了特殊性压倒了普遍性，例如，偏袒或成见左右了选择雇工的决定，而这本来应该在工作能力的普遍基础上做出的。因此，作为普遍性的一种属性的中立性似乎与偏见是相对立的。按照这些术语，就不可能搞清楚有偏见的技术这一观念的意思，因为根据定义，内在干技术设备中的合理性与个人的偏爱是不能比较的。然而，还有一种偏见的更微妙的形式，它在于将相同的标准用于不能比较的个人，或者在以其他人为代价来使某些人受益的条件下将相同的标准用于个人。这种类型的偏见通常很难确认，因为单一标准的应用显得比较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中立性不是与偏见相对立，而是偏见的根本前提。[13]

我将借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中的一种划分来命名这些类型的偏见，称第一种偏见为“实质的”偏见，称第二种偏见为“形式的”偏见。正像有人从这些术语中所期望的那样，第二种类型的偏见是现代社会的独一无二的特点。例如，形式的偏见指定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形式的”平等与社会的“内容”相抵触，例如法律面前的平等被支付法定代理人费用的不平等的能力有系统地破坏了，或者平等的教育机会不是被歧视的排外所否定了，而是被管理阶层或有种族偏见的测试所否定了。

在有偏见的技术规划的情况中，可以评价的偏见不是作为这样的因素出现的，而是支配着形式上的理性子系统与整体社会之间的“配合”。装配线可以再次作为一个例子。按照马克思的术语，装配线的罪过是“为资本提供抵制工人阶级反叛的武器”，所以很明显是一种有偏见的技术(Marx，1906：Ⅰ，476)。然而，这种技术的客观运转与社会差别没有关系，这就像评判一个有文化偏见的测试的计算机与社会差别没有关系一样。这种情况中的偏见不是来源于技术要素，而是来源于技术要素在一个具有时间、地点和历史遗产的现实世界之中的特殊配置一—总之，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具体的不确定的世界。形式偏见的本质是在时间、地点和由相对中性的要素组成的系统的引入方式上存有成见的选择。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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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类型的偏见可以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实质的偏见是建立在不平等标准的应用的基础上，它最经常与成见、与区别对待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别或国家的人的清楚的规范联系在一起。然而，因为不能在纯粹个人偏好的基础上证明不公平的对待是正当的，所以这些规范一般表现为事实判断，这些事实判断认为能力或优点属于天赋高的人群，无能或缺点属于天赋低的人群。通过揭露实质偏见的伪事实判断就是“合理化”，或者将那些伪事实判断的更精致的形式揭露为是“意识形态”，对实质偏见的批判得以进行。

形式的偏见没有暗含成见所必然具有的情感，也与建立在理性化情感基础上的事实错误没有关系。相反，只要忽视了令人困窘的情境方面的考虑，事实一般都支持意在为这种偏见辩护的公平主张。在更大的情境范围之外，公平对待看来是通过将同一标准平等地应用于所有人来实施的。但是在这种情境中，很清楚的一点是，如果是在孤立的情况下，体系的表面上的公平掩盖了体系的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对形式偏见的批判需要重新定义与评判问题中的行为或制度有关的考虑事项的范围。不是赞同歧视行为的特定的事实主张要受到质疑，而是定义这些事实的范围要受到质疑。在这些情况中，认知范围的扩大包含了从任意孤立的要素向更大体系的过渡，在这种更大的体系中，这些孤立的要素具有了一种功能的意义。因此，为了表明在一种技术选择或有文化偏见的测试这样的例子中的歧视，就需要表明歧视的结果不是意外的，而是能再生出一种统治的关系。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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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立性观点通过将技术从所有的情境因素中抽象出来，从而将技术具体化。这种方法具有相对的说服力，因为就像在形式偏见的其他例子中一样，有偏见的系统是逐步从去除了情境的要素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去除了情境的要素在它们的抽象形式中实际上是中性的。装配线的齿轮和杠杆就像全景式监狱中的砖块和灰泥一样，都没有内在的价值含义。当实际的机器和体系是按照抽象的技术要素的模式来理解时，技术是中性的错觉就产生了，但实际上这些抽象的技术要素是在负载价值的组合中结合成一体的。批判理论通过恢复已经被遗忘的情境和发展一种对技术的历史性的具体理解，打破了这种错觉。

这种理解是批判性的，但与实体理论的片面谴责形成了鲜明对比。埃吕尔和海德格尔将实质的偏见归因于技术，并且差不多将技术作为一种物质化的形而上学来对待。他们的方法分不清技术的本质和形成技术的当代形式的霸权代码，否认了能够支持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发展样式的从属的技术潜能的存在。

相同的缺点也经常归咎于马尔库塞。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批判被人指责为是非理性主义的，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尔库塞像哈贝马斯一样，匆忙地退回到陈旧的技术观中。但是片面的批判不会通过完全放弃批判来得到改进。这里所需要的是对“另一个”方面的理论说明，即那些技术进步的方面，这些方面将在重新建构技术基础的过程中涌现出来。我将在本书的第和第三部分中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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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定形

技术代码及其偏见的理论建立了现存技术的社会相对性。但是，如果技术的统治是一种可争议的霸权而不是一种存在的天命，有人就会期望技术的统治将与反抗和抵抗的特殊形式联系起来。知识或技术用于反对霸权意味着什么呢？这种使用与用于新的意图的中性工具的纯粹工具化有什么区别呢？

抵抗的现代观念最初是在政治领域中形成的，而不是在对技术主体及其手段的辩证法的反思中形成的。政治斗争屈从于工具主义的理论，我已经指出这种理论不适合研究技术。实体主义认识到工具论观点的失败，就用社会敌托邦的隐喻将社会比作一架巨大的机器。但是机械的比喻所描述的社会秩序，远比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和协调。一种令人满意的模式必须不仅反映塑造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力，而且也要反映社会权力所引起的张力和抵抗。

为了寻找这样的模式，许多理论家选择将社会比作游戏，而不是将它比作机器。游戏在没有决定任何特定步骤的情况下定义了游戏者的活动范围。这一隐喻可以有效地用于技术，这样就可以像游戏一样建立一个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步骤”的框架。可以根据这些术语将技术代码重新构思为技术游戏的最一般的规则，然而这种规则使游戏偏向了占主导的参与者。[14]

游戏的隐喻就像它所描述的社会一样是不确定的。因此，迈克尔·布鲁威①认为“玩游戏对游戏产生了共识”，但是他同时指出，“对游戏的参与能够破坏游戏再生的条件”(Buroway，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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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布鲁威(Michael Buroway)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制造共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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