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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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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0 | PRINTED_PAGE=101

1979:81,94)。布鲁威对“认同”①车间“游戏”的研究阐明了这种不明确性。他怀疑看来是为争取自由时间而反对体系的斗争是否实际上在系统内部是有效的。柯尼利厄斯·卡斯特里阿蒂斯②和马尔库塞代表了这两种立场。

但是认同真的像卡斯特里阿蒂斯所认为的那样激进吗？或者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再生产出工人对资本的自愿奴役的适应模式吗？这些在工作情境中产生和部分得到满足、并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自由和需要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原理’的挑战吗？认同代表了一种对人的自组织的潜能这种新事物的期望，还是完全包含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中？(Buroway，1979:73)

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中，我将运用米歇尔·德·塞尔托和诺贝特·埃里亚斯③的观点来发展一种解释这些不明确地方的抵抗理论。我将把他们的洞见应用到颠覆性实践的非工具主义的论述中。[15]

德·塞尔托的贡献属于法国结构主义衰落中的特定阶段。文化产物作为代码的对象，就像说话中调节举止的句法一样，遵循着代码中的规则。例如，刀子、叉子和勺子不仅仅是金属器具，而是根据每一种实际器具的使用方法，暗含了一整套就餐举止。衣服、汽车、技术设备都适用于类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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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鲁威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比作一个游戏，而工人就是游戏的参与者。由于车间采用计件工资，工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想制造更多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游戏规则，新加入者必须要认同(making out)这一规则才能被接受。这样，布鲁威就用“认同”的隐喻为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劳资关系为马克思“对抗性”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反例。详见布鲁威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

家，主要著作有《社会的想象中的制度》等。

明的进程》等。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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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1 | PRINTED_PAGE=102

这种方法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但是有些符号学家—例如罗兰·巴特①—提供了适用于文化的更宽松的阐述，他认为说话的实践可以修改句法(Barthes，1969:103-104)。德·塞尔托在试图发展一种文化变化的类似理论时受到了福柯的影响。这种情境中的游戏隐喻可以减少当时占主导的社会语言学模式中的决定论色彩。

按照德·塞尔托的看法，“战略”是制度化的控制，它们体现在像公司或政府机构这样的社会和技术体系中(deCerteau，1980:Ⅰ,85)。权力的技巧(technique)不是由精英们掌握的工具;相反，它们开启了一个空间、一种“内在性”(interiority)，这些精英们就是由此作用于社会的。暗含在内部/外部这一对隐喻中的社会距离是垂直的：它创造了一个位于社会“之上”的位置，从这一位置上可以观察和控制社会。这一位置对应于我所说的霸权主体的操作自主性。经过一定的修正，这种解释可以推广到现代社会中任何以技术为中介的活动中。

缺少一个作用于外在性的基础的社会群体，从“策略上”(tactically)对它们所承受的战略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运用一些多少处于占主导的战略的控制之下的精确的、临时的、变换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却巧妙地改变了这种战略的意义和方向。策略是被统治者对统治所做出的不可避免的回应，它们是在他者(the Other)的领域中展开的，是在霸权体系的“用法”(usage)中运作的(deCerteau,1980：I,59-60)。

就像操作自主性是统治的结构基础一样，被统治者也赢得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体系中的“游戏”共同发挥作用，以便重新定义和修改游戏的形式、节奏和目的。我称这种反作用的自主性为“机动的边缘”(margin ofmaneuver)。可以用于以技术为中介的组织中的各种目的，这包括控制工作速度、保护同僚、未经许可的生产的即兴创造、非正式的理性化和革新等。边缘中的行为有时以在更高水平上重新构造统治的方式、有时以削弱统治的控制的方式可以再次合并到战略中。福柯的“被镇压的知识”能够在牵连策略的“空间”中被详细地阐述，这种空间就是由战略所开启的机动的边缘。德·塞尔托提供了一些实践方面的例子，例如工人利用他们车间中的材料和工具来生产自己使用的物品(la perruque),或者在殖民地的情形中，当地风俗对基督教的介入(de Certeau,1980：I,68ff.,106-107)。

技术批判理论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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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尔托用机器和游戏的隐喻为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形式。这两种隐喻实际上是社会活动中的两种视角。机器的隐喻从管理者的角度描述了一种平稳工作的体系。被统治者的想法体现在游戏中，特别是在改变规则的特定的反对霸权的“步骤”中。这样，两种隐喻合起来就包含了位于体系中不同位置的行为者的互补的视角。它们体现了与操作的自主性和机动的边缘有关的相互对立的自我理解。

德·塞尔托对战略和策略的区分提供了一种替代技术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的形式。他的战略历史揭露了现代组织的表面上中性的技术管理的偏见。他对策略作用的分析显示了敌托邦的合理化的内在局限。同时，它提出了一种理解抵抗的新方式，这种方式既不是将抵抗理解为个人的道德对抗，也不是将抵抗理解为仅仅是除了政治时运的偶然因素之外，不能与占主导的政治区别开来的另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都是战略意志的功能。抵抗作为战略所承受的一种策略上的修正，完全属于另种秩序，马克思试图用他早期的社会观念将这种秩序表示出来。

这种方法在社会理论中具有更广泛的情境：试图超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两难困境。由皮埃尔·布尔迪厄①、诺贝特·埃里亚斯和其他一些社会理论家们用不同方式勾画的第三种立场认为，个人与社会作为独立的实体，是从一个更具体的统一体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统一体是一种人类关系的结构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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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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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3 | PRINTED_PAGE=104

诺贝特·埃里亚斯称这种过程为“定形”(figuration)，这是一种组成社会的“半自主的”(semi-autonomous)个人之间的有秩序的“结合式样”(Elias，1978:6)。没有人存在于这种构架之外，除了作为人类相互依赖的体系，这些构架本身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些关系是不对称的，而是安置了少数几个领导者来“管理”其他人。

埃里亚斯用虚构的游戏来阐明这些对权力的争夺。在一个游戏中，游戏者A比他的对手B更能取得成功，因为A不仅比B有权力，“此外更能控制游戏本身。尽管他对游戏的控制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他能决定游戏的进程(游戏过程)，并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戏的结果”(Elias，1978:6)。对游戏的后一种控制很类似于我所说的“操作自主性”，这是一种选择步骤和设施(规则)的权力，这些步骤和设施控制着处于体系中的那些人的行为。

但是埃里亚斯也考虑到了被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的自由决定的边缘来巩固自身立场的情况。这样，游戏的结果就逐渐变得不可预料。它看起来不再像是一种战略的结果，而是开始类似于普通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埃里亚斯构想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多层次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少数的游戏者比大量弱势的游戏者具有优势。他用下面的术语描绘了这种游戏中的权力转移：

只要权力的差别很大，处于上层的人就会觉得整个游戏、特别是下层的游戏者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随着权力平衡的转移，这种状况随之改变。所有的游戏者逐渐觉得上层的游戏者是为下层游戏者的利益服务的。上层的游戏者逐渐变成某个下层群体的更加公开和明确的职员、代言人或代表。(Elias，1978:90)。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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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法则》、《男性统治》、《关于电视》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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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亚斯的模式对于技术政治学具有很有意思的应用。在他的多层次游戏的规则被技术所嵌人的地方，这些规则就建立了一个带有偏见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占主导的游戏者能够指定下属游戏者的步骤。随着下属的游戏者实施了占主导的游戏者的战略，他们的主动性就趋向于被消除，这就显得“体系”是凭借自身的条件、而不是作为人类关系的式样而有效的了。更强有力的游戏者将游戏当作是自己的战略的实施，而这一战略是与一种特殊的技术的基本原则相符合的，这样一来，弱势游戏者的下属地位就显得成了一种客观的技术必然性。

然而，技术中介具有不可预测的结果。技术的战略创造了一个活动的框架、一个游戏的领域，但技术的战略并不能决定每一个步骤。就像所有的计划或规则一样，技术战略与具体活动的实际细节相比是很粗略的。另外，技术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少数管理者头脑中的计划；它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和自身逻辑的直实事物。就这种逻辑还没有被完全地预见到和掌握一它也不可能被预见到和掌握而言，计划的秩序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弱势游戏者”的生活或工作是由管理所选择的技术中介所构造的，他们经常被要求在这种不可预料的结果范围内工作。〔16]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策略上的回应不是从外部(“生活”、本能等)引入到以技术为中介的游戏中，而是游戏自身内在地产生的一种在社会上必不可少的自由的形式。

现在，对技术活动的控制的斗争可以被重新构思为被统治者的机动边缘中的策略回应。正因为一种自由决定的衡量标准是与任何计划的实施有关的，所以被统治者对他们在系统中的立场的使用天生就难以预测和控制。这种使用没有预先确定的革命或综合的暗示，但是就像所有对战略的策略上的回应一样，这种使用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这些“应用”对于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实施和新社会的产生都是必要的。这些“应用”的相互矛盾的潜能多少被管理所包含，这要取决于管理的操作自主性的大小。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可以取消策略机动的潜在的、颠覆性的和长期的影响。如果管理被迫长期与下属妥协，下属就可以通过反复的策略回应来转化技术的过程，这就会逐渐削弱管理的控制和改变管理的战略路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技术政治学中，为获得同一性而做出的斗争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一方”，而这些斗争在所有政党自身的相互矛盾的潜能之间耗尽了这些政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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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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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控制只是将这一过程推到了极限。这不是一种新的国家权力，而是一种策略主动性成熟的消极条件，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组织活动”(organizing activity)。技术传统的两重性的应用完全依赖于保持和扩大机动的边缘，这种机动的边缘是用来改变在劳动分工和技术中形成了代码的战略的。

总之，现代技术开启了一个行为可以在社会体系中被职能化的空间，不管这种社会体系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两重性的或“多元稳定”(multistable)的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围绕着它所“偏向”的至少两种霸权(即权力的两极)为中心来组织(Ihde,1990:144)。从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不再是相互排斥的“生产方式”，它们也不具有像监狱一样的社会和反叛的个人之间的两元冲突中所包含的道德含义。相反，它们是两种理想的类型，分别处于发达社会的技术代码中的变化的连续统一体的两极。因此，它们就在对各种技术问题的斗争中不断处于争论中，这些问题包括在工作、教育、疗、生态学以及我在以下两章将要讨论的像计算机这样的新技术的发展中。这一立场提供了一种理解为了实现激进变化而做的持续斗争的方式，这种激进变化所发生的世界不再相信新的文明能够由普通的政治行为所创立，或者这种新文明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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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上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偏远地区。

注释

〔3] 参见 Deleuze(1986)。对于马尔库塞对阶级代理人控制和挑战体系这一观念的批判，参见Marcuse(1964:31-33)。

〔4] 尽管通常认为福柯主张惟一性，但这一理论表明马尔库塞拒绝了赖希主义①形式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引人是在社会上构造的统一性的动员。Rajchman(1985:83-84)对马尔库塞的不加理会很有代表性。马尔库塞要是知道存在“赖希-马尔库塞”的模式，一定会感到很吃惊。马尔库塞在谈话中乐意指出性解放时代中的资本主义的健康生活，这是对赖希的预言的直接反对。

〔5] 试与 Dews(1987:161ff.)相比较。德勒兹的问题使我们回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得意主张：“我处在一种反抗之中，这种反抗叫生活”(引自Picon, 1956:114)。

[6] 激进变化的保守的反对者肯定会同意这一点。

〔7] 马尔库塞为《单向度的人》(1964)所写的序言突出地表现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特别参见该书的第15页。

[8〕 这一问题在 Dews(1987)著作的后几章中有详细的讨论。

[9] 要了解更多关于代码的符号学概念的文化含义，参见Barthes(1969:94ff.)。

〔10〕 巴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语言/话语”必须在技术范围内被补充，他曾说“意义之前的第三种要素即物质或实体，是赋义行为的承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① 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心理分析家，主要著作有《法西斯群众心理学》等。他的理论认为性压抑是许多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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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者(必要条件)”(1969;105)。

[11] 关于建立在类似区分的基础上的技术理论，参见(Simondon，1958:第1章)。

〔12] 我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形中明显是中性的结构的“配合”而对形式主义的偏见的论述类似于拉图尔的阐述。例如参见拉图尔对制图的论述(1987:215ff.)。

〔13] 就我所知，第一次记载中立性本身是一种偏见的理论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在这篇对话中，卡利克勒(Callicles)拒绝了自认是中立性的法律，这种中立性将同等对待的方式用于强者和弱者，响应了弱者的特殊利益。卡利克勒认为，“我可以完全确信，法律和习俗的制订者事实上是弱者即大多数人。他们制定法律以及赞扬法律和谴责法律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为了吓唬更强有力的人和夺取他们的利益，弱者才不断地宣称……不公平在于寻求牟取邻人的利益。我想他们很满意与其他人处于同等的条件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等级较低的人”(Plato,1952:51)。

[14] 这种方法让我们想起了乔恩·埃尔斯特①所认为的游戏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理性预期”的理论在认识到了活动主体在任何像游戏的体系的框架内的相对自由这一点上类似于这一节中所讨论的理论。甚至有选择权力的统治群体也是以规则为中心来组织人的活动的一个必然的结果。然而，埃尔斯特将社会游戏当作是争夺权力和收益的竞争。他将技术框架当作一个纯粹的背景，但是我认为情况远不止于此，技术框架实际上是文化模式斗争中的主要赌注。要了解埃尔斯特的观点和相关的评论，参见《马克思主义、机能主义和游戏理论：一种争论》（Marxism，Functionalism，GameTheory：A Debate)，载《技术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第 11 卷，第4期(1982年7月)。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讨论了技术与游戏之间的对比，参见 Feenberg(1995:第9章)。

〔15] 德·塞尔托和埃里亚斯没有涉及动机和特殊的变化目标的问题，我在这里也不会涉及。这些动机包括发挥工作的潜能和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本书的前两章中，我已经粗略地概述了他们的理论，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我将在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情境中更详细地讨论他们的理论。这里的问题不是社会为什么将被改变，而是在趋向变化的意志出现时，社会是否和如何能够被改变的。

技术批判理论

①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 )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由《解释技术的变化》、《宪政与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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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最近的许多研究为理解规则和计划的实施的关系做出了贡献，这有力地支持了这种技术活动的观点。例如露西·苏赫曼①关于计算机界面设计的理论，她的这一理论强调行为过程中的行为者将体现在设施中的暗含的行为计划工具化和修改的复杂方式。机器与其说是控制着使用者，不如说是以相对不能预测的方式将使用者动员起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计划是由精英制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从属于精英的人的行为再生出精英的权力，但是苏赫曼和她的原始资料都没有为现代工业社会提供范式的例子。参见 Suchman(1987:185ff.)。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① 露西·苏赫曼(Lucy Suchman)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计划和处境中的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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