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第 三 章 技 术 的 偏 见

之后。这就解释了马尔库塞为什么不仅抨击占主导的社会利益，而且也批判技术，从而打破了对进步的传统的激进信仰。

权力与知识

马尔库塞的合理性理论为讨论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聚合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一旦合理性被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具体的社会学的形式就容易研究了。但是，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社会理论一样，马尔库塞虽然有许多天才的洞见，但是这些洞见都太过于一般化。在这方面，福柯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补偿。尽管福柯似乎没有直接受到韦伯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但是他的方法是类似的。他也认为权力是通过合理性的形式而得以组织、实施和合法化的，而这些合理性形式很容易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福柯应用这种方法研究了从17世纪开始在社会控制的各种实践中出现的现代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医学科学的起源。他称这些实践为“微观技术”(microtechniques)，即在没有任何全面的决议或计划的情况下就得以散布的精确控制。这包括考试、操练、衡量个人成长的模式、为了审查而隔离个人、卷宗和档案等等。这些实践首先是在军队、女修道院、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这些不同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些背景的扩散中产生了一种“规训的权力”(disciplinary power)。

福柯拒绝了中立性的命题：知识和技术不是可以用于好的目的或坏的目的的价值中立的工具。真理和权力不是在应用时才偶然地联系起来的两个独立的事物。心理学和犯罪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医院或监狱这样的特殊制度的衍生物。新的知识形式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福柯所提供的关于这种联系的最清晰的例子是边沁①的全景式监狱②，这是从建筑的角度，将大量受监督的个人置于少数监督者的视线之下的解决办法。在这里，研究和判断的眼光在强制其对象中揭示了“真理”。“真理的政权”(the regime of truth)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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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库恩式的手法。对库恩③来说，科学的范式不仅包括概念和理论，而且包括在度量和控制对象中定义对象的标准程序。与此类似，对福柯来说，社会科学根植于观察和收集数据的范式方法中(Dreyfus和 Rabinow，1983:197ff)。但是当研究的对象是另一个人时，这些程序在社会上不是和不可能是中性的。例如，在监狱的背景中，当心理学家说“观察主体”时，主体体验到的只是强制监禁的另一种形式。知识—至少是关于人类事务的知识—是通过认知程序来获得的，但这些程序同样也是权力的实施。这些程序具有二元本质，一种是认知的，另一种是社会的，这类似于社会/技术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马尔库塞在表面上是中性工具(例如生产线)的强制性的合理性中辨认出来的。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知识是一个社会力量和张力的网络，每个人都作为主体和客体深陷其中。这个网络是以技术为中心来构造的，这些技术中有些具体化在机器、建筑或其他设施中，另一些则体现在举止行为的标准模式中，后一种类型的技术与其说是强迫和压制个人，不如说是最充分地利用个人的生产能力。尽管福柯并不总是关注技术，但是他分析全景式监狱的方法可以貌似合理地推广到其他类型的设施上。[2在这种分析中，技术仅仅是社会控制的许多类似制度中的一种，这些制度都建立在自命是中性知识的基础上，都对社会权力具有不均衡的影响。

技术批判理论

①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作家、哲学家，监狱改革的提倡者。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政府简论》、《立法理论》等。

② 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又译为敞视式监狱或全景敞视式建筑。边沁认为这种建筑不仅限于监狱，而且可以广泛使用。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讨论可参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三章《全景敞视主义》。

③ 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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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社会律令被体验为技术的强制而不是政治的高压统治。监督、规训权力、标准化为工厂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们在日常举止的层面上“聚合”了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甚至在功能的二元性被转移到机器的设计中之前就完成了这种“聚合”。最终，这些社会技术的强制体现在机械的结构中，这就比决定工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技能和态度的规则和命令更能有效地决定工人的行为。

权力的实施不是像苛刻、沉重的强制一样从外部施加给它所介入的功能，而是巧妙地在功能中表现出来，从而通过提高权力自身的接触点来提高功能的效率。全景式的机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机制和功能之间的枢纽和互换点：它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功能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一种通过这些权力关系使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Fou-cault, 1977:206-207)

敌托邦的悖论

尽管福柯和法兰克福学派经常被指责为是非理性主义，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对合理性进行理性的批判”(Foucault，1988:27)。这一立场意味着合理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与此相应，他们赞成“将占主导的合理性的形式孤立起来，赋予它独一无二的理性的地位，目的是为了表明它只是其他各种可能的理性形式中的一种”(Foucault,1988:27)。技术批判理论应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技术的设计，以便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中概括出许多类似的问题。本节将讨论其中的两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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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是在福柯和马尔库塞要求我们反对他们所描述的封闭世界时，他们都很难使我们继续相信抵抗的可能性。

1. 福柯和马尔库塞都不是非理性主义者，然而当去除了知识的社会中立性的神话后，他们发现很难保证知识的任何样式的有效性。

单向度

像马克思一样，福柯和马尔库塞都共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异化的系统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资本家和工人都不是主要的解释单位，而是作为体系基础的步骤的承受者。工人生产了资本，而反过来，“作为人性化资本的资本家确保工人能够有规律地和以适当的强度从事他的工作”(Marx，1906：1,338)。资本主义是一种集合的自动装置，其中的一部分是组织在自主再生产的和自主扩展的附属体系中的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了一部分历史的行为者(即资本家)如何利用劳动分工和机器作为它的手段来获得对另一个群体(即工人)的控制。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是根据他们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定义的，而劳动分工是建立他们生存条件的更基础的结构。统治阶级不是社会统治体系的来源，而是处在它所利用的预先存在的手段范围内。这里强调的不是阶级的功绩和罪恶，而是福柯所说的“权力的机器”，即一种观念和实践的秩序，这种秩序创造了一个充满强制和机会的网络，而个人和集合的主体在其中是作为行为者而出现的。[3]

福柯和马尔库塞用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新概念来支持这一体系理论。如福柯所解释的，他们的理论目的是要表明权力不仅仅是压制的，而且还在被统治者中构造了一种生产的主体性。福柯强调在实现这一结果中的“规范化”(normalization)的作用，而马尔库塞也持有基本上类似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压制性的聚合作用”而实现个人的“综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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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立场上，有一个福柯和马尔库塞都没有直接面对的难题：在放弃了人性和自然本能的幼稚观念之后，尽管他们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这一体系的缺陷，但两人都没有说明从何处着手来抵抗体系。他们的理论没有反抗得以出现的空间；他们没有为理解被统治者有可能抵抗统治的实施提供结构基础。因此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体系所趋向的完成状态，马尔库塞称这样完成状态为“单向度”。

福柯过度自负的权力理论在这种僵局中终结了。他认为，主体通过屈从于社会权力的现代形式而得以作为个体而出现。按照福柯的术语，屈从就是“主体化”：“个体……不是权力的对立面;我相信个体是权力的主要后果之一”(Foucault，1980:98)。但是如果主体不是在镇压之前就存在，而是由镇压所造成的，那么“权力”这个词就将失去任何意义，因为这将使权力与反对权力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德勤兹①通过提出下述问题而试图将福柯从这个难题中解救出来：“来自外部的力量不就是福柯的思想在其中达到顶点的生活的一定观念、一定程度上的生机论②吗？”(Deleuze，1986:92-93)[5]我们只能希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提及在个性的文化代码形成(encoding)之前构成的一个抵抗的没有定形的主体时，这只是为反抗提供了一种前理性(prerational)的基础：混乱或疯癫是对政治反抗所做的一个隐喻。[6]

福柯一度相信，一种挥之不去的辩证成见解释了我们倾向于拒绝这种自发的抵抗(Foucault,1980:143-144)。根据推测，如果社会没有形成一个“总体”，对社会的反抗也不需要被总体化，因此就不需要持有一种对整体的理性把握。福柯希望通过放弃行为超越体系的辩证要求来限定局部斗争的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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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等。

②生机论(Vitalism)认为，生命的过程来自于或包含有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原则，不能完全解释为物理和化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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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方向对于过分关注国家的法国左派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但是福柯深深陷入了反对法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观念的争论中，因此他的自发性的战略忽视了他自己理论中的重要方面。福柯的这方面理论不仅分析了自发的局部反抗所不可避免地要反对的微观技术，而且认识到了由霸权所完成的战略协调的层面，这些霸权将抵抗的基本形式工具化和一体化了。这些霸权构造了像公司和国家这样的“元权力”(metapower)，这些“元权力”动员可利用的微观技术来构造一个统治的合理性体系。对此福柯写道：“有人必须更精确地引导一种上升的(as-cending)权力分析，就是说从权力的细微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技巧(technique)和策略，经过这种分析就会明白这些权力机制是如何和继续被更普遍的机制和全球统治的形式所授权、开拓、利用、消散、转化、代替和扩展的”(Foucault, 1980:99)。

很明显，抵抗如果想要反对资本主义霸权的结构性运作，必须不仅在微观技术的层次上进行，而且还要在元权力的层次上进行。这很明显不是对独立的生活力量提出的任务，因此我们有重提联盟、政党等方面的必要性。

马尔库塞直接面对问题。他承认，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抵抗形式，抵抗的大部分形式都能被体系所同化，这就导致抵抗不仅没有威胁体系，而是有助于增强体系的活力。资本主义不再是仅仅为真正的贫穷许诺虚幻的补偿，而是为有效地合并到体系中的工人阶级“提供物品”。权威主义的管理所形成的格局是一种适应它需要的技术和消费品的随时供应，这些都不能被打破。反抗的基本来源已经干涸，因此马尔库塞在边缘群体中为自己的批判寻求有效性，而他在原则上承认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理论通过取消了超越性行为的观点而推翻了自身，这似乎又重新恢复了海德格尔或埃吕尔的宿命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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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尔库塞很同情新的社会运动，他却不是一个主张自发行为的人。革命要求的不是终结文化和个性，而是重新拥有它们。革命不在权力之外，而是在权力范围内实现的一种转化。福柯自己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他写道：“革命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粗略地说，就像对权力关系的可能的颠覆性的重新编制代码的方式一样多”(Foucault，1980:122-123)。在这些术语中，如果“生活”确实是对霸权自身所反对的力量的恰当表述，那么“生活”就不是前个人的，而是代表了阐明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种个体的替代形式，而这些社会活动没有一种是抵抗社会统治的。福柯后期的著作强调“自我克制”，这看来支持这种解释，并在精神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Foucault,1988)。

非理性主义

马尔库塞对合理性的批判是在与技术的实体理论的危险接触中阐述的。马尔库塞通过扩大意识形态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近了实体主义。在传统上，这种批判拒绝承认艺术或法律等上层建筑的理性的普遍性，但是马尔库塞也将这一点用到了技术上。例如，当他谈到科学是“政治的”或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时，他强调“这样的技术不能从它的实施应用中分离出来”(Marcuse,1964:xvi)。在以这种方式表明他的观点时，他可能被认为是说，科学和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仅仅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达。要是这样的话，激进的反抗将包括乌托邦的要求，这种要求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被简单地废弃。这并不是马尔库塞的意思。尽管马尔库塞尖锐地批判了“技术合理性”，但是他仍然保持老年马克思对技术遗产的解放潜能的信奉：

如果技术规划的完成包括与占主导的技术合理性的决裂，那么这种决裂反过来依赖于技术基础本身的继续存在。因为正是这一基础使需求的满足和苦工的减低成为可能——它仍然是人类解放的所有形式的基础。质变更是在于这一基础的重新构造——这就是说，在于它带有不同目的的发展中……作为技术目的的新的目的，将在规划和机器的构造中生效，而不仅仅是在它的应用中生效。(Mar-cuse, 1964: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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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只是通过为他的最强硬的批判主张提供矫正来避免非理性主义。在这里，矫正暗示了一种两重性的理论中，但是在别处，尽管科学和技术有“意识形态的”特点，他到最后总是主张科学和技术的中立性、有效性和工具效能。有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基本的需求”将继续由“技术合理性”来满足，而他在别处却谴责技术合理性与统治的关系(Marcuse,1964:251)。但是这个断言却与他的另一个主张相矛盾，这一主张认为一种改造过的技术正是通过用新的方式满足基本需求来有助于自由。这就要求一种进步的新方向，而不是将一种“人性化”技术的空洞虚饰附加在一个本质上被设计成破坏人和自然的世界的表面上。

当马尔库塞用同样的自信做出“技术已经变成物化(reifica-tion)的主要工具”和“科学和技术是解放的主要工具”(Marcuse，1964:168;Marcuse,1969:12)这两个简短的声明时，他的理论中的矛盾也就概括在其中。相互抵消的阐述确实总结在一个理论中，但是这种阐述隐藏在用来提出阐述的不适当的概念的相互影响中。在任何情况下，马尔库塞的华丽战略足够清晰：从马克思立场的另一种形式中，他得出了有人从实体主义的立场所期望的结果。他自己的概念体系被他自己破坏了，他做出了最有可能的技术批判，但却没有付出“卢德主义的”代价。不确定的结论揭示了马尔库塞方法的局限性。

像马尔库塞一样，福柯也陷入了令人费解的认识论的困难中。他认为“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事物”，他建立了权力和知识的一致性而无需过多担心自反性的悖论，但这一立场却促使他自己的理论陷入了这一悖论中：如果所有的真理仅仅反映了权力的立场，那么福柯的论点似乎推翻了自身(Foucault,198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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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悖论之外还有一种方法，而福柯是通过将权力和统治区分开来使用这种方法的。权力是一种生活力量，这种生活力量以尼采的风格在现实中开启了远景，而统治是制度上的闭合，一种未成熟的总体化。在这种解释中，有一种根植于被压制的潜能和被统治者的自我理解中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与统治相关联的知识形式。因此，福柯在一些段落中提到了一种“被镇压的知识的反叛”，他自己的批判性著作就是促成这种反叛(Foucault,1980:81)。他的“谱系学的方法”试图恢复被统治者的“区域性的、不连续的、丧失资格的和不合法的知识”，以反对“以一些真正知识和构成科学及其对象的武断的观念来过滤、排列和处理上述知识的一元体理论”(Foucault,1980:83)。

尽管福柯的方法不同于马尔库塞的方法，但是他的批判却类似于马尔库塞的批判。可以肯定福柯不是绝对主义者，但是在为他的批判主张提供理由时，他的批判在内部是一致的。但是因为福柯不断对权力和统治做出不确定的解释，因此我们不能肯定福柯在什么程度上打算将关于知识的主张相对地还原到社会的立场中。像马尔库塞一样，福柯的华丽战略将重点放在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谴责上，但也同时模糊了本质的问题。

马尔库塞和福柯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聚合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似平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更适合于当代社会。但正是他们的进展使他们陷入了难以逾越的困境中。他们关干知识偏见的理论威胁到了整体的合理性；他们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述似乎排除了抵抗。有没有一种既能保持这两位思家的深刻洞见、又同时能避免他们的思想缺陷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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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本章的下述部分中指出，马尔库塞和福柯之所以遇到这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缺少一种技术霸权的理论，这种技术霸权理论能够解释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科学、社会组织与权力/知识的关系。由于他们缺少这一理论，他们就援引实体主义的华丽辞藻，直接建立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知识和权力的同一性。这些同一性使他们的理论带有一种特定的敌托邦的凄凉色彩。确实，如果问题是这样的知识或规训的存在，那么批判和抵抗都是无望的。面对一个封闭世界的这些意象中的所有华丽的权力，他们不能解释社会的批判知识和系统性抵抗的可能性。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种关于这些霸权中介的理论，这种中介是马尔库塞和福柯责诸于知识和技术本身的问题的根源。

技术的代码

双面理论

尽管马尔库塞和福柯的理论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立场中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舍弃了理性主义/相对主义争论中的通常术语，认为合理性对一个统治体系既是必需的，然而又获得了认知上的成功。尽管这一立场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他们用知识和权力共有一个基础、但却有不同命运的想法化解了困难。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一基础是一种根植于趋向统治的意志中的抽象方式。他对这种方式的批判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讨论。对福柯来说，这一基础就是同时建立了一个规训社会和适合这一社会的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微观技术的公共储备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马尔库塞和福柯都没有始终如一地遵从这种论证思路。因此在这一节中，我将放弃他们立场的具体细节，以便勾勒出由他们著作所提出来的技术研究的方法。我称这种方法为权力/知识或意识形态/科学的“双面”论，因为这种方法将霸权的功能和认知的功能不是作为单独的部分，而是作为单一的潜在来源的互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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