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第二部分

计算机的两重性

最近十年的特征是社会的迅速计算机化，这不仅发生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而且遍及全球。随着技术的扩展，最初与生产有关的话语和规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例如，去除技能和自动化已经能够扩展到教育、医疗、甚至食品供应等这些领域。计算机看来最终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enframing)这一技术的本质。

然而计算机也能够被用来发展和应用技能以及主动性。计算机不仅不会把人降低为机器的纯粹附属物，而且能促进交往的技能和集思广益。因此，计算机的设计就包含了理性体系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的两种不同概念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社会中人是什么的两种概念之间的一种选择。

这一部分的第一章在早期对有关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理论探讨的背景下发展了这一主题。这些探讨深刻反映了现代性的不同潜能，这些潜能都在争夺计算机化社会的灵魂。第二章将上述探讨产生的观点用于目前对在线教育(online education)的讨论中。这是一个清楚地阐明计算机化的威胁和前景的问题。一方面，产品思想随着计算机进入了大学的象牙塔。另一方面，在线教育能够以一种现代社会的更民主的形式来实现文化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激进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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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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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后工业的话语

两重性的计算机

早期对社会的计算机化的评价不是反映了社会救世的乐观主义的构想，就是反映了即将到来的敌托邦的梦魔。乐观主义者认为，计算机将会消除乏味和费力的工作，并且会将工业社会民主化。相反，悲观主义者认为，计算机会产生大量人口失业和带来普遍的监管与控制。1]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替代形式：也许计算机既不是有益的，也不是有害的，而是两者兼而有之。我这样说并不仅仅意味着计算机能被用于统治或民主，而是说计算机可以在不同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演化成完全不同的技术。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要回顾一下代表了计算机两重性的一系列话语，以便检验在前一章中引入的技术偏见理论。通过这种引入，让我们更详细地思考计算机化的相互矛盾的潜能。

计算机的结构与机械的合理化有着一种不祥的类似性。计算机是由从上层支配技术的代理人在技术之外设计的程序的控制下来运行的。不同于其他的机器，计算机不是简单地对外部控制做出反应，而是要完成安装在其核心中的计划的自动机械这就解释了将人和社会体系比作“程序”的权威主义的内涵算机和社会的等级组织之间这种特殊的结构上的相似性意味什么呢？计算机注定要强化已经存在的权力的管理控制吗？者计算机含有对技术的占主导的理解所掩盖的民主潜能吗？

正如我们从因特网所了解到的一样，计算机不仅有利于控制，而且还有利于交往，而任何能加强人类联系的技术都具有民主的潜能。但是直到最近的十年内，计算机的这种功能才广泛被一般公众所了解。但是，有些人仍然怀疑计算机的民主潜能，这些人的权力一般是建立在计算机将会破除的知识短缺的基础上。计算机的交往能力可以削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有可能出现新的社交形式，这会成为民主的自组织的一种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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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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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的两重性可以归纳为两条原理，它们分别描述了不同的技术进步的社会含意。我称第一条原理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社会的等级制度通常可以随着新技术的引入而被保存和再生。保存资料档案的计算机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种手段可以强化监控。第二条原理叫做“民主的合理化原理”，这一原理认为新技术经常能够被用来破坏现存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大多数主要的革新都创造了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被统治者的机动的边缘。因此，在许多工作场所中，计算机化的趋势激起了参与的期望，而且有时也满足了这种期望。

这种论点是由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不是专门针对自动化而提出这种论点的，而是将它当作一般工业发展的两重性的理论。[2]马克思在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去除技能的同时，认为机器技术的生产力可以通过知识和技能的投入而得到普遍提高。建立在对自然的更深入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更加“智能”的生产方式只有更具有智识的生产者才能将它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自动化只是这一普遍命题的一个例子。马克思总结说，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劳动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人逐渐成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看守者和调整者……(工人)从生产过程的主要行为者变成了旁观者(Marx,1973:705)。[3]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最初提出的这一论点到如今还有多少有效性？令人惊讶的是，目前有关自动化的反思和马克思的观点如出一辙。因此，如果信息时代似乎充满着空前的威胁和有助于解放的潜能的话，这也许是历史健忘症的结果。我们从克思那里可以认识到，工业技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充满着被错过了的民主发展的机遇。产生这些机遇的原因是机械化对文化进步所具有的潜在的经济贡献所施加的影响。在下一节中，我将借助经济和文化的这种联系来研究有关自动化的过去和现在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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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和意识形态

约翰·迪博尔德①在1952年出版的名著《自动化》(Automa-tion)中预言了工人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他认为，自动化“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工人束缚于机器并由机器设定速度的那些工作将由其他机器来承担。工人将被解放出来从事允许发展他的固有的人的能力的工作”(Diebold，1952:162)。迪博尔德暗示说，管理可能很难应对这一变化：“管理所需要的谦恭……尽管一直是经营管理中的基本品质，但在将来这种品质会更加重要”(Diehold,1952:163)。

多年来许多研究对迪博尔德的预言提出了质疑(Buckingham,1961:96ff)。大约三十五年后，哈利·沙肯②重新审视了这一段时期中美国工业自动化的结果。他通过对下述主题的反思作为《转化的工作》（Work Transformed)一书的结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和微电子学将会被用于创造一个更加权威主义的工作场所。它们本来可以很容易使工作更富有创造性和提高车间决策的能力。系统本来不是用来给工人设定工作速度的，而是被设计用来为工人提供更多的有关一般生产操作和工人自己的特定工作的信息。技术本来能使从事工作的人更完全地控制工作，而不是让其他人来控制工作。(Shaiken,198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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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迪博尔德(John Diebold, 1926 )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自动化》、《革新者：我们时代的发现、发明和突破》等。

第四后工业的话语

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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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动化前景的实现惨遭失败？沙肯认为，这是因为“技术被用来扩大管理者的权力”(Shaiken:1984:268)。

沙肯的评论属于一种有关自动化的新话语，它阐述了技术潜能和管理抵抗之间的冲突。我们现在认识到，自动化需要一种建立在新机器的设计基础之上的新的劳动过程，但由于各种制度上的滞后，我们仍然陷入在泰勒制①中。在本节中，我将同时引用有关这种方法的两部有影响的著作，一部是由拉里·赫绪宏②所著的社会科学著作，另一本是由肖莎娜·祖波夫③所著的有着相似灵感的商业畅销书（Hirschhor，1984；Zuboff，1988)。

在《超越机械化》（Beyond Mechanization)一书中，赫绪宏对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决定后工业工作的问题作了历史性的阐述。他认为，像泰勒制这种早期机械化所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是由于当时的技术局限所造成的，而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这种技术局限。旧的机械技术是非常僵化的，这是因为它使用的是齿轮和凸轮这样的内置的机械控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的有效应用需要等级管理和严格的劳动分工。新的后工业技术采用了电子控制，而电子控制可以脱离它们所支配的机器来运行。技术系统在操作和目标上都变得很灵活，这一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包括提高了掌握新型技能的工人的地位。

技术批判理论

① 泰勒(Frederick WinslowTaylor,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他以创立科学管理制度泰勒制(Tavlorism)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主要著作有《科学管理原理》以及论文《论传送带》、《计件工资制》等。泰勒制就是将是将工人的操作动作进行分解研究，最后找到完成该项操作的最简单的动作，进而提高工作效率的管理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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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重写权威》等。

③ 肖莎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 1951— )美国经济管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在灵巧机器的时代》、《支撑的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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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莎娜·祖波夫在关于工作场所的计算机化的著作《在灵巧机器的时代》(In the Age of Smart Machine)中阐发了一种类似的论点。祖波夫认为，计算机使工作场所的两种不同的转化成为可能。一方面，计算机可以用于自动化生产，使人类摆脱体力劳动，并用无需特殊技能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劳动。另一方面，计算机可用于“信息化”①，祖波夫用这一术语是指工人与机器在重新技能化的劳动过程中的结合。信息化不完全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自动化的替代形式，而是自动化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它不仅能实现劳动力中人的潜能，而且也能实现计算机的技术潜能。

赫绪宏和祖波夫都试图强调计算机要求更高技能的特点。赫绪宏认为，随着机械控制的松弛和控制体系的分散，“机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交往的设备。传递信息而不是传递权力已经成为机器的首要目的…只有将机器作为一种交往设备来重新解释和重新构造，它才能在以反馈为基础的生产中发挥有效的作用”(Hirschhorn,1984:37)。

在祖波夫看来，信息技术不仅能生产产品，而且还能代表它所作用的世界。信息技术的这种交往或“自反”(reflexive)的能力产生了一种“文本化”(textualized)的工作过程，这就逐渐模糊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强调用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过程只需要依赖信息技术的机械能力，并且“能够导致技术潜能的缓慢的局部最优化”(Zuboff,1988:66)。[4]

按照赫绪宏的解释，自动化体系的“重新解释和重新构造的关键在于它们的不完善性。尽管自动化体系能够处理设计者预见到的常规问题，但是它们永远也无法实现工程师和管理者为它们所设定的自动调控的最终目标。反复无常的磨损和断裂、材料的质量、操作者的错误以及生产体系的变化都云引起无法预测的“二级”(second-order)故障。后工业社会中的工作就在于有效地处理这些二级故障。因此，赫绪宏拒斥了工程师们试图建立完美体系的“向往中的乌托邦理想”。“考虑到材料和人类行为的现实，机械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失效。一旦我们将失效作为技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将会对后工业的工作有一个更清楚的视角”(Hirschhorn,1984:86)。

第四童后工业的话语

① 祖波夫用信息化(infornnate)这个词来形容人们从原始经验到利用计算机进行不同层次抽象的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祖波夫认为，以计算机为媒介的工作对我们在更高抽象层面上进行工作的能力提出了挑战，这种过程她称之为“信息化(inform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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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号为中介的环境”中的工人与机械环境中的工人有完全不同的需求。赫绪宏在描述一个自动化纸浆工厂时写道，“尽管生产机械变得越来越自动化，生产过程也越来越连续，但操作者仍从事对新出现问题的管理这样的二级工作”(Hirschhorn,1984:100)。这类活动需要将工作重新定义为一种使工人的能力发挥得如同生产机器一样充分的过程。学习和工作在这种新技术的环境中合二为一。

祖波夫认为，泰勒制的传统是这种重新定义的工作的主要障碍。工作的这种新方法与根源于对技能的剥夺的管理不相容：“合理化的知识是扩大中层管理的时机，并且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Zuboff,1988:232)。正式教育和知识技能由管理所垄断，并使得管理与工人区别开来。因此，“利用技术来划定工人的判断力的界限，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把知识集中在管理领域中，这已经成了管理者的第二天性”(Zuboff,1988:69)。但是信息化过程所需要的正好与此相反，它只有在管理设计培训和组织结构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传播知识技能的地方才能成功。祖波夫接着写道，“缺乏这种战略上的承诺，等级制度将利用技术来实现自身的再生。缺乏组织革新的技术发展将被同化到目前这种状态中”(Zuboff,1988:309-310)。不幸的是，至少根据传统的自我理解来说，那些失去最多的人正是变化所依赖的人。

赫绪宏用类似术语来讨论工程技术，这种工程技术中充斥及监督和评价信号、数据的特点增加了群体过程的重要性。然而管理者和工程师们继续做出工作一设计的抉择，就好像群体生活根本不存在一样”(Hirschhorn,1984:159)。泰勒制的传统再次阻碍了对后工业技术的新世界的适应。泰勒制与“掌握机器装置和发展的学习方法”格格不入(Hirschhor,1984:57)。工程师必须超越总是存在一种“技术困境”(technical fix)的观念，并与应用他们所设计的工具的社会体系的复杂性相互协调。赫绪宏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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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涉及到的利害关系远远不止于工程设计中竞争的哲学。每一条原理都为一种不同的工作概念创造了条件。一体化和乌托邦设计的原理强化了一种泰勒制的观点：机器越完善，工作也就越简单、越合理。系统论、控制工程学、乌托邦思想和泰勒制的规定都强调限制工人的技能。相反，在适应性原理所创建的工作概念中，工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调控发展中的控制的能力将成为机械系统的发展潜能的核心。(Hirshhom，1984:57-58)

尽管赫绪宏和祖波夫都没有因他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而谴责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对代价高昂的权威主义管理的批判却与马克思的批判如出一辙。他们表明了计算机是一种能实现不同发展的两重性的技术。自动化只有以产生新问题为代价才能增强管理的自主性，这就证明了工人要求扩大机动边缘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开启这种边缘来提高自主导向的活动的质量，也可以通过封闭这种边缘来实现控制的最优化。正如祖波夫所说的，“技术的设计中体现了或者鼓励或者消灭人的贡献的假(Zuboff,1988:182)。

计算机、交往和人工智能

从自动化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似乎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这两个领域都是由类似的两重性来划分的。当然，人工智能没有自动化和参与的意识形态的精确对等物，但是这一领域中的各种思潮也反映了人类生活范围内的一种相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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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人工智能的争论也提出了有关合理性本质的有趣的哲学问题。粗略地来讲，这一问题涉及到了人类思维和信息处理之间的异同。就其相似性而言，计算机化的自动操作可以因为许多复杂的目的而代替人类。就其差异性而言，更高的哲学精确度被引入到人类思维的观念中，而人类思维则完全不同于人造的模拟物。

这些异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同时也涉及到计算机的设计和编程。人工智能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实践者对技术的关注和技术的社会理论之间可以在其中建立联系。另外，既然计算机的编程和设计可能是当今最彻底的“文本化”的工作形式，这种讨论也能为前一节的论点提供支持。

人工智能的神话

“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人工智能是一种虽然被过分吹嘘、但在某些方面却又名副其实的计算机程序。例如，人工智能已经被用在医学中来分析实验室的实验结果。不管哲学家是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都没有理由期待这种模仿人类某些智力功能的技术进步会很快衰退。

其次，人工智能在心理学中已经激发了一种新的领域，这一领域把计算机视为人脑的一种模型。这种方法符合我们社会中占主导的合理性的观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高兴地发现，当把思维设想为一种机械时，机械实际上成了思维过程的完美形象。尽管这一前提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研究者对人脑的功能已经获得了有益的认识。

最后，人工智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的口号，这种运动旨在根据人类自己发明的自动装置为模型来重新定义人。[5]在抽象的最高层次上，这是一种远离社会利益的哲学事业。因此，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就有了一种类似于他们在大学中的其他同事所具有的从事“科学”的感觉，同时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研究计划的声誉归因于它的内在价值。但是社会对这些思辨的接受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人工智能的最夸张的主张成了对通俗心理学有利的东西？这些主张能与什么样的实际规划联系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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