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认知科学的理论进展只能通过赋予将人等同于计算机的隐喻以貌似的合理性来间接地影响普遍人的生活。这些隐喻的流行是令人烦扰的：假如计算机真的是人的形象，那么机械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人类在其中只不过是一个工作部件。人类的技术退步不久就会实现。毫无疑问，当发现人类只不过是一种计算的设施时，人类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所逐渐积累的政治和道德进步都将被推翻。

法国启蒙运动在很久以前就曾宣布“人是一部机器”。启蒙运动进步性地利用了去除了神秘成分的唯物主义，但是这一学说在今天的复兴不是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一种回应。相反，当代的唯物主义似乎是对大卫·诺贝尔在管理世界中所确认的对全面控制的迷恋的理论表达。

一种机器的自我理解会被认为是什么样呢？答案也许由“新自恋癖”(new narcissism)的理论提供了。所谓“新自恋癖”是指比以往更缺乏同一性的个人对私人快乐的强烈追求。公共生活的崩溃和家庭的衰落仿佛使个性脱离了它在制度上的依靠。由于人不再通过真实的契约和义务来实现具体化，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到朝向操纵和控制自我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的战略中(Lasch,1979)。如今，人类自我形象的计算机化将主体置于程序化设施和程序设计员的位置上。这一自恋癖新时代中的人类关系的话语体验到了机械人的悲哀。现代人“互相按对方的按钮”，而在以前他们可能会被愁善感地称为陷入爱河(Turkle,198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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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批 判 理 论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往

有一类读者都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应用了智能的理论，这一类的读者就是计算机编程员和设计者。他们对智能本质的讨论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同时也在一种职业的自我理解中表达了一种张力。这类职业的成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程技术文化的不假反思的规划设计，他们也在这种文化中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这些规划设计定义了计算机的“真正”功能和应用它们的最好方法。

由于像微软Word之类的应用程序的较高界面，普通的计算机用户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但是从这些程序中我们还是能获得一点工程师世界的线索。工程师的世界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世界，与日常经验很少或几乎没有关系，在这样的世界里，思维在于对人造的、去除情境的和轮廓显明的对象的明确符号进行线性运算：这种运算中的问题是清楚明白的，结果最终是可以验证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可以成功制造出汽车、发电厂和桥梁的世界，但它只是智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智能的典型的事例。

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体现在计算机行业的技术代码中，在这些规则和步骤的基础上，标准设计的抉择得以做出。正是这种技术代码将计算机定义为是一种控制系统、一种自动装置。人工智能的争论将这种潜在代码的隐含前提带到了知觉意识的层面上。

计算机世界对自动化的意识形态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背景，但即使在那里，信息时代的不明确性仍然对它有影响。计算机主机的功能包括交往的功能，这通常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来实现的。编程员和设计者“生活”在一个由他们所使用、交换和在线讨论的计算机程序所定义的环境中。计算机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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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机应用于交往时，它就具有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力量，这种力量为与现实世界并行的虚拟世界创造了媒介。经常参与在线讨论的人会发现他们生活在“真实”和“虚拟”的双重世界中。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地域相邻的人发生联系，但是在虚拟世界中，社会联系的发生却与地域没有关系，惟一的基础就是共同的兴趣或工作。尽管虚拟世界去除了社会活动发生的情境，这就导致社会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化，但是在线交往也具有自然语言中根深蒂固的言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Feen-berg，1989)。这和在办公室中编程员围着饮料机闲谈一样，都不符合智能的计算机文化的标准模式。然而这种在线的世界不是与计算机没有关系的东西，而是当代劳动过程中计算机的符号中介的形式。

在因特网上我们熟悉在线工作和讨论组。这些“计算机会议”或“论坛”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异步的”，这就意味着信息被存储在一个服务器中，成员无论何时访问服务器，都能在他们的终端机上获取这些信息。计算机会议这种新媒介的最早形式出现在1974年，它当时是作为一种对简单的个人之间的电子邮件的改进而引入的。它最先是在计算机公司中获得成功的，因为那里的员工能够理解这些程序，并且很容易得到必要的设备。赫绪宏和祖波夫认为，后工业的工作本质上是一个以计算机技术的“自反性”(reflexivity)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交往和学习的过程，计算机的上述这些应用无疑是对赫绪宏和祖波夫论点的完美例证。

数字设备公司(DEC)①的计算机会议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DEC很早就涉足一种所谓的“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working)的领域中，所谓的“分布式网络”就是说将计算机连接在集成系统上。而像IBM这样的公司则建造了巨大的计算机“主机”，其中的每一台主机都在自己的世界中孤芳自赏。与此相反，DEC设计的中型“迷你计算机”(mini-computer)能够相互联接，彼此分享文件和作业。但计算机的联接也意味着用户的联接，其中包括制造公司产品的设计者们。DEC的工业战略反作用于公司本身，扩展了一种先前存在的建立在水平联系和联合基础上的文化。

① 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 DEC)是 1957年在美国成立的一家公司。开始时只是生产刷电路组件，后来涉足计算机领域，如今已是全球信息产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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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DEC遍布全球的125000名员工由二个共同的计算机网络联系在一起。1986年，工程师们开发了最初版本的VAXNOTES计算机会议系统，用于改进网络规划组的功能。系统最终发展为15000个讨论会，拥有数万名成员，而VAXNOTES自身也得到改进，并作为DEC的一个软件产品而发售。

DEC公司拒绝控制网络内容：公司的会议完全遵循用户的兴趣而发展。除了与工作有关的会议外，也涉及其他内容：俱乐部和体育团体、患有多种硬化病的员工、评定国际饭店的董事等等。总之，DEC的真实的社会世界又增加了一个“虚拟的”社区。

然而就在这时，计算机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内在于计算机从业者的日常经验之中的自动化和交往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定的机动边缘，这使得他们可以用来改善他们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活动。作为 VAX NOTES的众多会议之一的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讨论就是这些矛盾的明显征兆。这个会议是由一位首席设计工程师和他的同事们发起的，因为他们对自己有关人类的理性主义假定丧失了信念。海德格尔有关人类行为的现象学似乎能够确保他们从幼稚的工程技术文化中逃脱，转向更为现实的设计界面和设备的方法(Whiteside和Wi

在下一节中，我将讨论这一令人惊讶的转向的一些含意。这种反应证实了技术职业中被广泛接受的理性主义的技术代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日常现实之间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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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由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①在加州大学贝克莱学院组织的“应用海德格尔思想会议”时被阐发出来的。在与会的数百名专业人士中，不仅有来自计算机领域的，还有来自护理和管理等众多领域的。

这些人就是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抵抗和反叛根源于他们的社会职能和与这种社会职能相联系的知识基础，而不是根源于早期人文知识分子所应用的政治和正义的语言(Foucault,1980:127-128)。福柯之所以称这类知识分子是“特殊的”，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缺乏普遍意义，而是说他们的行为来自于劳动的技术分工中的局部情形。参照这一术语，特殊的知识分子是在与技术领域相关的机动边缘中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转化在这一领域中所建立的代码。现在我想转而讨论人工智能共同体中的一个早期的尝试，以便阐明一种替代代码的基础。

转向一种新的范式

人工智能领域可以分为两大阵营，“认知主义者”(cogni-tivist)是多数派，而“新连接主义者”(neoconnectionist)是少数派。认知主义者试图用常规设计的功力强大的计算机来模拟人类思维的基本操作。这些“串行计算机”(serial computer)能很快地从一种运算转换到另一种运算，按照程序中的句法规则，顺次处理符号。所谓的专家系统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工作的，它对用户提供的符号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计算。这种计算机最终在19年击败了国际象棋冠军②。

人脑并非以线性顺序进行思维的，而是以复杂的并行操作来“处理”数据的事实成了新连接主义者反对认知主义的方法的最好理由。“并行处理”似乎对于视觉这类的活动是必要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串行计算机能很容易地击败卡斯帕罗夫，但却很难模仿苍蝇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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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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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指IBM深蓝计算机在1997年战胜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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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连接主义者希望他们的“神经网络”能够克服这些局限，尽管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十年前的设想。“神经网络”是一种新的计算技术，它能应用并行处理来完成普通程序在原则上难以胜任的任务。这些网络的操作更像是一个通过尝试和错误来学习的学徒，而不是一种符号的编程过程。神经网络在一种连贯方式中以重新组织自己的内部状态的方法来与环境相结合，这种方式能被用于辨认或仿制图案这样的意图。因为神经网络是建立在统计规律的基础上的，所以它能根据近似值进行运算和改善自己的性能。人类利用这些技术已经开发出了一些产品，但是这一领域仍然不成熟。

自组织的悖论

吉恩-皮埃尔·迪普伊①认为，人工智能研究群体的这种划分早在此之前的有关控制论运动的争论中就已经有所预示。主流控制论试图表明，像生物体之类的自组织系统可以在适用于机器的反馈、体内平衡和控制这些相同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与此同时，控制论中的少数派则试图区分自组织系统和机械系统，但是在开始时，只有机械系统的研究比较繁荣(Dupuy，1955)。[7] LY

近年来，一群有更好方法的原创思想家们又继续研究自组织理论。海兹·冯·弗尔斯特①称这一新兴领域为“第二种控制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弗尔斯特本人、亨利·阿特朗②、哈姆伯图·马图拉纳③和弗兰西斯科·法里拉④(Dupuy,1982:227)。迪普伊认为，这种“第二种控制论”正在解决第一种控制论传统中的一些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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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恩-皮埃尔·迪普伊(Jean-Pierre Dupuy,1941— )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脑的机械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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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控制论把来源于机械模式的一套概念留给了生物学和神经学，例如遗传“代码”和思想“程序”的观念。无论这些概念在特定应用中是如何富有成效，只要生物和思想的生命是自组织的系统，它们就与机器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像计算机这样的复杂机器也不例外。

作为机器的计算机一方面指向了世界中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指向了使用者。就像一一把锤子有一个用于敲打的锤子头和一个用干抓握的手柄一样，计算机的结构也暗含了一个操作者，操作者介人机械环境，但并不是机械环境的一部分。这种从上层进行控制的结构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编程员操作计算机而不是相反。一日顺序被颠倒，操作者也成了行为的对象，就像使用锤子的人砸了自己的手指时一样，那么操作就落在了技术活动本身固有的领域之外，成了一一种错误的动作。

罗素⑤和怀特海⑥研究了这种不能逆转的等级层次的逻辑结构。他们想消除像著名的“说谎者悖论”这样的自反式悖论。当一定类型的命题指向自身时，这种悖论就会发生。锤子敲了使用者的手指在逻辑上等同于“这个句子是错误的”这样的陈述。罗素和怀特海引入了“类型论”(theory of types)来从语言中消除这种悖论。这种理论要求清楚地区分话语的层次。用通用的术语来说，上一阶的“元语言”可以指向下一阶的“对象语言”，但不能指向自身。罗素和怀特海认为，只有在句子A(元陈述)和句子B(对象陈述)是不相同时，才允许句子A宣称句子B是错误的，这样就避免了说谎者悖论。

① 海兹·冯·弗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1911—2002)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组织原理》等。

② 亨利·阿特朗(Henri Atlan)法国生物学家，主要著作有《启蒙的启蒙》等。

③ 哈姆伯图·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智利生物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识之树》等。

④ 弗兰西斯科·法里拉(Francisco Varela, 1945— )智利神经生物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识之树》等。

⑤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自由之路》等。

⑥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过程与实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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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一样，不管自反性在逻辑上会引起多少困难，它对于世界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生物体是由遗传物质来“编制程序”的，而遗传物质本身又是遗传程序操作的对象(Atlan.1979:21-23)。另外，尽管一些思想运作可以根据外部编程的隐喻来加以描述，但大脑作为一个系统，主要是通过操作自己的状态来“创造”自己的；人类思维更像是一个新连接主义者所说的神经网络而不是一台普通的计算机。总之，我们是自我编程的存在者(self-programming beings)，尽管这在术语上是一个明显的矛盾(Varela,1984)。

“第一种控制论”概念的社会应用与总体控制的意识形态相互呼应。编程员或操作者的(控制)元层面和(被控制的)对象层面的分离反映了现代技术系统中概念与实施之间的分裂。与此相反，一种自我编程或自组织系统的观点有一种悖论式的结构和解放的含意：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每个人彼此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的对象。

存在论的设计

我们似乎远离了人工智能的领域，但事实上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划分可以根据自组织的概念重新形成。哈姆伯图·马图拉纳和弗兰西斯科·法里拉这两位智利的神经生理学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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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ela,1987)。他们的理论已经影响了一小部分计算机科学家和设计者，这些人对占主导的理性主义的技术代码提出了挑战。这种影响主要是以费尔南多·弗洛雷斯①和特瑞·威诺格雷德②在合著的《理解计算机与认知》(UnderstandingComputer andCognition)一书中对马图拉纳的理论的论述为中介而产生的(Winograd 和 Flores, 1987)。

马图拉纳反对有关智力功能的流行模式。根据这种流行的模式，头脑实质上是一个世界的观察者。按照这种观点，头脑对它所观察到的事物形成了智力表象，而这些表象就充当了行为的感觉输入和输出的中介。智力“程序”被认为是用来组织这些表象的结构和对这些表象所做出的反应。马图拉纳的神经系统理论完全不同于认知的表象主义的范式，他认为大脑不是一个观察者，而是一个直接参与现实的行为者。

从操作层面上来考虑，认知不是大脑中表象的建构，而是行为的图式。这种图式力求在环境中和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保持有机体的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机体必须实现马图拉纳所说的与它周围世界的“结构性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即对它所经历的混乱做出有效的反应)。把大脑解释为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就是要表明在这些动态条件下大脑是如何不断地再现自己的(Maturana和Varda，1987:75-80)。

按照法里拉的看法，头脑不像计算机那样基本上是一种符号化表象的控制器。他注意到“只有一个预先确定的世界才能被表象”，但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中(Varela,1988:92)。世界不是作为一个由明确的对象和问题组成的集合给予我们的，世界是一种无限丰富的行动的情境。我们不是在知识中发现这种情境的确定真理，而是在我们的经验和文化基础上“颁布”(enact)一个可行的“世界”。这就是人类智能的全部内容，它与表象一个轮廓在行为之前就已经清晰的世界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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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mando Flores)智利哲学家。

②特瑞·威诺格雷德(Tery Winograd)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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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拉和马图拉纳指出，专家系统所预先假定的知识的表象主义的范式只有在牵连实践的背景下才有效，但这种背景又不是这种表象主义的范式所能解释的。当然，他们赞同我们能够建构真实世界的一些方面的表象，但如果把这些表象以及建立在这些表象基础上的专家系统当作是世界和智能的一般模式的话，那就会犯一种范畴上的错误。因此，威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认为：

当前有关计算机的话语是建立在对人类认知和语言本质的曲解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设计的计算机只能为模仿和扩大人类理解的范围提供贫乏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局限于把知识表象为事实的获得和处理，把交往表象为信息的传递。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的设计正面临着一种严重的故障。(Wino-grad 和Flores, 1987:78)[8]

威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断定，现在所需要的是“合理性的新基础———这一新基础希望像理性主义传统一样缜密，但是又不具有理性主义传统背后的假设”(Winograd和 Flores，1987:8)。对这两位作者而言，这种替代传统是以马丁·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有趣的是，这些技术专家并不需要海德格尔后期的技术实体理论，他们只对《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阐发的关于行为的早期理论感兴趣，并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人与计算机的关系中。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存在和主体性不可分割地交于“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中。我们“被抛入”这世界中，被迫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意义和对象，并且总是已经处不行为之中。在稳定和独立的对象的特殊意义上的“事物”的客表象是一个次级的过程，不是我们与现实的基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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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图拉纳似乎也持有类似的主张。认知的表象模式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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