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事物及其属性先于活动，这是一种由处于观察者所描述的牵连行为的情境之外的观察者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建构。事实上，认知是在诠释学所说的“前理解”的实践前提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将经验领域建构成一种行为的领域。知识阐明了在实践层面上已经确定的区别;但是这些区别一旦做出后，就不能根据这些区别在建立一个世界时所确立的客观性来加以解释。

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似乎很深奥，但是威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通过关注海德格尔的“损坏”(breakdown)概念来使这一理论发挥作用。海德格尔认为，行为不是一种对事物的客观性质的简单反应。相反，我们在一种思辨模式中所认识的事物实际上来自干实践行为的“损坏”，在这种实践行为中我们是在更基本的层次上参与实在的。[9]在损坏中，行为的“上手”(ready-to-hand)对象变成了“在手”(present-at-hand)的，也就是说，这些对象是从一定距离之外作为事物来被观察的，而不是直接经验为一种行为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一理论与马图拉纳的结构性耦合的概念有一定类似之处，结构性耦合的概念中也包含了一种“上手性”(readiness-to-hand)。“什么真正地存在(is)不是由一个客观的无所不知的观察者来定义的，也不是由个人来定义的………而是由人类操心和行为所具有的潜能空间来定义的”(Winograd和Frores,1987:37)。

这些概念通过对思想、计划和抉择的强调，展示了一种与理性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计算机设计的范式。计算机工具的设计者不是在为用户建构一个程序的详尽的理性蓝图，“而是必须在[结构性]耦合中由潜在损坏的空间所形成的领域中来工作”(Winograd 和Frores,1987:72)。(10]这令人联想到赫绪宏的有关业设计的讨论。因为损坏是不可避免的，“控制器或计算机和掉作者之间的责任分配就必须是动态的，它建立在操作者的学习需要和系统的性能要求的基础上”(Hirschhorn,1984:97)。

海德格尔的行为现象学可以用于这些技术的讨论，因为海德格尔的这种理论不是从外在观察者的立场，而是从包含主体的立场上来看待世界的。这种主体在我们以前的讨论中曾出现过，那时的主体是指在一种异化的合理性所形成的环境中参与策略机动的个人。在那种情境中，损坏理论不是指一种人与工具关系的纯粹偶然的特点，而更多地特指从上层进行控制的局限。如今这些主题在一种替代的合理性的观念中汇集在一起，这种合理性是一种执行的合理性而非计划和控制的合理性，它是在使用和改善工具中，建立在交往和学习的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过程的基础之上。

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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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认为计算机不是自动化装置、不是人工智能，而是“用语言来行为的机器”（Winograd和Flores，1987:178)。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人工智能就需要大大缩小自己的前景。从这一观点出发，“相关的问题就不是把计算机比喻为人.而是那些为计算机能够在人类生活和工作中发挥有益作用而开发一种潜能的问题”(Winograd和Flores，1987:12)。把专家系统比喻为字处理系统要比将专家系统当作智力的替换物来对待更加合情合理。字处理器不是智能的，但是能在文本准备这样的特定领域中使我们有效地工作。帮助我们完成确定任务的专家系统与专业活动有一种类似的关系。

这些帮助使一种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新形式成为可能，这就产生了人与计算机是合作关系的错觉。但是，不管计算机看起来是如何的“智能”，它终究不是大脑，而是“一个在性质上不同于印刷品和电话这些早期媒介的结构化的动态的交往媒介”(Winograd 和 Flores,1987:176)。编程员和使用计算机的人参与交往，而不是计算机系统参与交往。

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种对计算机交往功能的重新评价。一个使计算机程序适应工作群体需要的“协作技术”的新领域已经出现。在这个新领域中，程序不是个人的工具，而是作为整个团队所使用的“组件”①来设计的(Jonansen,1988)。计算机化活动的社会维度和技术纬度在这里结为一体的方式使我们想起赫绪宏所说的自动化机械的交往理论和祖波夫对工作的文本化的讨论。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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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技术。如果我们把计算机理性主义地理解为是一种自动化装置，我们就要按同一思路来修正对自我的理解。人就变成了信息处理器和决策者，而不是一个共享的交往活动的参与者。“计算机系统很容易强化这种解释，而且使用计算机系统能强化与这种解释相一致的行为模式”(Winograd 和 Flores，1987:178)。

当把计算机当作一种交往媒介来考虑时，计算机就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逐步共享面创造的-一种环境。在这种概念中，计算机不是“人的形象”，而是我们在其中活动和反过来塑造我们的领域。正如赫绪宏所提出的，后工业的“技术能增加潜在的文化趋势。控制系统的失效能有助于在文化上带来一种自我的发展的概念，这种概念能引导人们终生去寻求学习的机会”(Hirschhom,1984:4)。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工业设计中隐藏的文化议程。“在研究自动防故障装置系统时，工程师们显露出大多数设计行业所具有的狂妄自大。机械、建筑或政策的设计者都企图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其他人的生活中去”(Hirschhom,1984:86)。这种企图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实际需要以及这种代码对操作自主性的极端强调。

因此，计算机设计不仅在工具意义上是重要的，而且还具有人性的意义，因为“在设计工具中我们设计了存在的方式”(Winograd 和 Flores, 1987: xi)。威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称此为“存在论的设计”(ontological designing)。他们认为，“在存在论的设计中，我们更多地是在做，而不是在问我们能够建造什么。我们参与到一种有关自我的哲学话语中——有关我们能够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够成为什么的哲学话语”(Winograd和 Flores,1987：179)。我对此的补充就是这样的话语也是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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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组件”(groupware)，又称群件，指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电脑软硬件包，它使电脑终端联网在某一终端输入数据就可以更新中央资源，为其他终端共享。

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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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所导致的结论与前面对自动化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计算机在社会生活中将会占据的位置与它们的设计密切相关。为了等级控制而设计的系统与理性主义的假设相一致，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把计算机当作是一种旨在命令工人或取代工人在决策中的作用的自动化装置。相反，民主化设计的系统必然响应计算机的交往功能。计算机作为一种媒介，促进了人类共同体的自组织，其中也包括那些其控制建立了现代霸权的技术共同体。

自动化的神话

尽管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首选和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根据功能术语不能充分地理解技术。在技术的功能本身就有争议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正确。正如我们从计算机中所了解的那样，这些争议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而且还涉及到了技术的文化意义。因此，技术的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文化的理论。

让·博德里亚尔①提出了一种理解技术中的文化投入的符号学方法。他认为技术物体从它们的功能中获得了一种“外延”的等价物，从与它们所满足的幻想和社会心理需要的关系中获得一种“内涵”的等价物(Bauchrillard,1968:15-16)。在阐明像计算机这样的技术时所遇到的不明确性，可以通过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消除，而外延和内涵之间仍然易变的界限将在这个过程中被固定下来。[11〕

技术批判理论

《拟象与虚拟》、《末日的幻觉》、《完美的罪行》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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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德里亚尔在理解技术的功能方面借助了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①的理论。西蒙栋认为，技术物体最初通常像是个别机械结构的松散拼接，每一部分具有一种单一的功能。随着物体在技术上越来越精致，单一结构合并成复合的功能，并且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协同作用。西蒙栋称这种发展类型为“具体化”(concretization)，具体化定义了一种进步的内在标准(Simondon，1958:第1章)。

另一方面，技术的“内涵”在技术发展的结构中缺少一个基础，并且可能把不适当的功能赋予机器(Baudrillard,1968:14)。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技术物体就不会向一种更高的阶段进展，而是会变得复杂和笨拙。汽车在20世纪50年代的演化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随着汽车变成了成功和性威力的符号，汽车的尺寸变大，重量增加;被各种小配件镶饰的车体承载着鱼尾型装置和沉重的铬合金保险杠。毋庸赘言，恰恰因为汽车更好地满足它们的符号功能而言，这些庞然大物作为交通工具就缺少了效率。

这些理论很有意思，但未免具有太多的决定论色彩：这些理论假定了进步的纯粹技术的标准的存在，但是技术进步通常能够朝着具体化的许多不同的道路发展。替代的形式首先表现在技术的内涵中，技术的内涵会逐步在技术的定义中决定转变的方向。因此，像提高汽车的舒适程度这些汽车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笨拙地追求的目标，今天已经可以通过在设计中将各种革新具体化来得以实现。我们现在不再致力于把汽车建成移动的房屋，但是通过改进悬架和座位设计，我们已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更适当的方法。

然而，计算机的情况表明所有的道路并不都是等同的：总体控制的管理意识形态就像人工智能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反映了将技术发展误用于政治目的的幻想。这些意识形态表现在“自动化”的话语中。从内涵转化为外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新技术中所暗含的一面。权力的古老梦想直到现在仍然体现在被设计用来证明人的能力具有像上帝一样的创造力的象征性的对象中。随着自动化占据了现代人的思想，权力的古老梦想便与社会和头脑的实际活动情况相混淆。清除了对人力劳动和雇佣桀骜不驯的工人的需要的完全自动化工厂的幻想代替了早期的天真梦想。正如诺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思想就这样用自动化获取了最初的魅力，并把这种魅力用于实际的和金钱的目的。如今，这种魅力激起的不是自动鸟和自动音乐家的幻想，而是自动化工厂的幻想”(Noble，1984:58)。计算机的这些去除人性的相同内涵呈现在机械头脑的观念中。

① 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等。

第四童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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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功能的特殊诱惑力是什么？博德里亚尔在对它的符号意义的有趣讨论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是从否认对自动性的追求是出于技术的动机开始的。自动化不是对提高效率和技术具体化的理性驱动力的响应。事实上，自动化毫无必要地使物体变得复杂，使物体在作为纯粹技术性(technicity)的符号上变得更加有效，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致使物体变得更加复杂、脆弱和僵化。机械实际上不是通过自动化而进步的，而是通过提高对更加微妙的外部指令的适应性和反应性来进步的。因此，自动化不是理性的，而是包含了“对象的虚构真理”，即我们对机械的完美性的幻想(Baudrilland,1968:156)。

如果将自动化的可能性推到极限，那么自动化就在一些没有用处的小配件中得到了例证。这些小配件都是一些没有目的的、复杂的、令人惊叹的物品。博德里亚尔称它们为技术的“功能紊乱”，即一种对镶饰其他有用设施的复杂装置的巴罗克的①偏好。小配件是一种“除了功能之外不再满足其他需要的”技术物体(Baudrillard,1968:159-160)。它也可能有一些表面上的用处，例如远距离开关车门，但实际上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展示自身的作用。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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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为特色，追求怪诞和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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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是一种体验“技术性”(technicity)的荒谬的方式。所谓“技术性”，是指在机器中什么东西在本质上是技术的。通过自动化，技术性作为一种纯粹操作性的符号而出现，它所表示的不是一些特殊的技术功能，而是技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虚假的投入：“自动化是在它的特定功能中获得一种绝对性内涵的物体”(Baudrillard,1968:153-154)。自动挖去苹果的果心或者用磁力将钢笔垂悬于空中这样的巧妙设施，与其说满足了一种实际的需要，不如说满足了一种实用的迷信，这种迷信从“整个自然可以根据技术的实践原则而重新彻底改造”的思想中获得了安慰(Baudrillard,1968:164)。

博德里亚尔反对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我们的问题是由于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科学和道德反思却陷入了停滞。他认为，伴随着对自动化的荒谬要求，技术和道德陷入了相同的矛盾之中。“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技术和物体同人一样遭受了相同的奴役”(Baudrillard,1968:175)。消费社会通过用阻碍技术具体化的符号性要求所导致的设计和概念的败坏，证实了技术的失败和道德的退化。博德里亚尔总结说：“技术可以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有效的中介：这是一条最困难的道路。最容易的道路是一种对象体系，它将自身作为一种解决任何矛盾的虚构的方式，也就是说，缩短了技术秩序和人的需求秩序之间的差距，耗尽了这两个系统的能量”(Baudrillard,1968:183)。

博德里亚尔的分析与诺伯特·维纳①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对早期自动化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维纳警告说，任何能做出抉择的机器不是没有学习的能力，就是具有学习能力一—这时它将是一个真正的自动化装置。在前一种情况中，我们如果过分依赖机器将是不够明智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又无法确保机器的抉择是否能被我们所接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会将他的责任问题抛给机器，不管这台机器是否具有学习能力，这实际上等于把他的责任抛到风中，但却发现责任又乘风而回”(Wiener,195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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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有人的用处》等。

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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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限度

现代社会的合理化是由资本家或政府官僚这些主体所完成的，这些主体的主要特征是他们的操作自主性。这一事实是由从技术领域中获得的意象加以阐明的，因为现代权力关系类似于一部机器的运转。因此，卢卡奇认为现代性带来了一种形式理性主义的特殊类型。在17世纪，这种类型的形式理性主义将宇宙的运行等同于人手和人脑的机械创造物。机械上的技术一逻辑可以比作进行分类和计算的科学逻辑。数据这种原材料的输入按照系统的公理进行运算后，产生真理、商品或财富这些输出。演绎一数学的程序与机械系统的等同启发了科学和技术，并将一种独特的实践特性赋予了现代理性，而这种现代理性在计算机中表现得最充分。

笛卡儿①第一次阐明了这种新形式的合理性的主体对自我的理解。德·塞尔托把从一种“内部状态”作用于与其相关联的“外部状态”的形式称为“笛卡儿的姿态”(Cartesian gesture)(deCerteau,1980:85)。这一姿态为现代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奠定了基础。一个人从外部管理组织，但却不是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这就是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儿的“我思”(cogito)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而笛卡儿的“我思”也是一个从直接牵连(immediate involvement)中异化出来的形象。[12]这些主体位置之间在结构上的平行是现代理性的社会普遍化的基础，同时也是现代理性从一种思想方式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的基础。在这种转化中，思想和行动的技术范式取得了胜利。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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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集》、《哲学原理》、《方法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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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限的主体是由自己在世界上的行为构成的。有限主体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也被技术所塑造，并且变得有些偏离有限主体的最初意向。同时，随着有限主体将它的对象融入到技术体系中，有限主体也就将它的对象从直接的“自然”对象转变为有中介的社会对象。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技术行为实际展开之前，主体与对象已经被重新建构。现代性就是宗教和民族传统在面对这一过程中的普遍崩溃。现代性作为一种世界的意象，它的特征就是对限度的根本误解，而这种限度是与技术主体的天真的自我理解有关的。

现代主体就像是一个小上帝，它视自已为自主的，独立于它通过技术手段来操作的体系。现代主体将自己超越于自身行为后果的复合之外。通过这种超越，现代主体精心构造了一些建立在形式的、机械思维基础上的规划，并在本质上将现实表象为技术控制对象。但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些规划中最终征服人性的不是一类特定的精英，而是一种建立在完全技术化基础上的新的生活方式。

20世纪的一个悖论就是，当整个世界都卷入到西方的技术理性主义中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破坏了认为主体能处干它所设计和操作的体系之外的前提。现代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更不用说先锋艺术和文学一对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超越”客观性的主体的“本体一神学(onto-theological)构造提出了挑战(Heidegger,1977a)。这些挑战澄清了产生技术内在性的错觉的步骤，并提出了重新理解合理性的要求。尽管这些理论革新并不总是进步的，但是它们开了潜在的政治挑战；理性似乎本质上就是两重性的，它能支持

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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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秩序，但是也能颠覆它，这要取决于理性是如何在社会中运用的。

然而，新观点却没有多少持久的社会影响。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思想被用于极权主义的计划，这些极权主义计划将它们试图克服的东西夸大到了极限。自二战之后开始的相对合理的反应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但是这种反应直到今天仍然起伏不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反应能够在现存体系中挽回能够被挽回的东西，但是在似乎缺少可行性的替代形式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实际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的解决方式。

作为一种文化，现代技术合理性不依赖于科学和哲学，而是依赖干社会组织的等级形式和计算机这类的技术。随着等级制度获得了一种技术的功能，社会主体就被置于一种技术的内部状态之中，并由此控制了社会主体所作用的体系。对等级制度是一种天命的信念的抨击，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的任务，这种任务需要一些建立在对人的限度的彻底接受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技术行为的新概念。伦理学一直以来就认为，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最终会作用于我们自身、作用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和我们的本质。这种观点现在也必须扩展到技术中去。

在民主时代的开端，圣-约斯特①就在他那个时代的修辞学理论中通过被称作“悖论说”(paradoxisme)的形象化说法表达了这种矛盾的结构。国民议会“巧妙地用人民自己的自由来束缚人民”；“人民既是一个谦恭的君主，又是一个自由的主体”(Saint-Just,1963:27,39)。这些就是自反的悖论，其中的主体同时又是客体。它们表达了政治合理性在自我意识的特殊的现形式中出现了。

这种自反逻辑与从元语言到对象语言的罗素式的等级层次的单向运动正好相反。自组织的政治学有一种“怪圈”的形式，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①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当我们向上(或向下)穿过某种等级体系中的一些层次时，会意外地发现我们正好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Hofstadter,1979:10)。解释霍夫施塔特的“怪圈”概念的最典雅的例子就是埃舍尔②的一幅名为《画画的手》(Drawing Hands)的蚀版画，画中的两只手各拿一枝铅笔，相互画出了对方。怪圈在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多作用，它们在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中介的逆转中出现。例如，我们要求孩子循规蹈矩，孩子坚持让我们也遵守这些规矩。另一个例子就是克林顿③总统在受弹劾期间不断上升的支持率，民意测验专家认为这是由于一些参加投票的人试图利用投票表决来结束弹劾的结果，但这些人对克林顿的看法却并不一致。对人的控制使控制者面临了来自控制对象的反抗，而怪圈也就终止了。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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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约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著作有《革命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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