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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通过在选举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服从,从而将这些逆转制度化。管理和政治组织的民主观念可以按照这些术语来重新当作理性体系来考虑,无需假设一个控制的外在来源(Jantsch和 Waddington,1976)。我们需要一种行为的自我指涉的逻辑来把握民主的进程,这种民主进程的目标不是从共同体中逃离到位于共同体之上的统治位置上,而是和其他过程一样,要实现内部的自我发展。
注释
〔1〕 参见 Diebold(1952)和 Vonnegut(1967)。
〔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一些段落中,马克思像我们一样来理解
① 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1945— )又名候世达,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主要著作有《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等。
② 埃舍尔(Maurits C. Escher, 1898—1972)荷兰版画家。
1999年因丑闻事件而受到弹劾的事件。
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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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观点并不是马克思所独有的,例如1848年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Anthime Corbon 所说的一些预言性的段落,参见 Georges Friedman名为《残余中的工作》(Le travail en miettes)一书(1964)。
[4] 普遍证实了赫绪宏和祖波夫方法的具体事例的研究参见 Wilkinson(1983)。试与Mary Weir(1977)相比较。
〔5]要了解这一主题的各种早期的观点,参见 Haugeland(1980)。要了解最近试图理解这一领域的状况和改革它的努力,参见Agre(1997)。
[10] 这种方法的另一种阐述参见 Suchman(1987)。
(11〕 交往媒介的历史在这一主题的阐述中特别丰富。参见 de Sola Pool(1977:第1、2、4章)和 Fischer(1988)。法国可视图文网络在某些类的方式上经历了期话所遇到的进化。参见Marchand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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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厂还是城市:在线教育采取哪种模式?
技术和现代性
最近许多有关因特网的讨论都在强调因特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划时代变化。在这些预期的变化中,没有比教育领域中的变化更为彻底的。我们被告知,授课的实质内容现在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更好地传输,这要比教师的讲授效果更好。当我们进入后工业的信息时代时,我们关于教育的全部设想是否也处在一种根本性转变的边缘上?或者与此相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是否正在目睹教育中的一些重要的、但却更加适度的变化?作为一名早期在线教育发展的参与者,我希望能够使这场争论更接近现实一些。
这场争论不仅仅限于教育领域,因为教育只是力争重新定义未来社会的斗争中的许多阵线之一。现代性的含义在这场斗争中得失攸关。这场斗争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出现一个在其所有的制度中都反映现代化生产逻辑的社会,这种社会所极力追求的是通过机械化和管理而实现的效率。因特网能够在像教育这样的迄今仍然受到保护的领域中实现这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规划。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由此所产生的社会不是以工厂作为模式,而是以城市这种现代机制作为模式的。
城市是一个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作用和加强交往的地方。它的原则不是效率而是自由。它不是致力于僵化地再现没有化的、所谓“惟一的最好方式”,而是致力于各种可能性的灵活测试和新事物的发展,这些可能性和新事物不是等级控制,而是未经计划的水平联系;不是简单化和标准化,而是多样化和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中所需的能力的发展。[1因特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扩展了这种都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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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的争论中所暗含的问题如下:在工厂和城市这两种模式中,哪一种模式将塑造教育的未来?在线教育能在不同的技术构型中服务于不同的战略。自动化教育肯定是可能的,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重新定义教育本身。一种以人类互动为中心的更为传统的教育观念在因特网上的普遍化将有利于受教育不足人群的参与,并且可以普遍提高人口的文化水平。
后一种前景令人想起一个重要的先例。很明显,童工的逐渐消失和随之而来的全民教育的建立已经转化了现代社会,形成了一种栖居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就我们能够理解周围复杂的技术化世界和在这种社会中独立活动而言,上述改变的原因是由于现代社会容许用于学习的时间的延长。
然而,教育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劳动分工决定教育。在去除了技能的生产支配对教育的期望值的地方,文化水平就相对较低。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还继续实行劳动分工,上述情况就无法避免。但是,在对技能的需求已经被提高到成了劳动力的重要因素之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发展良好。这一结果已经成为教育的巨大推动力。例如,接受成人教育的人数已经占到美国大学招生计划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中能力的普遍匮乏。
然而,有人会怀疑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持续多久。首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相伴随的是,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向贫困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中拥有技能和加入工会的制造业的工人在承受着收入和工作保险的大幅降低的同时,工业化的陈旧模式却在其他各处出现。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去除技能的工作在全球的增长,管在一些像硅谷①这样的地方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其次,商界的领导者们似乎越来越担心教育的高成本,因为教育成本现在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预算项目。在美国,因特网的前景已经激发了一场赞同自动化和去除技能的教育思想攻势。这些问题表明了批判理论与教育政策的持续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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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的含义
书写是最早的教育技术之一,它就像后来的所有教育技术一样,都遭到了批评。柏拉图②谴责这种媒介无法再现口头对话中相互交换意见的特点。他认为书写类似绘画,在《斐德罗篇》(ThePhaedrus)(这是一篇恰当地描述了师生之间亲密对话的文章)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画家的作品栩栩如生地置于我们面前,但假如你询问它们,它们就会保持最庄严的沉默。书面文字同样如此;它们就像充满智慧一样地同你说话,但是如果你问它们表现了什么东西,希望从中有所受益,它们却将永远不断地告诉你同样的东西”(Plato,1961:521)。
总之,柏拉图认为书写技术具有破坏对话关系的能力,而这种对话关系是师生之间的纽带。书写形式的技术是人类联系的大敌,这种立场与今天对现代生活的批判者的立场很相似。我们有多少次听到关于技术的异化、“座架”和剥夺人性的观点?多少次听到技术体系侵入了人类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生活失去人性和使社会生活的规范含义失效?难道人类对计算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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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硅谷(Silicon Valley)是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松他克拉拉县的一块长48公里、宽16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集中了美国96%的半导体公司,生产电子工业的基本材料硅片等,因此被称作硅谷。硅谷现在已经成为了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一体化的一种典型,并成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区的代名词。
②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其主要作品见于《柏拉图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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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拉图正是利用书写文本作为工具来批判书写的,这为我们今天对有关教育技术的争论开创了先例:许多对以网络为基础的媒介的甚嚣尘上的攻击文章正是在因特网上传播的(Noble,1977)。
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交往的媒介决定了我们相互作用的性质。但正如我们从因特网的例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这是一种有着严重缺陷的观点。实际上,技术的社会影响取决于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和使用的。书写可能有助于师生之间的不断对话,而话语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喃喃自语。
然而,尽管柏拉图对书写的谴责是不公正的,但是他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真实的问题:每当引人一种新的教育技术时,就有人主张用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来代替思想交流的过程。但是,教育要涉及对话和教师的积极参与,这是教育过程的基础,在任何新的教育工具的设计中都应该考虑这种因素。任何对这一前提的否定就等于是一种师生之间交往的划时代的变化。最终所遇到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是否能够继续维护一种像柏拉图那样的对教育的理解,或者是否因特网这种比书写更强大的技术会最终废弃柏拉图的教育概念。电视和卓越不凡的计算机都没有能完成这一伟业,但许多人相信这些可能性就在信息高速公路的不远处等着我们。
那些自动化教育的鼓吹者们的乐观激起了长期存在的人文主义对计算机的怀疑。正如上一章所论述的,计算机是作为总体的理性控制的现代试验的标志而出现的。 正是计算机的这种形象引发了目前从正反两方面对在线教育的辩论。
如果社会思想家们害怕或者期待一种自动化社会,他们就相应地憎恶或者赞美计算机。当赞成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人在为计算机拥有使社会生活透明和易于控制的能力而欢呼时,人文主义者却预见到了机器对人的统治。在1962年,海德格尔提供了关于这种悲观论调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海德格尔解释了两种语言的区分,一种是作为言说、作为通过显示和指示来揭示世界的语言,另一种是仅仅作为符号来传递讯息、传递已经构成了的信息碎片的语言。言语的完美形式是诗歌,它开启了通向存在的语言。符号的完美形式就是在摩尔斯代码或计算机的存储器中明确无误的开关的位置。对此,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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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计算机的构造和有效性得以建立的基础就是这种语言的技术一计算原理,这种语言的技术一计算原理将作为言说的语言转化为消息和仅仅是产生符号的语言。对我们的反思起决定作用的是,机器的各种技术可能性规定了语言怎样才能是语言和应该是语言。语言的样式和风格是由产生形式符号的各种技术可能性决定的,而形式符号的产生则是以最高可能的速度执行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是否序列的决断…语言的式样是由技术决定的。(Heidegger,1998:140)
海德格尔接着宣布了在计算机的影响下人的终结。利奥塔①在 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一书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写道:
知识不能进入这些新的(计算机)渠道……除非知识能被转译为信息量。可以预见的是,知识构成体中的任何部分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译就将被废弃,并且新研究的方向将要服从研究的最终结果能被转译成机器语言这一条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们可以期待知识相对于“知者”(knower)来说将被严格地客观化。(Lyotard,1979:13)
利奥塔预见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中人文主义文化的消失和知识的彻底商品化(Feenberg,1995:第6章)。
这些思想家揭示了两种知识之间的区别,一种是被当作纯粹数据,也就是说仅仅是作为信息的知识,另一种是作为发现、演变、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生动过程的知识。对自动化教育的批判可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是这将使批判所包含的范围太大。海德格尔和利奥塔将问题的产生归咎于计算机的结构本身而不是计算机的特定设计或应用。假如他们是对的,就不会有不同的技术实现带来不同的社会后果的问题。数字化本身就是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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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状况》、《非人一时间漫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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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使得在读哲学家的著作时充满了趣味,但这离我们的目标还太远,这未免令人困窘。在一个日益被计算机所统治的世界中,语言的实际遭遇究竟如何?语言真的已经被具体化到了一种消除了人类意义的技术话语中了吗?与此相反,如今的因特网带来了一种“言说”(saying)的真正浪潮,一种同过去一样也是用来表达的语言的真正浪潮。2当然,我们也许对许多这样的在线谈话不感兴趣,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例子的简单事实就是那些对计算机的哲学反思是错误的。他们不仅未能预见到计算机可以转化成一种交往的媒介,而且还因为固有的原因而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计算机所引发的电子交往才迅速发展,突破了受到很大限制的公司背景,进入了普通家庭。这首先是在法国实现的,小型电传①系统很快吸引了数百万的使用者。因特网在十年内就永远改变了计算机的形象。在这方面,主要是一些非专业人士(或是与系统的设计和管理没有联系的专业人士)开辟了新技术的这些未曾预料到的用法。他们成功的原因是由于普通人想让计算机满足个人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专家们所强调的官方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拒绝广泛流传的关于计算机的理性化含意的决定论的前提,并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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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型电传(Minitel)是由法国一家电话公司建立的信息网络,是一种建立在电话基础上的互联网,所以又叫电信网络。在因特网出现以前,法国一直在使用这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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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计算机的交往潜能。
小型电传是第一个大型的家庭计算机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国电话公司发售了600万台终端机,这些终端机连接到一个分组交换①的网络上,而用户的服务器可以很容易地连接到这个网络上。这是由国家实施的对全球规模的因特网的预先试验。这种系统是由电话公司里面的赞成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人设计的,他们把小型电传设想为一种通过改进公民获得信息资源的渠道来使法国社会现代化的手段。借助计算机网络来实现人类的交往不是设计小型电传的初衷,或者正如早期文献中所提到的,交往功能不是小型电传所优先考虑的。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都对人类的交往存有偏见,尽管这一点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电脑黑客们就使网络用于人类的交往,这很快就成了小型电传的主要功能之一(Feenberg,1995:第7章)。这个例子是技术网络的民主转化的一个标志,这种转化是由参与技术网络的人类行为者实现的,他们创造了新颖的社会形式。
但是,从一种民主的观点来看,这种转化真的有意义吗?它不就只是对商业动机做出反应的一种“市场的合理化”吗?毕竟,小型电传系统所支持的大部分在线交往就像后来因特网所支持的在线交往一样,都不具有公共的意义。但是如果这种状况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那么问题就清楚了。假设大学校长颁布了一条禁止校园中所有非正式谈话的新规定,这肯定会被认为是不民主的和完全专制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会使丰富生动的个人简化成他们在特殊机构中所服务的简单功能;其次,这会丧失表达异议的机会,而这些异认有可能导致机构的变化。这个例子看起来肯定是荒谬的,但是却很适用于用自动化学习系统来取代人类接触的虚拟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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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是数据通信的一种交换方式,它是利用存储一转发的方式进行交换的。分组交换机首先将从终端设备送来的数据报文接收、存而后将报文划分为一定长度的分组,并以分组为单位进行传输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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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种类比阐明了小型电传的例子。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和真实的社会空间的重叠为每个人开启了新的交往的可能性。如果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限制在像商业和政府交往这种正式的小圈子中,那么就像上述校园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就具有了非民主的含意。幸运的是,这样的限制还没有实施。
如果这种状况发生在因特网上,那么危险性就远远超过小型电传。如今,公司和政府组织毫无约束地在因特网上实现了全球化。一旦在计算机网络上阻碍人类的交往,它同样也会阻碍公民批判的全球化。像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事件不大可能发生在经济已经相当全球化、而公民在联系和态度上依然地区化的环境里。①这当然不是说网络引起了或决定了在西雅图发生冲突的任何一方的特定观点。但把普通的人类交往从因特网上排除出去肯定会带来不民主的后果。
这就是评价用户将网络开始用于革新的交往应用的情境。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在回顾计算机的历史时,可以肯定的是计算机总是能方便人们的联系,但我们又会抱怨计算机做的不如想像中的那样完美。假如我们像拉图尔所倡导的那样“跟随行为者”,我们将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在这样的图景中,网络作为人类接触的空间而被用户所发明和再发明。
就在20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将来的计算机会被用于像电子邮件这样明显价值不大的用途。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计算机不仅仅是一种计算和信息储存的设备,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交往媒介。计算机的定义在由一个社会过程所决定的方向上已经发生了变化。计算机的发展还远没有结束,它还不是一种最终的产品。计算机仍然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的演变取决于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需求。但是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就我们依赖计算机而言,要获得现代生活的定义还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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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贸易组织(WTO)于1999年11月份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举行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期间,遭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反对。此次示威游行是为了抗议WTO的成立及其劳工和环保政策。示威者认为,实施贸易自由化会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贫苦人民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工,而环境保护组织则担心WTO把自由贸易的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从而可能引起濒危物种的灭绝和破坏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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