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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教育技术的未来
今天我们面临着民主社会发展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根据个人在市场、工作场所和行政部门这些体系中所服务的功能来定义公民的身份,另一种认为个人是一系列潜能的承担者,这些潜能超越了任何特定功能的实现。对这些潜能的定义发生在审美实验、伦理和政治争论以及技术的论战中。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第一种观点是现代性的特征。这种现代性的趋势就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用技术的或官僚的体系来代替人们之间的交往,这些技术的或官僚的体系都是以提高效率的名义来增加少数人的权力。按照这种观点,教育应当依据成本和内容被狭隘地专业化和严格地控制。将交往限制在传输数据和程序的自动化系统应当满足这一规划。
第二种观点坚持一种替代的现代性的可能性,这种替代的现代性实现了被现存社会所忽视或压抑的人的潜能。许多这样的潜能都突出的具有交往的特点,并且依赖于在现有体制中被排除了的实践。另外,这些潜能只能在一个在交往上开放的环境中才能表现出来。这种设想暗示了为了获得公民身份和个人发展,必须实行范围广泛的教育,这一条件就像获得技术技能一样是必要的。
教育技术将不能决定应该遵循哪一条发展道路。相反,教育共同体的政策和国家政策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掌握技术的未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范围广泛的行为者参与到技术设计中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Wilson,1999)。学生和教师将许多考虑事项公开,其中包括希望创造支持人类互动的工具,这种希望在算机的早期演化中已经有力地显示了出来。
由管理部门设计的、与公司供应商共同运作的体系将完全不同。将课堂自动化直接满足了一种对视频的偏爱,因为视频提供的氛围似乎与“真实生活”最贴近,同时电视还提供了大量的娱乐。我们谈论的不是电视网上老式的只有谈话者头像的视频厂播,而是一种新型的以视频为中介的计算机,这种视频能够提供更精致的视觉呈现。这一点对课程设计具有一定的含意。自动化的产品都倾向于十分精致,因为它们必须完全依赖于计算机来使它们的信息引人注目和激励学生。课程软件的设计者和生产者将管理优秀教师们的工作,这些优秀教师能在新媒介中提供出色的教学。可以预计,教育技术将演变成像好莱坞电影技术一样的错综复杂。
第五章工厂还是城市:在线教育采取哪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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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师们实际应用新的教学技术时,他们立即发觉这种新技术是不成熟的。在在线教育的实际经验中,技术根本不是一种预先确定的事物,而是一种环境,是一个教师必须栖居于其中并使其活跃动起来的空洞的空间。教师与技术有一种职业关系,而不是与一种发展战略有职业关系。教师们努力去感受技术,领会到如何激活技术,将他们的“声音”在技术上表现出来。教师们在这样做时,他们就实施了一种古老的教育传统,即将教育定位在人类关系中而不是设施上。
这种区别反映在不同的技术侧重点中。尽管在一个自动化的虚拟教室中当一名“模范”教授很惬意,但大多数教师并不希求这种高位。拥有复杂的、骇人设备的现场视频对教师或学生都没有多少吸引力。当然,随着因特网上高速的数据存取变得普遍,这一点也许会改变,但要在校园环境中实现这一点还需要许多年,在家庭中实现这一点也许会快一些。将计算机的图像能力与黑板作对比,要比与教室作对比更恰当一些;它们是教学的辅助,而不是代替教学。 22
这些考虑事项支配着由现实中的教授所激发的在线课程的设计。它们一般会在教授的控制之下,以相对简单和灵活的格式得以实现,期间不需要计算机专家的参与。就像在常规教室中一样,大部分兴趣将在于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互动。至于显示图像的技术,希望它只是一定的有益的外行做法。预先包装好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材料将不会取代教师,而会像现在教科书的作用一样,只是辅助教师的工作。软件设计者将追求用户界面的友好和简单性,以满足教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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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视频会议和自动化学习都没有投合教师的心意,但是以应用为基础的互动文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例如上面提到的西方行为科学学院所做的试验。这些经验可以追溯到没有更复杂的替代形式的时代:很多人相信图像和声音的引入使得早期的方法过时了。但也许这是一个错误。最新的设备并不一定总是最适合完成任务的。我们最早使用计算机会议的经验不是没有被当时使用的原始设备所限制,而且也揭示了一些有关以电子设备为中介的教育的重要经验吗?我相信是这样的。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令人兴奋的在线教学法的经验依然包含了人类的互动,而且很大一部分继续是以文本为基础的。
但这里有一个难题:以互动文本为基础的应用缺乏视频替代形式的生动,不能保证实现自动化,而且它们也不能被包装和销售。它们不符合对一个脱离时空界限的灵活和散布的体系实行整体中央控制的幻想。相反,它们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也许不会节约大量成本。因此公司和管理部门会对此失去兴趣,并且在公共领域中(如果不是在校园里的话)对这些技术选择的讨论会被对价格更昂贵的技术选择的讨论所逐渐遮蔽。但是,以互动文本为基础的系统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替代形式,它们实际上完成了教师和学生认可和关注的正当的教学目标。
抵制教育的自动化趋势不是简单地沉溺于怀旧的契普斯先生①的伤感中。相反,这是一个在不同制度基础上的不同文明规划的问题。传统的教育观念必须被保存,这不是出于对过去的不加批判的崇拜,而是为了未来。我这里试图表明,一个发达社会的教育技术可以通过教育的对话来形成,而不是由以生产为导向的自动化的逻辑来形成。如果对在线教育的对话能在足够大的规模上盛行,它可能成为导致根本的社会变化的一个因素。在下一章中,我将在这一前景的所有的乌托邦含意中来探索这一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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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契普斯先生(Mr. Chips)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再会,契普斯先生》(Goodbye,Mr.Chips)中的主人公。小说讲述了一名教师60年教学生涯中伤感的故事。该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中文译名为《万世师表》)。影片由罗伯特·堂纳(Robert Donal)主演,他由此获得了第十二届奥斯卡(1939)最佳男主角奖。
第五章工厂还是城市:在线教育采取哪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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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这一章借助了我最近在在线教育领域中所做的一些工作。本章没有包括在《技术批判理论》第一版中,本章是对前几章对计算机所作解释的一种应用。
[1〕 对于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论述,参见 Sennet(1978)和Berman(1988)。
[3] 要了解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linois)一些优秀教师群体对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参见《在远程因特网上教学》(Teaching at anInternet Distanc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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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技术的辩证法
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是因为违背了工业体系的“技术律令”吗?这种失败证明了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与现代化生产不相容吗?技术批判理论对这些广为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技术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特定形式。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
本书的这一部分内容将应用这种非决定论的方法来探讨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章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尽管工业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经济制约下创立的,但是工业技术在理论上可以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服从于新的文化和经济制约。当工业技术完成了这种转化,它就可以按照常规被用来服务于新的文化价值,而这种新的文化价值完全不同于统辖工业技术创立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从一种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技术对文化的依赖就意味着替代的合理化是可能的,这两种合理化根据各自实现的目的都是同等“有效的”,但却是应用不同的手段构型来实现的。
最后一章再次阐述了技术的激进批判,并试图提炼出这一理论对未来的积极含意。批判往往被指责为是非理性的或技术恐惧(technophobic)的表现,而提出一种重新建构的规划则是对这种指责的最好回应。科学一技术合理性不是一种必须作为整体来辩护或拒斥的脱离历史的独立之物,而是一种演化着的属性的复合,它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带有不同社会含意的情况下被构造。替代的合理化取决于强调这些属性中的哪一种。对强调重点的选择反过来又取决于政治和文化。与社会主义目标相适应的合理性的整体形式就存在于这些可能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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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发展的两难困境
收敏命题
根据西方政治理论的一种古老传统,社会不能同时实现公民道德和物质繁荣。多少年以来,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了阐明这一悲观箴言的前车之鉴。圣-约斯特认为,“罗马的自由被黄金和欢愉扼杀了”(Saint-Just,1963:63)。这是人性的一个缺点:财富把人从与自然的普遍斗争中解放出来以后,人变得懦弱了,失去了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所需要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曼德维尔①在他著名的打油诗中诙谐地阐明的两难困境(Mandeville,1970;76) :
……傻瓜只知道努力
在诚实的劳动中成为一个大人物……
单纯的道德不能使国家在显赫中生存;
那些将在一个黄金时代中苏醒的人们,
必须自由地追求橡树果
就像自由地追求诚实一样。
我将称这种状况为“发展的两难困境”(the dilemma of development),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所追求的两种最高价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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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曼德维尔(Berard Mandeville,1670—1733)荷兰裔英国医生、哲学家和讽刺作家,主要著作有《蜜蜂的寓言》。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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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排斥。
自从马克斯·韦伯以来,现代社会理论一直在重新阐明类似这样的传统观点。新的理由被提出来,以表明物质需要的满足完全与人类自由的进步不相容。今天的论点表明,繁荣需要大量的企业、生产和市场的管理以及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但是这些迄今为止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和控制,使他们只能在异化的机制中陷入一些骗局。在最近这些有关发展的两难困境的重新阐述中,强调的重点不是放在人性的道德缺陷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技术社会的复杂问题之间的差距上。这种理论认为,不管占优势的政治体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还是共产主义的民主,上述情形在今天的社会中都非常普遍。
既然发展的两难困境被以这种方式重新阐明,那么它就在民主政治的理论中指向了一个主要的矛盾。现时代对国家的重新定义围绕着两种互补的要求进行:平等主义和国家功能履行中的新的功效。神圣的法律和继承的权力不再能证明国家的强制权力是正当的,这种权力现在必须通过公共辩论和选举来从人民那里获得。同时,一个更有效的国家需要专家管理,这些专家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阶级出身选拔出来的有资格的个人。出身被平等地参与国家决策和在政策的有效执行中的功绩所取代。
平等和效率在民主国家中的调和是出类拔萃的现代乌托邦,至今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实现。这里的困难在于专家意见和参与之间的矛盾,而这两者都是体系的基础。专家意见和参与被认为在管理对以民主方式建立的政治的服从中得到了调和,但事实上管理权力的不平等分配逐渐破坏了平等的参与。韦伯对两难困境的审慎阐述揭示了这种困境对现代社会的敌托邦含意。
马克思的著作属于一种不同的传统,这种传统寻求超越两难困境,调和自由与财富。马克思否认只有一种进步模式和有一条通向富裕道路的假设。他认为替代的模式与工业革命同出现了。从那以后,完全不同的工业前景就成为可能,这要依赖于占主导的政治选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两难困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将在一种工业社会的新形式中克服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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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文明规划,因此社会主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运动,这种一般的政治运动的目的只是要在现存文明的构架内实现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本质上被现存技术体系的需求限制住了。但是社会主义将是一种新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组织原则将在这种新文化中产生一种和谐的、充分综合的新型社会体系,这种新型的社会体系也将具有自己的技术体系。因此,对发展的研究将致力于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的可能性的研究,而这种替代的道路也将对人的自由产生不同的后果。
这种社会主义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常有的两元对立。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三重体系来代替滕尼斯①、韦伯或帕森斯②等人提出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在马克思的三重体系中,第三个术语代表了一种性质上不同的阶段。马克思认为,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过渡不再需要完全根据现代术语来理解为是通过将一个最初有机的社会整体分裂成它的具体的部分而实现的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社会的分裂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引起了综合,这是现代性的结果在一种新的、有中介的总体中实现的综合和具体化。这种进步的社会主义概念开启了被认为只有一种现代社会形式的假设所武断地遮蔽了的未来。
马克思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最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论点恰恰是建立在一种对技术的决定论的理解上。这种观点的最明显的阐述可以在所有现代社会的“收敛”(convergence)理论中找到。这些理论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的两难困境。例如,根据现代化理论,西方模式的扩散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可以预料到的后果。从“橡树果和诚实”的阶段走出来的社会将全力面对发展的两难困境。用马克思自已的话来说,就是“De te fabula narratur”:即发达社会是它们更贫穷的邻居的楷模(Marx,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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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著有《共同体与社会》等。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②帕森斯(Talcott Parson,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体系》、《经济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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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和现代社会陷入了“铁笼”的比喻。作为一种社会预测,收敛理论试图确认出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并预测这种变化的后果。收敛理论的主要论据是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这些论据建立在被广泛认同的“现代化律令”的基础上,例如逐渐提高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将这些趋势指定为是主要的时候,文化和政治等其他假定的次要的变化原因必须服从主要的意图。
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失败似乎证实了收敛理论之前,这种理论的批评者就在某些方面成功地指出这种理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从表面上看,不同的文化价值对发展模式没有影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以肯定的是,对现代化的响应可以影响现代化的进程。这种论点特别适用于那些自身有意识地致力于发展一种新文化和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未来社会的国家,例如前苏联和最近在伊朗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共产主义像是前景的一个永久特征时,罗伯特·C.塔克①就建议我们:
将文化转化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作为“发展”在它的共产主义形式中的中心内容。我们不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运动,我们将在西方人所说的“现代化”的一定成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表现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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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伯特·C. 塔克(Robert C. Tucker)美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国家还是帝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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