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第六章 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察觉的定向的文化变化的过程中时察觉出这些成分。总之，我们将注意不要假设共产主义者将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使我们的发展历史重新出现；我们的理论视角本身将成为文化的意识。(Tucker，1973:88，186-187)

这一类的论点在反对全球化、捍卫文化的特殊性的斗争中又重新出现。虽然这种论点作为一般的观点很容易使人信服，但是差异对文化的限制却倾向于破坏这种论点。即使在否认对社会变化的单一因素的解释和维护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的社会科学家那里，他们对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认识也是非常定型化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被这些更加多元的理论所认可的变化的范围仍然非常狭窄。毕竟，这些理论家承认，不管国家之间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差异是怎样的，所有国家必须适应完全相同的技术。但是社会的技术子系统(subsystem)的社会影响却随着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而逐渐增长。一个“发达的”社会就是一个很少有重要的决策是在这一子系统的技术和经济的制约框架之外做出的社会。

因此，对收敛的限制在实践中变得内容空洞：即使一个声称具有原创价值的社会在发展中保留了自身的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体系，但是这个社会所生产的各种物品、生产物品所用的方式、以这些物品的消费为中心形成的日常生活的形式、社会的教育需求以及以劳动分工为标志的职业划分，都将类似于西方的模式。(1]

在今天，当过去一些以收敛理论的名义做出的最极端的主张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时候，一种缓和的收敛理论却成了社会科学常识的一部分。适度的主张认为，应用相同技术的工业社会在受到技术律令冲击的社会生活中的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将变得更加相似。如果收敛理论是以这种形式来陈述的，那么我将要说的收敛命题(thesis of convergence)就很明显了，但我将要表明的是，收敛命题的技术概念带有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反映在下述观点中，即不管国家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发展的两难困境都是一种影响所有这些国家的不可逃避的结构上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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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包含一种文明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比我们通常在政治的标题下所能设想的任何变化还要复杂。我没有对社会主义做出一般的政治辩论，而是试图确认出上述过程的可能的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一种对完美社会的乌托邦的描述，而是一种民主改革的综合系列，这种民主改革将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并最终影响现代社会的技术。

按照这些术语，社会主义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轨道。任何试图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都将必须做出艰难的文化和技术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将决定引发一种真正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的机会。这些选择对那些持有决定论假设的评论者们来说将显得是非理性的或唯意志论的。当基本的文明变化的第一批标志出现时，我们将很难察觉出来。

为了对这种过程有一种更好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些革新的方法。这些方法将不对过渡或收敛问题做出预先的判断。如果要对共产主义社会中发生的那些对激进政治的短暂试验进行历史研究，上述要求同样是必须的。为了避免独断地从发展的主要路线中排除所有的偏离，我们的模式必须与一种技术批判理论合而为一。只有这样的模式才能在朝向收敛和过渡的系统性的趋势之间做出区分。

技术决定论

要提出一些能够预见和描述激进的文明变化的概念，以反对在现有文明范围内进行的改革，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概念必然逾越了社会的文化限制，而这些概念就是在这种社的文化限制中加以阐述的。这些限制出现在日常的假设些假设认为我们自身的文化是“自然的”，所有与此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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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文化的限制也以强有力的方式铭刻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社会科学认为，现存的现代社会中生活的特殊的两难困境和悖论是一般工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当从理论上定义“现代性”时，这些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概念的领域，在这种概念领域中，这些社会的特定的特性就获得了普遍性和必然性。对这些未加批判的普遍化的随后应用就在当前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必然性，并且排除了对未来的替代形式。任何试图超越这种概念范围的行为都似乎是非理性的和退化的。如果事实上这些概念是这样来理解现代性的限度和潜能的，那么它们就先天(apriori)排除了这里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境下，对存在社会主义的“潜能”进行论证就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这种论证必须在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批判社会科学的范畴来进行，这种方式类似于马克思在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斗争中详细阐述他的经济理论的方式。批判的社会理论必须提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不仅要面对事实，而且要把这些事实包括在足以揭示这些事实的历史偶然性的范畴内。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我将会把这种方法应用到理解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中。

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这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颇有弦外之音，因为这意味着每一种建立新型现代社会的企图，都只不过是一种最终必然再次融入到收敛道路上来的迂回之路。根据这种论述，除了额手称庆之外，历史在本质上已经终结。

决定论是建立在以下两种论点的基础上：[2]

1. 技术进步的模式已经固定，技术进步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按照惟一和相同的道路发展。尽管政治、文化和其他因素能够影响变的速度，但是它们不能改变发展的一般道路，这反映了发现的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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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组织必须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根据技术“律令”的需要来适应技术的进步。这种适应执行了一种潜在的技术必然性。

按照这些假设，所有社会都能依照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被组织起来，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是欠发达国家的楷模。文化在塑造技术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不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只能按照一条固定的路线促进或者阻碍进步。技术似乎是将自然的规律应用到生产问题中，而这种应用就像天体的运动一样独立于人的意志。一些科学的光环就能转移到依赖科学原理的机器中。自然规律的铁定的必然性就被曲解为技术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并由此曲解为整个社会的必然性。

将社会的机械子系统理解为一种具有自主推进力的独立力量的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完成了生产方式与生产者、机器与它的使用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对技术的定义就将生产的机械条件从活劳动和文化中抽象了出来，因此这种技术的定义与我们在资本主义中所体验的种族中心主义产生了共鸣。抽象和假设是实体性的技术是一种独立和决定性的因素，它反映了我们自身世界的范畴基础。这说明了这种理论的貌似合理性。

即使在收敛理论没有被阐明的地方，决定论也总是潜伏在背景中。在决定论的影响下，研究者们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概念可以不加批评地从发达资本主义中得出来。例如，通过对比技术和意识形态这两个现代化理论的两个主要的有效术语就可以解释现代化理论的偏见。技术的律令形成了一种“技—逻辑”(techno-logic),通过类推的方法，就可以把社会主义试图施加给现代化进程的目标描述为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逻辑”(ideo-logic)。技术—逻辑有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所缺的影响力，而且技术一逻辑总是表现为一种与自身相符合的“实的”、实在的、客观的和几乎是自发的东西，这就使技术一逻辑类似于一种自然过程。意识形态一逻辑是一个人类意志的问题。它是“唯意志论的”，它在与技术一逻辑的联系中缺少最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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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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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术语的不公平的对比被一种特有的方法论的步骤所支撑：无论何时，当意识形态一逻辑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时，就被认为在这个阶段上，意识形态一逻辑暂时与现代化的律令取得了一致。因此，从长远来看，意识形态一逻辑做不出什么原创性的贡献，它注定要被它所推进的发展过程所淘汰。另一方面，任何与现代化的标准模式不一致的社会经济的(socioeconomic)变化都被归因于意识形态一逻辑的影响，这些变化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被作为是由误入歧途的政治领袖所强加的一种短暂的越轨行为而遭到了摒弃。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一逻辑的无效就是一个定义问题。它的效力只有在它注定要失败的地方才能单独显示出来，因为它阻碍了进步的道路。[3]

威廉·邓恩①根据阿米泰·埃齐奥尼②的“双重服从”(dualcompliance)的概念阐明了这一立场。他看出共产主义社会对效率和革命价值的承诺是相互抵触的，这使它陷入了这种困境中(Dunn,1974:5[4])。对像平等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一逻辑”的目标的追求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相应地也要为了生产力而牺牲平等主义这种“社会”代价。因此，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就是变换地强调暂时赢得优势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目标。共产主义政策在循环地强调效率的时候，本质上展示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不受因为强调革命价值而错失的发展技术的时间的影响。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为了保持固有的意识形态或国家的价值，自愿地抵抗技术发展中所暗含的逻辑，但是这样做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价值的唯意志论的不合理的要求与技术律令是不相容的，它包含了一种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的交换。尽管这种理论承认小国家变动的可能性，但是却仍然断言只存在发展的惟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发展可能很慢，也可能很快，这要取决于社会追求“效率”的专注程度。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具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和财富标准，它在原则上被武断地将效率等同于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观点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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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等。

②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通向和平的艰苦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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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不是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所独有的。一些西方激进分子承认，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不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为了有利于工作的满意程度、平等和环境保护等这些“软”变量的更多回报，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他们暗中承认技术决定论和与此相关的价值与经济关系的双重服从的模式(Bahro,1984)。

这一观点与今天的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s)的联系最紧密，但是它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威廉·莫里斯①最先对比了“有用的工作”(useful work)和“无用的苦工”(useless toil),他号召复兴手工劳动，以此作为恢复劳动者的技能和重温传统共同体美德的惟一方式(Morris,1973)。相同思路的更加精致的论点成了刘易斯·芒福德研究技术史的基础。芒福德希望“劝说那些关注保持民主制度的人也能明白，他们的积极努力也必须包括技术本身”(Mumford，1964:7)。他对比了小范围内的“民主的技术”和大范围内的、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权威主义的技术”如果到了今天，莫里斯和芒福德无疑都将是“替代技术”的支持者。艾默里·洛文斯②在“软”(soft)技术和“硬”(hard)技术之间所做的区分与莫里斯和芒福德所确认的两极划分相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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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威廉·莫里斯(WilliamMrris,1834—1896)英国作家，著有《乌有乡消息》等。

②艾默里·洛文斯(Amory Lovin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企业与环境》、《自然资本论》《四倍跃进》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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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更新。

替代技术的理论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技术代码来指导未来技术的设计。如果我们相信技术的发展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这就是一种貌似合理的事业。然而，在很多这样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的含糊之处：是否工业技术能被重新建构，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或者是否他们像莫里斯一样，为了回归到更简单的手工艺技术而拒斥了工业技术，这一点在这些著作中总是不清楚的。技术的社会决定论关注的是在工业主义的范围内的替代形式，还是在工业和手工艺之间做出选择呢？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着重要的含意。认为工业技术是不可救药的观点本质上是决定论的。宣称社会必须在工业和手工艺之间选择就是承认现存的工业体系是惟一可能的工业体系。很显然，这完全不同于赞同通过将新的价值融入到工业设计中、从而重新建构工业体系的观点。[4]

这种混乱状态的危险在罗宾·克拉克①所列举的软技术的乌托邦的特点中体现得很明显。他列出了很多对硬技术和软技术的属性，如同下面的列表中所说明的一样，也包括一些能够指导工业重新建构或者回归手工艺的属性。

1. 生态上不安全的/生态上安全的

1. 从自然中异化/与自然融合

1. 集中制/分散制

1. 时常发生和严重的技术事故/很少发生和不严重的技术事故

但是在这些一般的目标之外，克拉克还列出了这样一些条目：

1. 大规模生产/手工艺工业

1. 以城市为重点/以乡村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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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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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地方易货贸易

1. 资本集中/劳动集中[5]

这些属性决定了一种与重新建构不相容的限制工业化的战略。

即使是从一种环境的立场上来看，效率也不是大敌。一个较好的社会不一定是效率低的和贫穷的。这种立场对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做出的让步太多。手段一目的的合理性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无法超越的方面，但是在用不同方式来衡量成功、用不同方式来定义最优化的正当范围和意在实现不同目标的文化中，手段一目的的合理性将会有十分不同的结果。这样一来，实现生态的和民主的目标必然导致经济落后的观点就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了。至少在疏散到劳动集中的村落社区之前，探究工业的重新建构的局限还是有意义的。

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效率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为利润是由销售商品而不是销售公共的和非市场的物品来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扩张就会减少其他物品的有效性，而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并不会出现在任何被社会所认可的合法账簿上。当社会福利下降时，GNP①可能会上升，而直接的受害者只是那些考虑更周全的人。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社会在急于赶超资本主义时，用相当粗糙的经济增长的概念作为它们成功的主要衡量标准。因为只有这些衡量标准来指导它们，没有对官方弊端进行民主的稽查，所以我们就不会奇怪，在像环境保护这些领域中，甚至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严重。

一个不是致力于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人的能力的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应用更直接和多样的物质福利的衡量标准而不是用那些简单的数量标准。就像我将在本章的后面要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出一种经济文化，这种经济文包含了在现存的现代社会中所系统地忽视了的目标，例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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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NP指国民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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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和工作的满意程度等。这样的社会也可能发现自己能更容易通过其他的逻辑来使经济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这些逻辑包括人际关系、对残疾人的保护和儿童福利等等。尽管有这些不同，对效率的追求总是需要做出牺牲，但是而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社会体系的不同将导致做出的牺牲不同。

占主导的经济文化鼓励用职业安全或濒危物种这些“软”目标来换取“硬”通货。但是这些“软”目标与使用技术来实现繁荣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在客观上也不如利润或消费品更重要或更能吸引人。洁净的空气似乎是一种政治问题，这只是由于以高度污染的专用客车运输为中心来设计城市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专用客车运输是获取利润的惟一的运输方式。一种建立在公共交通和混合使用基础上的不同的城市设计形式也许将空气质量只是作为另一种技术问题，这种技术问题在原则上与那些在运转一种有效的运输体系中所要解决的其他类似的技术问题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作为理想或价值而出现的目标在一个把这些目标融入到社会的技术代码中的社会中将呈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预计的消费品的销售额实际下跌了，实现这些目标也不需要牺牲生产力。这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所谓的软变量将会自发地被个人作为他们自身福利的一种实际成分来追求，而不会由与他们自身能感觉到的利益相对立的人为激励或政治高压来施加给他们。

决定论理论也具有关于技术发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同历史事实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假设包括：第一，技术发展是按照进步的内在的技术标准，沿着单一和固定的轨道进行；第二，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技术不是僵化的，而是通常能够适应变化的条件。有时技术适应新的短缺或发现，有时适应新的文化价值的出现。在任何情况下，新的约束不一定是效率的障碍，而是经常能促进技术的变化。因此技术没有为“人文主义”价值的追求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技术没有理由不能遵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来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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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各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这个舞台上都试图推进它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争中的胜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种结果才是可能的。技术的批判理论从这些斗争中总结出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在决定论的两个论点中都与决定论相抵触。非决定论的立场断言：

1. 技术发展是由进步的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完全决定的，因此技术发展可以沿着许多不同的方向进行，这要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

1. 当社会制度适应技术发展时，适应的过程是相互的，技术在对社会条件的响应中发生变化，而技术也达到了影响这些社会条件的程度。

这些主张是建立在技术物体也是社会物体的观念的基础上，这就像我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一样。只有在技术的决定因素和社会的决定因素的交叉处，某一种具体技术才能获得它的特性，并且从可利用的技术资源所实现的大范围的可能性中选择出来。按照这些假设，现存工业社会的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工业主义的一个特定情况，它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而不是普遍的范式。这种文化的制约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从现存的现代社会中先天地总结出对所有社会都有效的结论。工业主义的内容和含义没有被我们对工业主义的经验所穷尽，因为技术含有可以在一种不同文化情境中实现的潜能。

道德和经济

这种方法因为带有预先设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和谐的决定论信仰，从而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立场代表了退回到一种被马克思非常蔑视地拒斥了的道德化的“伦理社会主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会在今天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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