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第一章 导论:各种理论

技术和历史的终结

一般的观点都谴责技术社会的权威主义的管理、盲目的生产和同样盲目的消费。社会批评家宣称，技术理性和人类的价值在争夺现代人的灵魂。本书通过重新形成技术、合理性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的概念来挑战这些陈词老调。我的主题是工业社会的真正激进改革的可能性。

我认为，劳动、教育和环境遭到贬黜(degradation)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控制技术发展的反民主的价值观。忽视这一事实的改革将会失败，这包括像简化的生活方式或精神复兴之类的流行思路。尽管这些目标是值得做的，但是在一个为了生产而牺牲众多社会成员和剥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休闲、教育、医疗和城市规划等)的权力的社会中，根本性的进步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扩大其成员的个人自由，同时能让他们有效地参与范围广泛的公共事务。在最高层次上，公共生活包含有关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的选择。现今的这些选择逐渐以技术决策为中介。人类是什么和将会变成什么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运动，而且也取决于我们工具的形态。因此，技术的设计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后果的本体论①的决策。把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排除在这种决策之外是极其不民主的。

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一种技术的民主转化。历史上，这样的转化曾被称为“社会主义”，但是自从俄国革命之后，这个术语描绘了一种很像我们自己的在一些基本方面(例如教育、工作和媒体的组织)上相当非民主的社会形式。这些区别尽管很重要，但却很难构成另一种不同的文明模式的基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新近剧变，创造了一个重新复活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兴趣的机会。但是，由于许多人(不管其对共产主义的评估如何)把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坚决抵抗理解成无限制的未来的主要象征，这个机会也许会丧失。今天，随着这种抵抗的退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的“后现代”在历史的千年“终结”中达到了一个适宜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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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① 本体论(ontology):又译为存在论，本书酌情采用这两种翻译。

历史的终结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现代社会的激进批判仅仅是一种思辨;进步性的发展是一种叙事的神话;异化是一种过时的文学幻想。拯救见于讽刺而不是革命中；在流行的政治学中，甚至其中的左派也主张私有化，而不是自主管理(self-man-agement)。

这种情绪是由在庆祝技术的进展中把大多数左派与当权派联系起来的共识所造成的。确实，技术已变成如此普遍，以至于这种共识留下很少可持异议的空间。对少数像堕胎这样的在情绪上充满感情的有关人权问题的争论掩饰了公共辩论的空洞性以及历史视角和乌托邦替代形式的缺乏。这里似乎只是成了在边缘摆弄一些与技术(technique)无关的、范围逐渐缩小的问题的场所。这个结果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由卡尔·曼海姆①预见到了：

现实—超越性(transcending)因素从我们世界中完全消除将……带来一种事态的静止状态，人本身在这种状态中只是一个物……这样，经过长期曲折而英勇的发展，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变得越来越成为人自己的创造物时，随着乌托邦的放弃，恰恰在意识的最高阶段，人将失去自己塑造历史的意志，以及随之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Mannheim,1936:262)

技术批判理论

①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

用曼海姆的话来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没有救世主式的希望的情况下，维持一种对历史可能性的信念。一种对未来的清醒反思能找到比现实的映像更多的东西吗？我相信这能够做到。通过批判技术大量实现了的承诺，我尽最大努力来唤醒存在于我们面前的选择意识。为了这个目标，我在直面各种技术的和实际的异议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并提出一种能够保持和推进我们已经受到威胁的民主传统的连贯的替代形式。

民主传统在今天受到了公民身份和工作的智识(intellectu-al)必要条件之间不断增长的差距的威胁。市场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僵持对立阻碍了解决的途径。我们能否设想一种建立在民主参与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呢？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自由不是市场自由，社会责任不是通过强迫管制来实行的。我将指出，技术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能够克服现代工业主义在人类和环境上造成的与自然的破坏性关系的替代形式。

技术的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

在随后的部分中，我将表明这样的立场，以替代几种已经建立的技术理论。可以把这些已经建立的技术理论归为两种主要的形式：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工具理论是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所依赖的占主导的观点，而实体理论则是像雅克·埃吕尔①那样的技术理论(Borgmann,1984:9)。前者把技术看成是从属于在其他社会领域(例如政治或文化)中建立的价值，而后者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力量赋予技术，这样的技术凌驾于所有传统的或竞争中的价值之上。实体理论认为，技术的应用对人性和自然所造成的结果要远远大于其表面的目标。在引入技术批判理论之前，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理论。我相信，技术批判理论在开辟了根本性变化的前景的同时，将保留这两种理论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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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论

工具理论提供了一种最广为接受的技术观。它是建立在常识观念的基础上，这种观念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含。但技术的“中立性”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概念通常至少暗含了以下四种观点：

1. 技术的中立性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的中立性的特殊情况，技术只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实质(substantive)价值相关联。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这种中立性的概念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和不言而喻的。

1. 技术似平也与政治没有关系，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这样，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一把锤子就是一把锤子，一台汽轮机就是一台汽轮机，这样的工具在任何社会情境中都是有用的。在这方面，技术似乎与法律或宗教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后者不能轻易地转移到新的社会情境中，因为它们与其起源的社会的其他方面相互交织。相反，转移技术看来只是

技术批判理论

会等。

取决于转移的成本。

1. 技术的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的中立性通常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即技术所体现的真理的普遍性。技术所依赖的可证实的因果命题不仅与社会和政治无关，而且它们像科学观念一样，在任何能想象出来的社会情境中都能保持它们的认知状态。因此就能够期望在一种社会中有效的技术在另一种社会中也同样有效。

1. 因为技术在任何一种情境中都能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所以技术是中性的。因此，它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衡量标准可以应用到不同的背景中。例如，技术通常被认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中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种工具主义的方法把“公平交易”(trade-offs)作为讨论的中心。“你不能使两个变量都达到最优化”这一经济学的公认原理似乎也适用于技术，而在这里，效率就被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变量。要实现环境的、伦理的或宗教的目标等这些其他的变量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就是必须降低效率。按照这种解释，技术领域能被非技术的价值所限制，但不能被这些非技术的价值所转化。[1]

对技术的工具主义的理解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特别显著。它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传统、意识形态与从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的变化中产生的效率之间的张力。例如，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精英们如何利用技术去促进社会的变化。而公共政策的分析所担忧的是自动化和环境污染的成本和后果。工具主义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框架。 22

实体理论

尽管工具理论得到了常识的支持，但是仍有少数的观点否认了技术的中立性。因雅克·埃吕尔和马丁·海德格尔①的著作而闻名的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2]这个体系具有一种扩张性活力的特点，它将最终侵入每一块前技术的飞地(pretechnological enclave)和塑造社会生活的整体。因此，总体的工具化就成了一种天命，我们除了退却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回归传统或简朴才能提供一种对进步的盲目崇拜的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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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其实已经暗含在马克斯·韦伯②的理性化的“铁笼”(iron cage)这一悲观概念中了，尽管他并不是特意将这种理论与技术联系起来或提供一种解决方法。同样悲观的埃吕尔把这种联系明确表达了出来。他认为不管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技术现象”已经变成所有现代社会的明确特征。他断言，“技术(technique)已经变成自主的了”(Ellul，1964:14)。海德格尔赞同技术正在无情地压垮我们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正在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转化为“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s),即在技术过程中被动员的原材料(Heidegger,1977a17)。海德格尔声称，将现代社会从技术上进行重新构造根源于对权力的虚无主义的意志(will)，即人和存在(Being)被贬黜为单纯的对象。

这种预示未来灾难的先见之明因为将荒谬的、类似魔法的力量赋予技术而遭到了摒弃。事实上，这种观点的基本主张是很有可信度的。“快餐”代替传统家庭的晚餐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无意识的文化后果的一种简单例子。每天晚上从仪式上一再得到证实的家庭和睦不再拥有表达的类似场合。没有人认为快餐的兴起实际上导致了传统家庭的衰落，但这种相互关联意味着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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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技术的追问》等。

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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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工具论者会说，准备好的快餐提供了一顿营养餐，这与社会因素没有关系。说到底，吃饭只是为了吸收卡路里，而对这一生物过程来说，所有消费食物时的仪式只是次要的。这种说法没有看到技术的文化含意。在采用一种严格的功能观点时，我们已经认定吃饭是一种有技巧的操作(technical operation)，它可以或有效或无效地完成，而这本身是一种可从价值观上进行评价的选择。

这个例子在诸多事例中很有代表性。在这些例子中，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转变被一种内含在现代性之中和与传统相背离的效率标准判定为是一种进步。技术的实体理论试图让我们意识到这种构想的武断，或者说让我们意识到技术的文化特性。问题不是机器已经“接管”了一切，而是在选择使用机器时，我们承担了许多没有意识到的义务。技术不是简单的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这是技术的“实质性的”(substan-tive)影响(Borgmann,1984:204ff)。

实体理论看起来似乎与把技术作为一种中性工具总和的工具论观点相差很远。然而，我将在下一节中表明，这两种理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它们与第三种理论、即技术批判理论区别开来。

技术的限制和无限制

尽管技术的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有很多不同，但这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接受它或放弃它”的态度。一方面，假如技术仅仅是工具，与价值没有关系，那么技术的设计就不是政治要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技术是一种统治文化的手段，那么我们注定或者将技术朝着敌托邦①的方向推进，或者退回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改变技术：在所有理论中，技术是一种天命。以技术形式出现的理性超出了人类的干预或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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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技术改革的建议只是寻求为技术划定界线而不是去转化它。例如，我们被告知，通过回归到没有汽车、垃圾捣碎机和核能源的更自然的生活方式中，我们能够降低对自然的损害；用高技术的医学方法处理分娩和死亡被指责为“过于”渗透到本应顺其自然的领域中；生殖技术一直受到来自宗教方面的攻击；基因工程最终是生物灾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批评者都敦促我们放弃特定的技术，要求我们接受保持传统或自然方式的代价。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导致了对现代技术问题的道德和政治的解决方案。

道德的界限

当政治保守主义者寻求重新复兴像传统基础上的家庭这样的制度时，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关注精神价值。例如，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指责我们的伦理、政治和人类生存退化为仅仅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工具，他们呼唤恢复神圣性的东西。进步主义者担心民主制度被技术所颠覆。尤根·哈贝马斯②认为，民主社会的公共生活由公民参与理性的辩论而预设了一种义务。在我们通过把公共领域的功能转交给专家们而使公共领域技术化(technicize)的情况下，我们破坏了民主的真谛：“反思的补偿力量不能被技术的可利用的知识的扩展来取代”(Habermas,19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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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②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交往行为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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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伯格曼①提供了一种回归简朴的精致样式。他提倡一种“双部门”(two-sector)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扩大的手工艺部门将雇佣从增长的自动化经济核心中被解雇的人员。这是在工业主义中优先发展手工艺的观点的优势。这种需要在像音乐这样的领域中很明显。在音乐领域中，媒介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少数几个明星身上，这对创造力具有毁灭性的后果，降低了许多还没有显现出来的天才的价值。因特网的近期发展已经开始挑战这种体系，可以在实际中使更多的人参与到音乐中来。

在理论上，伯格曼能够调和手工艺和进步性的技术发展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他确实在远足旅行靴这样的消费品上持有类似的立场。但是，一旦涉及到生产，他就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占主导的技术范式，断言这种范式“按照自身的方式是完美的”(Borgmann,1984:220)。[4]但是，现代工业技术在概念和设计上真的是“完美”的吗？难道这不是人类和环境的灾难吗？正像这些理论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当现代工业技术产生的问题超出了每一种界限、并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整个框架时，人们如何能够把这种灾难限制在恰当的范围内？

我把一系列的反对意见做一下疏理。至少有四个理由怀疑道德解决方式的有效性：

1. 我完全赞同这样一种技术进步观，即拒斥了技术帝国主义，只是将技术当作是人类存在的诸多方面的一部分。但是，形成技术的进步性转化的概念和划定技术的界限同样重要。通常发生的是，在指明技术的恰当位置时，批判性意见没有看到技术的潜能，而在谴责技术的现有形式时，排除了技术可能具有的未来。

1. 然而，假设有人成功地在技术自身的领域中，将划定技术的范围与改革技术的努力结合起来，定义这一领域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哪种活动需要远离技术中介(technical mediation)这一问题特别不容易达成共识：是分娩、家庭、政治、伦理还是宗教传统？现代社会中惟一达成共识的价值就是效率，而我们试图限制的恰恰正是这种价值，以便使其他的价值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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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当代生活的特征》等。

1. 此外，通过把精神价值与技术僵硬地对立起来，我们承认需要为一种提升而不是损害精神价值的技术的理性文明的可能性来辩护。技术的道德批判似乎总是重新开启“原则”与“实用性”之间的单调乏味的争论。在现代社会中，因为实用性的胜利已经成定局，因此没有竞争，只有一种对无力的承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与原则更加一致的替代的实用性。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承诺的，但却没有被继承下来。今天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做的更好。

1. 最后，限制技术的方案显得不可信。假如我们选择一些领域不让技术介入，难道这不是一种更加微妙的技术控制吗？如果我在一棵野生的树或者灌木从周围，甚至是在从我的花园里就能看见的远处的山顶的周围栽花种草，以便观其美景，我不是没有把它们驯化吗？（这是一种被称作“借景”①的标准的日本园艺技术)如果我在过度技术化的生活中突然需要意义，并且通过回归我的家庭宗教传统来获得它，难道我不是把宗教作为一种超技术(supertechnology)来使用吗？如果是这样，我如何能相信它呢？如果规定一种预留的活动将这种预留工具化了，我究竟如何脱离技术领域呢？

政治的界限

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限制技术的问题同样也没有多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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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借景(borrowed scenery)是利用花园外面的景物来使花园与外面的景象相互协调，以便产生开阔之感的日本园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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