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马克思对“抽象道德”的历史性批判与哈贝马斯的民主价值的“类似超越论的”(quasitranscendental)基础这样的有影响的方法形成了明显对比。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混淆了“应该”(ought)与“是”(is)，但是他的观点具有为行为提供一种方向的价值。一旦我们从民主话语的最抽象的原理中走出来，接触到有关个人在民主过程中实际行使他们的权力的实质问题时，诉诸于超越论就不能提供过多的指导。哲学能够在制定了基本规则之后就从争论中退出吗？马克思对这种作壁上观的做法深表怀疑。他努力找到一种将理想和历史上貌似合理的现实转化联系起来的方法。马克思有时在决定论的框架内阐述了这种努力，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决定论的框架，这种努力仍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批判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的影响。黑格尔拒斥了价值存在于脱离实际现实的理想领域中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在日常安排中实现价值，而这种日常安排被社会成员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事实”。黑格尔根据价值实现制度化的程度来判断价值是更“抽象”一些还是更“具体”一些。因此，家庭或国家就比一种新兴社会群体的至今尚未满足的要求更具体，而后者要比任何没有实质现实性的个人理想更具体。

从这种观点来看，在最坏的情况下，马克思将道德价值仅仅作为实现剥削的意识形态的伪装；在最好的情况下，马克思认为道德价值代表了乌托邦的要求，但这种乌托邦的要求还没有能够作为任何重要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出现。因此根据这种论述，道德价值按照定义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谈论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暗示了资本主义是惟一能够处理物质利益问题的体系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财富来换取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概念就是对这种异议所做出的回应，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对此做出详细的论述。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潜能，一种由现存社会的成就所实现的激进的社会进步。马克思经常从决定论上解释潜能的观念，但是一种非决定论的批判理论可以在现实分析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的尝试保存在关于未来的基本观念中。利益而不是道德价值将继续被视为历史变化的基础；然而，就这些利益是不明确的而言，它们不能决定单一的未来，而是开启了替代的历史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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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吗？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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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定论的规律向文明变化的转变暗示了一种偶然性的逻辑，这种逻辑必须用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例如，根据这种方法，社会主义是值得想望的和可能的，而不是历史的必然的下一个阶段。马克思关于工业技术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管理的设想被两重性的概念所代替，而两重性的概念是指通过实现资本主义中被压制的技术潜能，以便利用资产主义的遗产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与此类似，经济代码的文化概念必须代替阶级具有单一意义和确定利益的客观主义的假设(Guillaume,1975:64)。总之，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被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相同趋势，现在则阐释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潜能的范围。

利用潜能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在道德与经济关系的理想主义的和还原论的解释之间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理想主义威胁到了在大众意识中没有根基的政治专断的不合理要求。还原论将道德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没有把握住文化中利益的偶然性，这种文化作为一种评价的框架，本身就要接受理性的判断。因此，还原论没有能够在质疑已经建立起来的利益概念中，根据一种对人的生活的不同理解来正确评价道德批判的作用。

批判理论既不能在道德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也不能将超越性的反思作为乌托邦而废弃。批判理论在今天的任务就是将过程概念化，由此使得仍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潜能可以在一种有效的自身利益的意识中得以最终实现，同时能够转化技术的代码在根本的文化和社会变化将受到压制的技术潜能释放出来的地方，经济进步就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未实现的潜能是作为大量局部最优化(suboptimization)而出现的，从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的眼光来判断，这是一种主要资源的系统性的未充分利用。这些局部最优化是由于占主导的经济文化对技术和人的发展所施加的限制而造成的。只有一种改变了投资和消费模式的新文化才能打破现存文明的经济前提，从而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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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明的变化有效地重新定义了人是什么，它对道德和经济进步都有影响。因而在19世纪末叶，一种更加宽泛的人性概念代替了相当狭隘的和受社会限制的人性概念。我们比前人更重视人的生活，特别是更重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废奴主义和劳工管制的早期，所有的经济论点都反对新的观点，而这似乎成了“一个人性的错误原则，这最终肯定会打败它自已”(Hansard'sDebates，1844;lxxiii,1123)。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像查理·狄更斯和斯托夫人①这些小说家，通过帮助中产阶层的读者对他们社会中最下层的成员获得一种更有效的认同，从而在英语国家人民的道德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果是预料不到的：通过改变对人类存在的定义，道德情操的进步开启了新的持有财产的方式，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是由更富有的人持有财产的。

社会潜能同时以经济形式和道德形式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上。因为经济和伦理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所以哪一方也不能被还原为另一方。文明变化的过程建立了一种同时带有伦理含意和经济含意的新的生活方式(Gramsci,1959:140)。在为新理想的斗争以一种新文化为中心而成功地重新建构社会的地方，这种斗争将不会被视为是用财富来换取美德，而是被认为实现了暗含在斗争的道德主张中的经济潜能。 例如，在贫穷的国家中，降低婴儿死亡率、保护妇女权利和扫除文盲这些运动都不仅仅是道德的。与这些要求相对应的是一种建立在对人力资源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战略。与此类似，在富裕的国家里，环境保护论者否认环境保护是对繁荣施加的一种理想主义的障碍，他们试图根据比占主导的观点更具有综合性的术语来重新定义社会财富。社会主义将从这种类型的协调变化的整体系列中出现。经济文化的责任解释了在一种福利的革新标准中，社会运动是如何能够将理想和下层人口的利益联系起来的。

① 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美国作家，主要著作有《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汤姆叔叔的小屋》主要描写了美国奴隶制下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林肯曾说这部小说引发了以废除奴隶制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南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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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进步概念的方法开启了一种思考经济和文化变化之间联系的非决定论的方式。局部最优化的普遍概念解释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动机是如何能够预见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和如何有助于这种秩序的实现，尽管按照现存体系的术语来说，这种实现方式会被评价为是非民主的。

重新回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过渡的标志

在过夫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强调它的民主传统，对一种政治失望的积累做出了响应。7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这一重点没有被错置，但是它本质上是按照政治术语确认了理解激进变化的趋势。在将社会主义描绘成是对被压制的技术潜能的实现时，我试图转移重点，以便表明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替代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文明的替代形式。一种文明依靠自己的努力向另一种文明的成功转变的过程不管有多么激进，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它不同于政治。因为马克思理解了这种区别，所以他不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政治，而是断言一种从资本主义导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存在。事实上，马克思曾一度宣称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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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论的阐述中，这一过程被说成是“合乎规律的”。但什么是过渡的规律呢？保罗·斯维兹①否认了这种规律的存在：“更多的是暗含的而不是被清楚说明的假设就是，一旦社会主义……被稳固地建立，它自己内部的动态意志将自主地推动它朝向共产主义进程的下一个阶段发展……然而，没有人能成功地解释社会主义的‘运动规律’……应该是什么”(Sweezey和Bettelheim,1971:125)。确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释放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动力的观念已经在前苏联试验过了，但在前苏联失败了。

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准点降低为历史规律已经很长时间了。就社会主义的观念在今天具有任何一种含义来说，它必须参照一种可能的文明变化的动态的模式。过渡以这种非决定论的样式重新构想之后，它就是通过一种发展的轨道来实现的文明的规划，这种发展轨道在新价值的基础上强加一种文化的全球模式(Marcuse,1964:219ff)。资本主义正好支持这种文明的规划，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马克思的模式可以被用来定义一种相应的社会主义规划的逻辑。

乌托邦在反对社会“现实”的糟糕情形中起到了无法实现的“理想”的作用，但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模式与乌托邦不一样，它可以用来为变化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且能够检测这些收敛和过渡理论的主张以及对这些主张所持有的异议。然而，如同我们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所看到的情形一样，应用这种模式并不容易。社会不是通过革命这样的事件就能立刻转化的，而是不时地在由这些事件所开启的空间中朝着新的形式发展。正是由于过渡屈从于一些实际问题，而有些人却将这些问题兴奋地抽象到理论上，所以过渡必定是不明确的。问题是收敛的特征是否在更宽广的过渡进程中发挥作用，或者相反，是否这些特征仅仅有助于创建或永保工业文明的占主导的模式。我们需要决定什么构成了一种不同道路的标记和它的重要性是如何相对于社会的收敛特征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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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保罗·斯维兹(Paul Sweezey)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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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根据以下现象的出现来确认，即单独地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的立场来看，经济上显得是非理性的或者在管理上显得是无效率的，但是这两种现象却一起引发了一种文明变化的过程。任何可以在发展的社会主义战略的框架中比在相应的资本主义框架中得到更好解释的现象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过渡标志。过渡理论将这些现象确认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模式的迹象。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下述衡量标准来定义过渡，即这些衡量标准“在经济上显得没有效率和难以维持，但是却在运动过程中超出自身，使对旧的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攻击成为必要的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将生产模式彻底革命化的手段”(Marx和Engels,1979:30)。

当代能够发起这种过程的衡量标准包括广泛的(如果不是普遍的)公有制、管理的民主化、超越直接经济需要的终生学习的普及以及技术转化和职业训练将范围更广泛的人类需求融合到技术的代码中。这些过渡的标志将在后面更详细地分析。它们可以用来评价社会脱离资本主义轨道的程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变化，是在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连贯的转化。它的目标是在劳动力和所有其他附属的社会团体的文化层次上实现一种有意义的增长，以及由此在工业社会成员的人的类型上引起一种变化。要想重新建构通向这一结果的马克思理论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认为，这条道路在于三种过渡的步骤：社会化、民主化和革新：[9]

1. 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与之相伴随的是早期在工业和文化资本的分配以及其他大规模生产力中计划对市场的代替，并最终实现市场在下一个阶段中的消失；

不平等来实现社会的激进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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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能够产生克服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明确分工的革新的技术进步的新模式。

任何一种建立在这些前提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概念都能在理论上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单独在上述第一种或第二种成分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社会主义概念导致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前苏联的模式将会被认为属于后者，因为它是以民主和技术的变化为代价来一味强调计划。与此类似，像哈贝马斯那样抓住社会主义的民主方面而放弃技术批判的立场似乎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马克思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概念如今被历史和分析搞得四分五裂。他对计划的信仰被历史的经验减弱了。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流行的民主运动就像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技术政治学的新形式一样，也证实了早期马克思的综合概念的崩溃。

当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前提、但认识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的社会理论有时被称作后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试图反对单纯强调经济的前苏联模式，以便恢复社会主义的民主方面。(10]这一章以这种普遍的批判为前提，并将类似的方法用于技术领域中。在以下部分中，我试图提出一种社会主义概念的革新的阐述，这种阐述考虑到了早期马克思的想法，但是按照历史经验和理论进展修正了它。

重新阐述社会主义的概念取决于为了使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所需要的文化和技术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替代形式，而是指向根本的文明变化。但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假定工人在转化技术中将被客观的可确定的利益所引导的地方，我认为对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控制是在技术进步的新方向中产生利益的一个件。换句话说，民主本身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它能够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革新。[11]

这些反思是受严格条件限制的。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尝试勾画出一条发展的连贯道路，这条道路将在适宜的环境中导致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的结果。因此我们讨论的就不是这种结果的或然性，而是它的可能性。就像我在本章开始时所认为的那样，建立这种可能性不仅是一种政治信仰的活动，而且具有一种探索的功能:这是一种打破遮蔽日常世界的必然性错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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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

传统的社会化理论强调将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源国有化。很少有人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这种强调重点中的错误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偏见有关，这种偏见认为国有化根源于工人阶级的短期利益，并且在这种相对简单的国家活动中建立了对长期的社会和文化变化的无限希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公有制和中央计划产生的影响比得上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影响，但是在现实中它们只是政治和管理的选择，这不能像预期的一样转化文化。

马克思对工人利益的假设性的建构和对未来的预言被不尽人意地批判和辩护。我不打算做这种无用的争论，而是要将“无产阶级利益”的概念重新阐述为社会主义经济代码的理想类型，然后表明这种方法是如何有助于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和研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我的目标是确定一种文明转化的潜在的技术逻辑。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规划，必须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要像通过废除私有财产而引起的公民权一样根本，或者像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逐步限制而创造的早期现代化一样根本。我将出，不是工业的国家控制，而是知识、技能和民主参与的扩大作用解释了社会主义和所有现存的现代社会(也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相对重要的区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供了得出这种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经过一定的富有想像力的解释，可以被用来代替通常的经济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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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工作中有一种运用范围广泛的能力的兴趣。这种兴趣被认为决定了一种合理化和革新的社会主义进程。从这种进程中将产生一种整体的新技术，在这种新技术中，工作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Marx，1972:388)。当具备了下述条件时，这一目标将会实现，即劳动“不仅具有一种科学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般的特点，人类的努力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被利用的自然力量，而目这种努力是主体，它不仅仅是以一种自然的、自发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调节所有自然力量的活动而出现”(Marx，1973:612)。

向工业社会的这种更高级类型的过渡包含一种经济文化中的深层变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更加多样的商品形式来分配财富，但是商品形式只是一种消费者的需要和能力的实际充实程度的有限反映。“真正的”财富是人的能力的实现，这当然是以有形物品为中介的，但是并不等同于它们。马克思写道：

然而事实上，当有限的中产阶层的形式被去掉后，除了个人的需要、能力、快乐、生产力等方面的普遍化以外，通过普遍交换所创造的财富是什么呢？是人类对那些所谓的本质和人类自身本质的自然力量的掌握能力的充分发展吗？是使得这种发展的总体性成为可能的(例如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以预先确定的准绳来衡量的人的所有力量的发展)、并以此前的历史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人的创造性潜能的完全发挥吗？人在什么地方不是在一种特异性上再生自身，而是产生出他的总体性呢？他在什么地方不是努力保持他已经成为的东西而是处于成为的绝对运动中呢？(Marx，1973:488)

运输和交往的扩展是马克思的财富新标准的一个范例。按照这种标准，与处于全球互动关系中的现代人相比，从身心两方面被限制在祖先的小村庄中的农民是“贫穷的”。不管是否认同马克思轻视农村生活的观点，他的论点中的经济含意是很清楚的。一旦财富等同于个人发展了的能力，培训和教育以及各种经验和职业成为更高类型的利益就有一定的道理。一个这种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将重视以自身为目的的人的经验和个性的发展，而不会将这些财富的形式从属于通过销售与这些财富形式的获得相关联的商品而实现的对利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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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点有经济上的意义吗？毕竟，尽管我们对教育存有偏袒的成见，但对人力资源的过度投资就像其他不合理的分配一样，是一种浪费。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就像其他类似的对道德自我修养的劝诫一样，是不可能有效的。

但是这种异议依赖于对投资和福利之间区分的应用，而这种应用是与文化有关的。我们根据资本主义的财富概念，对于生产目标的表示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这就是说，生产目标主要是私人消费的商品。在这种框架中，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个人福利的有效成分。知识和技能的缺乏是这种经济代码的直接结果，这种经济代码通过市场的需求来调节知识的供给，通过用没有技能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劳动所实现的成本节约来使去除技能获得回报。

遵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论点，我们可以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代码的理想类型。在这种经济代码中，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是投资和根据生产效率来评价的教育活动，将被置于消费的范畴中和作为对福利的贡献来评价。在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价值的理论中，有这种方法的一些先例。根据这种理论，教育通过改善评价标准，从而提高未来消费的价值(Beck-er,1975:69)。尽管这是一种有限的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可以通过推广来服务于我们的目的。

为什么财富的社会定义中的这种变化会发生在社会主义中？马克思认为，工业经济不仅生产了大量的商品，而且还创造了将个人扩大的能力用于生产中的机会(Marx，1906:I,533534)。这就表示发展人类的能力有了经济上的理由。在这种动态的模式中，“真正”财富的消费有助于财富的生产。提高工人技能和智力的活动相应提高了工人劳动能力的价值。同时，工作本身成为个人发展自身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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