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但是，不管工作得到什么样的满足，工作仍然是工作。因此，即使是在社会主义中，工人仍将努力降低劳动时间，同时增加大量用于学习的闲暇时间。有更多的工人将他们的闲暇用于学习，他们的劳动就越有效率，结果就是工作日越来越短。“劳动时间的节约等同于空闲时间的增加，例如，用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反过来影响劳动的生产力，就好像它自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一样”(Marx，1973:711-712)。社会主义的“利益”和相应的消费模式在一种自主增强的循环中，发展了个人个性的“财富”和劳动的生产率。

在马克思所有的乌托邦观念中，上面这一个观念对我来说是最有兴趣和最富有成效的。在这里，经济循环是由一种工业的持续运转(perpetuum mobile)的建立来调整的，而这种工业的持续运转是依靠经济循环所消费的资源来维持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将建立在对有技能的劳动的需求和处于休闲中人的力量的增长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一种最初以自身为目的的休闲活动提高了劳动的价值，因此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一种经济的投入。在人力资源领域，随着教育和培训这些经济成本变得有益于个人，消费和投资就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12]

在这种劳动过程中所实现的更高层次的知识和技能将会提高效率、促进技术的转化以及把更广泛的参与和工业社会的技术需求协调起来。在这种新体系中，不需要民主与繁荣之间的交换。通过以比今天可能具有的更充分的个人发展为中心来将技术代码和经济代码结合起来，这些目标可以得到实现。

民主化

我们能够把这种乌托邦带到现实中来，以便激发我们对现实的分析和对未来的思索吗？为了使这一想法具有实际内容，我们必须转向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化。不管社会化包括哪些内容，第二章的讨论表明了将相当一部分管理权力移交给雇员的重要性。但考虑到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使雇员丧失资格所产生的效应，雇员能组织好企业吗？我想我们可以用有条件的“是的”来回答这个问题。雇员为了在公司的管理中发挥作用，不需要都成为专家，但是他们至少要具有相当于使投资者能够处理他们的投资和在选择管理者时共同合作的那些能力。缺少了这些能力，社会化或者只是纯粹的形式，或者将导致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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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一点是，教育对民主化是必须的。社会所有制不仅要包括机器、建筑和土地，而且还必须包括工业管理所需要的垄断知识。因此，文化的民主再分配就成了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职能。但是文化资本的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意味着知识体制要根据下述两个目标发生一种根本的变化：13

1. 使整个劳动力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获得有效参与管理和政治的资格；

1. 提供为了利用技术选择所需要的大量的智力资源，这些技术选择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更加依赖技能和智识。

鲁道夫·巴隆①解释了这些目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

完全有意识地生产出一种在量和质上都很丰富的教育盈余，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陷人到工作和休闲时间的现有结构中，因此这些结构的矛盾就行将结束，而它们的革命性转化也就不可避免。按照这种方式所积累的解放潜能就会发现自身在现有条件的限制中承受了过多压力，除了打破再生产过程中的传统的劳动划之外，它没有别的出路。(Bahro,1978:408)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暗含的教育理论似乎与这些考虑事项巧妙地吻合了。但是马克思没有谈到巴隆提出的问题。与此相反，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将福利重新定义为自我实现的决定论的解释，并将变化推迟到了遥远的、技术发达的未来。但正如我们对计算机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最发达的技术也不能自发地将社会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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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道夫·巴隆(Rudolph Bahro,1935— )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欧的替代选择》、《从红到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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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马克思的理论脱离它的决定论的模式，有必要确认一种实际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教育要具有一些比单纯的学习乐趣更有强制性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民主提供了这样的情境和目标。尽管低技能水平还将长期与继承下来的劳动过程相关联，但是工作场所和共产主义中的自主管理的政策将为扩大的文化能力的应用提供一个舞台。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使工作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且会使医疗和城市规划等其他领域中的活动民主化。像环境保护这样的问题将会在公众乐于理解它们的地方更有效地得到处理。教育的消费者价值将首先在与这些公共职能的关系中得到实现。教育即使不能从经济上“赢利”，至少根据扩大的影响和更好的结果来说也会“赢利”。

教育的范围和重要性将相应得到扩大，而在这种情境下，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将不再视为一种个人福利的减损，而是成了个人福利的组成部分。教育将与社会的经济需求和个人的投资战略脱钩(uncouple);它将成为社会和技术变化的驱动力。工业社会将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知识不足的缺陷，成为一种使更多的人拥有完成扩大的社会责任所需要的文化资格的条件。

教育的进步最终将使向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的飞跃成为可能。最初对教育的“过渡投资”将导致与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相适应的新技术和新工作方式的引入。不是技术，而是民主化的社会变化引导过渡的进程，技术进步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原因。因此，民主化就成了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要求。

文化的社会化定义了一条朝向工业文明的新形式的可能的发展轨道。在这种工业文明的新形式中，文化资格和社会责任将会比今天得到更广泛地分配。尽管这种规划与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预期形成了显明的对比，但它在日本、前苏联以及其他用社会和个人两个层次上的巨大的教育努力对现代化的挑战做出响应的社会中有部分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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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进步的弧(arc)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延伸到产生重要的技术替代形式的程度，但是这种可能性对现有的统筹安排提出了批判，并且拒斥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自满和听天由命。那些寻求通向更具有参与性的社会的方便之途的人，必须解释这种目标是如何在现有劳动分工所具有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的。

革 新

前面讨论的文化和政治变化将为技术发展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环境。在相近的发展水平上，这种社会中的有技能的劳动要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充裕。一旦普遍的教育消费使企业成本降低或取消，供给将主要受社会成本的限制(例如教室和教师的花费)。在这些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不会缺乏，而且会像经济随意利用的近似“自由的”商品一样，可以广泛地获得。

另外，革新的样式还将随着民主管理提高了机动边缘而发生变化，这使得雇员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而改变“游戏的规则”。在新的管理体系下，就有了新的标准来判断提议出来的革新。适应利润最大化和控制劳动力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就会被一种考虑到更大范围变量的不同的代码所代替。这就像卡罗尔·古尔德①所说的，与资本主义的管理者相比，“一工人自主管理的企业中的成员会更容易感受到特定技术的使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生活的质量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也能对消费者的需求和环境影响的问题做出更好的反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消费者和当地的居民”(Gould,198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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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罗尔·古尔德(Carol Gould)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重新思考民主》《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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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将有助于用新的方式来解决技术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在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待知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废弃的技能密集的技术可能被采用。在另一些情况下，在以短期增长或利润为导向的经济中被忽视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保护，可以通过一些革新来得到改善。具有教养的劳动力将采用不同的消费和娱乐方式，从事有趣味的工作，而政治进程无疑也会具有不同性质的特点。总之，这将是一种用新的原则来支配技术变化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

对这种论点有一种陈腐的异议，这种异议通常认为，政府压制了革新所需要的个人自由。把革新者当作是与愚昧的官僚们意见相左的独行天才的浪漫神话将这种观点通俗地描绘了出来。难道任何社会控制的扩展都将对进步造成杀鸡取卵的局面吗？这难道就是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吗？

当这种神话显得确实有些夸张时，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的行径却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神话。前苏联的革新被各种问题所妨碍，例如过度强调技术的专业化、研究机构与生产的脱离、缺少刺激对新产品需求的广告等。如同有些人所期望的一样，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官僚政治的死气沉沉和前苏联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14]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似乎更多的是与中央控制的困扰有关而不是与公有制本身有关。由于关注工作场所的民主、生态统或其他社会目标，从而压制了革新的情况从没有发生过。果社会主义是由这种经验来检验的，这只是因为财产权的缺乏使得控制的困扰已经成了任何变化的巨大障碍，这种不幸的结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很难实现。

不过，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有关革新的经验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在很多时候，前苏联和中国都支持工人参与提高效率，推进了或者至少是预示了最终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技术变化(Lee，1977)。例如，前苏联建立了一种被称作“合理化”的鼓励工人做出小的技术改进的体系。工人如果提出了好的想法，可以要求成为发明者和获得奖金。为了促进工人参与革新，由工人、工程师和其他人员组成的“综合团队”(complexbrigade)被召集起来，规划蓝图、测试解决方案和推敲最初的想法。很多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广泛的自愿支援的部门来帮助工人一革新者，以便克服通向成功的官僚政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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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工人对合理化和革新的贡献总是被工程技术的专业化所掩盖，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对技术拯救力量的信奉，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尽管中国是从模仿前苏联的体系开始的，但中国很快就对这种体系产生了不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脱离了技术的监督，可以转化他们的企业。由于中国在蓝领和白领之间有一种平衡力量，因此中国的“综合团队”不同于前苏联的，这种不同的标志就是要求所有的成员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就像瑞萨拉尔·李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评论的：“在共产主义中国，政治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分配产生技术和文化变化的机会。这种再分配是以专业精英为代价来进行的，其结果就是变化一生产的行为和参与劳动的紧密结合”(Lee,1973:323)。

尽管这些例子决不是标准的模式，但是它们表明了共产主义国家中对大规模技术创造的兴趣，并且尽管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仍然指出有组织的试验的可能性。在这些试验和在些大型的、高技术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促进革新的尝试之间有有趣的类似之处。这些资本主义企业负担不起官僚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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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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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因此为了促进技术创造，就从根本上脱离了传统的组织模式。公司鼓励结合了各种技能的小组在一种与公司几乎是寄生的关系中来工作，为了实现研究和发展的异乎寻常的自主活动，这些小组可以充分利用公司的资源（Kidder，1981；Pinchot，1985)。

这些小组与另一种类型的创业者的活动有一定类似之处，这种活动就是在大型政府官僚机构的内部成功完成的科学研究活动。研究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是由政府通过资助大学的形式来提供的。通常代表研究者团组的单独院系的成员，在仔细准备的提案和以往成就的基础上来竞争资金。尽管这种体系不是没有缺陷，但这种体系有利于革新。然而直到最近，科学的创业者很少在公开市场上参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他们的成就不能归功于资本主义，但是却径直落入了更加邪恶的政府资助的企业的手中。总而言之，任何发达经济中的技术革新依赖于避开官僚作风和有利于独创性及创造力的制度上的革新。

社会主义和中产阶层

随着共产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努力建立更民主和更有效的经济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令人惊奇地得到缓和(Goldman，1987:240)。官僚政治的独裁和它的拙劣的计划机制的废除要求更多地依赖市场，不管这是通过私有化还是通过建立自主管理的企业来实现的。自主管理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中间缺少对它的热情，这也许不是由于不幸的南斯拉夫的先例，而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觉得，与社会义理想相比，他们在等级控制之下感到更自在，而不管是谁掌握政权。(15]他们希望能安然脱险，仍然处于掌权地位，但现在主要是负责致富的机会。如果这些全都发生，那么发起民主试验的将不是政党组织，而是工人本身。但不幸的是，大众厌恶发生工人的名义滥用权力的事件，所以工人作为一种施加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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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团被说服不要这么做。

此外，在自主管理的企业理论中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不管企业的合法结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劳动力必须长期依赖具有一定操作自主性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段时期无疑要用世代来衡量，而不是像列宁所希望的那样以年或十年来衡量。对掌握权力的相同的社会团体会期望他们有多少真正的变化呢？一个选举出来的管理人员也许仅仅会对工人在健康、工作安全和工作保险等方面的要求做出更多的响应。确实，自主管理可能很少会有实际的结果，因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一致意见以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再生为中心而将工人和管理者联合了起来。

因此，企业的形式民主化就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过渡的民主任务超越了形式的衡量标准，它包括重新安排以前被划分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便降低领导阶层的操作自主权和使异化的管理功能重新回到集体劳动者的手中。[16]管理者的实际权力必须适应工人的机动边缘的逐渐扩大。这种深层的民主化意味着各种技术和管理的专业化的结构和知识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7此外，在发达社会中，许多生产领域之外的关系都是以技术为中介的，工作场所中的自主管理只是对技术霸权进行普遍抨击的一个方面。支配权力实施的规则和功能必须被改变，以便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生产之外的代理商和顾客的关系中促进更大的自主性。[18]事实上，工业的民主化可能会更好地遵循像政府服务机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体系、医疗实践、大众传播的制作、教学等各种领域中的管理的变化，而不是引导这些变化。

这种战略重新安排了集体劳动者的联合，但是这种战略有多大的貌似合理性？我在本书的“导言”中曾提到一种责任文化的重要性，没有了这种责任文化，处于体系底层的人就不可能要求权力分配中的变化。为了能够有效，这种向技术精英提出有这些技术精英的帮助什么也不能完成，而这种要求也不能由暴力或管理命令来支持。但是获得了技术资格的人员会参与到减少他们的操作自主性的进程中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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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试图消极地从先天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毕竟，俄国革命面对了来自技术和文化精英的大规模的抵抗。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专业人员从个人的角度支持革命，但这种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对于敌对势力的其他顽固的部分来说只是一些小的破坏。从新左派中激进的专业化的历史经验来判断，技术发达的社会中的条件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致力于剥削和战争的社会中的中产阶层的成员都在讨论他们的社会角色。这些运动大大超越了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博爱姿态。

实际上，官僚机构、同行业、公司行政部门中同情工人的成员与工人之间的强烈的“友善”是目前发达社会中发生的最强有力的革命运动的特点。在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期间，那些同情工人的成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来改革管理和政府机构(Feenberg，1999：第2章；Feenberg和Freedman,2001)。因此，用联盟来重新组织集体劳动者的想法就不仅仅是无用的思辨，而是与一种重要的历史经验相共鸣。

为了超越这种轶闻趣事一样的证据，我们要采用中产阶层的理论。(19]一些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通常假设阶级具有独立于他们的政治关系的明确界定的利益。[20]从“五月事件”和其他类似的经验来判断，这种假设不适用于中产阶层：在革命的形势中，他们步人了一种内部危机，失去了对他们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身份的信心。对于这种不稳定性，有一个被传统的阶级理论所掩盖的明显的原因：中产阶层是由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来定义的，而不是由一种经济功能来定义的。他们社会身份的脆弱性是由于支持他们社会身份的各种组织的工具特点。在现代世界，那些将它们的存在归功于由法律或经济标准所决定的合性的东西可以转瞬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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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成员通常在获得适当的教育证书后，就被雇佣来从事建立在特殊的技术代码基础上的行为。中产阶层不同于现代社会中起源于一种“有机的”经济过程的其他阶级，他们是通过选拔的过程来获得他们的阶级身份，而这来源于与一定知识体系的专业关系。这就是“专业化”意识形态的起源，中产阶层由此就是他们的活动所代表的“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而中产阶层也是为这些不能亲自执行的“委托人”服务的。

中产阶层在已经建立的霸权所施加的限制内为共同体的需求服务。就像作为他们行为基础的技术代码一样，他们的行为也展示了一种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权力/知识的两面性。在社会斗争还不稳固，或者还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表达出来的地方，一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自我理解就会从对这种张力的局限性的错误理解中产生。但是，就像在“五月事件”中一样，当“委托人”起来斗争时，官僚机构的合法性就在全体范围内受到了挑战。它的选举、它关于服务的概念和它所宣布代表的公共利益都被动摇，它的自我形象也被打碎。它的工作都是从上层来组织和形成的，在来自下层的抵抗的光照下，这种工作的压制性的一面就变得一览无余。分裂和冲突使它瘫痪，妨碍了它的机能。

当人民“亲自”出现时，他们就成了一种替代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种合法性不同于迄今资本主义或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精英们以人民的名义所授权的合法性。官僚政治不再是一种以自身的头衔，通过牺牲人民而将自身的操作自主性最大化的利益，而是成了代表大众利益的斗争舞台。“人民”是一种资源和一种联盟，由此至少中产阶层的主要一部分可以被重新构成在为了不同社会目标的不同霸权之下，他们的“选拔”能被再次确认。这种重新建构的最高点将是新的实践和技术代码的精构成，这些新的实践和技术代码代表了更大范围的利益，它们的目标是降低专业领导阶层的操作自主性。本书的最后一章研究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概念的哲学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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