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1〕要回顾这些理论，参见Meyer(1970)。丹尼尔·贝尔写道：“当‘技术律令’这个用语显得太苛刻和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有一些共同的限制倾向于形成相似的行为和迫使使用共同的技术。对工业社会的所有理论家来说(在这个范围中也包括马克思)，社会的所在地(或者主要的场所)是工业企业，而社会的轴心是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起源于以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劳动组织。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工业社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任何地方的技术都是相同的;技术和工程技术知识(由学校教育来提供)是同一类型的；工作和技能的分类大体上是相同的。更广泛地说，我们会发现技术职业的比例在每个社会中相对于其他范畴而提高；工资的分配也大体上相同(声望等级也是这样);这种管理主要是一种技术技能”(Bell,1973:75)。

〔2〕“个技术决定论者很明显相信，在定的意义上，技术变化引起了社会变化。技术变化确实是社会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只强调像‘第一推动力’和独立的变量’这种表述中的前一个术语，就等于是已经相信技术变化自身起码不是由社会因素这种外因引起的”(MacKenzie,1984:25(3),474)。

[3] 这一过程很普遍。我首先是在 Richard Baum(1975)的另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也是从他那里借用了“技术一逻辑”和“意识形态一逻辑”这两个术语。

〔4] 为了以这种方式突出问题，我无疑忽视了许多中间立场，例如这些中间立场提出了工业劳动和手工艺劳动并存的双重经济。注意到环境主义决不是一般的反技术主义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些立场之间经常是相互混淆的。澄清这些差异的最好方法是面对纯粹的阐述。

〔5〕 要了解全部列表和一些相关的评论，参见 Dickson(1975:103-104)。对环境政治学的不明确性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Feenberg(1999:第章)。对这里所批判的反对默里·布克钦①的立场的论辩，参见Lig(1998)。

注释

① 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一 )美国社会生态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由的生态学》等。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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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 Sen(1976-1977:6:337)。森①的偏好次序的“元等级”(metarank-ing)的原理可以用在文明比较的问题中。

〔7〕当代对社会主义和民主讨论的大范围的考察，参见 Cunningham(1987)和 Gould(1988)。

〔8〕“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要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一个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摘自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一封信，载Lenin，1967a:Ⅱ291)。“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仍要建立的国家事务，而是现实(将)要适应的一种理想。我们称共产主义是废除目前的国家事务的真正运动。这种运动的条件来自于现在存在的前提”(Easton和 Guddat,1967:426)。

〔9] 理解马克思过渡理论的两篇最重要的文献是《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参见Marx(1972:383-398,526-576)。要回顾这一理论,参见 Stephens(1979:第1章)。

〔10] 例如参见 Laclau 和 Mouffe(1985)以及 Boggs(1986)。

[11] 这种论点是根据 Dokes 和 Rosier(1988:291-294)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得出来的。

〔12] 需要全日制参与的教育规划对个人来说仍然需要很大的花费;但是把学习当作一种休闲活动的业余学习的成年人不在此范畴中，他们也可能对经济做出大的(自由的)贡献。对这两种花费之间的区别，参见 Becker(1975:194-195)。

[13] 关于文化资本概念的政治含义，参见 Gouldner(1979)和 Bahro(1978:278)。

[14〕 要了解对共产主义社会中革新问题的讨论，参见 Burks(1970)和Berliner(1988)。要了解对革新的各种情境的典型探讨，参见 Jewkes，Sawer 和 Stillerman(1959)。

〔15〕因为南斯拉夫的工人在他们的企业中没有自己的股份，所以他们就利用扩大信用而不是提高效率，这使经济严重负债。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很难相信技术的解决方案能通过适当的信用调控和养老金依赖企业收入这样的刺激体系来获得。危险的松散信用政策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像美国存款和贷款危机就充分地证明了资本主义也存在这种问题。

技术批判理论

①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印度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伦理学与经济学》、《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等。由于他对福利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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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于中产阶层的阶级地位的论证的综合调查，参见 Walker(1979)。

〔20] E. 0. Wright(1978)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外。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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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技术批判理论

科学一技术合理性的批判

现代性和批判

现代性是对反对任何传统的或社会权威的自主性的肯定(Pippin,1991)。现代社会组织了市场、选举、管理部门、技术体系等似乎是中性的中介，以此来表达一种偶然性的利益和生活意象的无限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是不能或不需要被证明、协调或分类的。这种体系不偏袒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是将自主性普遍地最大化，承诺将人的本质从固定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合理性只是作为手段进入这种计划的，它既是个人用来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也是社会用来作为个人之间关系的中介的手段。这些手段被归入到效率和平等的形式规范中。

资本主义民主是最成功的现代政治制度。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它既因为过于现代化而受到批判，又因为现代化不够而受到批判。第一种类型的批判通常是保守的。例如海德格尔谴责现代社会是虚无主义的，他试图从哲学上构想一种自主性的替代形式。如今，在道德或民族认同的外表下，传统主义者对现代的反应已经非常普遍。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更有意思的是那些进步论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将资本主义当作是一个现代性的失败的情形。这些论证通常将自主性的理想模式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对比，确认了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所不能满足的利益，或者谴责资本主义在以中性的中介为心来建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强加的实质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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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论的批判战略可以按照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其中的一种方法认为，资本主义干涉了市场、选举、管理部门和技术体系这些中性的媒介，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就是通过这些媒介来追逐他们的利益。这是一种怀疑的逻辑，它抨击了既得利益，去除了这种既得利益的神秘面纱，因为这种既得利益是从幕后操纵公众的。技术的产品和过程的批判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形式的批判认为“媒介就是信息”，而媒介却歪曲了它们要表达的内容。例如，并不是每一种善(good)都能在市场中找到一个位置。因此，市场并不是共同体价值的中性的仲裁者，而是一旦设立起来就是带有成见的选择。所以问题并不只是谁将受益，而是由市场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批判似乎本质上就是明晰的和普遍的，因此不管批判的特定的实际实现是如何不完善，批判必然破坏定义它的合理性标准的基础。在技术领域中，技术的设计批判和相关的技术代码的理论遵循了这种普遍的方法。

对合理性的批判也是批评理论的特征，这种批判理论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开始，然后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①和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今天，一些女权主义者和生态学者在这种传统中找到了资源，在批判理论的延续中他们似乎属于异数。然而这方面的更多的工作是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科学一技术的合理性在社会中已经成了主要的合法化话语。本章试图对这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的复兴有所贡献。

这种批判通常至少暗含了一种与布洛赫所说的“左派的亚里十多德哲学”的关系。1布洛赫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根据仍然可行的前现代的、定性的自然意象的传统，明确规定了一种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理论的议事日程(Block，1988:59)。在认自然具有现代科学所赋予的物化的一面的前提下，布洛赫认为现代的整体本体论必须根据科学所忽视的自然的其他方面来将自然的物化的一面做出相对化的描述。自然的这些其他的方面表现在生态危机中，就像经济危机一样，生态危机表明了科学一技术合理性的限度(Block，1988:67)。布洛赫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典型的黑格尔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针对的是现代理性的形式主义的特点，认为现代理性没有充分把握理性的“内容”(即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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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① 恩斯特·布洛赫(Emst Bloch,1885—1977)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希望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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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今天，布洛赫的阐述显得过于乐观。需要拯救的不是关于自然的前现代概念的传统，而是正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本身的传统。在哈贝马斯和后现代的联合攻击下，这些理论思潮似乎掩盖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尽管这些攻击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拒斥了传统上理性的辩证概念，认为这种概念与在过去、自然和当下中寻求乌托邦的怀旧的机体论①是等同的(Jay，1984:第15章和后记)。按照这种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退回到了现代性所实现的合理性之前的状态，而不是对合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超越。强有力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不带幻想地面对未来(事实上也可能就是如此)，断言了一种建立在分裂基础上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整体性充其量也就是为了保存破碎的同一性而设立的调节理想。

有人也许会反对在描绘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这些特征时所用的辩论术似的夸大之词。如果假设像卢卡奇或马尔库塞这些精通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仅仅是受卢梭主义的空想所浸染的浪漫主义者，这未免有些傲慢自大。但是如果在开始就接受由辩论而不是辩证法所施加给我们的必要选择，论证可以更迅速地得以推进。这些批判理论家确实与一种源初的直接性有种浪漫主义的关系，他们把这种源初的直接性作为对分析所分裂的成分进行辩证地再统一的象征。因此，他们试图将浪漫主义或多或少置于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内，而不是完全拒斥它。要精确地刻画一种能够“辩证地”徘徊在它所希望恢复而不是做出选择的替代形式之间的立场是很困难的。能否在不涉及这些不明确的地方和不给严厉谴责今天知识分子的怀乡病的人留有攻击余地的情况下再次阐明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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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机体论(Organicism)认为有机结构仅仅是一种适应环境的内在性质的结果。这种理论是与达尔文主义和生机论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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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任务被第二个问题搞复杂了。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共有一种基本上类似的合理性的形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倾向于辨别它们。对所谓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批判揭示了对研究者来说似乎是无辜的活动和骇人听闻的军事应用之间的秘密的同谋关系。科学无疑从各方面受到社会的影响，因此科学和技术一样，都不能再宣称是社会中性的。但是尽管科学和技术越来越相互关联，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制度(Goldman，1990)。这种不同表现在两种貌似合理的改革纲领中：为了技术而进行的政治改革和为了科学而从科学内部进行的改革。然而，如果技术科学是一个单一的现象，那么在什么基础上能做出这种战略上的区分？事实上，批判理论家们倾向于在一种技术科学的乌托邦政治(马尔库塞)和在适当的领域中接受技术科学的中立性(哈贝马斯)之间不自在地摇曳不定。这两种立场都错了，但是除非我们能从概念上区分科学和技术，否则我们将不能够为批判和合理性的现代形式的转化提供一个可信的事例。确实，我们很容易落下非理性主义的口实。

本章的其余部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我首先重新建构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的一些核心论点，并讨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些相似论点。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中，我以新的方式发展了技术批判，这种方式避开了浪漫主义的潜台词，为未来开启了积极的前景。沿着这种方式，我试图澄清上面提到的问题，以此来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没有拒斥理性，而是重新形成了理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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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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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和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通过抨击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形式来抨击资本主义。这种迂回的方法显得很奇怪。为什么不通过重新分配来解决贫穷问题？为什么要硬扯上对市场合理性的批判？与此类似，如果有人反对去除技能，为什么不能像现在有的人保护濒危物种一样，利用管制来保护工作中的技能？为什么要用科学一技术的合理性的批判来使问题复杂化？引入积极的行为、食物券和福利根本不需要这种批判。用韦伯的术语来说，论点将是由实质的理性目的所促动的改革能够弱化形式上合理化社会的硬边线。这些提议将我们置于了第六章中讨论的双重服从的类似情形中。

这种道德改良主义在假设时代的不言而喻方面具有优势。由资本主义引入的形式中介没有受到质疑，但它们的影响被弥补了。技术理性没有受到批判，而是从属于人道主义的目标。社会生活的逐步道德化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用一定的经济利益来换回人类价值。这种方法有什么错误吗？

事实上，现代批判理论来自于马克思和韦伯这两位思想家的工作，而他们都拒斥了现代批判理论。他们阐述了一些形式理性体系的最早的社会理论，例如关于市场和技术的。这些理论强调形式中介的自主扩张的特点。内在于体系的合理化的动力与实质的矫正手段相冲突。因为这些矫正手段天生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所以它们创造了一些社会的张力，这些张力有可能在为了实际的效率而牺牲“理想”的后续阶段中得到解决。因而福利国家的政治彷徨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目标冲突中。因此，尽管马克思和韦伯得出了不同的政治结论，但他们都怀疑道德主义的改良主义。

马克思试图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他分析了市场合理性再生出阶级结构和加强资本主义霸权的机制。在确认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这些局限中，马克思使自己在更高的辩证合理性中超越了这些局限。社会主义就被描绘成一种理性秩序的新形式，而不是向前现代状况的退却或者是市场的非理性的和无效率的赘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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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这种普遍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理性克服了分析知性将对象分裂为抽象的独立部分的趋势。黑格尔没有退回到知性对象的直接被给予性，但他相信理性能够在更高水平上，通过为分裂的部分设立中介来恢复总体性。黑格尔就这样提出了从分裂向总体性的跃进，而不是退回到一种源初的统一性中。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达不到这一目标，因为他不能解释他试图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的辩证合理性。

韦伯拒斥了辩证法，没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尽管韦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偏见，但是他没有对形式合理性进行哲学批判：就像大部分现代社会理论一样，对韦伯来说，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特殊社会阶层的掌权最终只不过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副效应。因此，韦伯就忽视了形式合理性的局限性与资本主义的和官僚政治的问题之间的联系。[2]

卢卡奇早期的物化理论首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联系，并勾画了一种辩证合理性的理论。卢卡奇引入了“物化”(reification)这一术语是来描述马克思的“拜物教”(fetishism)和韦伯的“合理化”。他认为市场和官僚政治的结构在本质上与形式合理性的结构有关，同时他还揭示了思想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这些思想和行为依赖于社会、分析思维、技术和私人所有者控制之下的生产单位的自主化的分裂。因此，卢卡奇就解释了特定的社会组织与历史上合理性的具体形式之间预先设定的和谐，并且将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仍然分离的社会事实统一到相同的概念中马克思在经济层面上预见到的整体性复原的地方，卢卡奇在文化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他不是从前现代的有机论的立场来抨击资本主义的分裂，而是根据一种有中介的总体性的辩证概念来抨击资本主义的分裂(Feenberg，1986: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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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有更多的争议，我不打算在这种详细解释它。他的理论是打算表明，从无产阶级生活的特殊的贬黜和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作出发，无产阶级如何能打破思想和行为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如何实现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之中并受到资本主义压制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潜能。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是开启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最根本局限的更为广泛的观点，卢卡奇称这种更广泛的观点为“总体性”(totality)。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与它的潜能相比，只是一种相对化的实现。总体性就不是像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概要的观点或概念的神话，而是一种内在批判的基础。

在卢卡奇看来，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与此相反，辩证理性则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形式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样。就像社会主义不会拒绝资本主义的遗产，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发展的两重性的基础一样，辩证法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包含了形式合理性，而这一框架决定了形式合理性的限度和意义。这种方法超越了双重服从，表明了将社会主义建立为一种替代的文明形式的可能性，这种文明像资本主义一样是连贯的和理性的，但却具有自己的方式。

但是很可惜，卢卡奇没有从这种讨论中得出它的逻辑上的结论。他是从质疑合理化过程中思维的自然科学形式的社会普遍化开始的，这一思路一直影响了哈贝马斯。从表面上判断，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早期的文化都建立在实质的世界观而不是形式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这些文化一旦存在就被局限于非常狭隘的社会功能中。尽管卢卡奇渲染了现代文化的不可思议性，但他在解释科学—技术类型的形式合理性的奇特作用时并没有超过韦伯，而在通过解释辩证合理性在建立社会主义文明中是如何超越自己时，他也没有更多的推进。这些局限首先仅仅是作为理论出现的，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然科学和技术明确限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框架，这些局限就对社会分析产生了重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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