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超越了卢卡奇，他试图解释发达资本主义中科学和技术的逐步增长的政治作用。他遵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思路，他的目标无非就是提出一种贯穿历史的形式主义和阶级统治之间联系的普遍理论，并且在这一基础上预期了一种新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当然也包括新社会的科学和技术实践(Adorno和 Horkheimer,1972;Marcuse,1964)。

就像卢卡奇一样，马尔库塞认为合理化过程中偏见的普遍性是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世界一历史范围的意外事件。他写道：

科学一技术的合理性和操作紧密地结合在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中。有人能满足于这种非科学的结果来源于科学的特殊的社会应用这一假设吗？我想，既使纯粹科学没有蕴涵实际的目的，科学应用的一般方向也内在于纯粹科学，这一点可以在理论理性进入社会实践的地方得到确认。(Marcuse，1964:146)

我们可以通过问形式体系通常用在偏向有利于统治的应用是什么意思来重新表述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否形式体系的结构中的某些成分使得它们获得了这些应用？在抽象的形式模式的最初结构中，“源初地”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使得它适应了这种特定的方式？

要遵循马尔库塞的论点得出这一观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通常不能把这些形式体系看作是数学的，或者把技术看作在本质上牵扯到它们自身的应用。相反，技术本身显得是中性的。当然，有人可以用它们来做坏事，这就像有人可以捡起一块石头丢向过路的人一样。如果认为石头先天地“偏向于”这种应用，而石头的硬度本质上也是它的暴力应用的先决条件，这将是很可笑的。马尔库塞的问题颠倒了我们通常的假设，在一个辩证的总体性中，他将形式中立性和统治作为两个环节联系了起来。这一点只有在形式体系是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为了一定目的而创造的人类发明时才是可接受的，这时的形式体系不同于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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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依赖于他的辩证本体论，而他的辩证本体论反过来又预先假定了“实质的”一般性和“逻辑一数学的”或“形式的”--般性的区别(Marcuse，1964:第5章)。这一区别区分了对待人类和自然体系的整体论的方法与将这些体系机械地划分为它们的具体部分的方法。[3]实质的一般性是通过一种抽象的过程所建构的本质，而这种抽象的过程凸现了实质一般性的对象的内在连贯性和潜能。这些对象不是孤立的和自主存在的东西，而是从情境上依赖于在与环境的基本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整体”。与此相反，形式思维从整体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它的潜能，而是它的“形式”。马尔库塞用“形式”是指抽象的属性，这些抽象的属性不仅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也脱离了它们得以从中抽取出来的对象的内在秩序。这些抽象的属性包括颜色、形状、数量等。

形式的一般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去除了它们对象的情境，排除了对象的“内容”，将对象从它们发展的动力中抽取出来。这种类型的一般性没有超越给定的限制来实现它的本质的潜能，而是根据对象在从外部施加给对象的工具体系中所满足的功能，划分了对象或者将对象量化。形式抽象的去除情境的实践尽管表面上是中性的和不负载价值的，但在压制情境的相关性和潜能方面，它却将它的对象仅仅转化为手段，这种操作就像任何可评价选择一样，损害了对象的状态。

这就是马尔库塞论点的核心。形式的一般性在不规定被它们当作手段的对象的目的这一意义上确实是“不负载价值的”然而，它们在系统地忽视了工具主体的外在价值和独立的、自主发展的对象的内在目的(telos)之间的区别上，却是负载价值的就形式思维只是根据对象的效用来看待对象而言，它对待对象潜能的方式与一种技术操作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自主发展和控制的本质区别被掩盖了，由此引入了一种基础的偏见。形式的一般性是“自由的”价值概念本身就是抽象过程的产物，而在这种抽象过程中，形式主义掩盖了潜能的本质。尽管、或者说因为形式理性在潜能和功利价值之间保持中立性，形式理性就偏向于已经实现的和有利于技术控制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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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上说，这种偏见表现在不能将历史和社会情境理解为发展的场景。形式抽象与它人为孤立的对象的直接出现共同发挥作用。它将这种出现当作是真理，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形式抽象就处在了现存的物化社会及其实践模式中。由形式抽象所开启的操作领域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统治的范围，而形式抽象的对象就处于这种统治之下。这些对象可以被使用，但不能被转化，它们适应了占主导的社会目的，但不能在一个更好社会的情境中实现它们的潜能。

这就是为什么形式体系可以内在地成为一种权力的基础。在切断对象与它们的历史和情境之间的本质联系中，形式抽象忽视了现实中的内在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开启了进步发展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对象成为了固定和僵化的概念，它们本身中没有变化，但却有利于从上层进行操作。

这种客观性的建构反过来又在形式思维产物的有偏见的应用中萦绕在形式思维中。形式思维的抽象一旦与历史偶然性的真实世界重新结合，压制性的应用就出现了。因此，“形式化和职能化在所有的应用之前就是具体的社会实践的纯粹形式””这点就很清楚了(Marcuse，1964:157)。

形式和功能的假定的体系就依赖于另一种体系——一种预先建立的目的的世界，前者就是在后者中并且是为了后者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外在于理论规划和与理论规划无关的东西都成了它的内在结构(方法和概念)的一部分;纯粹的客观性将自身呈现为主观性的对象而目的和目标是由这种主观性所提供的。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有所谓纯粹的理性的科学秩序；技术合理性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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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Marcuse,1964:168)

在马尔库塞看来，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仿效者来说，这种形式抽象从“先天”上就是技术的(technical)。

面向一种后继的技术科学？

马尔库塞的潜能理论暗含了一种共享的认识论和整体的本体论。对象的潜能只有在将它们主动地牵连在整体中时才能凸现出来，而不是通过对它们的可操作的成分进行计算性规划来实现：“创造性的接受能力而不是压制性的生产率”(Marcuse，1974:Ⅱ,286)。马尔库塞在爱欲和美学的范畴中来理解这种接受能力，他将这些范畴超出了性欲和艺术的范围来使用，使它们包含了一种与自然的非物化的(dereified)关系。自然不仅仅是技术征服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人类能动的伙伴。我们应当处在“一种与物质的人的关系’中……(物质)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因此物质就呈现了活的对象的特点”(Marcuse，1972:65)。

这些观点与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些分支密切相关，而马尔库塞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根据女权主义的术语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父权制通过在家庭中将妇女限制在附属的地位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妇女避开了物化的全部力量。在“爱欲和进攻”之间的斗争中，妇女倾向于前者，并将此作为她们承受的压迫的结果。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将在创造一个脱离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推广“女性”的“柔和、接受能力和知觉”的特点(Marcuse，1972:74-78)。从这些变化中将出现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将把人的价值融入到自身的结构中。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的这种汇合并不像最初看起来的那样奇怪。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法兰克福学派，整体的本体论已经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替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形式。优先看重建立在牵连和接受能力基础上的认识模式的女权主义者在这种传统中找到了资源(Bordo,1987:103-105)。她们的带有性别的认识论已经激发了整个当代文学，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立场有着显著的类似之处。如同桑德拉·哈丁①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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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立场的认识论将一种独特的女权主义的科学建立在带有性别的活动和社会经验的理论中。她们自发地在认识论上给予妇女或女权主义者以特权(解释是多样的)，同时也宣称要克服作为启蒙运动/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科学的特点的二分。就像诉诸于女权主义的经验主义一样，将这种立场的认识论当作“后继科学”的规划是很有用处的：这些后继科学的规划以非常重要的方式，试图重新建构现代科学的最初目标。(Harding，1986:142)

马尔库塞对现代科学—技术思维的压制含意的批判也在一种后继科学的规划中达到了顶点。他拒斥了科学自命的价值中立，为了承认自然内部和外部的受到压制的方面，他赞成科学“变成政治”的说法(Marcuse，1964:233-234)。与此类似，哈丁将一种女权主义的解释概括为要求“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诉诸于主观性是合法的，认为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必须统一起来，认为必须用整体论和复杂性的协调来代替还原论和线性思维的统治”(Harding,1986:144)。

一种替代的科学的观点在一种更基础的层次上与一种替代的技术的类似想法相并行。如果事实和理论像机器一样是社会建构的，它们怎么会是清白的和中性的呢？一旦社会批判表明了这些被认为是自主的领域是如何深深地打上政治的烙印们就会被当作在一种新的霸权情境中可以重新建构的两重性制度来对待(Marcuse,1964: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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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认识论》等。

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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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科学和替代的技术的并行产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在技术科学的转化中，政治扮演什么角色？尽管科学一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在程序上拒绝了政治，但它似乎直接导致了对研究的政治控制，这不仅是通过拨款这种常见的外在操作来实现的，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基础的认识论选择的层次上。毕竟，如果科学完全被一种错误的合理性所占据，那就很难看出科学是如何能改善自己的(即使是有改革过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推进)。确实，为什么科学的命运从根本上不同于像法律这样的压制性的上层建筑呢？本书的前几章事实上已经讨论了作为一种政治事务的技术转化，除非有人能够区分科学和技术，否则技术的转化似乎也将只是限于一种外在的实践批判。

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俄国革命之后不久，一个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运动”(Proletcult)的组织赞成用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技术、科学、甚至是语言这些反动遗产(Claudin-Urondo，1975:47-60)。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的技术、科学和语言是非意识形态的。使科学免除政治批判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遵从恩格斯的观点，将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同时强调这种历史背景决不会削减现代科学成就的普遍性。“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解决了起源和效用之间的这种分裂，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像马克思主义始终对待上层建筑的态度一样。永恒真理的令人困窘的残余从体系中消除了。

尽管列宁和斯大林在理论上都反对这种观点，但李森科①却能将政治标准引入到俄国科学的实际制度中。他的遗传学理论获得了国家的支持，而他在科学上的大多数对手却被处死了“无产阶级”思想中的这种试验的灾难性失败仍然在对自然科学的每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激起了广泛的恐惧感(Graham，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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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森科(Trofim Lysenko,1898—1976)俄国遗传学家，曾提出一种生物学理论，认为在后天环境中获得的特征有可能被继承，这种理论被称为李森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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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也很容易受到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使将科学政治化的规划丧失了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对科学的社会批判通过反对政治的干预和号召“从科学内部进行改造”来对这种危险的先例做出了反应(Keller,1985:178)。文明的变化将最终在没有更多李森科事件的危险的情况下促进科学的变化。不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科学家本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的范畴和知觉，将激发出在他们从事的研究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新型问题和新理论。如同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失去它们的理性特征的科学假设将在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实验情境(这是一种平和的世界)中提出来；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科学将会获得本质上不同的自然概念和建立本质上不同的事实”(Marcuse，1964:166-167)。

这种科学进步的观点和科学进步的适当过程是有意义的，然而不干涉主义(noninterventionism)与为一种后继科学设立清楚的指导方针的声明是不相容的。一个人必须在断言科学的自主重建的能力和设计一种预期未来科学状况的外在规划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必定产生一种预料不到的结果，而后者将从政治上来实现。第一种替代形式只允许我们为不成熟的总体化而竞争，例如生物社会学或“神经哲学”中的还原主义的范式；它没有指定理论的发展。科学的社会批判不能包含未来，只能开启未来。

这些条件提出了有关用来评价现有科学的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标准的问题。有人也许会问，用什么来保证在“平和”的世界中，整体的科学将找到克服价值和事实、情感利性、部分和整体之间分裂的方法呢？我们如何在今天就能预见到未来研究成果的大致轮廓呢？也许科学方法的变化远不及我们想象的大，与此相反，新的理论将处理在今天涉及我们的题。另外，整体论自身在政治上就是有争议的。这里不缺乏体论被用于压制性目的的证据(Haraway，1989:256)。因此，唐纳·哈拉维认为，“评价和批判不能为了在自然科学中制造可信的解释而跳过手工艺的标准，因为批判和批判话语的对象都不能站在外面’来使这种傲慢的概观合法化。坚持科学知识的制造核心具有价值和负载内情，不等于是在不占据任何立场的情况下只是在那里谈论偏见——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Haraway，19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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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维对后继科学规划的怀疑是合理的，似乎也没有人愿意为她所提出的警告而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但是，对于在每一个领域中从政治上促动的改革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怀疑。例如，有人也许认为，不能从工程技术专业之外来预言技术的变化，也不能从法律专业之外来预言法律的变化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这就会导致取消为了社会技术的转化而设立的政治标准，而这些政治标准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分析才艰难获得的。

还有另一种看待困难的方式。现代科学的整体批判也许被误导了。异化的客观主义除了出现在自然科学中以外，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发生地(venue)，而很少有人直接接触到它。当然，批判的活生生的来源是我们参与到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制度中去。这些制度所支持的操作自主性建立了一种认识论的立场，这种立场与科学的独立分析立场相一致，但它既没有科学的目的，也没有制度的情境。这就好像科学合理性的推论的框架已经免除了质疑的限制，成了一种文化原则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事实上，这一点最早是由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指出的：“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类关系(被视为社会活动的对象)逐渐呈现为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的抽象元素和自然规律的抽象实体的客观形式。并且这种活动’的主体也逐渐呈现出这些人为的抽象过程的纯粹观察者的态度，这是一种实验者的态度”(Lukács,1971:131)。[4]

技术整体论(technological holism)不同于后继科学的规划，的一样，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内在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扩大他们在加入到技术网络中时已经享有的机动边缘来转化技术。将这种转化的逻辑外推到科学领域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问题不是科学比技术更纯洁，而是社会矛盾是以不同的方式贯穿科学的。因为科学没有形成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只是通过技术来影响他们，所以科学还是一种专门的活动。因此，与技术批判有关的变化的整体标准不适用于科学，或者至少不是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科学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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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了自然科学的批判和技术的批判在战略和理论上都产生了后果。后继的技术科学的观点将一种对待技术变化的貌似合理的方法与就科学的变化而提出的思辨的和具有政治性的提议结合了起来。因为这种结合，整个计划就有了失败的危险。对技术批判的保守的反对可以躲在科学自由的自以为是的屏障后面。惟一有效的回应是清楚地区分开科学的非目的论批判和建立在人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潜能观念基础上的技术的目的论的批判。

这些战略上的考虑事项产生了更大的问题。理查德·伯恩斯坦①认为，为了定义“真正的人的潜能”，我们必须要准备捍卫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本体论。他指出，“当我们提醒自己，不管我们如何谴责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不真实的’和‘罪恶的’，它们也是人的潜能的实现时，这不是一个崇高的哲学或知性的问题”(Bernstein,1988:24)。在伯恩斯坦看来，一个人可以从现代的形式的自由概念的立场来反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是旧的目的论的方法在知性上不再是可敬的了。

这一论点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提出了挑战，使得它或者找到一种潜能观念的非本体论的阐述，或者在捍卫某种整体的本体论中公开提出批判理论。在后面的部分中，我试图完成第一种规划;然而在这一规划中，我不能设想会像包括技术一样也将科学包括进来。按照定义，自然的整体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思辨的本体论的规划，这种规划只有在像科学一样，能以自己的术语来赋予这一观念以科学的内容时才能完成。

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①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1944—)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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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的整体论当然是一个有趣的观念，但是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并不需要它。一种技术批判理论的非本体论的阐述只有排除了自然科学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我相信这是反驳对技术科学的无差别的辩护的最好方式，这种对技术科学的无差别的辩护出现在很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这些人将任何的技术批判都视为是对整体的合理性的威胁。

工具化理论

两种类型的工具化

我提出的整体的技术批判依赖于我所说的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在分析上的区分。[6]初级工具化是面向现实的技术倾向，海德格尔将它看作是一种技术的“揭示方式”。然而，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技术不仅包含一种倾向，而且还是在世界中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完全是以社会为条件的。因此就需要一种次级工具化的理论来使概要的初级工具化在社会情境中的实际设施和体系中得以成形和发挥作用。

通过与文学的类比就可以解释工具化的这两个层次是如何形成一种单一的“技术本质”的。文学依赖于一种面向现实的虚构倾向。然而很明显的是，文学的定义如果只包括这种倾向将是不完善的。像小说或悲剧这些文学类型怎么办？写作和成就怎么办？市场和职业怎么办？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也属于文学。文学的本质肯定必须涉及虚构，但是它也必须包括更多的东西，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社会领域中。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文学的本质，我们必须要研究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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