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技术的情况与此类似。一个技术的完善的定义必须表明技术面向现实的倾向的特点是如何与技术在社会世界中的实现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可以阐明这一点。

木匠活包括理解作为资源的木头和把握木头所能提供的功用。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说世界将自身向木匠揭示为这样的一种资源、这样的一些功用。没有木头的这种初级工具化，没有人会想到要造一把锯，但是锯也不仅仅是面向木头的技术倾向的一种“应用”。相反，锯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按照一种社会逻辑而制造的一个具体的对象。即使像锯是要急速的推还是急速的拉这种有关锯的设计的基本事实都是与社会有关的。为了理解锯的形式、制造和象征的地位等情况，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技术倾向的理论。另外，技术倾向的理论将不会告诉我们终身与木头打交道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这种活动是如何塑造他们的手、他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他们的语言和个性，而正是这些方面使得我们能够称一个人为木匠。这些方面属于次级工具化，这是与技术的本质密不可分的。

我从这两个层次上分析技术的目的在于将本质主义对面向世界的技术倾向的洞察和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社会本质的洞察结合起来。我将表明，通常表现为相互竞争的理论，事实上是只有从分析上能区别开的同一个复杂对象中不同层次。

例如，马尔库塞的批判论述集中在技术实践对象的初级工具化上。在下一节中，我会将这一概念划分为几个成分，对象正是通过这种划分才被孤立和易于接受外部操作的。就像在第三章中讨论的一样，这些成分是形式偏见的基础，而形式偏见是与脱离工具化对象的技术要素共同发生作用。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重新拥有了情境相关性和自主发展的方面，而抽象最初也是在建立技术对象的关系中从这方面产生的。正是因为技术具有这些综合的潜能，它才能被用来修复它所造成的损害，例如通过重新设计技术过程来考虑这些过程对工人、使用者和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描述的技术“信息化”就是试图将计算机的这种潜能概念化，本章的下一节将讨论综合技术发展的理论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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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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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综合概念的基础上，我认为技术是辩证的。技术的完整定义必须包括次级工具化，次级工具化与对象在初级工具化中被否认的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对技术的辩证的解释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完全消极的评价。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成分的研究，这种积极的成分补偿了现代性的灾难。这种成分在阿多诺的“自然的警觉性”概念或马尔库塞的“潜能”观念中都出现过。工具化理论在技术领域中确认了资源，并由此可以在一种赎回的现代性中得以实现。

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相互补充是技术领域的一个正常方面。次级工具化位于技术行为和其他行为体系的交义处，只要技术是一种社会事业，它就与这些其他的行为体系密不可分。因此，技术的辩证法就不是一个神秘的“理性的新概念”，而是技术领域的一个一般的方面，如果所有研究机器的人对这一点还不是都熟悉的话，那么所有使用机器的人都熟悉这一点。

但是资本主义与技术的这些方面却有一种独特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是建立在形式偏见的基础上，所以它就努力将技术降低到去除情境、计算和控制的初级层次上。“技术”的定义尽可能狭窄到初级工具化上，而技术的其他方面则被认为是非技术的。技术中被压制的方面是技术的综合潜能，它们补偿了初级工具化中的一些消极的影响。

技术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中被阻碍了：对劳动力的技术控制。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综合的技术变化威胁到了这种控制，次级工具化就会遇到特殊的障碍。这障碍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融合到技术代码中，而正是这种技术代码决定了在形式上带有偏见的设计。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担心企业将变得依赖于工人的想法总是阻止技能和智力与生产的综合。包含了受到压制的潜能的更大的工作情境是在批判现存设计的形式偏见中被发现的。技术批判理论揭示了释放技术的综合潜能的障碍，因此它就成了政治话语和技术话语之间的联系。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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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辩证法

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的更大的框架中。技术实践不仅要满足外在于技术的价值一这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中都是这样—而且还不止这些，技术还被实践情境化了，而这些实践就规定了技术在周围的非技术行为体系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幼儿抚养和艺术生产中找到这种结构的残余。服用了现代药物的父母和焊接雕像或使用录像带的艺术家将这些技术综合到一个养育或审美实践的更大框架中。尽管行为者可以将他们使用的技术合理化，但是这些技术所嵌入的更大的体系却抵制合理化，并且不受效率准则的支配(Feenberg，1995:第7章)。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再嵌人在它所服务的各种社会子系统中，不再受像宗教或父系道德权威这些非技术的行动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将技术从这些内在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对效率和权力的追逐中组织工作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体系的其他领域。因此，尽管技术本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许多类似的特点，但是只有在后者中它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命(Habermas,1970:94-98)。

这种天命可以总结为技术实践的四种具体的成分，这四种成分在社会生活的小的技术飞地(enclave)中刻画了对象关系的特点，但是却在资本主义中第一次充斥了整体的社会。在这四种具体的成分中，每一种都对应着一种补偿的综合成分，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每一种补偿的综合成分就像适应了资本主义一样，都被严格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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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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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除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系统化（Systematiza-tion):去除情境化是指技术对象与它的直接情境的分离，与此相对应的系统化是指去除了情境的对象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使用者和自然的联系，以便由此形成设备和技术组织。

1. 简化法(Reductionism)和中介(Mediation):简化法是指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分离，也就是说将对象简化成它们的有用的方面，与此相对应的技术设备的中介是指将审美和道德特性融入到技术设备的设计中去。

1. 自主化(Autonomization)和职业(Vocation)：自主化是指主体和对象的分离，也就是说，自主化技术的行为者与行为的直接后果的分离，与此对相应的职业投入是指行为者所从事的技术行为使得行为者将这种技术行为当作一种职业。

1. 定位(Positioning)和主动(Initiative):定位是指主体在战略上处在或者将自身定位在驾驭对象和控制对象的位置上，与此对相应的主动领域是指事实上从属于人类、工人和消费者的“对象”可以享有一定的策略上的自由活动。

资本主义最广泛地应用这四种主要的成分，同时部分地压制技术关系的次级成分。本节的下述部分将表明技术行为的这些特点是如何应用到集体劳动者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对象的自然中去的。

去除情境化和系统化 资本主义的技术是建立在它所建构的对象的物化的去除情境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基本的技术要素是从所有特定情境中抽取出来的，这些技术要素可以在设备中结合起来，并且可以重新嵌入到任何可以促进霸权利益的情境中。资本主义就是从技术的这种特征的普遍化中出现的，但却是以劳动和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社会效仿了资本主义遗产的这些方面，因此在这方面没有提供替代的形式。[7]

资本主义中的抽象劳动力的建构在实现彻底去除人的能力的技术情境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所有早期的社会都是在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情境中使用人的劳动，这些社会条件包括家庭和共同体等。劳动的创造力是通过像手工艺这样的职业的代代相传而发展的。因此，工人无论怎样贫困和被剥削，他们总是技术行为的组织者而不是技术行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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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手、背和肘都需要像树干、火或油一样脱离它们的行为图式。为了实现这些技术潜能，工人必须与共同体和家庭这些的制度相分离，简化为纯粹的工具。生产线上的工人本质上不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也不仅仅像奴隶一样是体力的来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是机器的组成部分。在第五章中，我们了解了计算机是如何被用来将这种逻辑扩展到教育中，将人的输入简化为机械的程序。技术要素的物化的抽取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就像它们都是建立在去除了情境的实践上一样。

当然，去除情境只是技术发展的起点，因为被去除了情境的要素必须相互结合起来以便加以利用。由此产生的设备必须与其他的设备以及自身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系统化”就是这些联系得以建立的次级工具化。系统化的过程具有克服去除情境化的破坏效应的潜能，技术设计在这种潜能中就能应付范围足够大的情境。在设备相互形成各自的情境和在紧密耦合的网络中综合了大量设备的程度上，资本主义确实极大地扩展了这种范围。这就产生了我所说的“以系统为中心的设计”，这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的设计战略。[8]然而，考虑到工人的福利和自然的保护，这种设计却为了控制和利润而尽可能地限制了这些情境。社会主义的技术将不会对系统化施加这些限制，而是会在所有领域中追求包容最大范围的情境。

简化法和中介 通过把复杂的总体性简化为能够从上层进行控制的要素，技术手段得以被“抽象”。我称这些控制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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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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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性质”，这不是在洛克①的认识论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而是指这些要素在特定的技术规划中的本质地位。“第二性质”包括了对象所有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相对于对象所卷入的技术规划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实在都打上了技术的烙印，因此实在被逐步简化为第一性质。

例如，对技术理性来说，一个被当作路基的山谷只是为了有利于运输而将可以进行操作的地理和地质性质(第一性质)汇聚在一起。在重新建造山谷中，像山谷中的植物和动物或者山谷的历史和审美的联系这些第二性质都被忽视了。这种简化对于绿色山谷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于人类来说则是一种悲剧。资本主义行为的本质对象是工人。因为管理者位于他所掌握的社会子系统“之上”，因此管理者不能依赖于自发地从这些子系统中出现的手段，例如家庭的道德或情感的社会控制。形式的抽取通过去除对象的情境和将对象简化为它们的第一性质，从而生产了技术知识，同时这种抽取也为这样去除情境的主体提供了手段。

在所有的社会中，技术对象简化为第一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被审美和道德投人所补偿，这再一次丰富了对象和使对象适应了环境。所有传统的工匠为了使他们的技术的介入适应价值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就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应用了道德或宗教的规则、他们也同时生产和装饰了对象，以便将从自然中抽取出来的对象重新嵌入到新的社会情境中。这种“以中介为中心的设计”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消失了[9]。现代社会在区别生产与审美和道德的调控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无视它们的对象嵌入社会的方式，用包装代替了一种内在的审美精巧，对技术的意外后果给人类和自然产生的影响漠不关心。各种系统的危机就源于这种技术、道德和审美的人为分离。

技术批判理论

①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理解论》、《政府论》等。洛克认为物体的性质有两种，第一种性质是指物体的广延、形状、运动、静止、数目等，第二种性质是指物体的“细微的部分”作用于人的器官，使人产生颜色声音、气味等观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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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化和职业化 这些将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类似技术体系”(quasitechnical system)的思考暗示了将牛顿第三定律—“每一个作用总是有一个相等的反作用和它相对抗”—比喻性地用于了社会。在力学中，作用者和对象属于同一个体系，因此每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原因，每一个客体同时又是一个主体。然而在技术行为中，主体不受它所作用的对象的影响，这就造成了牛顿定律的一个例外。技术行为通过消耗或延迟行为对象对行为者的反馈而使主体自主化。10主体的这种自主化在资本主义中有重要的社会含意，因为在资本主义中，主体(管理者)和对象(工人)都是人。

普通的人类关系具有了一种“牛顿定律的”特点。朋友、情人或者家庭成员施加给其他人的每一种行为都激发了一种同等的反应，这种反应迅速地影响了交流的发起者。包含在传统工作组织中的人类关系与上述特点类似。例如，父亲作为家庭工作组合中的领袖，他在对待依赖他的共同工作的人的时候，也完全同等程度地受到这种对待的影响。如果他对待“工人”太苛刻，他就会在家庭中受到损害，而这种损害会使“工人”的境况好转。在这里，行为处于一种短期反馈回路中，在一种“相等的反作用和它相对抗”中迅速地返回到行为主体中。

这种情况在技术领域中则不同。汽车司机可以开到很高的速度，但却只承受很小的压力和震动；射击手开枪时只承受枪击对他的肩膀所造成的很小的反冲力。出于同样的原因，管理者在控制工人时，尽可能减少和疏导抵抗。行为者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与他的行为的效应之间的彻底不均衡使得这些活动成为技术的活动。反馈回路在这里尽可能扩展到使主体脱离行为的效应。将这种倾向推到极端，就会最终实现成为神的理想。外在于它所操作的体系，与这种体系相比，神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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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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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上人类不是神，而是有限的存在者。因此，人类就是他们所作用的每一个体系的一部分。人的战略的操纵似乎就需要行为者一方的独立性和所作用的人类对象一方的被动性。但事实上这种极端是掩盖相互作用的一种幻想。一个人在不接近别人和不能多少容易受到别人伤害的情况下，是不能影响别人。最接近于真正处于行为者所属的社会体系“之上”的方式，就是为了这一体系本身而在体系中再生出行为者的操作自主性。这就是资本主义领导权的本质。资本家的操作自主性提供了将工人置于从属位置的机会，正是因为工人处在这种位置上，他们才需要资本家提供的那种领导权。资本主义的企业就存在干这种循环的因果关系的回路中，企业由此在对内部张力的反应中再生出自身和与外部世界接触。[11〕

集体劳动者一旦以这种方式确立，就只能通过外在的协调来组织，这就渐渐地显得好像成了协作生产的众多的技术条件之一。这一条件变得很正常，而它对控制的实施是从上层进行的，这样一来，管理的功能起先是从所有人那里转移到被雇佣的执行者那里，并最终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转移到公务员那里，而在这期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过程。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主体相对于它的对象而实现的自主化在技术活动成为一种行业或一种职业中被克服。在这里，我所说的作用之间的“牛顿定律的”特点—主体和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更高层次的技术情境中重新得到了恢复。在职业中，主体不再与对象相分离，而是被自身与对象的技术关系所转化。这种关系超出了被动的沉思或外在的操纵，将工人作为肉身的主体和共同体的成员而包括在其中。正是传统技术实践的这一特性在去除技能的过程中被消除了，它必须在现代情境中再次恢复，以便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技术。第五章中讨论的在线教育的例子阐明了这种对比。一种以设计过程为中心的职业将通过在在线环境中支持技能的应用来保护全体成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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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主动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技术都像是航海。正如水手利用风的“规律”来到达目的地、商人预期市场的变化以便取得成功一样，技术主体也与对象自身的趋势取得一致，以便取得预期的结果。技术主体通过在战略上相对于它的对象来定位自己，它就利用了对象的内在属性。卢卡奇称此为实践的“沉思的”形式，因为它改变了对象的“形式”而不是对象的本质(Feen-berg, 2000)。

就像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继承了资本家权力的官僚主义者一样，资本家建立了一种内在性，以便由此作用于社会现实，而不是从他本质上参与的现实中获取一种现实性。由于资本家处在社会进程“之上”的理想的社会位置上，因此他就相对于他的世界所分裂成的“事物”(things)有利地“定位”了自己，资本家的世界包括资本家工作和生活的人类共同体。因此，资本主义的实践就具有了战略性的一面：它建立的基础不是一种给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实质角色，而是一种与一般群体的外在关系。资本家一旦进入一个社会体系就享有的操作自主性是他的“类似外在性”(quasi-externality)的痕迹。相对于物化的现实来说，操作自主性是一种战略位置的占有。

资本主义的管理和产品设计的目标就是限制和疏导工人和消费者仅有的一点主动性。工人和消费者的机动边缘被简化为偶然的策略姿态。但是机动边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扩大，将在努力协调中产生自愿协作。称这种实践是“共同掌权的”(collegial)是很恰当的，因为个人只有在分有对机构的责任的情况下才参与到实践中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协作通常是由传统或父系权威来调控的，这种传统或父系权威是在道德的限度内实施的，这些道德限度代表了工作团组和同行业的利益。在现代社会中，共同掌权(collegiality)是对传统官僚政治的一种替代形式，在像教育和医疗这些专业组织中得到大范围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应用。经过改革和推广，这种共同掌权可以具有一种潜能，这种潜能通过用有意识的协作来代替来自上层控制，从而降低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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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米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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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整体论

重新将实践情境化

资本霸权不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控制的特定技巧(tech-nique)，而是在更根本上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新建构。商人或官僚的权力已经表现在生产、管理和劳动、家庭和家庭生活、经济和政治等各种社会领域的分裂中。只有从上层来统治他们的代理人才能组织这些分裂的个人和制度。

次级工具化支持对象和情境、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主体和对象，领导层和群体的重新综合。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中，只有在政治抗议或竞争压力强制实行了这些进步的综合形式时，技术实践才能支持这些综合形式。但是在社会主义中，技术在它的基本方法上就融合了综合的原则和步骤。技术实践的这种新的形式是以从物化向重新综合的转移为特征的。它将像当代技术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一样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

因为去除情境化预先将技术设定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恢复这些将技术限定在阶级的特殊应用时所丧失的情境要素。这就需要一种重新情境化的实践，这种实践所导向的是广泛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只是部分地代表这些利益。这些广泛的利益反应了被资本主义所忽视或压制的人类和自然的潜能。

这些利益与丧失了的情境相一致，技术就是从这些丧失了的情境中抽取出来的，从而也就使技术对象丧失了“第二性质即牺牲了承受技术行为的社会和自然的方面。在早期阶段，会主义运动通过劳动抵抗资本主义所施加的完全工具化，从揭示了这些利益的存在。近年来，女权主义和生态学使我们熟悉了其他被压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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