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社会主义的技术代码倾向于不仅将资本主义技术主体的情境和第二性质重新综合起来，而且也将资本主义技术对象的情境和第二性质重新综合起来。这包括生态学、医学、审美、城市规划和工作民主等方面的考虑事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将这些考虑事项当作是“问题”、“外部事务”和“危机”。健康和环境的考虑事项、工作的充实和工业的民主都必须内在化为工程技术的目标。这可以通过增加在设计中更多地考虑了技术对象的本质特点、环境的需求以及操作者、消费者和客户的需要的技术体系来得以实现。

这是在现存的工业文明中沿着这一方向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的可能界限。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无力通过避免危机的反应来处理它的现有的许多问题。2资本主义通常使用一些解决方案来对付这些问题。但这些方案总是有许多缺陷，因此就激起了公众的抵抗，这就像在花费昂贵的环境调控中的情况一样。像对汽车的恶性依赖这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甚至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中提出来。

对技术进行普遍的彻底检修的要求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彻底的检修与建立在社会分裂基础上的从上层进行控制的体系的持久存在是不相容的。只要环境危害或工作不满是作为“外部事务”出现的，它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被克服。在这方面，资本家或共产主义官僚不能宣称是社会选择的中性的代理人，因为使他们处于代表社会的立场的体系具有巨大的实质性的后果。

根本的问题是所有现代工业社会中劳动、消费和社会决策的物化的分离。在工业企业的权威主义的结构中，劳动对技术的设计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在工会斗争中表明了它的意愿因为工人不能参与设计选择的最初的网络，所以工人的利益只能通过设计之后的调控来融合进来，而这些调控有时是与技才进步的方向相冲突的。但是，与其说劳动反对的是技术的发展，不如说反对的是劳动在其中是对象而不是进步主体的体系。[13]劳动在设计的早期阶段更具影响力的另一种社会体系中，劳动重新成为技术要素，并且按照不同技术代码的需求将这些要素重新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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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意见也适用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对处于社会角色中的个人来说似乎远离了工业决策。决策者接受占主导的技术代码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但也正是这类人在私下里却和家人跑到远郊，寻找逃避他的决策所造成的后果的安全避难所。一旦有缺陷的技术在社会中实施，反对污染的政治抗议重新以外在调控的形式萦绕在设计的过程之中。

与资本主义的调控相比，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也没有做出改进(0'Connor,1989)。前苏联的生产依赖于根据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而设计的转移过来的技术。没有一种社会主义的革新过程致力于解决这种技术的内在缺陷，而建立在生产配额基础上的管理体系在本质上也没有触动进口的技术基础。因此，调控和计划与其说是对物化的替代形式，不如说是在物化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建立在通过分裂而实现控制的社会秩序上，实现对总体性的部分认可的方式。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中，调控的外在性特点都在工业过程的操作中引入了无效率的东西。问题不是为了满足健康、安全、清洁的空气和水、审美目标和充分就业等要求而要付出代价。只要一种均衡的利益能够实现，这些代价本质上不会造成无效率。更恰当地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强加到技术、工作场所和环境中的各种事后的“困境”(fixes)所造成的层叠效应。

因为技术是在从这些所谓的软价值(soft values)中抽取出来的过程中得以设计的，所以在后续阶段再将这些价值包括进来需要非常可观的代价。这些代价似乎代表了铭刻在工业社会的本质中的一些必要的交换，而这些交换在现实中只是一种物化设计过程的副效应。例如，在汽车引擎的设计中，如果加上催化式排气净化器这种笨拙的污染控制设备，必然会使设计复杂化。如果要使城市容纳更多的汽车，反过来就要使城市的设计做出让步，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在社会结构中，环境价值与技术效率之间的两难困境的例子俯拾皆是。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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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组合集体劳动者和为他们提供工具的过程本质上是分裂的。一种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的综合的新过程可以从根源上消除这种分裂。只要技术传统反应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需求，这种技术传统必须要被克服。随着技术在新的去除物化的技术代码的庇护之下再生，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中被当作是外在性的许多联系必须被内在化。这就是为什么要综合社会和技术的子部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中央计划：它将用技术进步来改革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技术。

具体化

这种进步可以根据吉尔伯特·西蒙栋的技术的“具体化”(concretization)概念来而加以理论化(Simondon，1958：第1章)。具体化是对技术和它们的各种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发现。西蒙栋将技术置于一种连续统一体中，这种连续统一体逐步趋向干结构上的综合设计。他将每一部分单独起作用的松散的设计(loose design)称为“抽象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各个部分被重新设计，以便完成复合的功能，而结构上的相互作用也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这些综合变化产生了一种更“具体的”技术对象，这种具体的技术对象事实上是一种体系，而不是外在的相关要素的聚集。例如，在引擎的设计中，当用来散热的表面融合了用来加强引擎功能的设计时，一种典型的具体化就出现了：两种单独的结构和它们的不同功能结合在了带有两种功能的单一构中。 成

西蒙栋认为，通过将发展具体化，技术对象就适应了它们的多重环境。技术必须与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主要限制相调：汽车的金属外表必须防止天气的侵蚀，同时又要降低空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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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密复杂的技术利用它们的各种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来创造一种维持它们自身功能的半人造的环境(semiartificial en-vironment)。西蒙栋称这些技术所产生的组合的技术和自然条件为“关联的环境”(associatedmilieu)。这种关联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使得技术在其中处于连续的、循环的和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关联的环境：

就是技术对象的条件也在技术中发挥作用的环境。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的，或者至少不是完全制造出来的；它是围绕在技术对象周围和与构成技术对象的要素的一定秩序相连结的自然要素的一定秩序。关联的环境是人造的技术要素和技术对象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自然要素之间的中介。(Simondon,1958:57)

当技术自身产生了它所适应的环境条件时，这种更高层次的“有机的”具体性就能实现，这就像马达产生的热量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运转环境一样。有效利用能量的房屋设计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在这种设计中，技术体系不是简单地与环境的限制相协调，而是将这些限制内在化，使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机械”的一部分。在这个例子中，像光线的角度和玻璃表面的分布这些在大部分家居中只是外在的和偶然相关的因素，都被有目的地结合起来，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房屋发挥作用的恰当位置是根据它与太阳的角度来构造的。

人也是一个操作的环境。工匠实际上是传统工具的最重要的关联环境，这些传统工具首先是适应它们的使用者。尽管现代机器是作为技术“个体”来组织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依赖于操作者，但是仍然有可能使它们适应一种智能和技能的环境。如同我们了解的那样，这就是第四章中讨论过的肖莎娜·祖波夫和拉里·赫绪宏的论点。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妨碍了将工人再一次置于技术体系核心中的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批判理论

阻碍，以便提高有效功率；电灯泡的底座必须确保它能在一定范围内的温度和压力下正常工作，同时也能适合标准的插座。所有高级技术都多少展示了意在实现这种相容性的精致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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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然包括在自身结构中的“具体技术”的观点与技术进步“征服”自然的普遍想法相抵触。在西蒙栋的理论中，进步的最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技术力量和自然力量的复杂的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是由创造性的发明活动来实现的，这些活动超越了表面上的限制或交换(trade-offs)，并且这些协同作用还从最初看来是对立的或无关的要素中产生了一种相对自主的体系。从抽象技术的开端到具体结果的过渡是技术发展的一个普遍的综合趋势，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的物化传统。

具体化的理论表明了技术进步是如何能够通过将人和环境需要的更大的情境融合到机器结构中来处理当代的技术问题。尽管没有严格的技术律令来规定这种方法，但具体化的战略可以在技术的发展中像包含其他因素一样来包含这些情境。当这些情境包括了环境的考虑事项，技术就重新与自然相综合或适应了自然；当这些情境包括了操作者的能力，技术的进步就超越了去除技能，成了职业的自我发展的基础。

这一论点表明，社会主义对不损害环境的技术和对人道的、民主的、安全的工作的要求不是外在于技术的逻辑，而是响应了要建构自然、人类和技术要素的协同作用的总体性的技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只要生产效率是通过更进一步的具体化而不是通过在更加抽象的设计中增加外在控制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需求融合到技术的结构中也就不会降低生产的效率。

所有现代工业社会在今天都处于十字路口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它们或者加强对自然和人类的剥削，者转向支持解放应用的技术综合趋势的新道路。这种选择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第一条道路产生了始终增强精英权力的形式上带有偏见的体系。第二条道路需要一种技术原理的具体化的应用.需要考虑许多技术所影响的更大的情境。这些情境反应只有通过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才能实现的潜能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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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到自然

一些环境保护论者认为，现代技术引起的问题只能通过回归到更原始的条件下才能解决。这种立场属于一种反技术(an-titechnological)批判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谴责现代社会从自然中的异化。这里的“自然”是一种直接性，技术实践的对象最早就是从这种直接性中被去除了情境，这包括像家庭这样的类似自然的文化要素。但是回归到直接的“自然性”(naturalness)的代价是将个人简化为仅仅是整体的一种功能，完全服务于整体的目标。这种向自然的回归是一种对现代性所实现的解放的消极逃避。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恢复社会和自然的破裂的统一性，同时又避免了浪漫逃避的道德代价呢？或者是否我们注定要永远在原始和现代、团结和个体、被自然统治和统治自然这些两极之间游弋？这是技术批判理论最终要处理的问题。我已经表明向自然的难以置信的回归不是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惟一的替代形式。

尽管新文明不能从对过去的怀乡病中提炼出来，但是在今天，怀乡病是被忽视的利益的重要的象征性的表达。这些利益所指向的不是退回到(backward)自然，而是前进到自然(forwardto nature),朝向一种根据人的需要和利害关系的宽广范围而有意识地构造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的概念是一种中介过程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有机的先决条件，它表明了一种对社会重新建构的激进论点通常持有异议的观点的回应。

即使退回到前技术的状况，退回到与当代世界没有关系的一些先天的统一性中，我们也不能恢复物化所失去的东西。解决方法既不是浪漫地回归到原始、素朴和自然，也不是在理论上跃进到一个“新时代”和一种整体的“新技术”中。相反，总体性的批判概念有助于确认现有技术体系的偶然性，由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将新的价值注入到现有的技术体系中，并使现有的技术体系服从于新的目的。在已经建立的体系的分裂仍然维持一种异化权力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些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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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本主义技术所建构的物化的体系必须被重新置于它们在今天被从中抽取出来的更大的情境中，而不是置于过去之中。局部地回归到手工艺劳动也许是值得想望的，但这不是解决工业劳动的异化的方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通过赋予在今天社会中被雇佣的工人以一定权力来实现的异化的减少。马和犁不是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相关的“情境”，真正的情境是实际的环境和健康的考虑事项，在将现代农业按照占优势的技术代码建构成一种技术企业的过程中，现代农业就被从上述考虑事项中抽象了出来。

我们在今天将技术的物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目前的体系完全是人为的。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在分裂中组织他们的实践，同时又让这些零星碎片的综合自生自灭。资本主义的技术环境本质上是软弱无力的，经常因为外在性因素和冲突而处于危险之中，无力调整它所引起的生态的和社会的问题。随着工业变得更加强有力，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将疯狂的发展过程变得理智些，但整个体系的脆弱性却逐步提高。

在过去，传统和习俗完成了社会和自然的多方面的综合。前现代社会像地球表面上的所有生物一样，具有一种有机的性质。前现代社会的技术不像我们的技术一样对自然实施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攻击，它们的技术不管多么原始，总是通过不断地再生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可行性的关系来征服时间。[14]这是 一种我们自诩的技术看来不能完成的“征服”。我们必须恢复以保存在传统和习俗中、而现在已经丢失了的生存艺术(art)。

这一目标不能通过退回到个人同一性的传统形式来实现，不管这种形式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中显得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更确切地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技术发展中对自然和人类限制的理性承认。这种承认不能混同于对外在必要性的被动屈从。这种混同来源于资本主义将自己固定在初级工具化的范式上，这样就使得技术对象显得仅仅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原材料。环境和适当技术的结构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忽视了。这些协同作用是在次级工具化阶段获得的，它决定了一种不同的技术实践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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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践的概念与我们现在对生物适应性的理解相一致。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生物体与环境的联系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它们从周围世界中将它们适应的方面选择出来。这种选择过程当然是无意识的，但这一点在形式上十分类似于人类社会可能有所选择地对待它所面对的各种自然限制的方式。

生物体在适应的过程中所参与的具体化战略类似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技术发展。技术的发展也将环境的限制结合到它们的结构中，这是人类社会通过在具体形式中重新设计技术所必须学会的。[15]社会体系没有是自然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至少要具有一些与环境的在本质上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点是有机存在者的特征。因此，这代表了向人性和自然之间的更高水平的综合的迈进(Moscovici,1968:562)。

作为一种发展情境的自然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一种辩证的限制，它鼓励通过适应来超越这种限制。为了再一次将总体性概念化，我们不需要预先精确地知道人类将以什么方式来面对他们所遇到的限制。我们只需要洞悉中介过程的形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的结构，这种中介活动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不是在一些先入为主的乌托邦中拒绝了未来。适应保持了现代自由概念的形式特征，因此不会将个人简化为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功能。自由存在于这种确定性的缺失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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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Ely(1989)和 Vogel(1955)。

[2〕 参见 Schluchter(1979:57,117-118)。

〔4] 卢卡奇所指的实验者的被动性只是表面上的:实验者积极地建构被观察的对象，但是至少在卢卡奇看来，实验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能将实验解释为自然的声音。当卢卡奇没有在自然科学中批判这种错觉的认识论的后果时，这种错觉却在社会领域中阐释了异化。

〔5] 那么科学和技术之间还有区别吗？如果你相信一些科学研究的学者谈论的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技术科学”，那么科学和技术就没有区别。“按比例扩大”(scaling up)的概念被认为使我们从实验室过渡到了社会。但是这一概念掩盖了包含在将新的科学观念用于生产的非常复杂和不同的过程。这里的这个重要差距证实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

〔7〕 要了解技术要素与社会偏见的关系的更详细的内容，参见第3章。

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主义与解构》、《身体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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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迪普伊将“自主性”定义为体系在各种条件下再生出一定的稳定特征的能力。可以认为这些稳定的特征是“体系的效应”，是为适应体系本身而出现的行为。迪普伊对恐慌的分析通过表明群众中的领导权是一种体系的效应，阐明了这一观念：表面上来源于领导者的权力实际上是建立在支配群众相互作用的关系上。领导者是一个“内生的固定的点……这是由群众产生出来的，尽管群众认为自己是由这个点产生出来的。这种不同层次的混乱是……自主化体系的突出的特点”(Dupuy，未注明出版日期：23)。

〔12] 避免危机的反应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运动的一般形式，可以利用西蒙栋的具体设计和抽象设计的范畴扩展到技术领域。参见Habermas(1975);Offe(1987);0'Connor(1984)。

〔13〕 参见 Shaiken(1984)中的《一种权利的技术议案》(A Technology Bill ofRights)。关于工人在革新中的角色，参见 Wilkinson(1983:第9章)。

[14]一些前现代社会确实破坏了它们的自然环境，例如过渡放牧。然而，我们很难比较延续了许多世纪的破坏过程所显示的影响与现代环境问题和核武器的威胁。

[15〕 参见 Levins 和 Lewontin(1985:104)。梅洛-庞蒂①(1963)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这里所指的有机体能够度量它所作用的事物和通过循环过程来限定它的环境是物理环境所不具有的。”

技术批判理论

① 梅洛-庞蒂(Maurice Merieau-Ponty,1908—1961)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觉现象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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