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这种方法曾被那些试图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本土价值的国家尝试过。在通常情况下，统治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缺陷是一种技术的特殊工具化的结果。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特殊的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看作是一种具有像儒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有秩序的“价值”体系。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区域性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以避免世界市场和西方文化霸权的侵入，而在这种区域性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现代技术将服务于这些替代的形式(Rybczyns-ki,1991)。

在这个方向上，除了许多华丽的①姿态之外，对西方霸权发起了两种严峻的挑战。战前的日本尝试了用传统的力量抵抗现代化，而前苏联则试图把现代化与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尽管两者在民族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的战略却惊人地相似。

19世纪末叶，作为保持国家独立的手段，日本专心致力于大规模引进和使用西方技术。在广泛使用西方的技术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禁不住地就在想，如果再关门锁国一百年，日本的发明家将会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工业社会。小说家谷崎润一郎②在1933年就这样写道：“东方很有可能开辟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技术世界”(Tanizaki,1977:7)。

不管怎么样，日本的技术转移相当成功，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注定不仅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而且也要在文化上领导整个亚洲。在 20 世纪 40年代，“克服(欧洲的)现代性”(kindai no chokoku)的斗争得到了许多日本最练达的作家和哲学家的支持。“问题是找到一种在日本而不是在西方形成的现代化概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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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丽的”(rhetorical)即带有修辞学的色彩的、辞藻华丽的、有说服力的意思，这个词曾经是哲学和艺术上的一个重要词汇，但现在这个词已经主要用于贬义指夸大的语言和虚夸。这种词义的变更可能是由于现代语言认为，用于正当劝说中的语言应是朴素的，没有人工雕饰。许多学者和作家仍然愿意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本书中曾多次用这个词来修饰各种理论，大多指的是这个词的传统含义。

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②谷崎润一郎(Tanizaki,1886—1965)日本作家，主要作品有《细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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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otunian,1989:75)。

技 术 批 判 理 论

但是，尽管经过了认真的反思，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具体的替代形式，没有什么东西表明日本的胜利将开辟一条通往现代社会的原创形式的道路。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标志着努力寻求一种现代文化的特殊的亚洲模式的斗争的结束，尽管后来这个想法在日本被反复提出来重新思考。日本早期试图保持其文化独创性的失败，预示着所有后来在面临技术的普遍化的压力时，为保持传统和民族遗产而做的斗争。[5

除了前苏联革命是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之外，前苏联与日本的经历很相似。对原有价值的保护需要积极获取现存的技术，以便使经济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也在前苏联发生。因此，尽管马克思对经济阶段划分的理论中暗含了一定的技术实体论，但前苏联政权却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技术工具论来引进和使用技术，似乎认为技术只是中性的工具。这就是列宁的著名论断——共产主义就是“电气化加苏维埃”—的意义。对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严格控制，被认为开启了一种新文化得以诞生的受保护的空间。

这种试验结束了.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恶疾耗尽了试验的雄伟抱负。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俄国不再相信自己能够在世界经济中建立一个自主的亚区域，因此就呼吁西方直接参与前苏联共产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境下，西方媒体赢得了俄国听众。对文化的控制权很快彻底失去，没有挽回的余地。同时，经济问题越积越深。最终，政权完全崩溃了，连同一起崩溃的还有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模式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共产主义的改革模式。资本主义的复兴对于期望从前苏联那里产生像西方一样繁荣的人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前苏联的许多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希望向资本主义的艰难过渡将为新的社会释放压力，使得这个新社会能够根据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模式进行革新。但这些都没有发生。相反，前共产主义政权引进了资本市场，着手一种对西方社会外在特征的形式上的模仿。这种商品崇拜(cargo-cule)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和准备不充分的前华沙条约国导致了巨大的灾难。由此导致的混乱一直不断地在告诫我们: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它同样依赖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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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每一种情况中政府都没有能够利用技术去推进原有的文化目标，但是技术工具理论却没有完全被这些经验所驳倒。工具论的捍卫者们有时从民主改革与决定西方化的关联中获得一些安慰。普通公民似乎已经拒绝了为了保持与现时的福利相竞争的传统的或导向未来的价值所做的交易。社会被技术所征服不是由于“技术现象”的神秘力量；相反，技术作为一种获得福利的完善工具的领域，只是一种比任何意识形态的承诺更有力和更有说服力的替代形式。

在这一点上，工具理论的特殊性失效了。如果技术真是中性的，它就应该能够服务于多元的目的。但是，民主与文化的西方化的紧密联系似乎否认了这种多元论，而且实际上证实了实体理论的观点。如果实体理论和工具理论只是在对待它们共同预见到的结果的态度上不一致，那就很难将它们区分开。

一个更有趣的论点将实体理论和批判理论区别开来。两种理论都认为，在自称要超越西方文明这一点上，日本和前苏联的区别只是表面上的。实体理论将这一点视为技术文明的替代形式是不可能的证据。与此相反，我在这里阐述的批判理论却认为，在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工人的控制和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的基础上，一种替代的形式也许会创造出来。如果日本和前苏联的试验失败了，那是因为它们拒绝这条激进的民主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与西方融合的道路。

根据这种观点，国家不能实施激进的替代形式。由于一种内在的矛盾，国家为了保持原有的价值而把技术工具化的企图失败了。在面对技术挑战时，只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才能为了推进原有的文化目标而创造一个文化和经济的封闭区域。然而强大的国家只能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技术遗产才能维持自身。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再生了它声称要丢弃的文化的所有的主要特征：可以预见到的是，手段颠覆了目标(Fleron，1977:471ff)。这一论点表明，需要在被荒谬地称为地区性乌托邦主义的构架之外，重新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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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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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批判理论

在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

无论对特定情况下的技术施加道德和政治的限制的优势有多大，历史似乎表明不可能用与西方相同的技术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现在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是对的，或者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技术转化的政治学(Heidegger，1977b)。

第二种选择是技术批判理论的特征。这一理论设计了一条处干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的艰难道路。它分析了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压迫的新形式，并认为这些新形式要承受新的挑战。但是，在放弃了由国家来发起文明变化的幻想后，批判理论必须比人文科学中的通常做法更直接地面对技术问题。技术批判理论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不完善的第一步。他们的有关“物化”(reification)、“极权主义的启蒙”(totalitarian enlightenment)和“单向度”(onesionality)的理论表明，对自然的征服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事件而是从社会统治开始的。因此，补救的方法不是在精神复兴寻找，而要从民主进步中寻找。民主进步意味着彻底地重新构造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在论证人类解放与自然解放是相互联系时，法兰克福学派也担心社会主义只是简单地将现代资本主义的普罗米修斯式的①技术主义普遍化。但是，除了马尔库塞②是个明显例外，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技术的批判中，都没有实际地解释暗含在他们纲领中的与自然的新关系，即使是马尔库塞也没有完善地解释从他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新技术”的具体概念。[6]由于理论上的不明确，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不能逃脱哈贝马斯的攻击和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者都退缩为技术中立性的遵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Feenberg，1999,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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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是批判理论发展中的一种错误转向。对当代社会趋势的批判传统在开始时是深邃而且极富哲理性的，但现在它已经很大程度上与迅速发展的对技术的公共争论无关，这一点确实很可惜。但是，人们不能简单地回到阿多诺③或马尔库塞的理论，就如同围绕着环境主义、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化所引起的巨大骚动没有引起任何重大变化一样。因此，本书构造了一种技术批判理论的新的表述，以便探讨这些新问题。

这种新的表述在有一点上类似于实体理论，即认为技术秩序不仅仅是工具的总和，而是不管使用者的意图是什么，技术秩序在事实上构造了世界。在选择我们的技术时，我们变成了我们之所是，而这反过来又形成了我们未来的选择。如今的选择行为已经被技术所渗透，因此不能按照工具理论所说的自由“使用”的意义来理解。即使是这样，批判理论否认现代性可以被我们的原子主义式的、权威主义的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所一劳永逸地定型。文明的选择不是由自主的技术所决定的，而是可以被人类的行为所影响。没有一种可以用埃吕尔的方式拒斥的、作为整体的单一的“技术现象”。

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① 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盗取天火给人类，触怒了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遭受神鹰的折磨。后来这个词指像他那样的勇于创造的行为。

②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等。

③ 阿多诺(Theodor Adomo,1903—1969):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否定的辩证法》、《启蒙辩证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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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这一点上与工具论是一致的。它不会在技术的胜利面前绝望，也不提倡人类精神在一种超越社会的领域(例如宗教或自然)中得以复兴。政治斗争作为一种对文化和技术革新的激励，仍将继续发挥作用。

尽管有这些与工具论的共同点，但批判理论却拒斥了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Marcuse，1964:xv-xvi)。合理的工艺和机器的设计在用于特定的目的之前，特殊社会体系的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融入其中了。技术合理性的占主导的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利益的推论的表达)，也不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中性反映。相反，它处在意识形态和技术的交叉点上。在这个交叉点上，两者一起依照我所说的“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s)来控制人类和资源。批判理论将表明这些代码是如何在无形之中将价值和利益沉淀到规则和工艺、设备和产品中去的，这就使得占主导的霸权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常规化了。

批判理论认为技术不是这个术语的通常意义上的事物，而是一种处于不同可能性之间的发展的“两重性的”过程。技术的这种两重性(ambivalence)不同于中立性，它认为不仅技术体系的使用中含有社会价值，而且技术体系的设计中也含有社会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技术不是一种天命，而是斗争的舞台。技术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种更好的隐喻来说，把技术比作一个文明的替代形式互相竞争的“事态的议会”(parliament ofthings)(Latour, 1991:194)。

一种多元稳定的体系

文明定义了人的类型。特有的文化、社会、地理和经济条件形成了一定的文明，同时又使各种文明互相区别开来。在过去的历史中，根据每种生产方式中年龄、性别、身份的作用和宗教、艺术或战争的功能以及可获得的技术等条件的不同，文明的替代形式得以形成。不是只有一种种族生活的方式、一种封建文明或专制的君主制，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有一种多样性。但是在今天，却第一次出现了只有一种可能的现代文明。当这种现代文明消除了地域差别和破坏了所有传统价值时，它就逐步同化了所有其他的差别。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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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认为，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途径的基础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文明。新途径的起始点不能在思辨的幻想中寻求，而要在现存体系的边缘因素中寻求。因此，与不同文明相对应的技术就不稳定地共存于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在生产是采用流水线方式还是工作团队方式、计算机的设计是强化控制还是扩大交往、城市建设是以汽车为中心还是以公共交通为中心的技术选择中所暗含的更大的利害关系。工具主义的“使用”观念不适用于这个层次，因为对不同技术途径的持续追求将使用者定义为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文明中的成员。

这一观点解释了为维护传统和意识形态而把技术工具化的努力的失败。如果不同的技术文明不能从伦理、意识形态和种族划分中产生，那么它必须建立在内在于技术领域本身的差别上。正如唐·伊德①所指出的，“感觉能力上的任何更大的格式塔的转换都是从技术文化之中产生的”(Ihde，1990:200)。这种差别中最重要的是技术体系的操作中命令者和服从者之间力量的差别。这种通过各种制度组织起来的力量的差别是现存文明的基础之一，不管这种文明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

技术是一种双面(two-sided)现象：一方面有一个操作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对象。当操作者和对象都是人时，技术行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实施。更进一步地说，当社会是围绕着技术来组织时，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单向度就是来源于根据正义、自由、平等传统概念来批判这种权力形式的困境。但是技术权力的实施引发了内在于单向度技术体系的新形式的抵抗。这些抵抗暗中对以技术为基础的特权阶层提出了挑战。因为受技术控制的地方影响技术的进步，所以从下层产生的新的控制形式能够使技术沿着新的途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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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伊德(Don Ihde, 1934— ):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技术与生活世界》、《工具实在论》、《现象学的后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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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技术社会的转化特别有关的冲突把外层的行为者与控制现代生活的技术中介的那些人的制度化的权力对立起来。我很大程度上依赖米歇尔·德·塞尔托①(DeCerteau,1980)的著作来阐述这些冲突。德·塞尔托提供了一种对福柯的权力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有助于强调技术的双面本质。德·塞尔托区分了两种群体的战略，一种是管理者和国家行政人员的战略，他们有一个实施权力的制度基础；另一种是从属于那种权力的人的策略，因为后者缺少连续的和合法的行为基础，只能调动和临时准备一些微观政治的(micropolitical)抵抗。

管理所占据的战略立场是优先考虑控制和效率，并且根据供给来看待世界，而这恰恰正是实体理论在技术中所批判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战略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有效性。我用“操作自主性”(operationalautonomy)这个概念来分析这种趋势。这个概念是指一种管理的自由，它可以对如何实施它所监管的活动做出独立的决策，而不用去管从属的行为者和周围共同体的观点或利益。

被管理者的策略立场比管理者的战略方向更加丰富。它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设备在其中形成了一个近乎总体的环境。个人在这种环境中确认和追求意义。在大多数相互作用中，权力只是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威胁，而当权力得以实施时，它所遇到的抵抗是暂时的和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但是，只要大量的个人卷入到技术体系中，抵抗就能影响未来的设计和技术体系及其产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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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法国文化学家，主要著作有《多元文化素养》、《日常生活的遐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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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假思索地接受技术上的战略立场和忽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世界的作用的技术实体主义相比，这种对技术的双面解释开启了一种更好地洞察当代世界的技术政治理论。实体主义的观点导致了它的消极判断，同时也最终解释了海德格尔为什么希望纳粹能够从上层来神秘地转化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从而实现他的目标。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来自下层的民主转化。

受技术控制的领域的转变是否可能？对这个提议有来自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异议。激进民主化的前提是渴求获得更多的责任和权力，但是今天工业社会中的公民似乎更加盼望“逃避自由”，而不是扩大自由的范围。我将不与这种观点争论，但不考虑当前趋势逆转的可能性则是过于武断。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已经不同，而且随着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的全部问题的最终显露，将来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7]

一种责任文化(a culture of responsibility)的出现将会像改变工作场所一样改变非经济的制度和性别角色。我认为工作场所不是一般文明变化的代表性的例子。但在工业社会中，大量的社会和政治选择是由经济管理者做出的，因此工作的民主化是一种更具有参与性的生活方式的必要部分。正是在工作领域中，民主化提出了最困难的问题，至少普遍认为是这样的。

现代文明被认为内在地与大众的参与不相容。这确实是通过用发展中的技术来无情地取代人力、手工艺、并最终取代智识的生产领域中的进步所暗示的。一旦工业社会的成员在工作中被简化为机器人，他们就不可能获得成为能动的公民所需要的教育和性格条件。

这种反对意见指向了社会民主的一般理论中的深层问题。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防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关注福利国家的扩展。这些理论通常求助于与乌托邦规划相对立的自由的消极概念，将乌托邦的规划视为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而加以摒弃。但是，只要社会理论仅仅讨论美好生活的问题，而没有提出自己的实质性的概念，它避免乌托邦主义的代价就是轻视或逃避那些左派政治必须使人信服的文明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三条道路”的最新形式。它承诺了一种进步性的变化，但却没有触动决定被动的和从属的政治文化的日常生活结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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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能否超越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而不招致自由的积极概念的危险？这个论点依赖于如下的观念，即相对保守地表达出来的大众的偏好能够与被意识形态的操纵所掩盖的更深层次的兴趣区别开。这似乎是一种非民主的立场。也许如罗伯特·皮平①认为的那样，表面的下面什么也没有；也许公民在偏爱一种建立在对人类和自然的统治之上的社会时，能对现代化的更大的文化情境做出理性地反应，正如他们要对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一样(Pippin，1995:54-55)。

通常认为，实现了在道德上认可的目标(例如广泛的参与、社会公正或环境适应性)的社会必然是在经济上比较贫弱的社会，因此这个论点在今天特别具有相关性。如果对消费品有着普遍的欲望，而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以物质财富来换取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此类英雄壮举的短暂试验时有发生，但迟早会在人们的厌倦中崩溃，因此这不代表一种现实的替代形式。为了避免我所说的“发展的两难困境”(dilemma of development)，即在美德和繁荣之间的艰难选择，我们必须表明有支持另一种现代文明的人类和技术资源的连贯的配置。

这种深刻变化一旦在文化模式中发生，促成这种变化的意识形态动机将不再是需要争辩和论战的看法不同的问题，而理所当然地成了“事态之所是的方式”(way things are)(Bourol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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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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