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1977:164-171)。这种新文化为一度是意识形态和道德思辨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上”的自明性。文明的变化可以通过转化经济和技术代码来超越明显的两难困境。技术的革新性的重新设计不是在参与和效率、环境主义和生产力这些目标之间寻求代价昂贵的交换，而是必须把这些目标协调起来。在经济和技术行为的领域中，历史上有大量变化的例子，这些变化与上述目标一样重要，而且也同样难以在事前预料；没有考虑到这些变化，就会将当前的社会状态具体化为历史的虚假的终结。

人道主义和历史

技术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个人们可以追求他们的美好生活概念的中性的背景，而是自始至终影响着这种生活概念(Borgman，1984)。技术规划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即一种实践得以产生和知觉得以整合的框架。从不同的技术规划中产生的不同世界强调了人的某些方面，同时忽视了另外一些方面。因此，人意味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工具的形态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通过各种公共程序和私人选择来计划和控制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性有一些控制权。

一个美好社会的目标应当是使人类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因此，质问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现在占主导的技术规划中的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我在这里认为，当前的技术规划限制了人类的发展。

面对这种类型的论证，怀疑论者无疑想知道选择人类发展的某些形式而不是另外一些的理由。一种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才能认为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完善呢？在什么基础上我们能认定人类的某些方面是“能力”、同时又把另外一些当作是各种失败和限制的结果——总之是作为“无能”——而加以舍弃呢？

这些确实是合理的问题，但却都没有绝对的答案。在没有绝对答案的情况下，我们能希望的最佳状态就是去参与依然未完成的历史，从反思这一历史的道路和方向中去得出进步的标准。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一些成就对未来有范式导向的作用。民主革命揭示了下层阶级有为自己承担政治责任的能力，而美国内战和各种其他的政治斗争开创了人类反对所有等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普遍性。普及教育表明了人民大众有获得教养和一定的思想独立的潜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同样重要的变化也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人类完善的概念。由于建立在自由选择配偶和抚养子女基础上的现代家庭的出现，个性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价值，在与浪漫主义相关联的各种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造性得以被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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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这种历史的产物。我们的命运与用来自由地自我表现的能力的循序渐进的展开密不可分。这种自由的自我表现的能力是人类的发明。因为我们属于这些成就所塑造的传统，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到为了更充分的自由、平等、道德责任、个性和创造性而进行的类似斗争，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是对人的能力的更充分和更广泛的实现做出了贡献。

如何使迄今还没有被注意到或者受到压制的人类潜能的实现的新需要得以显现呢？我根据“参与者的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这个概念来动态地阐明这个问题(Feenberg，1999:140ff)。人一旦卷入到技术网络中，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与这种参与所伴随的或好或坏的潜能相对应的。现存的技术规划常常服务于这些利益，但并非一贯如此，也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些条件下，个人开始意识到由于他们与技术的牵连而被忽略、压制或受到威胁的他们的生存的一些方面。当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就有机会根据人类需要和能力的更广泛的范围来重新构造技术体系。这就意味着：要在迄今受到压制或未被注意的范围内来认识人的内在价值。

我们要注意到参与者利益这一概念的辩证特点。那些提出术的失败和它们暗示的可能性。斗争的情境是成功地代表了我们人性的某些方面、同时却压制了另外一些方面的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潜能要根据自然和世界的限度来确认，而不是在任意观点的基础上来确认。我们是在面对我们时代的特殊限度中，而不是在纯粹乌托邦的思辨中意识到我们的潜能。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乌托邦是根植于当前历史的机遇中时，它们才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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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利益的概念贯穿了我在解释技术设计中的一般规则性时引人的“技术代码”的观点。技术代码是在用技术上连贯的方式对一般类型问题的解决中的利益的实现。这种解决方式为技术活动的整个领域提供一个范式或样本。技术代码的观点预设了对技术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因此，需要某种“元等级”(metaranking)来对它们进行选择。在决定论和工具论的解释中，效率是元等级的惟一原则。但是，当代的技术研究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效率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在设计选择中发挥作用。技术是由效率标准和许多其他利益所“待决定的”(underde-termmined)。在我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中，我认为各种利益的介入并不必然降低效率，而是可以根据更广泛的社会纲领将效率的成果偏向某个方向(Feenberg，1999,第4章)。

因此，生产技术的两种不同的配置都可以达到高效率，其中的一种使用工人的技能(skill)，而另一种则排除工人的技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不同的价值观中，任何一种配置都可能成功。技术代码在一种情况下利用工人的技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去除工人的技能，这反映了工人和管理者的不同利益。道主义传统将工人的权力建立在保护和发展工人技能的技术步中。

记住了这一点，就可以将社会看作一个三层的脚手架。位于中心的是维护某一类利益的社会群体。因为利益是历史上非常明显的、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动力，所以利益是分析的起点。然而，利益不是真正独立的因素，它们自身也不构成一个社会。没有一个物质的框架，就没有利益。除非有些利益被有系统地给予特权，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因此，利益就在社会的其他两个层次上被制度化了，由此也就使社会生活获得了一致性。这两个其他的层次就是在道德要求中所表达的权利与在法律和技术代码中被系统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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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表明，要根据道德价值与技术事实的关系来重新改造传统的事实与价值、应当与是之间的两难困境。道德不仅要推论地和在行为中实现，而且也要在产品中实现。9现存技术代码的局限常常能激发道德的话语和要求。例如，当现有的生产标准不能充分保障安全时，生命的价值就作为一种道德主张提出来，试图施加给制造商。法律或法规对这种主张的成功实施，就会将这种主张从一种道德要求转化为一种技术代码，结果就会将道德问题沉淀为一种技术无意识。现有的技术方法或标准一度是作为推论表达的价值，在过去某个时候才转换成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技术代码。

这种方法的政治含意与现代技术代码的道德局限有关。就系统是建立在管理的操作自主性的基础上而论，系统尤其抵制对众多参与者利益的认同。这种抵制表现在去除技能、破坏、污染或者损害不能分享技术权力的人的技术设计中。资本家和赞成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人在不考虑工人和共同体的需要的情况下自由地做出技术决策的过程中，同样也产生了大量新的“价值”，这是一些被迫散漫地寻求支持、并在新的技术配置中得以实现的道德要求。最重要的是，技术的民主化要优先考虑那些被排斥的价值和表达这些价值的公众。

技术的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由工人控制的经济将能够重新设计技术，以便把高水平的技能应用于生产。他相信通过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会在教育、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引起深层的变化。尽管共产主义政权把这一远景推迟到更加遥远的未来，但主张自主管理的理论家们早就提倡把技术发展的控制权赋予由工人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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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通过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获得了新生。哈利·布雷沃曼①(1974)和追随他的一代理论家们指出，经济利益决定了技术设计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从上层引进控制，将劳动纪律施加给跟企业没有利害关系的劳动力。技术逐渐地被重新设计，以响应这种用更顺从的、没有技能的工人代替有技能的工人的新的控制形式。[10]

塞缪尔·布勒斯和赫伯特·耿特斯②追溯了这些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工人类型，教育体系被重新组织。“不同等级的教育把工人安置在职业结构的不同等级中，与此相对应，教育趋向于成为一种与劳动的等级分工相适应的内在组织”(Bowles 和 Gintis，1976:132)。因此，由布雷沃曼指出的问题就不仅局限在工作场所中，而且塑造了总体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这种论述完全改变了将无技能和无知的盛行归因于技术的普遍发展或智力的自然差异的通常解释，指出这些状况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这个结论表明了现代技术的社会偶然性(contingency)。现代技术具有未被发现的民主潜能，这些潜能也许能通过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实现。(11

技术批判理论的规划尽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但它仍然会被一些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社会批判的严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是一种怀疑论。但是只强调政治经济学，会倾向于过高估计资本主义战略的合理性和连贯性，同时又低估除了阶级斗争之外的所有领域中的抵抗、革新和改革的重要性。不幸的是，甚至是阶级斗争也没有搞出什么新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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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利·布雷沃曼(Harry Braverman)美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劳动和垄断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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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塞缪尔·布勒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耿特斯(Herbert Gintis)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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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文明的众多基本问题超越了经济政体之间的区别。女权主义者和种族理论家们声称平等一直以来就是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废除歧视不会废除经济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没有触及歧视也同样是事实。无论工业社会的经济体系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似乎对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卷入到环境政治以及种族和性别政治的活跃分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质疑经济计划和工人控制的意义(Boggs，1986)。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最明显的是米歇尔·福柯①的理论。福柯通过对理性化过程的历史研究，在大量社会技术(technique)中揭示了现代权力结构的根源。他强调权力分散在监狱、医院、学校等大量的机构中。

但是，无论这些挑战具有什么优势，“后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新的斗争领域也被技术中介所渗透。这些技术中介支持权力的差分，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工业背景的特点。通过用来自下层的控制代替来自上层的控制，变化依然有希望。特别是福柯的著作提倡通过技术战略来用新的抵抗形式反对权力的实施。因此，尽管一些争议认为福柯与“马克思的概念、或至少现在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一些概念”是相对立的，但福柯的方法为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资源(Foucault,1980:88)。

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反对表明了存在一种比通常我们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有意思的批判形式。事实上，马克思还有另一方面，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个抵抗现代技术的严肃学者。马克思认识到，以技术为中介的工作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同时，马克思认为技术产生了一个能够将经济民主化的新的下层阶级。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看到技术中介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而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包括医疗、教育、子女抚养、法律、体育、音乐、媒体等等。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不稳定性已经明显降低，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中央集权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就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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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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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技术批判理论》就处于这种情境中。它试图搞清普遍的技术中介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在这些条件下，技术作为一种公共事务从各种斗争中显现出来，这种显现方式类似于环境保护主义在早期围绕着各种迄今仍然是独立的问题(如人口控制、污染控制、核抗议等)而明确显现的方式。公共领域扩大到了包含技术，这标志着不容许干涉技术专家的决策这一早期共识的激进变化。

今天的技术政治学包括了各种对主要的技术制度的结构和普通人的自我理解有重要后果的斗争和革新。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理论，以便用来说明技术发展中公共行为者的逐渐增长的重要性。这种理论中有些部分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尽管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重新构思社会主义的概念

除了对现有体系的零星抵抗外，再期望其他形式的抵抗还合理吗？这些抵抗能否聚合在一起，并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替形式建立基础呢？根据标准的解释，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失败最终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迷梦中唤醒。根据他们的推测公有制和经济计划天生就没有效率，因此，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灭亡。对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的争既是技巧性(technical)的，也是没有结论的，本书的内容也不会对这种不幸的状况做出改变，因为我没有资格介入。[12]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有意思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决不会像政治评论家那样为自由市场唱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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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约瑟夫·斯蒂格里茨①已经指出，支撑对市场的新古典主义的信仰的假设是如何的不现实。尽管在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经济的失败是由于缺乏竞争、有效刺激和一种实际的价格体系等方面他与主流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也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典范，而且也面临着即使不是太严重的、也是类似的问题。他的论证风格表明他的思想很接近社会主义，尽管他的一本著作的目的是要将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作为失败的历史试验而埋葬。

斯蒂格里茨指出，新古典主义理论所假设的竞争市场的完善的分配效率与现实的市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然而，实际存在的不完善的竞争为公司提供了能够实现的效率的重要信息。对竞争的论证虽然在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失效了，但在信息一理论的(information-theoretic)基础上却很有说服力。但是，理论基础的变更却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结果：信息一理论的方法为国家调控和公有制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不是像在新古典模式中那样接近完善，而是普遍地和在理论上是不完善的，那么用扩大国家的干预来保持它们的竞争就似乎是合理的。更有意思的是，斯蒂格里茨认识到，公有制企业能被置于竞争之中，从而产生各种资本主义从私有制中获得的信息优势(Stiglitz,1994:第7章)。他总结说，“最重要的区分是竞争和垄断的不同，而不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分。”(Stiglitz，1994:255)

尽管在这些问题上专家们还有不同意见，但是要靠回避考虑这些问题和回避形成一种观点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的观点不是在经济理论中出于对技术考虑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依靠常识形成的。常识告诉我们，在适当的条件下，明智的、诚实的和受到激励的人在两种经济体系中都能实现经济增长。假如不是这样，前苏联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和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毫无疑问，前苏联实施的计划还无力使前苏联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到最后即使按照前苏联的标准也无力管理经济。但是只要我们考虑到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明显实例，那么上述这些情况就不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情境中，与此有关的是自二战以来，西方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即使曾经是由国家管理的，但是却没有产生前苏联那样的公有制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法国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Stiglitz，199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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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 1942一 )美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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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前苏联经济损害更大的是斯大林的专制而不是计划。计划有助于拥有一个诚实的行政机构、使信息自由传输以及获得跨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分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没有这些成分，经营者就会面临混乱的替代形式或极端的集权控制。同样必要的是，本质上是商业的企业不能变成为员工提供跟企业的主要功能不相容的安全和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如果由于一定程度上的工人控制而使管理无法实施严厉的纪律政策，那么即使在国有企业中也必须在补偿和商业成功之间有某种联系。最后，为了使公有制企业运转良好，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或有效的国际竞争。

不论从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复合经济在严格的市场术语中是否最有效，但它们确实可行而且能实现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不是自由市场，而是调控和公有制使得教育优异、全民医疗、通讯自由、公共生活中的平等、性别和种族平等优美和安全的城市以及环境保护这些目标成为可能。长期以来，所有这些目标都是福利的含义，它们很难衡量，但并不因此就不重要了。不幸的是，一旦权力下放到工人手中，就业保障就成了一种最极力追求的非市场的目标。个中原因容易理解，但是超过一定的界限，墨守陈规就成了经济的巨大负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用来定义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文明转化远远脱离了关系。我将在后面几章中指出，通过强调其他的目标，这种转化可以被推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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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削减财政和私有化风潮只是局限在合理化雇工方面而言，它所实现的经济利益是很有限的，同时还牺牲了其他重要的社会目标，而且必然无法实现经济民主。如果民主化是要优先考虑的，就需要更进一步地扩大国家控制的范围，以便为管理和技术中激进的变化提供一个框架。也许这种新的配置能被称作“社会主义”，这个词现在是指优先考虑特殊的非市场的目标的社会，并且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它实质性地运用了更广泛的调控和公有制来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直接与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相反，它代表了一条从现有的福利国家出发的可能的发展道路。有些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条道路上明显领先于其他一些国家，结果就是它们更容易转向社会主义。今天，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张力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替代形式依然是适当的。当许多美国人讥笑想像中过时的欧洲福利国家时，欧洲的大多数选民却从内心里厌恶他们所听到的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且拒斥了把这种资本主义强加给欧洲的企图。然而，即使是最发达的福利国家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之前，也必然要发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这些变化是可能的，但不会很快发生。如此一来，需要论证的将不是或然性，而是可能性。只要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不满意的公民继续持有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就是重要的。

总之，指令性经济也许会消亡，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在混合经济的情境中已经找到了广泛公有制的最终观念。如果混合经济在经济上是可行的，那么就有一些充足的政治理由来支持它与现代大型企业相联系的财富的高度集中对民主的平衡构成了特别沉重的压力。作为舆论机器的媒体企业集团的私人控制与严肃的公共讨论不相容。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所需要的调控水平显得与一些工业类型(例如石油工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越来越不相容。正如我通过本书要表明的一样，在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制度中，资本主义的控制与有利于技能和民主参与的技术的长期进化是不相容的。这个论点的全部含意将在本书的第六.章中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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