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激进的替代形式

后人文主义的替代形式

文明的变化需要技术的变化是起码自芒福德①和马尔库塞以来就为人所熟知的思想路线；然而，它的经济和技术含意还远远没有被阐述地令人信服。这是我试图在这里要完成的。我认为现存的社会中包含着被压制的潜能，这种潜能在制度、意识形态、经济观念和技术的互补转化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一种连贯的文明替代形式。

潜能概念是这一论点的中心，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阐发。在“绿色”和“生态女权主义的”(ecofeminist)理论中，一种以卡洛琳·麦茜特②为代表的有影响的理论，根据复原身体和身体与自然的牵连，阐述了技术改革的规划(Merchant，1980)。这个观点意味着一种与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科学的世界图景相抵触的物活论的自然的返魅。这些理论所指的潜能被认为是人类和自然在本体论上的真实方面。尽管这些方面被当今的科学忽略了，但却会被革新过的未来科学所确认。

将来也许会有一种与当代生态思想的精神更加一致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但我们无须等待通过革新科学来革新技术的设计。相反，当今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具有对技术传统进行一种激进地重新建构的资源。一种根植于实际斗争的传统中的潜能概念在没有一种自然的新概念的基础上就能够引导这一进程。

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① 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国人文学者，主要著作有《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城市发展史》等。

② 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然之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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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社会和技术的当代争论，许多参与者都把潜能当作是过时的和形而上学的观念。我相信这是哈贝马斯反对潜能概念的正当理由。可以肯定，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更加保守理论家们全力逃避被他们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传统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些理论家中的大部分人都沦为了技术中立论的遵从者，给他们自己留下很少的批判余地。没有潜能的概念，人们能保持一种激进的立场吗？这个问题将后现代的批判与批判理论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攻击包括潜能话题在内的总体性话语的所有形式，他们相信总体化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逻辑(Lyotard，1984;Jay,1984)。自由和正义被认为是对任何固定的定义或控制的逃避，其至认为是对现代人性的自我定义和自我控制的逃避。

替代技术批判理论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人道主义的“受控机体”①或“非现代”的批判。至少从尼采攻击基督教伦理、民主和社会主义以来，类似干这种形式的问题已经被讨论过。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属于此类形式。更近一段时期内，福柯把后人道主义放回到左派的议事日程上。包括唐纳·哈拉维②和拉图尔③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思想家都试图在一种激进理论的新格局中，将这种传统的道德砝码施加到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认识论的革新中。值得注意的是，潜能的观点在这些阐述中不起作用，这些阐述在为批判寻求一种不同的基础。

技术批判理论

① 受控机体(Cyborg)又称电子人或半机械人，指通过机械或电子设备的帮助或者控制而有一定生理过程的人。

② 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1944一 )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首要的意象》、《猿、受控机体和女人》等。

验室生活》、《我们从未进人现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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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道主义者认为，不要把技术看成是与人和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技术是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共同显现的”(coemer-gent)。人类、自然和技术只有在理论上能区分开，因为三者首先是通过各种实践区分开的，而在这些实践中，三者都参与了，而不仅仅是只有它们之中的人类参与了。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在内的“集合”或“混合”既是后现代知识主体又是后现代知识的客体：是主体，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认识的，而不是像建立在预先定义的人类一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旧的认识范式那样来直接认识的；是客体，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是一种由人类、自然和技术这三个方面互相定义的复合体(Haraway，1995)。

后人道主义者的批判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中像我们这样社会群体必须根据技术中介来定义，因为是技术中介首先使社会群体的形成得以可能。这个观点可以被批判性地展开，以防止本质主义①和伪自然主义(pseudonaturalistic)对“反常的(de-viant)”存在和生存方式的忽视。因此，哈拉维的立场与一种拒斥了将性别假定标准化的反对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联系了起来。拉图尔的后人道主义的科学人类学应用类似的假设，批判了试图将理性超越于社会的复杂情况之上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专家治国论。拉图尔的工作已经激怒了理性主义的捍卫者，这当然是他的工作的有效性的一个标志。

后人道主义的主张所要做的远远不止是这些激进的论证。它要达到更深的层次，认为不仅社会群体和技术是“共同显现”的，而且人类或社会与自然也是“共同显现”的。如今，自然和社会的界线确实是经常争论的主题，特别是在医学和“身体政治学”的其他领域中。但是最终划定界限的争论预设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一般区分。事实上，正是这一预设首先使争论成为能。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将社会的偶然性与自然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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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学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事物的真实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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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区分开，争论才有可能。

例如，看一下不寻常的亚马逊部落(Amazonian tribe)的情况。这个部落相信在人死后，男人变成美洲虎，而妇女和孩子仅仅消失了。很清楚的一点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很难对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死后歧视提出女权主义的反对意见。我们只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分配影响。

这个本体论的预设当然属于一种认识论批判。这种认识论的批判指出，毕竟是“我们”做出分配。有些社会建构论者已经指出，这就使社会成为一个最终的主体，而自然仅仅是主体的一种“设置”(positing)(Vogel,1996)。但后人道主义的路线与此不同，认为“主体”不是设置客体的认识者，而是应该重新定义为影响世界变化的“行为者”或代理人。根据这些术语，自然也像社会一样是个主体。在这种意义上，主体划定社会和自然之间界线的过程包含了在划定界线之前的社会和自然的活动。确实，因为只有划定了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之间的界线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因此“人类”和“自然”都不能是最终的范畴，它们必须与某种更基础的东西有联系。例如，拉图尔称这一基础为“行动者”(actant)网络。哈拉维的“受控机体”的隐喻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混合性”(hybridity)是被新本体论所确认的另一个通用术语。

这些观念太抽象，很难解释清楚。我相信这是一个深层问题的标志。到底行为者在他们的存在被他们的行为定义之前是如何行为的呢？人们会奇怪，我们如何在不使用将人类和自然先天区别开的现代性语言的情况下来谈论行动者呢？因此，理论所暗指的最终基础似乎是一种极端的虚无，对这种虚无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正如黑格尔抱怨谢林①的主客观同一性那样—黑夜观牛，其色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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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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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完全不是后人道主义的结论。相反，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做出很多解释。这些解释包含在被认为能够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探究社会和自然的共同显现的细致的局部分析中。这种超越论的局部主义(transcendental localism)开启了一种被称为“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的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应用这种方法时，拉图尔通常把属于人类主体性的术语跨越人类和非人类的行为者之间的界限来使用，而这些人类和非人类的行为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叙述的对象。这种华丽战略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米切尔·卡隆①对扇贝的科学研究的讨论。在这一研究中，扇贝这些小家伙被描述成或多或少与研究者是“合作的”(Callon,1986)。

这样的描述是有问题的，行为者网络理论还有更多的困难问题。尽管后人道主义对支持现代统治形式的标准化假设的批判有贡献，但它却以破坏自己的批判基础而告终。假设网络是一种基础的现实，它就必须拒绝日常语言的本体论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认为，像人类和自然对象这些东西，除了互相包含之外，都是独立存在的。这种常识的方法将会导致退回到“本质主义”。在知道人类本质和它的潜能之前，我们已经在谈论它们了。因此，新网络本体论应用一种严格的操作主义②，它在决定性的强硬意义上，禁止对网络组织没有效果的数据的引入。

这有着令人不安的标准化的含义。例如，这意味着任何斗争中失败者的观点就从视野中消失了，因为它不能根据在网络结构中实现的自然/社会的区分来被操作(Radder，1996:111-112)。假如，亚马逊部落中的女权主义者对她死后的地位提出抗议，但是我们却无法用一种严格的后人道主义来支持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在方法论上没有权力来参照自然与社会的超越区分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她可以抗议潜在于她的社会中的最基本的假设的压迫含意，但很明显不能以天生平等或人权的名义来抗议。这种抗议如何导致一种改革的积极纲领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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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切尔·卡隆(Micheal Callon)法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研究和技术的战略管理》等。

② 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是美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布里奇曼(P. W. Bridgmn，1882—1961)创立的一种哲学学说，认为所有科学理论术语和概念都是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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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明显地被这些批评所困扰。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试图对此加以讨论。在《自然的政治学》(Politique delanature）中，他急于表明他对社会理论的激进取代可以起到传统范畴所起的作用(Latour，1999)。他的确承认，除非他把这一工作做得像旧的社会理论一样好或者还要好，否则他的论证将不会被人们接受(Latour，1999:148)。这种努力是很出色的，但最终我担心他落人后人道主义通常落人的困境中，也就是说，无力从对局部情形和斗争的分析中得出进步的标准。

拉图尔认为，必须有可能抵制在网络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对现实所施加的定义。这种定义的传统基础是将社会共识诉诸于一种超越的真理。因为这种诉求被科学精英们用来阳止民主对话，所以拉图尔以此为理由反对这种诉求。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现代历史的平等主义的潮流也依赖于这些是由下层阶级、妇女、奴隶和被殖民者提出来的诉求。他们都成功地表明，自然的差异不能决定他们必然是从属的。

尽管这种民主历史的事实没有与拉图尔对科学权威的著名批判一起进入他的论证中，但他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认为，从纯粹操作的角度来看，对自然的民主诉求与自然同样没有关系，而是完全与讨论和斗争的过程有关。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自然”和“社会”、“事实”和“价值”、“真理”和“权力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要对公共讨论的合法组织有清楚的理解。真正的民主必须保护至今仍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团体和个人进入公共领域的渠道，同时也要确保新的因素和呼声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网络结构协调地结合起来。总之，在确保网络连贯和不崩溃的情况下，要允许新的和不可预见的因素的介人(Latour,1999:172-173)。功能的重要划分不是与本体论的实在(例如自然和社会)相对照，而是与拉图尔所说的“包容权力”(the inclusion power, le pouvoir de prise en compte)和“秩序权力”(the ordering power，le pouyoir d'ordonnanlement)的步骤相对照。“包容权力”允许对网络的界限提出质疑，而“秩序权力”将每一个包含的团体各置其位(Latour,1999:156)。因此，民主就是一种保持争论的永久可能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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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顺利。拉图尔意识到了从属行为者的参与问题，并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但人们想知道，这些行为者在没有任何超越因素的支持下，如何争取他们所希望的改革。这种新理论中的道德现在局限在对新的提出要求的人保持共同的开放，并把其成员按次序安排在等级制度中(Latour，1999:213)。这些操作取代了正确与好之间的旧的区分。但这两种做法并不完全相等。在拉图尔的理论中，道德不再是以原则为基础，而是以这些操作规则为基础。过去对平等和人权的华丽的诉求作为一种无效的现代主义的发明而被排除。从属的行为者现在必须根据拉图尔的理论，使这一理论能够用来表达他们的要求。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拉图尔预言，随着常识本身修改的与他的观点相一致，支持他与一般承认的观念的激进背离的复杂论证将很快显现出来(Latour，1999:32-33)。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要依赖于消除或重新定义常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范畴的激进的本体论的操作主义的流传。

反本质主义对持久争论以及对分散和差异的要求确实有真实的一面，但是这些消极的条件不能为技术改革的积极方法提供基础。标准化既不是现代统治结构的惟一来源，在今天它不足以谴责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敌托邦的潜能。核武器、系统化地去除劳动力的技能、将污染物出口到第三世界，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其权威被新的后现代个人主义逐渐削弱的僵化的官僚政治的产物，而是由很好地适应了自身设计的新技术、并将新技实施的灵活的控制中枢的产物。要反对这些中枢，也必须反对当今的技术设计的趋势，并提出一种替代形式。为这个目的，保持一种用来质疑现存设计的强有力的潜能观念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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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贡献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最根本的发现是特殊性优于普遍性[14]。实在(reality)、生命和个人在内容上比试图把握它们、并且在社会秩序中有效地把握了它们的形式更丰富。统治存在于用“普遍性”和“概念”对个人的压制中。但批判的目标不是一般的概念化，而是对制度化概念的社会批判。这种制度化的概念是由特殊的霸权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是有争论的。在这个框架中，“自然”既不是指自然科学的对象，也不是指更高级的道德秩序，而是指一种脱离概念化和激发抵抗的东西。当技术将普遍性的范围延伸到日常生存的物质层面上时，特殊性对普遍性的优越性就会持续减少，但是不会消除。个人还保留着一种受到威胁的潜能，并从这种潜能中提出超越性的要求。

阿多诺所说的“自然的警觉”(mindfulness of nature)是指反思的活动。技术理性在这种反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并且认识到了自己不能把握的自然的存在和主张（Adomo和Horkheimer,1972:40)。马尔库塞通过“实质普遍性”(substantiveuniversial)的概念认识到，个人作为一种具有动态的发展潜能的复杂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给定的社会秩序和这种社会秩序的技术力量(Marcuse，1964:第 5章)。批判理论不断地以自然、反思和个性作为批判技术的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这使得批判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后现代和后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由于潜能缺少权力，也就是说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网络中缺少有效的支持，潜能总是根据自然、正义、人道等普遍性的超越性概念来定义。批判理论继承了首先由马克思开创的这种传统。马克思以类似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们的理由来反对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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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导 论 : 各种理论

义，但是他没有取消价值，而是将价值历史化了。例如，即使自然主义的本质主义通过强调社会已经歪曲和破坏的方面来使我们求助于自然，批判理论也避免这种理论。被压制的自然以各种形式表明自己：这既包括抵抗、冲突甚至迁就，但是也包括疾病、痛苦和破坏性的进攻。对社会冲突和病患的诊断能使我们识别出一种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被释放出来的潜能。激进社会理论的任务依然是马克思所认同的那一种，即阐明和解释超越性要求的历史情境。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它们，而是去理解在已经存在的前提的基础上，这些超越性要求是如何推进更伟大的人类事业的。

这些主题能够帮助纠正当代批判的重点。批判理论认识到，一部分人类行为者已经包含在任何特定网络中，这就为批判网络的结构提供了基础。批判理论保留了人类行为者具有独特的反思能力的常识观念。这些能力使人类能够描绘他们在其中“显现”的网络，并目用在思想上确认的未实现的潜能来衡量这些网络。这种类型的反思本质上不同于非人类的行为者的贡献，并目能够为挑战或者打破网络、甚至能够在新形式中为重新构造网络的社会斗争形成基础。这些重新构造的网络具有一种不能用后人道主义的术语来解释的道德维度。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我认为技术企业本身内在地倾向于满足我们所说的潜能的要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要求却被人为地删减了。使技术发展接受更广泛的价值的影响是一项需要广泛的民主参与的技术规划。因此，激进的民主化正是根植于技术的本质，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的组织具有意义深远的后果。这种方法不包含一种对现代科学的本体论的质疑，这就避免了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用战略性的术语来识它在批判理论与科学和技术职业之间确定了共同的基础。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中有一些使用这种方法的先例。当阿多诺和霍克海默①对技术持坚决的敌视态度时，本雅明②和马尔库塞则在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民主的潜能。本雅明对艺术的“机械复制”的著名讨论，为电影和摄影的新技术具有将艺术从博物馆转移到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能力而欢呼雀跃(Benjamin，1969)。马尔库塞早期关于技术的论文已经预示了他后来的单向度的主题，但是他也指出了现代技术的民主潜能，认为现代技术废除了与前现代的权威形式相联系的才能和文化的根本区别(Marcuse，1941)。后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和《论自由》(An Essay on Liberation)中阐发了一种相当粗略的、但却具有启发性的关于一个被解放了的社会的新技术的论述(Mar-cuse, 1964; Marcuse,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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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技术的积极评价都没有被充分地阐发，因此没有能够与当代的技术研究进行富有成果地交融。我力求在一种更具体的层次上，通过分析技术的本质和技术关系来推进这一论点。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对技术的以控制为导向的属性的强调并没有穷尽技术的潜能。一种本质上不同的文明形式将强调与文化资格和权力的更广泛的分配相一致的技术的其他属性。这些属性既存在于前工业的手工艺中，也存在于现代职业中。它们包括技术主体在他们工作中的职业投资、组织工会的权力平等的形式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或权力、而是改善生活的价值的大范围的技术综合。今天，技术的这些方面只有在工业社会的民主的重新组织的情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而这种情境是技术的这些方面使其成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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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等。

②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国悲剧的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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