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13] 在平衡工作的流动性与共同体价值之中所牵扯到的利害关系很多，这就导致人们拼命地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极端地强调一个方面的价值，其代价是相当大的。总体流动和导致不安全感的美国体系如果从与其相关的社会混乱、实质上的滥用和犯罪来判断是特别不令人满意的。欧洲的替代形式对共同体的保护太过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难以接受的高失业率。从长远来看，这种体系都是不稳定的。不管未来的经济体系是什么，所需要的是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注释

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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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写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专门用来指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小写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一般用来指大体类似于理性的社会批判的理论。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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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从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理论

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假定的技术律令背后的利益，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惟独与一种从上层控制的异化社会相适应。这一部分的第一章承认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但是却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没有被一种技术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所完成。这里有一个深层的矛盾：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表明政治和技术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却没有考虑这种联系。

技术的政治化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理论支持，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被有效地继承。在公众对技术的理解这一转折点上，赫伯特·马尔库塞和米歇尔·福柯这两位主要的社会思想家对传统的方法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的著作中，现代社会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通过理性手段和程序统治着它的社会成员。这一部分的第二章研究了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分析和福柯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历史。这些理论显然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革命的工具主义的论述，分析了“技术合理性”的现代形式。但是，由于拒斥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形式，他们没有充分说明一种社会转化的替代形式。 10

与这些批判理论的形式不同，我认为技术体系和建立在这些技术体系之上的社会统治的现代形式之间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因此，任何组织控制的缺陷都将为可能的未来开辟空间。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必须根据这些条件进行重新构思，以便创造社会转化的空间，使得在这种空间中能自由地探究被继承下来的技术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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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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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与过渡

马克思对劳动和技术的观点

剥削或统治

马克思通过把对异化的哲学批判和对工人运动的渴求结合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批判指向了现代工业文明中机器对人类的束缚。与这种对工业主义的理论抨击相比较，工人对民主和经济公平的渴求显得十分的适度。然而，只要保守的政权连工人的最基本的要求都反对，那么就可以认为工人对更好生活的追求需要全面的文明变化。

到了19世纪末期，就在扩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成为重要的历史力量时，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将工人的需要和文化变化之间的联系重新解释成一种暂时接续的次序。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标准概念将目前适度的战略合理化，同时将乌托邦的远景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政党关注短期的改革，并用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中更大变化的纯粹浮夸的承诺来装点这种短期改革。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仍然相信自己将在马克思预见的文明转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

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用现成的手段来取得或保持权力，认为工人对政治的逐渐增加的影响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效法资本主义的方式，而不是寻求组织社会生活的革新方式。这种常规方法的一个主要例外就是计划经济划经济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创造，但却不能够打破资本主义

第 章 技 术 与 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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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所特有的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官僚机构之间对立的两难困境。因为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趣是狭隘的，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们的狭隘。斯大林主义者和类似的社会民主党人继承了一种强调由经济的资本主义管理所恶化的分配不公的罪恶的理论。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消失了，并最终与马克思对童工、工业劳动的危险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的道德谴责相混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社会批评家接受了这种形象的马克思，将马克思对工业主义的批判作为是与当代对技术发达社会的未来的讨论无关的东西而废弃。被认为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狄更斯①的问题已经解决，从现实中出现的是更有意思的问题，例如知识政治学。

例如，丹尼尔·贝尔②就持有这样的立场。贝尔在他四十年前写的《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两条道路》(Two Roads from Marx)一文中认为，大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仍然处于主流思想和一定程度上的左派思想界的范围内。在这种范围中，马克思主义者被要求表明他们的观点与“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而这种“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不再被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道德冲突所困扰。我们被告知，从一种平稳连续的经济机器的背景中出现的微妙的文化矛盾在逗弄(tantalize)而不是在折磨(torment)这一新社会。这种立场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值得重新考虑贝尔文章的主题，以便建立重新看待马克思对工业主义的批判和治愈其顽疾的相关性。

贝尔认为，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马克思从早期对劳动异化的人道主义的关注过渡到了对经济剥削的毫无结果的分析中。“马克思最初认为异化是个人失去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能力的过程，可是后来却将异化看作是剥削或者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Bell,1962:362)。这种狭隘的关注焦点误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它相信推翻了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所有制关系，就会自动地解决工人的所有其他问题，这包括工作和全体社会中的压迫。“马克思的思想沿着一条道路(发展)，这是一条有关人、所有制和剥削的原始的经济概念的狭隘道路，然而另外一条能够引导我们达到工作和劳动的新的、人道主义的概念的道路却没有被探究”(Bell,1962:386-387)。

技术批判理论

①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雾都孤儿》等。他的作品描写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 小

②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 )美国社会学家，长期从事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主要著作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预测》、《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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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对贝尔的论题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中，没有在工人失去对他或她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控制权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对异化进行认41真的讨论。因此贝尔认为，“不同于《资本论》中记载的劳动的非人化和工作的分裂，问题的另一方面被马克思掩盖了”(Bell，1962:36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点上贝尔所期望的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两种情况中，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被同时用来表明，马克思主义所真正关注的是经济而不是人类自由，这种观点不同于一些纯粹有传记兴趣的有关马克思年轻时的文献。但是这种观点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驳斥了，例如在欧内斯特·曼德尔①对马克思思想演化的彻底研究中(Mandel,1967)。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附属的部分，但是这一分析却意外地与当代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讨论相关联。马克思甚至还讨论了被后工业社会的批评家们当作是自由的报应的特有现象：生产和管理的科学化、劳动力被剥夺资格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从属于组织他们的共有成果的机械的和官僚政治的体系。事实上，《资本论》是第一次试系统地在不带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理论中贯彻贝尔自己的纲领：“如果要有目的地处理现代生活中自我和责任意义丧失的问题，那么必须再一次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工作过程自身的本质，这是异化的最初来源”(Bell,1962:387)。

第二1章技术与过渡

① 欧内斯特·曼德尔(Emest Mandel,1923— )比利时经济学家、著名托派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论官僚主义》《论洲共产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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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理论I

贝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事先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日程。哈利·布雷沃曼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包含两种对资本主义的相关批判，而不是只有一种批判。我称这两种批判为所有制理论(property theory)和劳动过程理论(labor process theory)。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布雷沃曼关注的是后者，他认为《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包含着对劳动过程的细致的批判，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1]布雷沃曼著名的《劳动和资本垄断》(Labor and Monopoly，1974)一书不管有什么缺陷，但却永久地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的认识。

布雷沃曼和认为他促成了劳动过程理论发展的人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兴社会运动的背景下从事此项研究的。这些运动弥漫着一种反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典型的例子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批判。整体的工业文明被再次受到挑战，而不是仅仅批评它没有实现自己的富裕和平等的理想。敌托邦思想的新样式取代了旧的阶级理论这提醒像布雷沃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注意由于仅仅关注于剥削和经济危机而长期忽视了的统治和异化的重要性。对文明变化的更新的要求使得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隐藏”部分成为可能。

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接受新左派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希望通过强调对劳动分工的关注来使新左派相信阶级的继续有效性。他们将争论的目标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转移到工作场所中权力的不公正分配的相应问题上来。这种转移在最初显得有些过于大胆，但是后来却发现在马克思那里有着大量的文献基础。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收入的连续性掩盖了明显的权力的不连续性：私人资本家的个人财产与工人同生产方式的“分离”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与劳动过程中工人从属于财产所有者密切相关(Marx,1973:823)。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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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解释，马克思是发展中的(avant la lettre)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者。通过恢复马克思对异化的激进批判，马克思主义能融入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工人斗争的新类型的讨论中。只要是对工业制度的主导模式的抵抗，这些对工作和管理的组织、企业权力的分配以及革新过程的斗争仍然是参照点。

劳动过程的理论家们将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的本质描述为“去除技能”(diskilling)，即自主的手工艺劳动的解体。正像早期的管理理论家安德鲁·尤尔①所解释的，去除技能的目标就是将工作简化为很快能学会的机械步骤。尽管引入对技能的去除只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但它所影响的却不仅仅是经济，同时还影响到了政治。它是在工作场所和全社会中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提供基础的过程的一部分。

只要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限制了与每一种工作相关的智识范围，资本就成了生产的“主体”。资本家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了资本的岗位(the post of capital)这一新的位置，资本似乎成了这一生产过程的真正来源和统一体。工人在文化上的无力，也就是说在他们逐渐丧失资格的基础上无力理解和掌握生产，就成了资本霸权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①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778—1857)苏格兰化学工程师，著作有《制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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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人具有工作所需要的作为主体能力的知识，但是机械化却将这种知识转化为一种被他人所占有的客观力量。因此，机器工业中工人对劳动条件的从属就主要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技术应用的结果。在这里，“随着劳动者变得仅仅是一种已经现存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附属物”，劳动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组织“第一次获得了技术上的和明显的现实性”(Marx，1906:I,462,421)。

劳动手段发展成机器不是资本的偶然的机遇，而是将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手段向适合资本的形式的历史性的改造。因此，知识和技能以及社会才能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被吸收到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中，因此就似乎成了一种资本的属性……在机器中，知识就似乎与他(工人)是异化的、外在的了;而活的劳动就似乎包含在自主运动的对象性的劳动中了。(Marx，1973:694-695)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个熔炉，资本家和工人在其中各自作为一个阶级而得以形成。资本家获得了对生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力，我称这种权力为操作自主性(operational autonomy)。作为集体劳动者的代表，资本家有权实施出于自身考虑的工作计划。随着逐步重新设计的工作提高了劳动人民的依赖性，这种自由支配的权力随之提高。

资本的岗位似平成了分裂的个人的协作劳动所完成的剩余生产的来源。资本家通过以集体的名义在协调集体活动中所实施的权威和在给集体成员提供工具和设备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等级地位。资本家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了再生出自己领导权的操作自主性，而这种领导权本质上就存在于这些活动中。因此，集体劳动者就成了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整体通过其中一部分人的活动统治了整体的组成部分。

这些需要考虑的事项表明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局限。对技术进步的追求会不会与对工人的统治权的追求相冲突？如果资本所依赖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变得无效，并且从一种进步的动力变成了一种进步的障碍，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马克思相信这种问题已经发生：一旦机械技术出现，保持旧的劳动分工只能增加浪费和导致没有效率(Marx，1906:Ⅰ，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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