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劳动人民的技能和知识是社会的文化基础结构，它与生产的机械的基础结构是相互对立的。现代工业“本质上需要劳动的变化、功能的不固定和劳动者的普遍机动性。”经济生活的新“规律”随着新技术而出现，这种规律要求“劳动者适应不同的工作，因此就要求劳动者各种能力的尽可能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所需要的正好与此相反，它需要的是束缚于高度特殊化工作上的无知的和驯良的劳动力。这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必要条件与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固有的社会特点之间的绝对矛盾”(Marx,1906：I,533-534)。

在马克思的理论所排斥的条件下，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情况相比较，马克思论点的可信度无疑降低了。然而，在对技术政治学的理解中，马克思的论点中仍然包含着重要的进展，这种进展在对马克思过高估计的资本主义的致命的危机趋势的争论中被遗忘了。

如果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与社会相关联的和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控制问题，那么它就可以在没有这些控制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被另一种劳动分工所取代。马克思确实认为，在工人与企业没有利害关系的体系中，工业技术系统地达到了局部最优化。在这种体系中，工人被去除了技能，他们不是独立的，而只能被控制。这些社会的张力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充分降低。劳动纪律“在劳动者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社会体系中将是多余的”(Marx，1959:Ⅲ，83)。随着工人和资本对控制企业的经济资源的竞争的结束，人的能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将处于充活力的、积极的关系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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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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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现存工业社会中未能实现的潜能的假设是要在这里进一步讨论的关注焦点。因此，当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确实强迫社会”接受新的劳动分工，“否则就将灭亡”时，我们只是说现代工业允许社会“用全面发展的个人取代今天从事琐碎工作的工人。从事琐碎工作的工人由于终身从事同一种单调操作而丧失了劳动力，并因此降低为仅仅是一种人的碎片；而全面发展的个人能适应各种工作和面对生产的任何变化，而他所执行的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就是给予自己的自然权力和已经获得的权力以自由空间的各种方式”(Marx,1906：Ⅰ,534)。

技术的三种批判

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占主导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求助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理论，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批判性评论。这种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只需要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它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就行了。但技术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区分却指明了社会主义所必须改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必须保留的人类的普遍成就之间的界限。这一立场的拥护者一般都是某种类型的决定论者，认为技术的进步是由内在规律掌握的，与政治没有关系。

最初由乔治·卢卡奇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所明确阐述的、并在今天由劳动过程理论、社会主义的环境保护论和批判理论所代表的少数派的观点却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而是同时考虑到了劳动关系和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并且认为两者都依社会利益而定(Miller，1984:188-195)。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改变生产机器而不仅仅是对机器的管理。激进的理论家强调像进步的本质和方向这些定性的考虑事项，而不是像机器的数量和生产率这些发展的定量指标。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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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社会存在本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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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技术的著作中有很多含糊的地方，两种立场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理论支持。这些含糊的地方是由于马克思经常试图用一种对技术的质朴的工具主义的论述来避免浪漫主义的指责。这样一来，他就小心地将自己的批判局限在机器的“不良使用”上。马克思写道，反对这种合理批判的任何人“暗中断言他的对手愚蠢到了反对机器本身而不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的应用”(Marx,1906:I,482)。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不想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内德·卢德①的同道，但是对技术的“应用”和技术“本身”的区分并不能挽救马克思。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因为技术只存在于某种应用的情境中。这就是为什么技术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使用”。例如，钉钉子、现代战争、电灯、流水线这些不同的事情和事物都是不同意义上的技术的“使用”。即使是“机械”这个术语也是含糊的，它可以指用干某种目的的特定技术，也可以指作为包含各种可能性的一般范围的现代技术，而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一种“使用”。

因此，说技术的“不良应用”可以指下列不同的问题：(1)应用特定技术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2)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特定技术是如何被应用的；(3)首先在设计这些技术中应用技术原理的方式。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实际上持有哪种观点，因为马克思好像相信所有这些观点，没有在它们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MacKenzie,1984:499-500)。通过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时有模糊的参照点，每个人都很容易构造出自己的马克思。我将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些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或者归诸于马克思的各种立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叙述马克思的观点，而是得出能够处理当代所关注的问题的技术批判理论的令人信服的明确表述。马克思对技术批判的一些观点能够用于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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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德·卢德(Nedd Ludd)是英国累斯特郡德一名工人，他在大约1779年捣毁了两台织袜机。后来用卢德分子指1811年到1816年期间英国摧毁新机器的工人这些工人认为新机器导致了他们的失业。卢德分子现在用来泛指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等新技术的人。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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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克思首先和只是采用“不良应用”的第一种含义，那么他的批判就是一种对将技术仅仅用于私人目的而造成浪费的陈旧反驳。马克思将会抨击技术在资本主义中所服务的目的，但是却认同这种手段。我将称这种批判为技术的产品批判(product critique)，因为它惟独关注技术用来实现的产品的价值，认为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技术“本身”是清白的。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这种对技术的批判才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技术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基础的元素，与阶级利益无关。然而，这却不是对马克思立场的全面描述，而是以对马克思著作的高度有选择性的解读为基础的。马克思经常谴责源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普遍滥用，例如为了榨取最大的农业收成而对土地造成的损害和不能保证工人的健康。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由技术所服务的目的所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工作日的长度、工作的速度、不能提供充分安全的设备和培训等因素所造成的。生产过程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也构成了工人在整个工作日中工作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阶级权力的要求，但对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人却构成了一种威胁。

这种理论代表了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第二个方面，即过程批判(process critique)。过程批判尽管与产品批判相一致，但它却不是将技术看作是无辜的，而是认为工业工具是危险的永恒来源，只有通过没有被权力和利润的追逐所浸染的科学研究和人道的、合理性的计划才能避免这种危险。我将前两种理论的结合称为“产品和过程的批判”。虽然这种批判不能解释马克思对技术的所有评论，但却代表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归诸于马克思的观点的貌似合理的解释。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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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认同产品和过程的批判。如果这种批判是正确的，那么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废除以及相伴随的相对简单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就足够解决技术所引起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只是限于提出这些建议，同时提倡听任机器工业的异化效应，等到遥远的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方法似乎遵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和社会这两个“环节”的区分。在这两个环节中，前者关注的是效率，后者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的再生产。马克思应用这种概念上的区分是要表明，资本主义最坏的方面(例如广泛的职业病)不是依赖于效率标准而是依赖于再生产的体系。因此，不同的体系可以在不放弃使用现代技术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Marx，1906：Ⅰ,363)。所以，通常对马克思的这种区分所做的工具主义的解释认为，技术的功能是中性的，而满足资本主义的社会要求则降低了全部的效率。资本主义将在追逐权力和财富中破坏技术的规则。这种阐述在技术“本身”(即实际的机器)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有缺陷的应用之间保持了明显的界限。

例如，考茨基①的《阶级斗争》（TheClass Struggle)在技术进步的后果的大标题下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权威主义的管理，并对工人承诺在社会主义下劳动时间将会减少，但是却没有谈到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Kautsky，1971:155-160)。与此类似，倍倍尔②在著名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WomanunderSocialism）中详细讨论了对浪费的、不合意的和有危害的生产的改革，但是一旦开始讨论技术革新，就向我们保证会有自动碎石机和食物的人工生产这样的进步(Bebel,1904:283-298)。考茨基和倍倍尔都没有预见到技术设计和劳动过程中的根本变化。

①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他的著作曾受到列宁和伯恩斯坦的批判。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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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阿尔布雷特·韦勒姆①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们有时就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信奉纯粹技术的拯救力量的“潜在的实证主义者”(Wellmer,1974:第2章)。[2]

然而，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的讨论中，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将阶级偏见归因于技术本身。在马克思对革新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的利益控制着技术的设计，而不仅仅控制着目标的选择或应用的方法。尽管马克思没有将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然而在马克思那里还有第三种批判，而事实上这才是首要的技术“批判理论”。根据这种设计批判(de-sign critique)，资本主义的技术也是由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方面(例如管理)的相同的偏见所形成的(Gorz,1978)。

因此，马克思就主张科学“是镇压罢工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些罢工是工人阶级对资本独裁的周期性的反抗”(Marx，1906:Ⅰ.475)。马克思更进一步地认为，“有可能写出一部自1830年以来仅仅出干镇压工人阶级反抗的目的而为资本提供武器的发明的历史”(Marx，1906:Ⅰ，476)。这些话的意思似乎是说，技术在设计和发展中是由资本的社会目的所形成的，特别是由维持劳动分工的需要所形成的，而这种劳动分工能够安全地将劳动力置于控制之下。

像这样一些段落将使评论者重新看待马克思区分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论述。也许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就好像前者体现在中性的工具中、而后者体现在有阶级偏见的制度中一样。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认为两者是聚合(condense)在资本主义技术设计中但却只能从分析中区分开来的功能，这些功能同时用来满足社会的和技术的目的。这种阐释可以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思的主张，即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革新同时服务于增加对劳动力的统治权的阶级利益和增强对自然的统治权的一般利益。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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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尔布雷特·韦勒姆(Albrecht Wellmer)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性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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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种设计批判认为，技术进步实现了普遍效用的发展，但是实现这些发展的具体形式则完全是由社会权力所决定的。这些发展是在这种社会权力之下所完成的，同时也确保它们服务于这种权力的利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社会系统中的因变量，统治阶级使技术适用于特定的目的，并且在新的霸权下使技术重新适用于新的目的。

劳动过程理论Ⅱ

这种观点如今在劳动过程理论中找到了广泛的支持。大卫·诺贝尔①对数字控制②的机械工具的历史研究为设计批判提供了特别清楚的例子。最早的数字控制的形式应用了一种“录制/回放”(record/playback)系统，这种系统将熟练操作者的动作记录在引导设备的磁带上，通过使设备精确地重复理想的运转次序，从而有利于熟练操作者的工作。通用电器③没有能销售这种系统，随着机械工具的数码程序受到欢迎，通用电器最终放弃了这种系统。

这种技术的发展用了很多年，需要巨大的投资，这主要是来自军事上的，但是与早期的录制/回放系统相比，它在销售上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它承诺会淘汰车间中的熟练工人。管理者们从中发现了获得全面控制的前景，这种前景非常有吸引力，以至于在数码系统还没有被证实之前，甚至在证明这种系统不能提供所有预期的成本节约和生产率增加之后，管理者很快就这一系统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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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卫·诺贝尔(David Noble)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生产的力量》等。

②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又称数值控制，是指利用带有密码指示的穿孔带对机械操作进行控制。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③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指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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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的论点通过展示一个主要选择是如何在违反常规的经济和技术逻辑的情况下实际做出的，驳斥了技术中立性的工具主义的观点。与工具主义的观点相反，诺贝尔展示了他所说的“管理的意识形态”(management ideology)的巨大作用。这种管理的意识形态使发展导向有利于提高管理权力的技术替代形式，没有顾及这种技术替代形式的社会后果，甚至也轻视了重要的经济责任。诺贝尔将这种状况解释为是一种强制实行深深根植于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全面控制的结果(Nobel,1984:第二部分)。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澄清这种强制是如何转变为技术术语的。我将在为了这一目的而支配设计的“技术代码”中引人一个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聚合”(condensation)的概念。诺贝尔的“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用一种不太完善的方式已经指出了这种意思。例如，他的结论似乎是说，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将坚持使用录制/回放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是说通用电器的管理者们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存有偏见，如果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们也具有这样的理解，那么他们就会做出相同的决策，而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尽管存在这种问题，但是诺贝尔的例子证实了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情境可以决定工业发展的不同道路的观点。诺贝尔在这里认识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从一种纯粹技术的立场来说明机械工具的自动化还显得证据不足，机械工具自动化的未来是由进步的社会标准决定的。

从诺贝尔的研究和其他劳动过程理论的学者们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就会发现一种与通常的决定论的描述所不同的图景。技术的进化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主的过程，而必须根植于利益和社会力量。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利益造成了劳动分工和一种与工人个性的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技术进步的概念。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在废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以及相关的工资体系中，有着长远的利益。通过创建一种与个人发展相适应的工业社会，工人的权力将推进这种利益。只有工人能够克服资本家所必须实施的劳动分工。[3]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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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张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吗？当资本主义证明它比马克思通常所承认的更有灵活性时，它在工作的性质方面确实达到了某种限度。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证据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体验到了对被设计用来维持统治而不是满足工人需要的工作过程的不满（Workin America，1973)。这种状况可能激发工人对转化生产体系的要求。只有工人能够始终如一地支持终结来自上层的统治，因为这种变化是对任何来自劳动过程本身之外的组织经济的方式的颠覆。因此，社会主义只能由工人控制来创立，而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者的开明专制这样类似的方式来创立。

马克思对工业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论的预言在最初的阐述中没有说服力，但是这些预言可以更适当地重新构思为一种关于不同经济文化对技术发展的可能影响的理论。在这种表述下，我们可以用理想的一典型性的术语重新形成马克思的过渡理论。不需要证明工人阶级的控制会保证一个社会向社会主义进化。有意思的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可能选择一种在总体上与马克思的过渡理论相符合的新颖的技术未来。工人对自身福利的实际的理解可以成为使技术适应社会主义目的的基础，在这种情形中，工人的福利就接近了马克思归功于社会主义目的的假定的“利益”。我将在第六章再来讨论这一点。

批判与过渡

目前的讨论使我们能够勾画出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Gouldner,1980)。贝尔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形式。马克思关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命题与技的产品和过程批判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认为无产阶级将在未来利用技术进步来争取一定的成功。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技术设计的批判这些不适合的、容易引起困难的零散理论将因无效而被放弃。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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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批判的替代形式认为，工业社会不能仅仅通过资本所有权的形式变化来实现民主化，因为技术遗产唯独与等级控制相适应。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劳动分工这些非民主的方面也必须被转化。因此，过渡时期的政策不能被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传统区分所引导，因为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技术要像国家、法律以及其他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样被重新构造。这种重新构造不是由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和政治的选择所决定的。这种理论形式的支持者必须舍弃马克思对建立在长期应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技术基础上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阶段的划分。

令人惊讶的是，激进理论并不需要等到丹尼尔·贝尔来批判马克思对所有制和剥削的专一关注。贝尔对马克思的抨击早在此之前就由马克思本人预见到了。然而当贝尔的理论提出来以后，他将马克思主义错误地当作是一种经济再分配的决定论理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植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这种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落实。

正像此前指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激进的技术变化推到了非常遥远的社会主义的“更高级阶段”，马克思谈得很少的过渡时期的政治策略大部分是从他自己对工业主义的批判的含义中提炼出来的。工人一旦掌管了国家，他们将引入工业的公有制和计划生产，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种过渡的观点暗示了一种类似于贝尔归因于马克思的对技术所持有的立场，会主义运动的非激进化要由这种立场负有部分责任。

马克思怎么会在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没有考虑到他自己对技术的批判呢？在面对工人抵抗来自上层控制的体系的不合理要求时，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继续这种错误呢？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劳动过程两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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