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前者批判了作为一种经济合理化障碍的私有制，后者相应批判了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技术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权力的这两个“环节”的共存是由于所有制和“占有”或控制聚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艾蒂安·巴里巴尔①认为，马克思很难区分他理论中的这两个方面，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制和控制都包含了工人与生产方式的“分离”。这两种类型的“分离”的关系在字面意义上是不清楚的(Balibar,1965:Ⅱ,210;Poulantzas,1968：I,20-24)。从逻辑上讲，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求在这两种意义上将工人和生产方式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在像《资本论》这些著作中并没有说哪一种是根本的，然而马克思的纲领性的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却通常强调所有制体系和支撑它的国家的作用。正是后面这些著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再与工业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中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力形式有关了。

尽管马克思意识到了管理与所有制的分离这样一些导致社会组织的现代官僚政治形式的趋势，但是他相信他能够通过拌击私有财产权来抨击来自上层的控制，因为这种私有财产权是实施这种控制的合法条件。但是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所有制的合法形式与权威的有效体系分裂得远比马克思预想的要彻底。历史已经表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计划也不能取代工人的控制。

今天，马克思的组织社会学已经遮蔽了马克思经济方面的论点，这种组织社会学远比马克思想象的要更有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的官僚政治的管理。本章后面的部分将考察这种奇怪的转向对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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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章技术与过渡

① 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1942— )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读〈资本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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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矛盾

两重性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革命就像阿基米德①所说的那样，只要能找到一个支点，就可以推动世界。这个“支点”就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制度的和技术的基础。以下是这些遗产的最重要的例子：

1. 像选举这些从资产阶级共和国那里接收下来的政治制度，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彻底消除国家的手段。

1. 与此类似，即使是像工资体系这样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过渡期间也被改革和保存，以作为迈向社会主义按需分配目标的一步。

1. 服从于“装配生产者”意志的资本主义的管理，在向超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工业社会的新形式的过渡期间，仍将被用来管理工业。

1. 从资本主义接收下来的异化的技术被用于生产一种不同的技术器械，这种技术器械是一种工作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解放的技术。

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技术手段是中性的观念的基础上。手段只有处于目标范围(goal-horizon)之中的目标之间时才是中性的，而手段就是被设计用来服务于这种目标范围的。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却是指转变目标范围本身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要为不被现有的手段所支持的目标的实现产生一个框架。因此问题就不是一种给定的制度或技术能够直接服务于不同的的，而是在一种类型的工业社会转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工业社会的文化上和技术上可行的序列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制度上的或技术上的手段。我将根据文明规划称这种关系为手段的两重性(ambivalence)。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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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212)希腊数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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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性的概念依赖于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社会主义的政权不仅控制了首先必须建立在继承下来的手段的基础上的日常生产，而且在继承下来的手段用于新的目标的过程中也控制着长期的社会再生产。例如，随着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机器被用干制造适合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新一代的机器，技术可以被重新改造。阶级权力决定传统的哪一种两重性的潜能将被实现。一种像资产阶级那样的非民主的权力消除了威胁其控制的制度和技术革新。因为在社会主义下工人掌管技术，他们可以改变技术的本质，这样就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统治阶级关注工场中的民主利益问题。

两重性的理论通过在资本主义的遗产中识别出了社会主义的原材料，从而解决了政治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两难困境。它维护了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跃进的可能性。就技术而论，很难设想一种替代变化的两重性过程的形式。整个新技术不能完全出自无产阶级自身之手，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前额跳出来一样。①

但是，根据前苏联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批评者认为，对继承下来的手段的依赖不仅没有中断统治的连续性，而是使它永存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我将在以下的部分中表明，马克思的两重性理论实际上没有在前苏联得到试验。前苏联发展的过程不是由于马克思理论上的模糊，而是由于对西方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加批判地应用，以便能支持一种现代的专政。在这个过程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被曲解了，转化成一种辩护的国家学说。

① 这是个关于雅典娜(Athena)诞生的希腊神话故事。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智慧的女神，宙斯(Zeus)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主。宙斯因为担心自己的妻子生一个比他强大的儿子，就把妻子吞食了。但随后他就感到头部疼痛难忍，于是只好让火神将自己的脑袋劈开，穿着铠甲的雅典娜就从宙斯被劈开的前额中诞生了。

第二章技术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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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一样，两重性的理论只要能与这些教条脱离，在今天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种理论的目标不是辩护的，而是战略的。它的目标是将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制度、设备和技术的发展导向新的形式。这样一来，这种理论对文明变化的任何激进规划都具有普遍的兴趣。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和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得出马克思方法的粗略观点。但是，正像我在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要表明的一样，马克思没有能够将这些概念上的进展应用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去。

从社会革命到政治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规划。要转化两重性的遗产，必须被一种有意志的代理人所掌握。但是什么样的代理人有能力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我们保证，工人阶级是这样代理人，但是这个回答仍然引起了更多的问题。阶级意志是怎么形成和应用的？它的代理人能够在基于操作自主性和上层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限定的形式中表达这种意志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阶级的自主组织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异化协作区别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社会主义应该包含其他什么形式的代理和组织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主要教训是斯大林主义的负面教训。然而在一些著作和历史经验中有许多正面的替代形式的线索。对这些线索的反思指出了一种搞清楚变化的两重性过程的方式。

在早期对法国革命的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区分社会主义的主体和资本主义的主体。在1844年《“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批判注释》(Critical Notes onThe King of Prussia andSocial Reform')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前者代表了来自上层的控制，后者代表了来自下层的控制。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自由协作中解决所有的权力关系，这正好与“雅各宾派”①的唯意志论相反。“政治的原则是意志。政治思想越片面并因而越绝对，它就越相信意志的万能，而它对意志的自然的和精神的限制也就越盲目，因此就越不能发现社会问题的根源”(Marx，1967:350)。这种根源就是将个人集结到由他们自己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压迫性权力之下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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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的文章中，所有来自上层的异化组织都被当作是“政治的”，因此它们不能将无产阶级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政治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起到消极作用。暴力反对暴力，压迫被压迫所终结，但是“一旦开始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一旦出现社会主义自身的目标和精神，社会主义就将丢弃政治的外壳”(Marx，1967:357)。工人需要一种“社会的”革命来有意识地转化他们的异化的相互作用和收回他们的“共有的力量”。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对比使我们注意到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体，一种是意志的异化主体，一种是需求的“人类”主体。但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没有后一种主体性需要什么的明确观点。尽管对无产阶级的完全体能上的剥削使马克思感到愤慨，但是他并不想将他的问题停留在一种动物主体的单纯的自然需求上。在《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中，马克思暗示了一种建立在发展和特殊的社会潜能的表达基础上的需求观念，但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精神”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类似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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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技术与过渡

① 雅各宾派(Jacobin)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因这些成员的俱乐部设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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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4]

将社会革命作为是对来自上层的异化的政治组织的消解的观点影响了马克思后期的经济著作，激发了他的劳动过程理论(Mandel,1967:172)。这种理论暗示了一种生产的新主体，这种新主体不是建立在来自上层控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装配生产者”的自愿的自主组织的基础上。通过抑止私有权并最终通过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异化将被克服。

令人吃惊的是，《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这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最成熟的著作不是建立在经济著作的这些含意的基础上，而是揭示了一种奇特的替换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早期讨论革命时，“社会”活动取代了政治，但是马克思也不知道这种活动存在于何处。到了1871年，马克思为“社会”活动理论建立的基础是消除生产体系的异化。但是他对巴黎公社的讨论只是在形式上受到他对经济异化的批判的影响。当他重新考虑社会革命的问题时，他断定这是一种对某种国家异化的消除。

《法兰西内战》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产，而是概括了对经济中观念和实施之间的分裂的抨击，以便采用国家中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政策和操作的相应区分：“巴黎公社不是一个议会团体，而是一个工作的团体，同时又是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Max，1969:291)。清楚的责任分配、决策的公开性和政府对选民的完全服从限制了代表们的操作自主性。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在过渡期间国家仍然存在，但是国家只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领导。

这一讨论表明，马克思的观点与前苏联实行的一党制国家不相容。但是马克思的过渡理论对于经济实践意味着什么呢？巴黎当时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巴黎革命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在经济领域中，巴黎公社所能做的也只是废除晚上工作这类的虐待。马克思的结论好像是说，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是激进的民主政治，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中，什么形式的经济和劳动组织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常规依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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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自由社会主义将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形式应用到工厂中，目的是为了恢复马克思早期区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反国家主义的观点。尽管工业民主所导致的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马克思本人对工人的控制只有含糊的同情。虽然马克思提倡工业合作社，并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管理的专横特征，但是对于经济权威的实施他不主张过早发生变化。然而，马克思在一段话中讽刺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不具有资产阶级在其他方面所认同的分权制度，特别是不具他们所特别喜爱的代议制度”(Marx，1906:I,463-464)。

这些犹豫反映在恩格斯不祥地命名为《论权威》(OnAuthoritγ)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赞成在社会主义下保持分开管理的必要性。也许因为文章题目的关系，这篇文章经常被解释成是权威主义的，但事实上，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某种工场的民主。一方面，恩格斯认为生产问题可以“由领导各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或者如果有可能，用多数人表决的办法来解决”(Engels，1959:483)。另一方面，恩格斯提到需要“一个能解决所有附属问题的占主导的意志，不管代表这个意志的是个别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Engels,1959:484)。从这些评论的条件形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场的民主在实际的限制内是可以获得的，但不是作为一个原则来使用。

既然已经发现劳动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一种在工厂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自发出现的报抗工作的反权威主义的战略？这样的理论将赋予由最初的“标和精神”所激发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的观念以具体的内容。这将澄清资本主义控制的任性的主体和社会主义协作的贫困的主体之间的区别。

如果他们提出这样的战略，他们就会期望在工业社会中周期性地发生以1905年俄国革命中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形成为开端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短时间内，当工人被动员起来，在整个俄国、中欧和意大利北部夺取权力时，这些委员会领导了伴随着占领工厂和某些情况下在工人控制下部分恢复生产的普遍的罢工。尽管有些理论家试图表明这些活动对于超越了手工艺阶段的工业主义是特例，但是相似的斗争在不久前的 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中已经发生（Feenberg和Freedm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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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只能推测，马克思之所以没有阐述这样的战略，是由于设想一种技术实践的建设性的转化是很困难的。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没有与巴黎公社类似的大规模的克服工场异化的激进斗争。因为马克思不想耽于乌托邦的思辨，因此他主要批判了工厂体系的消极方面，他的在社会主义的“更高级阶段”中消除技术异化的规划似乎不指目前的状况。

因为马克思没有出版以消除工场异化为主题的强有力的和有说服力的著作，所以他对劳动过程的批判很快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对资本主义权力、所有制的其他方面的抨击以及他所提出的通过民主化国家将资本主义财产国有化的补救法。毕意，在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中还存在有意识地转化政治实践和制度的先例。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暗示了将经济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主要依靠一种激进的消除政治异化的战略来发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工人委员会最终作为工业形式的巴黎公社出现时，我们在实践上却无法看出工人委员会是如何将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和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批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除了采取和扩大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工业设施之外，没有更大的作为。当他们发现工人控制的早期试验降低了效率时，他们没有考虑使生产条件管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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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不是由理论、而是由一种紧急形势所引发的。但是，社会所有制理论中最重要的德国理论家艾杜德·海曼纳①很快就指出，“工厂委员会的引人在概念上与社会主义化没有关系”(引自Kellner,1971:132)。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开始相信现存技术和劳动分工的迫切必要性。他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所有制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等同于工业生产的普遍的技术要求。权威主义的经济控制显得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必须的，就像对资本家是必须的一样。

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犹豫和含糊最终在对来自上层控制的一味强调中得到了解决。革命的主体最终仅仅成了政治主体，而它的意志就是法律。经济计划的要求与对下述问题的强调相呼应：资本投资的计划明显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需求的科学评估基础上的指令体系。确实，对整个一代人来说，不管是谁来实施权力和如何实施权力，计划经济的建立成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这种权威主义走到极端，就出现了一些古怪的观点，例如托洛茨基②早期提出来的苏维埃劳动力的“军事化”。如果资本是从上层来科学地分配，为什么劳动不能这样？（Anderson，1963:140-147)类似托洛茨基提出的方案终于在俄国实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行动自由消失了，并且成了社会主义传统的固有成分，而这种行动自由对于恩格斯来说是工人阶级思想独立的基础。[6]

①艾杜德·海曼纳(Eduard Heimann,1889—1967)德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等。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②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俄国革命理论家，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逐出共产党，并因其反对斯大林政权和强调世界革命而被驱逐。他的著作包括《文学与革命》及自传《我的一生》。托洛茨基在流亡墨西哥时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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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再思考

尽管俄国的情况不能看作是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真正检验，但是却揭示了这一理论的潜在张力。对于马克思来说，操作决策的自主性是经济和国家中异化权力的基础。这种自主性在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和管理代议制的体系中被制度化了。通过用新的和更民主的程序来降低代表的自主性，可以在过渡期间应用这些体系。这种消除异化的战略看来最适用于国家，而经济中的同样的转化将与继承下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发生冲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经济的转化推迟到了未来的“更高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没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遗产的两重性应用的完善理论。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中超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理论之间的历史性联系。一旦比较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这两部有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著作，这种混乱就会变得很清楚。这两部著作提供了两种完全独立的革命方案，共同存在于马克思对未来设想的未能解决的张力中。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反省中，过渡似乎完全是一个政治过程，然而他在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却强调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我们看不出这两方面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政治斗争，另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技术的变化而这种划分使得过程的这两个方面彼此分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TheState and Revolution)中如实地沿袭了马克思理论上的不连贯性，提出了两种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一方面，过渡被认为是一种无产阶级在掌管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管理设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短期结果。随着无产阶级自主管理的实现，国家成为过时的，并消解到群众中(Lenin,1967a:Ⅱ,345)。另一方面，列宁严格按照字面意思遵从《哥达纲领批判》，声称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需要一种技术转化，因为只要工作是可憎的和物质是稀缺的，国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Lenin,1967a:Ⅱ,342)。这两种道路的联系是什么呢？由什么来保证它们在时间上是协调的？事实上，在列宁的构想中，为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而做的政治斗争似乎被彻底节略了，而他所企盼的技术进步是无法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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