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应用马克思的一些前提，赞成及早废除专业的国家管理。同时，列宁对于技术问题同马克思一样谨慎，他看出工厂中的苏维埃不是经济民主化的工具，而是国家的合法基础。这种试图应用过渡理论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专业的国家管理一旦被废除，马上又被重新组成，苏维埃很大程度上成一种象征性的角色，没有为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提供框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停滞了。这种结果似乎证实了韦伯关于普遍官僚化的最悲观的预言。

不管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程度有多高，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解放不存在于由新资本主体所积累的操作自主性所履行的政治上。每一个这样的代理人都会发现自己正处于资本家的位置上，被迫用相似的压制手段，从不情愿的工人阶级那里榨取劳动力。从上层实施权力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包含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分工中，因此任何一个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控制基础上的体系，都将不可避免地再生出这种劳动分工，不管这种体系的表面政策或目的是什么。 2

前苏联的命运阐明了这一结论，前苏联陷入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遗产之间的困境中。[7]在理论上，意识形态应该将遗产工具化，使遗产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中，新苏维埃的精英既不能始终如一地完成社会主义的使命，也不能始终如一地完成资本主义的使命。尽管新苏维埃的精英占据了从以前的统治集团那里夺取的资本的位置，但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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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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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批 判 理 论

主义意识形态使它不能贯彻资本主义的文明规划。但是它也不能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巩固权力时，“社会主义”政权压制了文明变化的创造性过程。这样一来，它就只能在有利于保持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的地方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因为异化的管理为从上层操作工业社会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普遍的解决方案，所以苏维埃的体系一定会逐渐与它努力取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趋于一致。这种相对的一致性与其说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可能在旧的组织方式基础上创立一种真正的新形式的文明的结果。因此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当采用了这些方法后，苏维埃社会只有效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解决自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前苏联的实际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不能靠法律和行政命令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只能从下层来创立的社会变化的运动。

引导俄国革命的政治和技术之间的明显区分很大程度上是非马克思主义。与消除政治和技术异化相对应的两个“阶段”所反映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阶段，不如说是未能解决的理论上的张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权力、所有制和控制的互补基础在过渡期间的作用还不很明确。通过将国家没收资本和取消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赋予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从而掩盖这一未能解决的理论上的张力。

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整个不稳定的理论大厦所趋向的，而且根据历史经验，这种可能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种替代的概念中，过渡被设想为是一种争取技术和管理的民主斗争的延长阶段，斗争的目标是在社会的控制下使社会阶层处于资本的岗位上。社会主义将逐渐降低管理人员和专家的操作自主性，重新建立他们所掌握的分工的和去除技能的劳动过程。这种重建将是过渡的实质内容，而不是遥远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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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的中介，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他也明白工人要从战略上改变这一中介和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不是压制而是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一个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论证方式从这些前提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这一马克思的结论。如果降低了工业领导阶层的操作自主性，技术设计变得有利于进一步的民主发展，那么企业将不再由私人所有者所控制，也就不再贪求利润。社会所有制是对这种状况的合理响应。

马克思认为，与现存社会相对立是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而工人阶级的目标最好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但是这些观点已经不再可能得到认同。尽管大部分人现在是雇员，但他们共同的利益使他们不能无视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斗争是围绕许多问题展开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技术中介所介入，但是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是劳动问题。劳动斗争不是惟一与马克思对现代工业主义的批判相对应的“组织活动”。

马克思将普遍的技术中介的出现误认为是一个坚实的社会主体的创造，这种社会主体能够以普遍利益来统治国家。马克思的重点从技术转移到阶级活动和发挥作用的政治领域上。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技术的政治学不是一种特定阶级的偶然的斗争，而是抵抗的基本形式，这种抵抗形式处于发达社会中许多类型的社会斗争的中心。 22

从这种观点来看，劳动看来属于众多部门斗争中的一种。“新社会运动”的理论为劳动从最前沿的位置降低为仅仅是众不满意状况的一种而欢呼雀跃。但重要的是，不要把传统工人运动的现有缺点同它所关注的问题的不重要性的论证相混淆很清楚的一点是，在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所有运动中，没有运动概括了所有的社会斗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问题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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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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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或是反动的。

在工业社会中，工作领域的问题涉及范围较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很难设想一种根本的文明进展会不涉及这些问题。此外，假如工业在现代国家的组织中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那么对生产的控制就成了不可忽视的权力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仍然有必要提出资本主义霸权的问题和伴随着近年来革新的社会运动，如果没有阶级政治的新形式的再次出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就不会发生的原因。

本章的论述暗示了一种视角上的根本性转移。我已经揭示了马克思大胆号召国家的总体转化与他面对革命中的技术挑战时相对胆小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拒斥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最激进的抨击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结论：消除国家的异化不是改变资本主义文明的有效斗争的舞台。当马克思放弃了最初的社会革命的念头，转而更一般地强调政治时，这是对尚未恢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放弃。这种转变使国家承担了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国家要么在社会一民主的管理主义中放弃这一任务，要么通过唯意志论的暴行和国家恐怖来贯彻这一任务。一旦再次像马克思最初设想的那样来看待社会主义，就会有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对整体的拯救，而是一种保护伞，在这种保护伞之下，社会创造力能在特定的制度和工场的微观层次上发挥作用。新社会只能从这些活动的无限多样性中诞生，而不会从政治上强制实行的计划中诞生。

注释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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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 Hans Jonas(1984:186)选择下述重要的副标题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通过不受约束的技术‘重建行星地球””。

[3] 马克思最初假定资本主义能满足工人对食物和居住的基本需要，只不过这种满足是不充分的和暂时的。只要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同时也与工人的自我实现的利益不相容，他们的基本需要只能在他们人性发展的障碍被去除后才能满足。后来“相对贫乏的”理论认识到一种收入增长阶层的可能性，但是没有看到这种重新形成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决定论概念的含意。那种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只是相对的主张，只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命运正在逐步改善。如果真是这样，社会主义就不是工人阶级利益的惟一的、充分的代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也能“成功”(Przeworski，1985:237ff.)。

〔4] 参见Marx(1963:161-162)。对马克思早期政治理论的完善论述，参见Avineri(1968)。早期马克思对理性和需求的关系的论述，参见 Feen-berg(1986:第2章)。

〔5] 要了解更多关于前苏联管理和专家意见的问题，参见Azrael(1966)和Bailes(1978)。苏维埃的观点在Gvishiani(1972)中有解释。

[6]恩格斯认为，过去的工人“向富人、牧师和国家官员脱帽致敬，本质上完全是个奴隶。正是现在的大规模的工业使以前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转变为彻底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使他们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了自由的没有公民权的人……这是下层阶级的思想解放'”(1970:22-23)。

〔7] 列宁将俄国的体系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理论没有预计到的“社会革命的特殊阶段”(Lenin,1967b:Ⅱ678-679)。

第11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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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术的偏见

手段和目的

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工具理论都有一个常识性的假设，即行为的主体——例如工人或国家——可以独立于他们的手段来定义。但是在实际中，主体和手段是辩证地相互交织的：只要不认为木匠业是通过与行业工具的关系来塑造木匠的一种职业，那么木匠和锤子看来就是偶然相关的。军队不仅仅是偶然地与它的武器有关，而是以这些武器所支持的活动为中心来建立的。与此类似，学校也不是“使用”教师或教师的知识作为手段去完成教学目的，而是由这些“手段”作为行为者来构成的。在这些集体行为的例子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代理人是其自身行为的手段。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社会技术的(sociotechnical)转化就不能根据工具范畴来理解，因为正是使用技术的行为再生了需要转化的东西。这就是像充实工作和质量研讨小组①这些自由主义的管理技术(technique)的众所周知的缺陷。这是从上层进行改革的悖论：因为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从根本上偏向于特定的霸权，所有在这种框架中从事的行为都倾向于再生出这种霸权。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悖论而失败了。它认为工人的国家可以在技能的新领域的创立中将继承下来的技术基础工具化。但是在这一纲领中，社会行为者和首先形成社会行为者的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相似的矛盾也否定了“后工业的”资本主义会自发地进化成一个共享的、以技能为基础的社会的主张。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在自上而下的控制的相当狭窄的界限内发展。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这些声誉扫地的规划？社会行为者如何改变定义他们存在的体系呢？

技术批判理论

质量而自愿定期开会来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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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根据设计、两重性和技术政治学的新理论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些理论建立在技术“聚合”了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的基础上。设计批判认为，这种聚合影响了在过去被统治集团的权力所形成的技术，而两重性理论认为，由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技术的特点受社会变化的支配。在这种概念中，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技术的变化创造一个更适宜的政治环境，但是其本身不能解决工业系统中的张力。这些张力只能从“内部”，通过直接参与以技术为中介的活动和能够实现此前被权威主义的技术理性所压制的两重性潜能的个人来把握。

像这样一些观念可以为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内工人委员会的过渡作用提供基础。在今天，由于认识到技术不再仅仅是一个劳动问题，这些观念仍然可以复兴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章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这种激进的替代形式的连贯阐述，以代替工具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马克思的设计批判赞同机器和产品体现了价值这一技术实体理论的观点。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实体理论将体现在现有设计中的价值等同于技术的本质。从这种观点来看，向根本上不同的现代社会形式的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可能的现代性都应用技术，并因此表现出完全相同的本质。与此相反，设计批判将体现在技术中的价值与社会霸权联系起来。但是依赖于社会力量的东西可以被另种社会力量所改变：技术不是一种天命。在这一基础上构想种技术哲学的主要尝试可以在马尔库塞和福柯那里找到。他将技术作为一种合理性的占主导的范式在历史发展中的表现，并将社会冲突重新构思为这种范式的内部张力的结果。内部张力的观念承诺会实现马克思对社会革命理论所抱有的最初希望，但是在它代替政治变化的工具主义的观念之前，这种理论需要大量进一步的精练。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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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尔库塞和福柯来说，社会是一部管制其成员的巨大机器。根据推测，解放依赖于逆转系统和个人抵抗之间的权力平衡。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还不清楚。马尔库塞在对他的“单向度的人”的命题的工具论的和实体论的解释之间摇摆不定，而福柯的抵抗理论更加模糊不清。尽管有这些问题，马尔库塞和福柯提出了有关现代统治形式的最强有力的论述。我将在以下两节中研究他们的批判理论，在本章的其他部分中试图完成他们的有关激进变化的尚显粗略的论述。

马尔库塞和福柯

马尔库塞是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影响下、并在反对这一理论中阐明了自己的技术合理性的理论。与两种类型的社会思想和行为相对应，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合理性。[1]在实现供养人口或维护社会霸权这样的特定价值时，合理性是“实质性的”(substantive)。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合理性是指那些将可计算性和控制达到最完善的经济上的安排。形式合理性体系受技术标准的控制，这些技术标准与手段的效率有关，而不是与目的的选择有关。

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的概念是指形式合理性的普遍化，这就损害了传统的行为的实质合理性的模式。这是一种有着重要社会后果的文化变化。韦伯认识到，对于那些在任合理化社会中都能处于上层的资本家和官僚来说，合理化有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韦伯想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质合理性才包含价值偏见，而形式合理性本身是价值中立的。

韦伯的合理性社会学似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他对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只是浅尝辄止。实质合理性依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在实际中内容空洞的概念，而韦伯的注意力集中在形式合理性上，这是因为形式合理性是价值中立的，完全不受社会学解释的影响。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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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合理性的中性形式的普遍化将产生一个有社会偏见的结果。在当今完全合理化的社会中，这种困惑不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好奇心。随着技术中介遍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掌管机器成了权力的首要来源。这仅仅是合理化将这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进步”的偶然事件吗？

技术合理性

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们主张，技术像正义一样在社会上是盲目的，技术批判理论怀疑他们从这种主张中获得的优势。这种怀疑激发了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抨击。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某些去除市场神秘性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占主导的技术形式。就像市场合理性一样，“技术合理性”构成了精英们控制社会的基础。这种控制不仅仅是一种由中性的体系和机器来实现的外在目的，而是内在于这种体系和机器的结构中。技术合理性的概念“预设了工人与生产方式的分离……(它作为)一种技术上的必要性，需要个人和私人的指导以及对生产方式的控制…私有一资本家企业的高度物质化的、历史性的事实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和理性的经济活动本身的形式结构的要素”(Marcuse，1968:212)。

技术合理性的永久标志是生产和社会统治并行的预设。这一预设的踪迹可以在经济思想、管理方法和技术设计中发现例如，“效率”的概念经常用来反对一种有关工人抵抗工作的未经核实的假设。这一假设没有错，并且经常是正确的。但是，工人抵抗工作是所有制和控制的未受到质疑的结构的结果，这种所有制和控制将工人排除在企业的任何利益之外，导致了劳动纪律中的困难问题。只要这种背景被忽视或压制，效率的概念在应用中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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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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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理性的概念表达了马克思的技术设计批判中所暗含的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的聚合。它解释了实现一种普遍性的规则和程序是如何通过形成它们的范围的假设也可以代表私人的利益。这些利益被忽视了，因为它们不是通过指令或命令来表达的，而是在技术中体现的，例如在明显是中性的管理规则或技术设计中。

《单向度的人》讨论了这种被资本家所歪曲的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合理性不仅在它的操作应用中带有了偏见，在合法的社会统治中也依然如此。这一论点使我们逾越了最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效率的批判。马克思相信，异化不仅是非人道的，同时也是生产力增长的障碍；因此，对更富有人性的社会的正常要求与对生产率的技术追求是一致的。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使马克思的立场无效了。对马克思来说，技术合理性是批判生产关系的基础，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这样的基础，而是成了社会的合法话语。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这方面理论总结说：“然而，在生产力的科学一技术的发展阶段中，生产力看来与生产关系一起进入了一种新的格局中。现在它们不再是在政治启蒙的兴趣中对占主导的合法化进行批判的基础，而是成了合法化的基础。这就是马尔库塞所想象的世界一历史性的新图景”(Habermas,1970:84)。

在这些条件下，社会规定和技术规定的聚合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合理性的定义：不仅被资本主义控制的需求所歪曲的技术进步，而且公共的、最终甚至是私人的语言和思想这些“话语范围”都被局限在提出和解决技术问题。“当技术变成了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它就限制了整个文化的范围；它设计了一个历史性的总体——一个世界””(Marcuse,1964:154)。在这种世界中没有批判意识的位置：它是“单向度的”。因此正常的批判被迫明确地和独立地出现；它不再隐藏在马克思对解放生产力的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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