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1)

5.2. 量化工作场所实验与A(e)有效阻力

从2015年到2016年，荷兰办公室的一组专业工作者进行了一项他们称之为“量化工作场所”项目(以下简称QWP)的实验。多达50名员工可以选择获得FitBit人力资源活动追踪器，最终约有35名员工接受了这项服务。一些员工订购了不同尺寸的手表，但没有到货，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最终导致大约25名参与者在项目运行的一年中，在不同的时间点被雇佣。该公司聘请了数据分析师约斯特·普拉特尔(Joost Plattel)，他为参与者设置了个性化的仪表板和RescueTime。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会收到工作日生活日志邮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主观生产力、幸福感和压力进行评分。

采访结果显示，人们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编码类别中增长率最高的是自主性、对指导和支持的渴望以及对隐私的关注。从项目的第3个月到第8个月，人们对QW项目是否对行为改变产生影响的看法下降了48%。虽然在项目开始时，参与者不确定是否需要为个人参与项目设定目标，但到项目结束时，表示设定目标是好事的回应数量增加了27%。到第八个月，员工对项目的不确定感下降了70%。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反映在对项目的投入程度上(见表1)。

重要的是，该项目在变革管理期间运行，因为一家跨国公司吸收了一家较小的公司，该公司曾是一个由房地产和工作设计顾问组成的紧密团体。较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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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并领导项目。我从负责项目的经理那里得知，这个项目是朝着更敏捷的工作场所迈进的一部分。项目经理表示，他的目的是帮助员工适应灵活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变化是可以预料到的，繁文缛节也会减少，他还想看看员工的自我意识、压力、幸福感和“福利账单”(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在过渡期间受到了影响(2015年10月5日采访)。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期望员工通过使用高强度的调查设备，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效率，从而改变自己的情感和身体方面。该公司对比较主观和客观衡量的生产力很感兴趣，这与健康、活动跟踪和“可计费性”有关。我没有获得该公司收集的有关改善活动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和可计费性的数据。然而，这个项目确实符合公司在任何地方工作的趋势，在一个类似零工的场景中，这在项目合并到位的时候是鼓励的，也导致了团队合作的增加;以及效率的提升。此外，合并对所有在小公司工作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QWP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小公司工作。因此，他们的变化经验和情感劳动是通过QWP实施的过程来衡量的。在公司进行合并和收购过程中，员工被期望管理任何情绪或情感影响。我对参与者的采访表明，由于对隐私的担忧、对数字设备有效性的担忧以及对此类项目所产生的企业监控的担忧，他们出现了退出项目的抵制行为。

第一批访谈中的回应显示出对FitBIt读数有效性的怀疑，以及对更多设备智能的渴望：

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FitBit有多可靠。

[…]这个东西[FitBit]可能比记录我的数据更智能。

在第二次采访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很沮丧：

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我只是把我的东西填进去，但是我没有得到好不好的答案，我只是想知道我(做得)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工作。

第一批采访中的一条评论表明，员工最初认为会有更多的“关于隐私的抱怨”。然而，在最初的采访中，只有3条评论表示担心管理部门正在查看个人数据，尽管在最后的采访中这一数字增加到21条。大多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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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对企业的隐私做法持谨慎态度。在第一次调查中，66%的人同意“消费者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公司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控制权”;62%的人不同意“大多数企业以适当和保密的方式处理他们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43%的人不同意“现有的法律和组织实践为当今的消费者隐私提供了合理的保护水平”。

对于“你对量化工作场所项目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的回答是，

我对这个项目仍然(有)甚至更多的怀疑。而且我也不经常戴Fitbit。当我戴它的时候，是为了我自己，看看我有多活跃。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职场行为，发现并没有太大变化。这证实了我一开始的想法。最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手段。

我并没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九名受访者表示，在头两个月，他们要么放弃了一段时间，要么完全放弃了FitBit。一些人几乎整个项目都在使用FitBit，而另一些人使用不到一个月或偶尔使用。在整个项目中，FitBit的使用显著减少，这可以从所有员工记录的每月平均步数中反映出来。前三个月内记录的平均步数下降了30%，六个月内下降了50%，到最后下降了75%。这些结果表明了对QWP的明确抵制，并对这种在敏捷期管理情感和情绪劳动的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1. 结论

数字化的工作将身体和思想结合在心灵的标志下，作为管理(精神)控制的技术，Rose(2001)称之为“生活本身的政治”。然而，困难在于，这种政治并不像福特主义或中世纪主义那样与“生活本身”对话。它所谈论的是一种特定的定量的、空间的生活再现。哈特和内格里(2000)强调赋权，说明了后福特主义气候中的情感和非物质劳动为抵抗和形成社区提供了可能性。管理策略中对情感的强调可以看作是与劳动控制和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Hartmann2002,引自Carls2007,46)。作为一种抵抗的工具，情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一种结构发挥作用，它使我们的行动能力(通过身体)得以实现或失效。我们可以对比工具性关系和表现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是指身体被精神“利用”以追求理性目标，表现性关系是指身体或情感力量通过精神在世界上表达自己。数字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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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发生在工人、客户和往往是无形的管理形式之间一种高度工具化的关系中。

最后，我评估了数字化工作中情感抵抗的可能性。情感是“行动的力量，它是单一的，同时也是普遍的”(内格里1999,85)。这预示并启发了德勒兹对情感或力量的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的区分。情感劳动是在情绪表达之前发生的内部工作，既涉及可能导致抵抗的潜意识劳动力的可能性，也涉及潜意识情感自我压抑的可能性。它与工作的生物学方面有关，即：

劳动直接作用于情感;它生产主体性，它生产社会，它生产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一种

生命形式的活劳动……(哈特1999,99)

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情感是一个强烈的具身的概念，它指的是身体相互影响并共同产生社会生活的积极方式(并不总是以有意识的方式)。情感的完全积极实现意味着“行动的力量”被制定，团结是非物质的，也变得有意识和有形。因此，情感超越了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情感抵抗是对工作场所操作系统的严重威胁，例如零工工作环境中的接口管理。简而言之，情感团结将导致最难停止的抵抗形式因为，类似于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技术控制的侵入性管理技术，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Simondon(1958/1980)通过描述技术对象在个性化时具有无限可能的用途，将跨个性作为与解放的联系进行了讨论，但他指出，它们的汇合是它们有用并成为一个系统的点。他以“量身定做”的汽车为例，指出只有非必要的部件是偶然的，并且“与技术存在的本质相抵触，就像从外部强加的死物”(18)。西蒙东为人类作为技术的组织者辩护，指出自动化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整的，总是包含着“一定的不确定性”(4)。他说，“远不是一群奴隶的监督者，人是技术对象的永久组织者，这些技术对象需要他，就像管弦乐队的音乐家需要指挥一样”(4)。以类似的方式，人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个体存在，而不会变得原子化或充满敌意，并认识到，正是我们的相互关系增强了我们的力量，防止我们放弃人性，把人性委托给机器人(2)。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观察到，早期工业化是如何把活劳动变成机器的一个活生生的附属品，作为机器行动的手段，也把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质作为资本实现过程的一个简单环节来加以吸收”(马克思1858/1993,693)。他补充说：“(机械)知识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和“外在的”，工人在这里是“多余的”(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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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858/1993,605)。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确定了劳动过程中的机器，并描述了机器量化、抽象和分工的能力;他评论说，“工人的活动，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是由机器的运动而不是相反的，从各个方面决定和调节的”(1858/1993,693)。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将能动性甚至权威与机器等同起来，在机器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对抗，作为统治它的力量;一种权力，作为对活劳动的占有，是资本的形式”(1858/1993,693)。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被机器改造、控制和吸收。很有可能，工人们开始抵制传统的管理形式和机器本身(见Moore 2017)。

数字化工作，在敏捷性和不稳定性的当代背景下，最终证明了机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生命本身的秩序”的象征(Merchant1999,227)，它加速了劳动过程，使其走向可能忍受的悬崖边缘，并将工人拖到了一起。工人对零工工作的数字化方面的反应，以及他们对这里概述的量化工作场所公司主导的项目的明确脱离，表明了对围绕新控制机制的紧张关系的认识，当代劳动过程中持续的斗争，其中敏捷性是一个关键模因，以及对终身管理策略进行审查的迫切需要。这一章探讨了在哪里以及如何出现对这个勇敢的终身工作新世界的抵制，在这个新世界中，对看不见的劳动的监控和跟踪可能无处不在。未来的研究必须着眼于这给工人带来的风险，以及在量化的工作场所中出现的针对调节和控制方法的抵抗形式。

注释

本章的一个版本已发表在Adam Fishwick和Heather Connolly(2018)的《紧缩与工人阶级抵抗:艰难时期的生存、破坏和创造》(Rowmanand Littlefield 2018)中。

2在测试克劳德·香农和爱德华·o·索普在麻省理工发明和设计的第一台可穿戴计算机时发表的评论，用于赌场轮盘赌(索普1998)。

3数据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apr/23/numberof-zero-hours-contracts-in-uk-rose-by-100000-in-2017-ons4 Lukasz Piwek为本项目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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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压抑:对菲比摩尔章节的反思Elisabetta Brighi

UK政府最近委托撰写了一份调查工作幸福感问题的报告，特别是精神疾病对UK经济的影响。这份名为《职场繁荣》的报告由HBOS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和心理健康慈善机构Mind的首席执行官撰写，报告估计，UK企业每年因心理健康问题付出的成本为990亿英镑，并表示每年有30万人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失业《卫报》2017年)。尽管该报告内容丰富且广受欢迎，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告因缺乏对现在公认的紧急问题的批判性参与而脱颖而出。首先，该报告依赖于对精神卫生的概念化.狭隘地关注其经济“成本”，而不是其对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其次，该报告没有调查精神健康问题、工作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包括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该报告的建议可以归结为众所周知的短期权宜之计:为员工提供弹性方面的电子学习模块，并为雇主加强对员工心理健康和福祉的监控。并讨论了情感和

第十一章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Brighi, E. 2019. Beyond Repression: Reflections on Phoebe Moore' 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45-–15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 10.16997/book29.k. License: CC - BY' - NC - N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