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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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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数字化的影响似乎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问问工人的思想和身体是否以及如何适应数字化机器。

让我们安静地记住,如果数字机器对生产者的新影响是在资本的指挥下发生的,那么生产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对不变资本产生了价值.而且,就他在个人对生产努力的贡献和对数字机器的合作使用上都是一种认知劳动力而言,当这种联系通过认知劳动的非物质流动实现时,他就与机器相连接,并能与机器相融合。在认知劳动中,活劳动可以投入固定资本,它既是认知劳动的实体,同时又是认知劳动的活动动力,尽管它在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时也受制于固定资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人们开始谈论数字工人(或认知生产者)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当分析数字工人生产率的提高,甚至“数字原住民”的生产能力时,这些主题和问题就会自发地呈现出来。它们仅仅是隐喻吗?

  1. 固定资本的挪用

尤其是,它们只是单纯的政治隐喻吗?通过说生产者的“固定资本的占有”(与企业相比,企业的行为是为了利润),人们会联想到过去50年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产生巨大共鸣的主题。人/机器混合的主题在德国人类学(Helmuth Plessner, Arnold Gehlen, Heinrich Popitz)以及法国唯物主义(Simondon)和唯物主义女权主义(Donna Haraway和Rosi Braidotti)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参见Braidotti 2013, Gehlen1980, Haraway 1991, Plessner 1924, Popitz 1995, Simondon 2017)。 在此回顾一下瓜塔里贯穿其作品的机械组合理论就足够了,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千高原》的哲学设计(德拉兹和瓜塔里,1987)。也许在这些哲学理论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的结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都是同质的唯物主义的一一显示出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简化为过去的任何变体。当然,唯物主义早就抛弃了启蒙运动作家从霍尔巴赫(d’holbach)到赫尔夫萨迪斯(helv<s:1>tius)所阐述的史诗形式,而从20世纪的物理学中获得了明显的动态特征。然而,在上面提到的理论中,它现在显示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印记,这种印记远没有更新“人”的理想主义道歉,而是以对身体的兴趣为特征,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对身体的独特性和密度感兴趣。

今天,唯物主义将自己呈现为一种生产理论,这种生产理论在认知方面和生产本身的合作杂交的影响方面广泛不平衡。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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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的主导到非物质的霸权,是什么对哲学思想产生了这些影响?由于我不是反思理论的追随者,所以我不这么认为。然而,我确信,唯物主义传统的这种显著变化是与数字生产方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固定资本的占有”是否是一个政治隐喻?它当然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假设中得出权力(如果需要的话,构成权力)在政治术语中的定义,而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则成为构建伦理和/或政治主体的类比基础,这种主体适用于唯物主义的现在时本体论和尚未到来的共产主义目的论。

  1. 卡尔·马克思论固定资本

然而,“固定资本的挪用”这一主题的发展并不总是隐喻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1867/1976;1885/1978;1894/1981),展示了工人在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之前的位置如何改变了他的生产能力、他的人格、他的本性、他的本体论。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从制造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叙述是经典的。在制造业中,劳动分工仍然有一个主观原则一—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适应了工人之后,工人才占有了生产过程。这与现代工业形成了对比,在现代工业中,劳动分工只是“客观的”,因为主观的、手工的机器使用被消除了,机器是与人类对立的。在这里,机器成了工人的竞争者、对手,甚至把工人贬为劳动的动物。然而,马克思也有另一个方面:他认识到工人和劳动工具也获得了一种混合的结构,生产过程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他的“他的积极生活过程本身的条件,他的生活条件”(马克思1894/1981,180)。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本身意味着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紧密的动态联系,马克思补充说,理论发现是通过工人的经验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的。我们稍后将看到马克思本人如何在《资本论》中预见到生产者占有固定资本。

现在,让我们记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政治批判大纲》的论点所提供的,也就是说,通过将“一般智力”作为生产过程的实体和主体的理论化(马克思1857/1858/1973,706;831):这一发现表明了认知物质对于生产的核心作用,以及固定资本的概念本身是如何被它所改变的。当马克思断言固定资本—一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机器网络一—已经成为“人本身”时(马克思1857/1858/1973,712),他预测了资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虽然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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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劳动的产物,是被资本占有的劳动;尽管科学活动的积累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的生产力被纳入了资本控制下的机器;最后,尽管资本免费占有了这一切,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活劳动开始发挥力量来扭转这种关系。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的管理相比,活劳动开始显示出它的优先地位,尽管这一点不可能从这个过程中被剔除。换句话说,随着活劳动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社会力量,它作为一种越来越独立的活动,在资本所指挥的纪律结构之外运作一—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更普遍地,作为一种生命活动。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被积累起来,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固定资本在两种意义上都是“人本身”(马克思1857/1858/1973,712)。在这里,对固定资本的占有不再是一个隐喻,而是成为阶级斗争可以采取的一种工具,并将其作为政治纲领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再是一种客观上包括生产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用武力强加其统治的关系。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现在包含了一个终极矛盾:一个生产者、一个生产者阶级的矛盾,这个生产者或部分或全部剥夺了资本,但无论如何都有效地剥夺了生产资料,从而将自己作为霸权主体强加于人。马克思在将资本关系历史化的过程中,将第三等级的出现与古代革命制度的结构进行了类比,并以一种爆炸性的、革命性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

  1. 工党的社交网络和自主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的新数字,特别是那些由工人自己在社交网络中创造的数字。这些工人的生产能力由于他们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有了合作,工作越来越从资本中抽象出来,这意味着它有更大的能力自主地组织生产,尤其是与机器有关的生产,尽管它仍然服从于资本方面的劳动榨取机制。这种自主性和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自主劳动形式中所认识到的那种自主性是一样的吗?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是。我们的假设是,现在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仅涉及生产过程,而且还在本体论层面上施加自己一一在这些情况下,工作即使完全受到资本主义控制也获得了本体论的质地。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企业在空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工人的集体的、合作的发明最终被资本固定为榨取的价值?这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摆脱线性的和确定性的方法论,采用一种通过器具铰接的方法。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工人手中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增值和控制手段越来越分开。工作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尊严和权力水平,它可以潜在地拒绝强加给它的价值增值形式,因此,即使在命令下,它也可以发展自己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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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量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合作的扩大和自主性的增加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结构中对劳动的社会和认知能力的更大重视上。第一个特征,扩大的合作,当然是由于信息社会中数字工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增加,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一直建议的那样,“大众智力”的形成是由语言和文化技能、情感能力和数字力量所激发的。还有第二个特征:这些能力和创造力提高了工作的生产率,这并不是巧合。因此,让我们反思一下,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中,知识的角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匠的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孤立的力量,从属于等级组织结构,被运用和吸收到生产中。相比之下,在现代工业阶段,工人被认为没有能力掌握生产所必需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被管理部门集中起来。在“普遍智力”的当代阶段,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多种形式,尽管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孤立,就像手艺人的知识在制造业中一样。事实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工作自我组织的方式仍然是一个谜,即使这成为了生产的基础。

为了向前推进,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天,在算法的运作中,一个强大的联合劳动形象变得不可见。再加上对资本主义控制必要性的不断宣传,以及对这种权力体系不可能有替代方案的说教,我们经常听到对算法所起作用的赞扬。但什么是算法呢?首先,它是固定资本,是一种诞生于合作社会智能的机器,是“一般智能”的产物。虽然生产活动的价值在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社会过程中是固定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活劳动的力量是这一过程的根源。没有活劳动,就没有算法。

然而,其次,算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让我们考虑b谷歌的页面排名,这可能是最著名的算法,也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现在,一个网页的排名是由它的链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高质量意味着链接到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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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有很高的排名。因此,页面排名是一种结合用户对互联网对象的判断和价值的机制。Matteo Pasquinelli(2009,152)写道,“虽然网络上的每个链接都包含一点点人类智能,但所有链接组合在一起却包含了大量智能”。然而,b谷歌的页面排名等算法的显著区别在于,工业机器以相对固定和静态的形式结晶过去的智能,而这些算法不断地将社会智能添加到过去的结果中,以这种方式创建一个开放和扩展的过程。看起来,算法机器本身是智能的—一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对人类智能的不断修改是开放的。当我们说“智能机器”时,我们必须明白机器能够不断地吸收人类的智慧。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由这些算法建立的提取价值的过程本身是以增量的方式开放的,并且以消除工作和生活之间边界的方式进行社会化。b谷歌用户对此非常了解。最后,马克思研究的生产过程与这种价值形成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今天的合作不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强加的,而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今天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工人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以及智能机器在自主社会控制下的整合,例如,这发生在算法的构建过程中,这些算法与社会合作和生命再生产的自我增值都有联系。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即使当控制论和数字工具被用于资本主义增值的服务时,即使当社会智能被用于生产顺从的主体性时,固定资本也被整合到工人的身体和大脑中,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自从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工人对机器及其系统的了解,总是比资本家和他们的管理者更私密、更内行。今天,工人对知识的这些占有过程可以变得具有决定性。它们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而且还通过流通和社会化的重要过程中的生产合作而得到加强和实施。工人可以在工作时占有固定资本,他们可以在与其他工人的社会、合作和生命政治关系中发展这种占有。这一切决定了一种新的生产性质,即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

  1. 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变化关系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并消除乌托邦主义的表象,如果它不损害我们的论点,有时似乎会增加混乱,让我们考虑一些研究认知的人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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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构建了固定资本占有的假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12)通过分析被投入工作的主体在大都市的定居和跨越空间来研究这种挪用一—可变资本的运动对主体的条件和实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自主运动和自主性组织劳动。然而,这种分析仍然是肤浅的。更为精辟的是前一段时间由安德烈·格尔兹(andr<s:1>Gorz,2010)提出的分析,他通过强调生产的智力力量是在社会主体中形成的,从而推翻了剥削和异化的复杂网络。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在生产中主体性/理性行动的能力。按照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进行,人们并不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无形资本”(研发、软件,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培训和健康)已经超过了全球资本存量中有形资本的比例”(Lucarelli和维切隆2011,87)。固定资本现在出现在身体内部,烙印在他们身上,同时从属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活动中,工作并没有结晶在与工人分离的物理产品中,而是与大脑结合在一起,与人不可分割。最后,LaurentBaronian(2013)通过回归《资本论》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强调,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在与固定资本的限定要素相关的图形中得到了概括。固定资本在这里指的是社会合作。在这里,死劳动和活劳动(即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一劳永逸地模糊了。

的确,正如马克思(1894年)在《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那样如果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流动资本的标题下是等同的,如果对资本家来说,唯一本质的区别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那么,从生产者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固定资本的标题下成为同一的,而唯一的本质区别就是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因此,可变资本对再占有的兴趣需要集中在固定资本上。

因此,活劳动合作的解放条件越来越多地投资和占据固定资本的空间和功能。

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继续讨论卡洛·维切隆和克里斯蒂安·马拉齐。所谓的非物质或智力资本实际上基本上具身在人身上,因此它在根本上与劳动力的智力和创造性能力相对应。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恒定资本的概念和我们从工业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被推翻之前。在恒定和可变资本c/v的关系中,这在数学上表明了资本的有机社会构成,正是v,劳动力,表现为主要的固定资本,重复克里斯蒂安·马拉齐(2006)的表达,表现为“身体-机器”。马拉齐(2006)澄清说,这是因为,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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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劳动力在内,劳动力还扮演着固定资本典型功能的容器的角色,生产资料的容器,因为它们是编纂知识的沉积物,历史上获得的知识,生产语法和经验-简而言之,过去的劳动。

  1. 机械主体性(mechanical subjectivity)

例如,人们可以将自发进入数字世界的年轻人描述为具有机械主体性。我们构想的机械,不仅与机械形成对比,而且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分离甚至对立的技术现实。f塔里解释说,传统上,与技术和技术的问题相比,机器的问题被视为次要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机器的问题是首要的,技术的问题是次要的。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的社会本质:“由于机器’向其机械环境开放,并与社会成分和个人主体性保持各种关系,因此技术机器的概念应扩展为机械协议[机械组合]的概念”(瓜塔里1999,9)。

因此,“机器”从来不是指个体的、孤立的机器,而总是指一种组合。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机械系统开始思考,即与其他机器连接和集成的机器。然后让我们加入人的主观性,想象人类融入到机器关系中,机器融入到人体和人类社会中。最后,瓜塔里与德勒兹一起,将机械组装视为一种进步,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元素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独特性。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1987)的机械概念,以及福柯(Foucault)的不同形式的生产概念,都强调了在唯心主义身份之外发展知识和行动的主体性的必要性,并展示了这些主体性是如何从物质联系的生产中产生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机械清晰地出现在固定资本被劳动力重新占有时所出现的主体性中,即:当物质和非物质的机器以及结晶过去社会生产的各种知识被重新整合到现在合作和生产的社会主体性中。因此,机械组合部分地嫁接到人为生产的概念上。一些更聪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罗伯特·博耶(2002)到克里斯蒂安·马拉齐(2005),通过关注“人对人的生产”(人对人的生产,博耶2002,192),描述了当代经济生产的新新性——以及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与传统的“通过商品的手段进行商品的生产”(斯拉法,1960)的概念形成对比。主体性和生命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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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资本主义价值增值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认知生产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机器进一步扩展了这种人为模型,以便将各种非人类的奇点纳入其生产的组合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说固定资本被劳动主体重新占有时,我们并不是指它简单地成为他们的财产,而是指它被整合到构成主体性的机械组合中。

机器永远是一种组合,是人类和其他存在的动态组合,但这些新的主体性的效力只是一种虚拟的,直到它们在公地和社会合作中被实现和表达。事实上,如果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是在个人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将私人属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这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没有真正的意义。另一方面,当固定资本的财富和生产力被社会占有,从而从私有属性转移到公地时,机械主体性及其合作网络的力量就可以充分实现。集合的机械动力、合作的生产形式和公地的本体论基础以最密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全神贯注于公共领域,被他们机械地参与合作所决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就是抵抗。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在进行抵抗。资本被迫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资本可以从经济上巩固那些由资本从中提取价值的主体性所产生的公地的发展,但公地只有通过抵抗的形式和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过程才能被建构起来。这一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对生产的主体性说:“剥削你自己”。他们回答说:“我们希望自我增值,管理我们所生产的公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是虚拟的障碍,可以阻止冲突的到来。如果资本只能从主体性的合作中剥夺价值,而这些主体性抵制剥削,那么资本就被迫提高指挥水平,并实施更加武断和暴力的操作,从公地中榨取价值。而固定资本的再占有这一主题,将把我们引向这一段。

参考文献

Baronian, Laurent. 2013. Marx and Living Labour. Abingdon: Routledge. Boyer, Robert. 2002. La croissance, début d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ttar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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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数字机器的占有与固定资本的占有是对社会存在的真正占有——对托尼·内格里章的反思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1. 马克思

在他的文章《固定资本的占有》中,托尼·内格里提出了思考技术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以及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系的论点。他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主义。他在《政治批判》和《资本论》中运用了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并将类似的观点应用于数字技术。

自治主义传统上更倾向于解读《政治批判大纲》而不是《资本论》,因为斯大林主义解读马克思时,对后者的关注很大。在这种背景下,内格里强调“《资本论》中范畴的客观化阻碍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内格里1991,8)。“我不是在发起一场反对《资本论》的抽象论战—一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形成了。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Fuchs, C. 2018. Appropriation of Digital Machines and Appropriation of Fixed Capital as the Real Appropriation of Social Being: Reflections on Toni Negri' "s Č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215-221.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 doi.org/10.16997/book29.s. License: CC - BY - NC - N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