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1)

通过阅读《资本论》所产生的阶级仇恨，我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认识。但《资本论》也被用来将批判简化为经济理论，将主观性消除为客观性，并通过以统治科学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压制性重组来征服颠覆性的无产阶级”(内格里19881,175)。内格里认为，《政治批判大纲》是“一种政治文本，它结合了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创造的革命可能性的欣赏”(内格里1991,8)。内格里指出了技术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他强调了《政治批判纲要》关于机器的片段的作用(马克思1857/1858/1973,690-714;参见Fuchs 2016, 360-375)。

在《片段》中，马克思预见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信息经济将会出现。他预见到一个阶段，“一般社会知识”，或者他所说的“一般智力”，已经成为“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1857/1858/1973，706)。马克思强调了知识在固定资本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关于一般智力的概念对内格里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是后者关于社会工作者、大众、非物质劳动和公地的概念的核心(见哈特和内格里1994,10,21;哈特和内格里(英文版)，2000,29-30,364-369;内格里1991,139 - 150)。

一般智力的概念也可以在《资本论》中作为一般工作的概念找到(马克思1867/1976,667;马克思1894/1981,199)。因此，将对资本主义内外知识的分析扩展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广泛的马克思著作中当然是可行的。在最近的作品中，托尼·内格里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资本论》例如，内格里(2017)在他的新书《马克思与福柯》中强调，《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相对剩余价值和大工业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内格里(2017,55)写道，在《政治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先进的论点，这些论点只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才能达到充分和物质上的一致性”。机器是劳动力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固定资本。它们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手段。当内格里说大工业和相对剩余价值是政治性的，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是对人类活动和时间控制权的斗争。鉴于技术是组织劳动和劳动时间的手段，它就嵌入了社会斗争之中。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大约有150页，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章。这也是资本的技术章节(参见Fuchs2016，第15章，详细讨论本章)。资本主义的技术正在“把工人变成机器的活附属物”(马克思1867/1976,614)，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完全发展的个人”开发了潜力(同上，618)，并助长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同上，553)，这种斗争延伸到“劳动工具本身”。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ibid,554)。现代技术是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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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抗并不会像崩溃理论错误地假设的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而是同时促进了危机的反复出现和共产主义潜力的出现。资本主义的辩证超越和Aufhebung不是由技术引起的，而是一种只有在社会斗争中并通过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的潜力。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第15章中了解到，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始终具有对抗性;它既是一种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手段，在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也是一种共同性和共产主义的手段。

在这本书的文章中，内格里强调了马克思在《政治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对技术分析的连续性。机器既是一种统治工具，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工具。它打开了剥削的空间和潜在的自主性和自我增值的空间。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是积累起来的，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1. 技术的挪用

托尼·内格里(ToniNegri)在谈到对技术的政治挪用的需要时，拒绝了技术决定论的乐观和悲观版本。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人类占有的一种形式，并自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在通信技术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参考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例子，即电子媒体创造了一个地球村：“新的电子相互依赖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创造了世界”(麦克卢汉1995,121)。“对我们传统政治体系的彻底改革只是电子媒体所造成的再循环过程的一种表现，它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同上，238)。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自主的领域，本质上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马丁·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1996,119)将报纸和公共交通工具描述为不真实和“真正的独裁”。对海德格尔来说，左翼博客和社会主义报纸就像右翼极端主义小报一样，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1977)引入了现代技术的Gestell概念，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异化的。海德格尔将对技术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分离出来，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空白(Fuchs 2015c,2015d)。内格里(2017,7)在“海德格尔式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发言。

与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不同，内格里强调技术的占有是一场政治斗争。技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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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具有解放或支配的特征，但其特征是由社会斗争的过程和结果塑造的。对技术的占有意味着试图将其从统治和剥削的手段转变为斗争和共同的手段。技术的占有是技术的Aufhebung，也就是说，既不是对技术的消除，也不是对技术的新创造，而是一种辩证的转化，这种转化保留了现有技术的最佳品质，消除了它们的破坏性、支配性和剥削性，并创造出支持人类、社会和自然共同发展的新品质。作为政治斗争的挪用，意味着社会从阶级社会向平民主义社会的转变。技术从资本的技术转化为共同性的技术，是这个占有过程的一部分。

对剥夺者的共同性剥夺需要将资本主义技术转化为共同的、共同拥有和共同控制的、促进共同利益的技术。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马克思1867/1978,929)，而共同占有是共产主义的占有方式。在资本主义中，“占有表现为异化和异化”(马克思1844/2010,83)，而共产主义则是对“社会(即人)存在”(同上，102)和“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同上，103)的“真正占有”。真正的占有需要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其先决条件之一，以便将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的领域。在社会工作者和数字机器的时代，真实占有的前提和萌芽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的制约。

1. 数字机器的挪用

在算法、社交媒体、大数据和数字机器的时代，固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动态。传统上，工程师创造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时间更长，直到它们在物理上或道德上贬值，不得不被替换。数字机器操作的是二进制数据。数字资本主义使我们的生活数据化。我们的在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字劳动，它创造的数据既是商品，也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Fuchs2014;2015a，第5章).数据存储是数字机器的固有元素。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据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固定不变资本(Fuchs2015a,183-185)。它作为数字机器的一部分存储在服务器上，从而实现数字资本的积累。但数据也是构建块，是流动的不变资本，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创造出新的内容和数据。在大数据领域，“流动不变资本和固定不变资本趋于收敛”(Fuchs2015a,184)。数据是数字化劳动的物化，是人的主体性在网络上的物化。因此，作为不变资本的数据是对一般的客观化智力。数据化概括了人类的知识，并将其固定在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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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年轻人尤其有潜力应对数字剥削和数字资本：“我们希望自我增值，管理我们生产的公地”。当人类主体成为政治主体时，那么平民主义的数字占有就可以成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抵抗形式。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提醒我们，算法和数字机器并不智能。只有人类才拥有智能。而正是人类的政治智慧赋予了他们将数字资本转化为数字公地的能力，将资本主义的数字机器转化为共同性和社会合作的机器。

大数据公共主义是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一方面，积累、泄露和发布资本主义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大数据已成为一种抵抗策略。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大数据产生和大数据存储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国家利益。大数据是从资本主义控制(基于大数据的资本积累)和国家控制(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因为错误的监视意识形态认为，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监视和警察国家，是对抗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最佳手段)中产生的。此外，大数据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这加剧了气候变化。因此，大数据共通主义旨在将存储的数据量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并摆脱今天成为剩余价值和剩余权力的多余数据。我们需要小数据，而不是大数据。

但是我们如何恰当地运用一个算法呢?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种是资本税。全球互联网巨头不断逃税，这种逃税行为是由全球互联网与民族国家层面监管的矛盾所促成的。对全球企业和网络广告征税，可以创造国家收入，并通过参与式预算分配给公民。参与式媒体费将对全球公司征税，并为每个人提供公民的传播收入，然后可以捐赠给非营利媒体项目(Fuchs2015b)。另类媒体往往缺乏资源。通过参与式预算和资本税，可以加强替代媒体部门，以削弱互联网和一般媒体的企业特征。一般来说，为使用Facebook支付工资并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因为它没有质疑数字垄断资本的主导特征。普遍劳动的普遍基本收入，包括无偿的数字劳动和其他无偿的生殖劳动，将是一个更好的政治策略。

第二种策略是平台合作社和点对点生产。这些是公民社会项目，将在线平台和数字机器组织为用户控制和数字工人控制的组织，这些组织的运作不是为了利润和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和共同利益。资源不稳定是替代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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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往往面对。将这两种策略结合起来，将为平台合作社和点对点项目创造一个资源基础。如果它们能够扩张，那么它们就可以创造一个经济领域，为数字资本提供另一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阶级斗争形式。

传统上，左派一直害怕征服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斯大林主义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怀疑是正确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为了改造和超越国家而挪用国家，往往使其他项目无能为力，被边缘化，并面临不稳定(自愿劳动和资源)的政治经济，这种不稳定助长了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版本的斯大林正统和等级制度。在传播领域，我们不应忘记，除了公民媒体之外，还有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特别是在欧洲，有一个强大的PSM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在资本逻辑之外运作。它经常面临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庇护主义。但就像在经济中会有从资本那里争取更多自治领域的斗争一样，在公共领域也会有从国家那里争取更多自治领域的斗争。目前，法律框架阻碍了PSM成为公共数字服务和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提供商。垄断媒体资本将PSM视为竞争对手，并影响立法，最终帮助数字垄断资本(b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软、苹果等)的经济利益。我并不是支持国家控制的互联网，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秘密机构实施了一个监视工业互联网综合体(如爱德华·斯诺登所揭示的)，而是支持提供特定在线服务的独立、关键的公共服务媒体，如Club2.0(见富克斯2017)。第3.3节)或一个公共服务YouTube，它向公众提供所有存档的公共服务电视和广播内容，作为一种可以被挪用和重新混合的共同利益(使用某些知识共享许可)。

资本主义数字机器的挪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斗争，即数字和互联网的去商品化、去资本化和去商业化。今天，我们经常发现促进商品化的公私伙伴关系。当以公共-公共伙伴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时，数字挪用有望成为一种有效的数字斗争形式，这种伙伴关系否定了数字资本的逻辑，并帮助数字公共超越和废除数字资本主义。这种数字斗争的更广泛背景是左派作为运动和政党的辩证法的更新(Dean 20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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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贡献者

编辑

大卫·钱德勒，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韧性:国际政策、实践和论述》杂志编辑。他最近的专著有:人类世的地球政治学:测绘，传感和黑客入门(劳特利奇，2018);《建设和平:二十年危机，1997-2017》(Palgrave,2017)；《新自由主义主题:弹性、适应和脆弱性》(与朱利安·里德合著)(罗曼和利特菲尔德，2016)和《弹性:复杂性的治理》(劳特利奇，2014)。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威斯敏斯特高级研究所(WIAS)和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AMRI)主任。他在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数字媒体与社会;以及媒体、文化与社会。Christian是开放获取期刊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网址://www.triple-c.at)的联合编辑。他的著作包括《数字煽动者:特朗普和推特时代的威权资本主义》(2018);《传播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Lukács、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内斯和哈贝马斯的新读本》(2016);《信息时代的马克思解读》(2016);《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2014)；《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2015)；《社交媒体:批判导论》(2014，第2版，2017);OccupyMedia!危机资本主义中的占领运动和社交媒体(2014)。http://fuchs.uti.at, @fuchschristian。

投稿人

JoannaBoehnert博士是英国拉夫堡大学设计专业的讲师。她的第一本书《设计/生态/政治:走向生态生态》链接

社会与生态理论对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她是EcoLabs的创始董事，曾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科技政策研究中心(CSTPR)担任环境和复杂视觉传达问题的传播设计研究员;威斯敏斯特大学艺术与媒体研究与教育中心(CREAM);萨里大学跨Nexus复杂性评估中心(CECAN)。她tweets@ecolabs(高流量)和@ecocene(学术)。

伊丽莎白·布里吉，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国际关系高级讲师。她目前的研究兴趣在于国际安全、暴力和政治理论的交叉点。研究领域包括恐怖主义、城市安全、影响和模仿。她最近编辑了《神圣与政治》(布卢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2016年)，并撰写了《怨恨的全球化》（《千年国际研究杂志》，2016年)。

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伦敦国王学院可持续城市讲师。他目前正在协调一个由esrc资助的多中心研究项目，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实验性“智能生态”城市倡议，该项目由埃克塞特大学牵头。此前，他曾担任利华休姆信托基金资助的国际研究联盟“明天的城市今天一一生态城市框架的国际比较”的网络协调员。他在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完成博士学位，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公共层面，特别关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和韩国世宗市的新城市。他曾在国际上发表演讲，并撰写了各种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出版物。

乔迪·迪恩教授是纽约日内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的DonaldR. Harter'39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她是十二本书的作者，包括博客理论(Polity 2010)，共产主义地平线(Verso 2012)和人群与党(Verso 2016)。

Paolo Gerbaudo博士是伦敦国王学院的高级讲师和数字文化中心主任。

彼得·古德温博士是威斯敏斯特大学CAMRI的研究员。他在传播政策、公共服务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发表过文章。

凯莉·贾勒特博士是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媒体研究系的高级讲师和系主任。她对商业网络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著有《女权主义》《劳工》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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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劳特利奇)和《谷歌和搜索文化》(劳特利奇-与肯·希利斯和迈克尔·佩蒂合著)。她还有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工作不安全:社交媒体中的性、幽默和风险》(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与Susanna Paasonen和Ben Light合著。

Anastasia Kavada博士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威斯敏斯特媒体与传播学院的一名讲师。她是媒体、运动和社会变革硕士课程的共同负责人，也是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AMRI)的联席主任。

菲比摩尔博士是莱斯特大学一位国际知名的技术、工作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研究员和思想家。摩尔已经出版了三本关于这些问题的独立著作，包括她最近出版的《不稳定中的量化自我:工作、技术和什么重要》(2017年)。摩尔与工会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工人标准。

托尼·内格里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内格里现居法国，在意大利帕多瓦长大，父亲是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1969年，他创立了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组织，是工人自治组织(AutonomiaOperaia)的主要成员。作为自主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内格里出版了《马克思超越马克思:政治批判的教训》、《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等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法国，他与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一起在巴黎第八大学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在他的许多出版物中，内格里最著名的可能是他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众》和《联邦》三部曲。2017年，该系列丛书的第四卷以《大会》为题出版。同样在2017年，托尼·内格里的散文集《马克思与福柯》出版。他对公地和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化是理解当代社会和数字媒体的现实和潜力的关键关键工具。

丘先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媒体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著作包括《再见我的奴隶》(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工人阶级网络社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年)、《移动通信与社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年)，其中部分著作已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西班牙语。中文、韩文等。他是12种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其中6种被SSCI收录，并担任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副主编。联合创始人，年度指导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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