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1)

因此，灾难性影响需要新的思维和治理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现代主义的线性因果假设，并有可能应对意想不到的冲击和看不见的威胁。

随着“结果”变得比“原因”更重要，“解决方案思维”变得不那么有用。它甚至有可能成为响应性的障碍，因为“解决问题”倾向于肯定当前的实践和方法，而不是强调对紧急效果保持警惕的必要性。4“解决方案”的承诺似乎否认了我们纠缠在一起的责任和承诺，而对效果的更大敏感性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们。最初，将“解决问题”方法问题化的主要理论家可能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他认为，在他所谓的“第二次现代性”(贝克，1992)中，意外影响的风险不能再被划分、划分或排除在外。贝克认为，政策制定的意外反馈效应是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必然结果，这表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界限一一国家与社会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一一正日益模糊。意外和冲击事件不能再被视为常态之外的例外，不能再被量化和投保。5

贝克所阐述的对互联性和反馈效应的激进意识最初被认为是纯粹消极的，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因素，并可能通过“预防原则”进行管理来最小化。6因此，对可能导致无意影响的纠缠的认识开始将偶然性的关注整合到治理的实践中。贝克的预防原则仍然有现代主义的遗产，它假设一个潜在的知道和控制的主体能够管理意想不到的影响，但随着现代性的假设开始消退，全球化的话语演变成人类世的话语，这个主体越来越不得不更加谦虚和谨慎地行动，测试和实验，而不是假设因果模式。不幸的是，贝克专注于通过预测或想象人类行为的后果的方式来调节效果，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可能预见的。例如，即使科学家在应用新程序或新举措之前就其安全性达成共识，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也无法再现与真实的、分化的和复杂的生命相同的条件。这种脆弱性导致布鲁诺拉图(BrunoLatour)等批评者令人信服地认为，一旦纳入，影响无法通过预防措施来预防或最小化，而是必须“全程”跟进(拉图2011,27;下面将更详细地讨论拉图尔的论文)。

在他生命的最后，贝克顺应时代改变了他的方法，指出对效果的欣赏能够促进治理，而不仅仅是限制治理(贝克2015,79)。文化与自然的纠缠也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这表明需要充分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等风险的新人为制造。由此，对灾难性影响的认识

26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风险的担忧可以被视为潜在的积极因素(贝克2015，76)。对贝克来说，

人类学冲击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于世界、看世界和从事政治的方式。卡特里娜飓风的人类学冲击就是一个有用的例子[…]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洪水并没有被定位为环境正义的问题，尽管有大量的研究记录了不平等和洪水的脆弱性。公众和学术界都在反思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毁灭性但高度不均衡的“种族洪水”，从而将奴隶制、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这一强大的“人类世”与脆弱性和洪水联系起来。这种将不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的方式，是坏事的世界性副作用真实存在的方式，例如，副作用的不可见性被变得可见。(贝克2015,80)

新奥尔良的洪水说明了紧急影响的破坏性，但它也有一个后果，即使管理当局能够认识到被认为是自然或外部的风险与被认为纯粹是社会的种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在自然和社会相互交织的基础上，将治理专业知识结合起来，种族政治并没有与生态政治脱节以同样的方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结合在一起，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这种假定的文化/自然鸿沟与世界接触(另见贝克2016)。对贝克来说，这种“变形”不是社会变革。(它)是改变变化模式的一种模式。它标志着副作用的时代。它挑战着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思考这个世界、想象和从事政治的方式。(贝克2015,78)因此，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从对影响的包容中出现:对危机和灾难的理解不再将其视为纯粹的自然或纯粹的社会，而是将其视为超出治理控制的偶然和紧急过程:

《变形记》与无意识的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它嵌入了一个深刻而持久的悖论。一方面，它强调了知识的固有局限性[…]。[N]纳米技术、生物工程和其他类型的新兴技术不仅包含可知的风险，也包含我们还无法知道的风险，这为社会感知和治理风险的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限制的窗口。(贝克2016,104)

贝克对人类世的理解是“副作用的时代”(贝克2015,78)很好地概括了人类的偶然和不可预见的出现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27

影响已被捕获并纳入数字化话语下的治理。贝克除了“对威胁未来的想象”将注意力集中在偶然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布鲁诺·拉图尔试图超越贝克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局限，他试图在实时反馈回路中追踪人类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需要的想象力更少，需要的数字科学和技术更多。长期以来，拉图尔对现代主义的二元理解，特别是文化与自然分离的二元理解，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对理解问题的激进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拉图来说，就像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自然纠缠在一起一样，生态学家试图强调分离的必要性，以保护“自然”，而现代科学渴望将“自然”世界作为某种分离和固定的现实来认识(例如，参见拉图1993a;2004)。

因此，与贝克后来的作品类似，拉图尔认为，全球变暖与其说是现代性失败的标志，不如说是人类世新形式的数字治理的推动者。对气候变化等突发性影响的认识揭示了人类与环境的纠缠，是一个关键的刺激因素，可以在更具包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地球的治理，即“自然”不能被孤立，而必须“得到更多的管理、吸收、照顾、管家”，简而言之，将其整合并内化到政策的结构中”(拉图尔2011,25)。

数字治理对于拉图尔将行星相互作用的意外影响纳入人类世日常治理的项目至关重要。相互作用的影响被理解为具体和偶然的，因此依赖于通过观察影响来追踪互动关系表面的能力，以“一路”跟踪人类行为的意外和不可预见的后果。拉图尔热情地说，

预防原则，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正是时代精神所需要的变化:不是一种弃权原则——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而是一种考虑任何行动的方式的变化，一种现代主义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建立的联系的深刻的潮汐变化。从现在开始，由于这一原则，意想不到的后果依附于它们的发起者，必须全程遵循。(拉图尔2011,27)

拉图尔的主体是行动的发起者，因此对这一发起者的互动后果负责对拉图尔来说，人类行为的后果可以通过观察或对其影响形成的网络敏感来追踪因此，数字治理试图在表面上追踪这些联系。对影响作出反应的需要也推动了寻求确定人类世的纠缠网络的辩论，呼吁对带来这些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日常反馈更加敏感

28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揭露真相。"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极端天气事件或新病毒的爆发，例如，表明了跨越全球的网络相互作用，揭示了偶然的联系、相互联系和反馈循环(例如，参见Haraway 2015;Tsing 2015, 37-43;Gillings2015)。

看到或感知关系互动的实际效果的能力变得更加有利，在更远的距离和更多样化的互动生活形式中可以建立或想象更多的联系。这些复杂而错综复杂的反馈循环也要求更大的技术能力。因此，根据拉图尔的说法，这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B]通过使用尽可能多的仪器交叉它们的[回路]潜在路径，以便有机会发现它们以何种方式连接在一起[…]铺设设备网络，使所有执行行动的各种机构都能看到行动的后果[…]。“[S]敏感性”是一个术语，适用于所有能够进一步扩展其循环的机构，并能够感受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会回来困扰他们[…]，但前提是[人类]完全配备了足够的传感器来感受反馈。(拉图尔2013,96)

拉图尔的框架认为，感知影响的能力对于揭示人类世中看不见的和未知的相互联系至关重要，它涉及到必要的技术和监管机制，以“强有力的禁令”“追踪并不断地重新追踪所有这些循环所形成的线路”。保持循环的可追踪性和公开可见性”，这样“无论你的行为有什么反应，一个又一个的循环[…]都将成为你需要考虑的力量”(拉图尔 2013,135)。

随着一套新的政治能力和责任的建立，数字治理的新感官形式被赋予了物质政治形式：“这种反应的积累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机构，而你自己也必须反过来对这个机构负责。”(拉图尔2013,96)与早期的治理模式不同，数字治理并不寻求做出因果断言;12可以追踪影响的出现以揭示新的互动关系和需要考虑的新机构或行动者。但是，没有假设可以通过先验的政策目标来理解、操纵或治理效果通过数字传感的实时响应式管理形式越来越关注世界的“是什么”(拉图尔2013，126)。

在现代主义的存在本体论和因果关系中，世界的“是什么”(what is-ness)不是一个关注的问题，这一事实在将数字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考虑中经常被忽视，因此将在这里进行考虑，并在下一节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拉图尔在“面对盖亚”讲座中认为，自然必须以“后认识论”的方式来理解(拉图尔2013,26)。通过这一点，他的意思是现代主义形式的再现、还原、抽象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29

而排斥则无法认识一个多元、活泼、互动的世界。这是后认识论，因为知识再也不能从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互动的具体语境中提取出来。在这个框架下，知识要“客观”——要真实——就必须是多元的、流动的和具体的(拉图尔2013,49)。这与唐娜哈拉威对“情境认识论”的理解非常相似，它拒绝现代主义提取知识的动力，即通过放大，概括和普遍化的方法，将知识从真实的紧急过程中转化为抽象，并将知识与复数分开，意义语境的变化和重叠(哈拉威1988)。在这种重新思考知识的方式中，现代主义者在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分歧被消解了(见文图里尼和拉图，2010)。

拉图尔的本体是扁平的，其中速度、大小和规模是相互作用的瞬间和偶然的产物，无法构建和塑造路径依赖。正如拉图重复的那样，在一个不可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是什么固执地要求它应得的”(拉图2013,126)。这种对因果理解的“经验”置换也可以从贝克后来的作品中得到暗示。贝克设想，实时经验主义的发展既可以避免批判性内在方法的危险一一这种方法倾向于再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怀疑主义一一也可以避免先验因果框架的傲慢知识主张。因此，世界可以通过关注效果作为治理的起点，在其复杂的出现中得到治理：

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风险远不止是二氧化碳测量和污染产生的问题。它甚至不仅仅是人类自我认知危机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风险创造了在世界上存在、观察、倾听和行动的新方式一一高度冲突和矛盾，开放式，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结果。因此，21世纪的指南针出现了。这个指南针不同于后现代的“一切皆有可能”，也不同于虚假的普遍主义。这是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变体，它本身不设定规范视界，而是从经验分析中获取规范视界。因此，它是对自我批判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规范视界的经验分析。(贝克2015,83)

在感知的数字治理模式中，注重实证分析以促进实时响应，使应急效应能够在没有外部主体“设定规范视界”的情况下，话语化地框架治理。这个新的“规范视界”现在将由世界本身设定，并通过开发对世界的出现敏感和响应的新机制和技术来访问。数字治理框架的后认识论含义似乎是人们对大数据方法着迷的基础，因为它是一种产生越来越敏感的方法

30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对突发效应的实时响应(例如，参见Mayer-Schönberger和Cukier 2013;
Kitchin 2014)。

1. 大数据，对象和关系

正如在前一节对拉图尔的研究中已经暗示的那样，数字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有效地参与进来，它必然共享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拓扑政治假设，并且可以通过考虑布鲁诺拉图尔(ANT的主要支持者)和格雷厄姆哈曼(主要投机现实主义)之间长期的接触来了解这种方法的概念化(参见拉图尔等人，2011)。哈曼将拉图尔的任务精确地定位为ANT方法核心的“现实主义”，他指出，对拉图尔来说，瞬间关系比实体(或“行动者”)的实体更重要:

对拉图尔来说，行动者总是一个事件，而事件总是完全具体的：“每件事只发生一次，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为人[…]总是完全部署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完全牵连到它的交易总和中。与实体不同，施动物与其品质并无不同，因为对拉图尔来说，这意味着在其有形属性之下存在着一个站不住脚的、没有特征的肿块……与实体不同，施动物与其关系并无不同。事实上，拉图尔的中心论点是，一个行动者就是它的关系。一个对象的所有特征都属于它;一切都只发生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哈曼，2009,17)

这种对当前和实际关系的关注，而不是对实体、生态系统或组合中可能潜藏或虚拟的可能性的关注，对于与因果本体论的区别至关重要:

由于拉图尔致力于一种模式，即行动者完全部署在联盟中，没有任何保留，他不能承认任何沉睡的潜力存在于目前尚未表达的事物中。从潜力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就是赋予它某种超越其当前状态的东西，即一个完全具体的事件。(哈曼，2009,28)

正如哈曼所说，“拉图尔是关系的终极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颠覆了德兰达的组合理论(哈曼2010,176)，该理论认为组合从未完全实现，从而使因果相互作用有可能提出出现的替代途径。对于哈曼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家来说，ANT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无法区分对象及其关系。哈曼认为，ANT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一切都过于扁平化”，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31

因此，一切都只是在其表现的层面上。”因此，这种方法“无法解释事物的变化”，也无法解释替代结果的潜在可能性(拉图尔等人，2011,95)。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现实新方面的出现不是因果深度的问题，而是看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被委托到背景中。正如拉图尔所说，

我称这种背景为等离子体，即尚未格式化、尚未测量、尚未社会化、尚未参与计量链、尚未覆盖、调查、动员或主体化的东西。它的规模有多大?拿一张伦敦地图，想象一下，到目前为止，你所访问的社交世界所占的空间并不比地铁大。等离子体将是伦敦的其余部分，所有的建筑、居民、气候、植物、猫、宫殿、骑兵卫队………。[社会学家]寻找“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正确的，但它既不是隐藏在背后，也不是特别隐藏。它介于两者之间，不是由社会物质构成的。它不是隐藏的，只是未知的。它就像一个广阔的腹地，为每一个行动的实现提供资源，很像城市居民的乡村，很像宇宙学家试图平衡宇宙重量的缺失的质量。(拉图尔2005,244，-强调原文)。

对于ANT来说，作为一门关系的替代科学，在对政府的理解方面缺少的不是关系的深度，而是表面上的关系，即在当前时刻赋予实体和系统连贯性或重量的实际关系的存在。因此，对于ANT来说，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过于相信实体，好像这些实体有固定的本质(允许因果关系)，而不是将关系转移到其他行为者：

世界不是由几个不确定的湖泊点缀着的坚实的事实大陆，而是由几个经过校准和稳定的形式岛屿点缀着的浩瀚的不确定海洋……我们真的知道那么一点点吗?我们知道的更少。矛盾的是，这种“天文数字”的无知解释了很多事情。为什么凶猛的军队会在一周内消失?为什么像苏联这样的整个帝国会在几个月内消失?为什么覆盖全球的公司，季报一出就破产了？(拉图尔2005,245)

2008年2月，拉图尔和哈曼参加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次公开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数字治理背后的启发式政治假设之间的差异浮出水面。在研讨会上，Noortje马雷斯就ANT对于发现基于“效果”的实用主义基础上看待世界代理的新方法的重要性，而不是对紧急情况的关注，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干预

32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因果关系：“因为实用主义者不是沉思的形而上学家，因为他们说我们不会提前决定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采用这种效果的微弱信号。因为这是获得一个新对象的唯一途径，一个尚未遇到或定义的对象”(拉图尔等人，2011,62)。马雷斯认为，为了研究变化，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起点”是一种“暂停”或“取消”本体论的方式(拉图等人，2011,89)。这方面对于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数字传感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关注变化的表面现象，而这在因果关系的本体论中并不被认为是那么重要：

这是在说，我们有一个世界，不断有新的实体被添加到现有实体的范围内，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但在这个现代技术世界里，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有稳定的政权[…]。但是，如果我们从事于研究特定的物体，我们就找不到这个被很好地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物体的单一的东西。我们没有在基础上发现它，但我们发现它是一种紧急效应(拉图尔等人，2011,90-91)。

事物的表象就像它们的关系一样不断变化，不是通过一个深度的本体论，而是通过表面上的网络和相互作用，就像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关于ANT的“等离子体”或“缺失的质量”：“这里的困难不是没有格式。而是介于格式化之间的东西。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一旦背景和前景被颠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景观。(拉图尔等人，2011,84)

我在这里的论点是，数字治理的本体论假设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有效地把握，因为它的重点不是系统或实体的本质，而是通过将出现过程视为关系来检测变化的方式。没有深度概念的关系过程是相互关系的，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因为关系的过程可能是偶然的和独立的结合。所有形式的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出现了新的机会，可以用这些关系和相互依赖来看待和看穿它们：无论是松树和松菇的相互关系(Anna Tsing 2015,176)，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和购买烧烤设备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谷歌搜索词和流感爆发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德里情歌2014)。这些都是“效应”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当一些实体或过程对其他实体或过程产生影响时，它们可以被视为“网络化”或“组装”，但它们没有内在或线性因果关系，可以被映射、复制或干预。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共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方面将其与组合理论或具有因果深度本体论的新制度或生态系统方法区分开来。因此，行动者网络方法缺乏集合的时间和空间有限性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33

嵌套的自适应系统，并且没有假设迭代交互会产生更高层次的复杂排序的状态变化。4他们对“本体论”或事物的本质只字不提，仅仅关注特定时刻效应的传递;因此，他们可以把行动者和被行动者的“连珠炮”——等离子体，或“缺失的质量”——聚集在一起，这对于描述或理解系统或状态中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暂停或“撤销”本体论，打开了ANT在现实世界中相互作用的方法，或者将对虚拟的开放式过程理解带入了现实。新的行动者或代理是那些为了解释“效应”而产生或产生关系的人，并通过“相互关系”来看待出现的过程。在这方面，推动算法机器学习、大数据能力和物联网的新技术进步，似乎是使数字化成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完美时机。

1. The Rise of The Correlational Machine

人类与非人类的传感器组合使新的响应形式成为可能，但这种进步与因果知识无关，而是通过“相关机器”的发展来看穿过程的分解的能力。我使用“相关机器”一词是为了将数字治理模式区分为一种非常独特的范式，与深度和内在的因果本体论形成鲜明对比。相关机器的发展对人类世来说并不新鲜，而是通过使用人工假体来感知环境，从而扩展人类能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梅洛-庞蒂关于感知现象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手杖，它使盲人能够通过对触摸和声音的抵抗来感知周围的障碍物(梅洛-庞蒂1989)。另一个例子是在矿井中部署金丝雀作为一氧化碳传感器。

因此，人类、非人类和技术援助在通过相互关系或相关性的力量扩大人类对影响的反应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这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因为这是数字治理模式的关键。数字治理依赖于因果规律或规律，但关键的方面是它们是次于相关性而非首要的。正如拉图尔所说，关键的关注点不是本体论的，而是关系的:因果关系成为关系前景的背景。以矿井里的金丝雀为例。金丝雀发出一氧化碳存在信号的先决条件是，在矿工意识到有毒气体的存在并容易受到其影响之前，有毒气体杀死金丝雀的因果规律。然而，一氧化碳的问题并不是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解决的(预测它或防止它出现，或随后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开发一种方法来表明有毒气体的存在和增加的人类

34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通过相互关系的力量来提高人类的感知能力。金丝雀是一种非人类的关联机器，用来发出一氧化碳存在的信号。金丝雀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到:它把存在于矿井中的“缺失的质量”带入感知。将金丝雀加入到情境环境中，揭示了其他行为者的存在，即有毒气体，它们本来就在那里，但以前却不被发现。

有两个日常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了数字治理中人工假肢的“机械”性质，那就是温度计和指南针的发展。温度计和指南针都能扩展人类的敏感性和能动性。它们提供的义肢支持是相关的，尽管是基于因果规律或规律。指南针最初基于天然矿物磁铁矿或磁石的磁性，可以使磁针指向与地磁北极相关的航线。因此，水手们可以通过作为“相关机器”的指南针的力量看到或感觉到他们的方向，使新的“行动者”(磁场吸引力)通过它们的相关效应被纳入导航(Dill2003)。

温度计的情况也类似:它依赖于温度升高与固体或液体(如水、酒精和汞)的热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膨胀的热特性在古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并在18世纪随着华氏温标的发展而被应用或“机械化”(Radford2003)。温度计是一种人工构造的相关机器，可以看到或感知大气变化，否则就看不见。在各种新技术的推动下，新的“相关机器”一直在被开发出来。例如，更精确的量子温度计现在可以测量量子水平上的热变化。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将新的行动者一—在这种情况下，是内在的量子运动一一加入到创建新的机械假体中，以便在更精确的水平上看到温度的变化(NIST2016)。

相关机器在数字治理下激增，使新的高科技组合涉及广泛使用新的传感技术，通常被称为“物联网”，传感器可以连接到互联网，并提供实时检测空气和水质、地震或停车容量的变化，等等。传感技术的潜在用途是广泛的。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SenseableCity实验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工作，利用下水道中的机器人传感器来跟踪微量的生化材料。有可能，地方当局可以收到有关当地健康状况和非法药物使用的实时信息。5如果下水道可以变成生物传感和药物和健康分析的关键信息生成器，很明显，新的数字管理模式可以为监测和监管警务提供一系列新的途径。6因此，新的组合正在被人为地构建，使新的行为体能够参与治理，包括非人类和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