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1)

进步逐步提高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在生产中的相关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数量变成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品质。

第七，马克思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很重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从概念上预测了互联网的出现，认为制度的出现使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有关所有其他人活动的信息，并试图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活动[…]通过邮件、电报等[建立]相互联系[…](马克思1857/1858/1973，161)。这一提法预见到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通信和社交网络系统。

马克思著作的第八个维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这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由资本发展而成的一般社会权力和单个资本家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发展着，而这种发展也包含着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因为它同时把生产条件提高为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转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和形式造成的”(马克思1894/1981,373)。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网络化的数字生产力与阶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商品化和剥削形式，也创造了积累的新问题。然而，作为商品的数字信息也具有抵制商品化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数字公地与数字商品之间的对抗。数字化塑造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合作与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指挥之间的对抗”(Negri 2017,25)。

马克思今天之所以重要的第九个原因是，他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各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关于交流和语言的批判理论(富克斯2016a,2016c)。例如，他说，“彼得只是通过他与另一个人保罗的关系才与作为人的自己发生关系，他在保罗身上认识到自己的相似之处”(马克思1867/1976,144)。沟通是人类为了解释社会世界、理解彼此、构建共同意义和改造社会现实而象征性地相互联系的方式。Lukács《社会存在本体论》、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允许构建传播的辩证批判理论，这些理论为哈贝马斯的二元论传播理论和卢曼的传播工具系统理论提供了替代方案(富克斯2016a)。

第十，马克思让我们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这就提出了如何反思资本主义中沟通的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提醒我们，思考经济如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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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交流、资本/权力、劳动/意识形态、身体/心灵、体力/脑力劳动、生产/再生产都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性同时具有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它们形成了辩证法。雷蒙德·威廉姆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式“解决”了基础/上层建筑问题。威廉姆斯(1977)认为，所有社会系统和社会子系统都有一个相同的经济时刻:人类通过交流过程产生社会性。交往是社会性和社会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每一个社会子系统和社会系统也具有一个非同一性的时刻:这些都是突现的、非经济的性质。

意识形态和拜物教构成了马克思今天的关联性的第十一个维度。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与人之间确定的社会关系”采用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幻想形式”(马克思1867/1976,165)。在政治拜物教中，国家是一种恋物:民族主义是构建虚构种族的意识形态(Balibar和Wallerstein1991,49,96-100)。在媒体领域，广告崇拜商品形式，意识形态小报新闻崇拜统治和剥削。我们经历了针对移民工人和难民的新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兴起。民族主义把资本和劳动描绘成不矛盾的、团结在“一个国家”中的，从而转移了对阶级矛盾的注意力。马克思在他对威权主义的分析中，创造了“波拿巴主义”的概念，它包含了“通过复兴所有民族荣耀的幻想来团结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项目(马克思1871/2010,330)。

第十二，马克思是批判性新闻和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第十三，马克思强调为建设美好社会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重要性。他的人文主义是实践性的。他谈到了“推翻一切关系的绝对必要性，在这些关系中，人是一个被贬低的、被奴役的、被遗弃的、可鄙的存在”(马克思1844/2010,182)。今天，有关于数字技术作为社会斗争工具的作用的讨论。实践人文主义与第14个维度有关:马克思强调了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即超越利润的必要性和关注人类合作的社会制度。

1. 大数据资本主义

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在经济方面，我们经历了(几乎)所有东西的新自由主义商品化和私有化，包括数据和通信。在政治体系中，出现了一个监视-工业综合体。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复合体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监控技术将预防和侦查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观念。监控意识形态帮助创造了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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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造恐惧、找替罪羊、猜疑、竞争和个性化。

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是在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下进行的，目的是对个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控制和定位。他们被定位为消费者和潜在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全球通信监控系统的存在，秘密机构利用该系统实时监控和分析通信流。涉及这一监控系统的公司包括美国在线、苹果、Facebook、bb0/YouTube、微软、Paltalk、Skype/微软和雅虎。

c·赖特·米尔斯在1956年提出，“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米尔斯1956年，8)。在这种背景下，他谈到了权力精英的存在。今天，权力精英利用监视-工业复合体来施加控制。在监控-工业复合体中，用户将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或半公开。企业将这些数据和用户的活动商品化，以积累资本。秘密机构和警方的目标是获得大数据流的访问权限，以实现数据和社会的安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监控部分外包给了私人安全服务机构，而对后者来说，监控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NSA将监控工作转包给2000多家私人安保公司。在监视-工业复合体中，监视资本和监视国家被融合在一起。大数据意味着老大哥的权力和资本主义的大生意。

马克思将监督劳动描述为“指导、监督和调整的工作如何成为资本的功能之一”(1867/1976,448)。福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景主义统治的社会”(福柯1994,58)，他继续认为，“全景机制基本上包括把某人放在中心——一只眼睛，一个凝视，一种监督的原则——谁将能够使它的主权作用于这个权力机器内的所有个人”(福柯2007,93-94)。监视-工业复合体表明，围绕“权力的概念[…]，马克思和福柯是一致的”(Negri 2017,184)，“资本和权力[…]变得统一[…]，并构成了两种矛盾行为之间的鸿沟，这两种行为被迫结合在一起，但却是不可及的”(Negri 2017,12)。

监控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声称，监控已经变成了后全景，而数字监控并没有导致数字全景。他们强调监视已经变得分散，并认为福柯的全景论应该在理论上被粉碎。这样的方法忽视了监视技术的去中心化中心化的出现。分散的监控技术在许多地方收集大数据。这些数据是联网的，并由两个中央泛光集体行动者控制:资本和国家。

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力量可能导致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

在这个购物中心里，人类几乎成为广告的目标到处都是，在商业逻辑统治社会的地方。在大数据的世界里，使用工具逻辑来计算人类需求的算法可以使人类活动和决策自动化，以满足这些需求。问题是，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数据商品化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也加剧了互联网的剥削倾向。大数据在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控制方面需要“大数据鸿沟”(Andrejevic 2014)。大数据还具有新型的理性歧视和累积劣势(Gandy 2009)。大数据的数字实证主义逻辑忽视了技术不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办法。大数据监控的绝对怀疑逻辑废除了无罪推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罪推定，其依据是“在被证明无罪之前，你就是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原则——尽管大多数恐怖分子不会在网上公布他们的计划。g<s:1> nther Anders(1980, 221)强调了监视的极权主义特征: “随着监视设备的常规使用，极权主义的主要前提已经被创造出来，极权主义本身也随之产生”。监视和监视意识形态往往被嵌入到法律和秩序政治中，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潜力被推进。大数据意味着大量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并通过互联网传输，在当前的能源体制下，这意味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电子垃圾正被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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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数据中心使用的电力相当于3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Glanz2012)。运行互联网的电力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0% (De Decker2015)。外包数据和软件使用，以及将劳动力众包到云端，可能会增加失业率和不稳定劳动力。

大数据在研究领域的兴起催生了计算社会科学和数字人文等新方法。这些都是大数据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样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并且痴迷于量化。大数据分析带来了一种危险，即“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将人物化的社会的产物”(波洛克和阿多诺2011,20)。大数据实证主义是“(互联网)科学对哲学的免疫”(Habermas1971,67)。计算机科学殖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危险在于，计算社会科学带来了理论的死亡，并将批判性的定性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根除。GeorgLukács(1971,88)在这种背景下警告说，数学和实证主义将质量简化为“可以计算”的数量，并将人类活动具体化。组织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摧毁了质量、辩证法、批判和非工具性行动。我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批判性的数字媒体研究，而不是计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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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劳动的矛盾

2016年，b谷歌实现利润195亿美元，是全球第27大跨国公司。同年，Facebook的利润为102亿美元，是全球第188大跨国公司1。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如此盈利。推特2016年亏损4.569亿美元(²)在美国经济中，利润在GDP中的份额为24.8%，工资总额的份额为53.1% (Fuchs 2015, Chapter 5)。Facebook的工资份额(即其收入中支付的工资份额)为11.0%。为什么facebook的工资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如此之低，而其利润却如此之高?社交媒体经济是建立在对用户无偿数字劳动的剥削之上的。马克思(1885/1978)用M-C-C的形式描述了资本积累周期。 $\mathrm { ~ P ~ . . C ~ " ~ } { \cdot } \mathrm { m ~ } _ { \mathrm { ~ c ~ } } ^ { \prime }$ 在社交媒体经济中，这个循环变成了M -C ..P1 (v1, c) ..P2 (v2=0) ..C'-m'。平台是产品(P1)，不是商品，而是一顿“免费午餐”。个人数据(P2)是由用户的数字劳动产生的商品，被出售给广告客户，这些客户可以在用户的个人资料上呈现有针对性的广告。

内格里(ToniNegri)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将劳动价值作为共同潜能的新理论”(内格里2017,29)。马克思强调，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集体工人的出现：“随着劳动过程的合作性的不断强调，生产劳动的概念以及这种劳动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会不断扩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个人不再需要亲自动手去摸对象;他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履行集体劳动者的任何一种从属职能就够了”(马克思1867,643-644)。马克思也把集体工人称为“集合工人”：“越来越多的劳动类型被包括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被归类为生产工人，即直接受资本剥削并服从其生产和扩张过程的工人”(马克思1867年，1039年)。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合作性要求对生产劳动的概念进行延伸。不仅与雇佣劳动相联系的无薪劳动时间被剥削和生产，而且无薪劳动也有助于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自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受众劳动理论等领域中，对这种洞察力的表达是相互独立的。

在自主主义理论中，社会工作者的概念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现在扩展到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范围”(内格里1988,209)，创造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联系”(内格里1988,209)。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强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假设，即“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不具有生产力”(Dalla Costa和James 1973,31)。这一假设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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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潜在的社会力量”(6)。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而且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关重要”(31)。它生产了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活生生的人——“劳动者自己”(6)。达拉斯Smythe的受众劳动理论认为，广告资助媒体的受众是无偿的受众工人，他们进行劳动，创造了一种受众商品。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现实是，大多数人的所有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时间。在非工作时间中，最大的一块是观众的时间，这些时间被卖给了广告商(Smythe 1977,3)。

商业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商业广播媒体上的观众劳动。社交媒体使用基于大数据商品的定向广告。受众从内容中获取意义。社交媒体用户也创造社会关系、内容和数据。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是基于产消(生产性消费)、对个人数据的持续监控、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广告、预测算法和算法拍卖。Facebook和b谷歌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利用这些劳动力和受众信息的大数据商品。

数字劳动是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组织起来的异化的数字劳动，其中包括开采构成数字工具物理基础的矿物的矿工的奴隶劳动、泰勒式组装劳动、电子废物劳动、软件工程、各种形式的在线劳动、用户劳动等等。(Fuchs 2014,2015,2017b)。

在美国，2015年每人每周平均生殖劳动时间为44.53小时(有关以下计算的详细数据，请参见Fuchs2017a)。工资劳动的年平均工时为1778小时。总共完成了2320亿小时的雇佣劳动，其中1130亿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1190亿小时是必要劳动时间。传统的剩余价值率计算为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s)与其必要劳动时间(v)的关系，在货币方面计算为年总利润(p)与总工资(v)的关系，以美国经济为例，2015年传统的剩余价值率为0.942。但经典公式并未将无酬劳动考虑在内。据统计，2015年USA的无偿生殖劳动时间为5790亿小时。劳动的有机组成(修正后的剩余价值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Fuchs 2017a):

劳动的有机构成=

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无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

资本的这样一种效应，不仅仅是增加了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同时也增加了无酬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生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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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生产性的，因为它是一种无偿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再生产劳动。2015年USA劳动力的有机构成为(579+113)/119 = 5.8 (Fuchs 2017a)。每劳动一小时，有5.8小时的无偿生殖劳动。-生殖劳动占全部无酬劳动时间的83.7%，占劳动剩余劳动时间的16.3%。

2015年同一年，USA人均每周生育劳动时间为44.5小时。平均4.9小时用于观看广告，12.4小时用于使用商业社交媒体(Fuchs2017a)。观众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构成了生殖劳动时间的很大一部分。此外，生殖劳动是性别化的。在美国，女性平均承担60%的生殖劳动(Fuchs 2017a)。-Facebook的算法使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使用粗糙的区分、概括和假设来分割市场数据。较贫穷国家的用户以及一般较贫穷的用户被视为价值较低的消费者，即在点击广告时不太可能购买广告商品(Fuchs 2017a)。

数字资本主义在深化剥削的同时，也为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自治领域创造了新的基础。它为在资本主义内部萌芽的新生产关系创造了基础。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商品变得越来越透明”(Negri 2017,25)，“开始出现对社会合作的自主性越来越敏感的部门，对无产阶级主体的自我价值增值越来越敏感”(Negri 2017,25)。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数字劳动创造的数字商品与数字公地之间的对抗之上。

开放获取出版就是数字对抗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开放获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术出版公司的高利润率，以及这个行业的垄断倾向的一种反应。2016年，里德爱思唯尔实现税前净利润19.34亿英镑，营收68.95亿英镑。因此其利润率为1.934/(6.895-1.934)=39.0%。同年，施普林格实现利润2.964亿欧元，营收8.331亿欧元。其利润率为296.4/(833.1-296.4)=55.2%3这样的利润率是极高的。它们是通过向图书馆出售昂贵的捆绑文章订阅、数据库和期刊，以及向个人出售内容访问来实现的。

大学和学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公共资金。学术知识是一种公地“部分是由现在活着的人的合作带来的，但部分也是通过建立在早期工作的基础上”(马克思1894,199)。垄断资本将学术公地私有化并商品化。开放获取是对垄断出版资本的反制。

“开放获取(OA)文献是数字化的、在线的、免费的，并且不受大多数版权和许可限制”(Suber2012,4)。大多数开放获取项目是非营利性的，由学术机构或学术协会运营。少数开放获取项目以营利为目的。他们通过文章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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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簿处理费(装甲运兵车、bpc)。作者为出版自己的作品支付高昂的出版费用(有时高达数千欧元/英镑/美元)。装甲运兵车和bpc就像去一家餐厅，你付钱就可以自己做饭和吃饭。在Diamond开放获取模式中，非营利、非商业组织、协会或网络发布的材料以数字格式在线提供，对读者和作者免费，不允许商业和营利再利用(Fuchs和-Sandoval2013)。

2017年3月20日，开放获取期刊目录列出了9423种开放存取期刊。其中1866种使用CC-BY-NC-nd许可，1328种使用CC-BY-NC许可，522种使用CC-BY-NC- sa许可。共有3716个(39.4%)不允许商业再利用。5134例(54.5%)未使用装甲运兵车4这些数据表明，存在独立于资本的数字学术公地。

在开放获取上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Fuchs和Sandoval2013)。政策和行业视角认为，“开放获取是一种伟大的新商业模式”。工会的观点认为，“开放获取是由自愿的非资源项目构成的，这些项目破坏了出版工人的工作”。激进的开放获取观点认为，“非营利性开放获取需要与动员资源的资本主义出版进行斗争”。

激进开放获取只有通过获得基金会和公众的资金、志愿者的帮助、充当开放获取出版社的大学、以及大学和研究委员会制定有利于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政策等形式的物质支持，才能正常工作。

Lawrence & Wishart (L&W)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网络档案馆(MIA, https://www.marxists.org)是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图书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2014年，L&W和MIA之间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否应该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在网上提供了一场冲突。

L&W辩称，“侵犯这项版权的后果是剥夺了一家小型激进出版商维持生存所需的资金。[…][MIA]复制的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规范和期望，而是一种消费文化，期望文化内容免费提供给消费者，而让出版商、编辑和作家等文化工作者得不到报酬。MIA不同意这一观点，称互联网“是一种新的信息媒体”。具体来说，工人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是“自由的”。“[…]任何共产主义出版社的重点，MIA所遵循的，是确保这些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不是再一次限制它们。这是共产主义出版的对立面。 95

这场冲突是数字公共左派和版权左派之间的冲突。它表达了网络数字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内部替代项目运作之间的对抗。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放到网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出于政治原因，这些著作应该在网上免费获取。广泛的可访问性是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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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联网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绝佳媒介。由于“史翠珊效应”，版权执法在互联网上是适得其反的。左翼项目之间的竞争是弄巧成拙的。左派应该专注于挑战营利性企业出版的合作。合作还可能需要争取和发展其他形式的资助(公共资助、捐赠模式、商业再利用收费、一旦达到特定的捐赠水平，就可以开放获取作品，等等)。

1. 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

Paul Mason(2015)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定理、熊彼特的长波理论和数字媒体分析联系起来。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崩溃理论，这是亨利克·格罗斯曼的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新版本。格罗斯曼(1992,119)认为，“由于利润的相对下降，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崩溃”(格罗斯曼1992,119)。梅森写道，信息技术导致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利润率将下降，直到资本主义崩溃和后资本主义出现(见富克斯2016b)。

这样的分析忽视了阶级斗争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是这样计算的：

$$
R a t e o f p r o f i t = \frac { s } { c + \nu }
$$

S…剩余价值，利润

c…不变资本v…可

变资本

将分数的枚举数和分母除以可变资本，我们得到如下变换：

$$
R a t e o f p r o f i t = \frac { \frac { s } { \nu } } { \frac { c } { \nu } + 1 }
$$

s/v…剩余价值率c/v…资本的有

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衡量劳动剥削的强度，资本的有机构成衡量生产的技术和资源强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化对利润率产生了矛盾、矛盾的影响。它既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这两个比率具有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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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润率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有机成分的提高降低利润率，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提高利润率。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降低了工资份额(工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总的影响是，在许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总利润率是波动的。这种波动鼓励了金融化，而金融化又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工资的相对下降导致了家庭债务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削弱。2008年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表现。此后，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危机也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催生了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威权资本主义。

1. 今日意识形态(Ideology Today)

商品生产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交换价值是指一定数量的商品以x商品A=y商品B的形式进行的交换(例如1根香蕉=0.15英镑)。在生产和购买的商品中看不到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是“一种社会象形文字”(马克思1867/1976,167)。

“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扩散似乎是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Lukács1986,405，德文翻译)。

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视为政治恋物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掩盖了阶级关系。它把资本和劳动呈现为一种(虚构的)国家利益的联合。“民族和国家地位是法西斯政治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伍德利2010年，185页)。“[F]禁欲主义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商品:[…]对隐藏商品真实本质的社区身份的拜物教”(伍德利2010年，17-18)。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统一和同一性的神话，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群体之间投射出一种共同的本能命运’(统一的社会地位)，在分化的阶级社会中忽略了社会区别的现实”(伍德利2010年，17)。资本主义危机可以产生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除新民族主义将转变为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因。

图2显示了一种右翼威权主义模式(详见富克斯2018年)。该模型利用威权主义领导、民族主义、友敌方案、父权制和军国主义来分散人们对阶级结构的注意力。

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右翼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资本家，还是一个利用推特和真人秀传播意识形态和塑造自己品牌的媒体人。社交媒体是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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