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1)

这些关于经验的精神和感官维度的历史的叙述如何能告诉我们对当代混杂概念的理解?至少，它们表明，拉图尔所谓的“现代构成”的条件与与资本积累相关的过程是分不开的。这进一步暗示，任何主张暂停两者之间边界的论证都必须面对资本中介思想的方式。在这种平衡中，有一个问题，即思想是否寻求承认对它的客观限制，以及它是否承认制约它的历史经验的维度。诚然，这一说法最初可能看起来是可疑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各种后人类主义学术显然是一种政治上进步的事业，其核心是对父权制、种族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利润和战争的追求，而技术创新往往指向这些。但是，放弃对资本在调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评估，不仅使关于混合状态的当代历史本体论评估受到质疑，而且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因为，如果资本的中介显然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和广泛，那么它就需要质疑资本迫使存在的分裂和分离是否实际上没有充分反映在杂糅性的概念中。

1. 本体论外科学

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发展，无论是冷冻胚胎、DNA编码，还是在分子片段水平上对生物过程的操纵，都会侵蚀或破坏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人类主义者的历史叙事抓住了当代经验中一个日益普遍的方面。但它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样做的，可能无法提供一幅忠实于当代经验全部广度的画面。按照玛丽莲·斯特拉森(2005)提出的论点，在另一个实践层面进行检验时，也就是说，主导当代知识属性制度的认识论—一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知识的基础—一这里所讨论的边界或二元论不仅没有被打破，而且它们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宽。斯特拉森的观点是，只要当代生物技术和技术发展受到知识封闭的扩张过程的支配，它是以一种与世界的概念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的集合，与一种为了产生“发明”而修改它的自主意志分开。8

与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尤其是Haraway(1991)所概述的主张不同，斯特拉森诊断出一个“自然”世界，它越来越被理解为信息或代码，并与之相关。但是，后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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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作为自然和技术边界侵蚀的证据，从斯特拉森的角度来看，它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因为信息的“自然”来源不仅被转化为受知识属性法律管辖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反过来又使“发现”进一步的潜在信息来源成为可能，相应地，促进等待人类脑力劳动转化和商品化的自然过程的更新概念。因此，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不仅在范围上增长，而且增长得越多，它就越被知识属性制度所消耗，这使得科学见解成为私有化的对象(斯特拉森2005,102)。即使在诸如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之类的协议中，通过承认知识可以嵌入实践，寻求保护土著实践不受专利保护，情况也是如此。斯特拉森在其他地方写道，这种善意的保障措施并不代表对当代资本积累过程的挑战，而仅仅是将知识属性的包容或“混合拥抱”作为前现代(或另类现代)实践的进一步形式(斯特拉森1999,184)。，事实证明，在当前的范式中，即使是感性的知识形式也可以抽象为对象。或者，直白地说，一切都是商品或其他可商品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基于将自然视为被自主主体操纵和转化的抽象对象的观点的立场。

值得重申的是，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对私有属性在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天真，他们也不是对资本在他们所观察到的当代杂交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1资本主义经常被明确地认为是与对生命或人性的新理解密不可分的。然而，回到斯特拉森的论点，这掩盖了通过本体论投机的镜头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的观点。也就是说，据说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差异”领域，新的“复杂性”，或者是非人类的或去个体化的抽象生命概念(Haraway1997,57;Braidotti2013,60)。"这些类型的表述，即资本被视为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混合本体论状态，忽略了法律理论家Sheila Jasanoff(2012)所称的，与斯特拉森相呼应的，知识属性在世界上运作的“本体论手术”，而且，这是有条件的边界侵蚀问题。这种遗漏反映了我们之前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因为后人文主义对自然和技巧之间先验认识区别的忽视反映在这些理论对主体与当代世界关系的有限观点中。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长期存在的批评的回应，这些批评认为“电子人”、杂交或后人类的估值否定了全球劳动分工。这里的论点是，与装配线、农具或扫帚挂钩的身体长期以来一直充当机器的角色，以换取工资，作为契约劳工或动产奴隶(Wilkie2011;Fernandez & Malik 2002)。指出这一点不仅使后人文主义者受到质疑混合时代的分期化，以及它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首先，它意味着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有着比最近试图评价或批评技术变革所允许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另一方面，它表明，后人文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它讲述的是数字和生物技术进步的消费者的经历，但不一定是生产者的经历。消费主体的意义和代理界限可能受到技术变革的困扰，这指的是一种自主性形式，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属性。正如杰索普(Jessop,2007)所示，当我们考虑到世界上97%的专利和80%的研发资金位于经合组织国家时，后一种说法就一目了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技术科学相当于重组了对一个被认为是独立和自然的世界行使权威的自主思维的分离。这样的分工意味着现代思想与世界二元论的普遍存在，尽管当代技术科学在全球新殖民规模上进行了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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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Innocence of Knowledge

从施密特、费代里奇、索恩-雷塞尔等人那里获得的洞见暗示，当我们纯粹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精神与物质或社会与自然的划分时，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范畴所经受的社会斗争的砖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本体论思辨而言，这种对其范畴的物质起源漠不关心的倾向再现了它声称已经被侵蚀的笛卡尔二元理论。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二元论被视为在实践中持续存在，在正在进行的思想和发明的封闭过程中，而且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声称的那样，它进一步暗示了一种认为心灵与这些实践没有任何联系的观点(Rekret 2016)。

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我开始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知识的清白的后人类经济有什么功能。面对一种膨胀的混杂状态现在广为流传的对现代二元论过时的本体论主张，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因为值得指出的是，声称无罪本身从来都不是无辜的，而是总是被部署在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目的中。那么，通过混合本体论的功能，智力上推迟对思想物质条件的拷问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回顾约翰·洛克知识论中关于知识无罪的最初现代表述。对洛克认识论的反思将使我们得以一瞥认识论的清白总是被嵌入到政治背景中的方式，并开始为进一步评价后人类主义的论点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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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洛克(2000)把心灵作为一张白板时，他这样做是作为一种从经验中建立理性的假设过程的基础。根据洛克的提法，认知的清白，他将儿童作为一个特权的容器，提供了直接接触现实世界中物体的途径，从而回避了积累知识和语言的最具问题(Rose1984)。乔安娜·福克纳(2011a)在对洛克观点的深刻评价中指出，洛克将人类知识视为本质上是无辜的，这有力地反驳了中世纪的道德，尤其是原罪学说。将心灵塑造成一张白纸，满足了早期现代中产阶级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中获得自由的需要。因此，根据福克纳的解读，洛克的怀疑主义和作为其基础的知识纯洁性的概念相当于一种资产阶级的想象，它拒绝将传统作为权威和等级的来源。在福克纳(2011a)的评价中，她继续展示了洛克如何将孩子的思想作为主张思想不是天生的，而是与世界交往的结果的特权实例，并在任何主张思想纯真的主张中展示了一种根本的张力。一方面，儿童是批判知识的来源，是否定迷信和偏见的来源。另一方面，洛克明确指出，正是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因此容易腐败，所以他们需要成年人的控制和管教。因此，儿童提供了一种对人类本质纯真的断言，同时又允许纯真所暗示的控制和无知的丧失被投射和否定。在其他作品中，福克纳(2011b,69-70)将这种不稳定的纯真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并将其与社会契约的早期体现所暗示的自然的同时价值化和压制联系起来。她解释说，洛克允许“自然”在城邦中持续存在，既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是对原始享受的幻想。但是，自然的“人类童年”，具身在农民或殖民地主体或儿童本身，也对成熟的现代契约秩序构成风险，因为它意味着无法封闭和“改善”土地，也无法承担公民社会公民所要求的勤劳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的无罪构想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想象，通过叙述说明其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一种否认失去对无罪风险质量的控制的手段。

洛克代表一个上升的商人阶级动员纯真，这对后人文主义自身的冲动有什么启示吗?毕竟，正如我们已经肯定的那样，后人文主义的论点通常是建立在对邪恶的技术发展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重新用于解放目的的猜测之上的。尽管有这些承诺，这里的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后人类主义的混杂理论是否反映或减少了存在经验的历史维度。在这一点上，根据斯特拉森等人的观点，上面整理的证据表明，在思想取代认识论反身性以进行本体论思辨的地方，反身性就会发生退缩。那么，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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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杂交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如此盛行。

1. 后人类焦虑(Posthuman anxiety)

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女权主义学术来说，后人文主义解决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焦虑，即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鉴于其对性别的社会建构的强调，没有触及和毫发无损地留下潜在的本质主义生物学的性别概念在这种背景下，混合的概念可以被动员起来挑战文化和生物惯例的公认概念。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批判性干预，其中后结构主义对性别话语建构的评估绕过了生物学本身更困难的问题。继续讨论社会理论家与生物科学的关系问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杂交”的叙述，以及它所暗示的对科学和技术变革的关注，建议人文学者重新接触自然科学，因为他们从索卡尔的“骗局”中蹒跚而行，以及这一丑闻所代表的欧陆哲学的更广泛的合法性丧失，以及对传统文科追求的更广泛的文化和制度攻击

虽然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似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潜在逻辑后人类主义范式的流行，一个最终涉及到这些理论所暗示的认识论清白的姿态。回想一下，对于洛克来说，知识的纯洁性破坏了封建知识和贵族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又将这种纯洁性暗示的控制力的丧失投射到早期现代社会的卑贱主体上。同样，在我们所看到的后人类主义者通过私有属性规避思想对世界的调解问题的情况下，混合的修辞允许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的批评的清晰表达，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庆祝资本的成就。然而，它只是忽略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资本可能引导或包含这些技术发展到它们的核心。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说明，但足以说明，从新技术发展中提取解放内容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混合性的数字所允许的更令人烦恼的问题更令人不安的是，后人文主义否认了这样一种焦虑，即我们的概念本身也可能与与当代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资本主义操纵认知表现的担忧是普遍存在的，对我们的思维和感受的操纵的担忧和不安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通过组织网络平台的算法，还是旨在提高和延长认知表现或防止精神崩溃的药物疗法。在这种背景下，似乎要避免询问思想是如何被制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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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社会背景的限制，以关注现代“人”统治的等级制度侵蚀的名义，为当代资本主义产品的理论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治疗方法。这是一种允许表达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批判观点的疗法，同时包含这种批判，以便它不需要回顾自己的，可能妥协的，主体立场，或者实际上，它自己的消费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混杂”本体论的风险在于，它们再现了批判性思维的退出或委托，而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日益受自动化和算法组织过程统治的世界的特征。

注释

我要感谢尼古拉斯·博雷和西蒙·Choat对本文草稿的批评意见。

我所说的后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批判理论。重要的是要将其与“后人类”理论区分开来，这些理论建立在对技术的非人性化影响的规范性批评的基础上，如福山(2002)和哈贝马斯(2003)。关于“批判的”后人类主义的概述，请参见Badmington(2003)和Herbrechter(2013)。

3关于这一点，见cool&frost (2010);Braun & Whatmore (2010);Bryant,Harman & Srnicek(2011)。

关于这一点，见Rekret (2018a)。

拉图尔(1991)在本体论或后人类转向的思想家中是例外的，因为他关注他所谓的“现代宪法”的历史起源。借鉴Shapin和Schaffer(198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图尔呈现了一个关于17世纪自然和社会分离的大多是话语的故事，它夸大了科学和政治术语对自然和社会更广泛术语的争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过度夸大了历史人物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波义耳和霍布斯。有关拉图尔现代性历史的令人信服的批评，请参阅Pels(1995)，Jacob(1995)和Choat(2017)。

有关Sohn-Rethel观点的更广泛解释，请参见Rekret和Choat(2016)。
本节的论点在Rekret (2016;2018c)。

应该指出的是，拉图尔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自己的政治可以被描述为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实用主义。从他的作品中获得灵感的许多本体论推测更明确地与解放政治有关。关于拉图尔在这方面的批判性评估，请参阅Noys(2011)。

伊恩·哈金(1998)对哈拉威的批评与斯特拉森的相似。哈金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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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作品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主张。例如参见Latour(1988),

Connolly (2013), Barad(2007)。

在本节中，我将引用雷克瑞特(2018a)中首先概述的论点。

13关于这一点，见Parisi(2008)。

14关于“文化战争”背景下索卡尔骗局的概述，见Guillory(2002)。

15例如，参见阿尔贝托·托斯卡诺(2011;2014)和Jasper Bernes(2013)

围绕物流展开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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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光谱的后人文主义:对保罗·雷克瑞特章节的反思罗伯特·考利

1. 简介

保罗·雷克瑞特明确地打算“退后一步，检查后人类思维的参数”。他挑战了一种假设，即后人类理论化产生的知识以某种方式直接或“天真”地反映了当代世界。相反，他将后人类主义视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并通过特定环境再现的特定“故事”。他提出，后人道主义可能不会将我们从它所解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也不会使它们的生产条件正常化。

因此，为了与后人文主义建立临界距离，雷克瑞特强调了它的偶然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他的分析将与那些已经对“混合思维”的广泛趋势感到不安的人产生共鸣。然而，我们可以假设，雷克瑞特将不太可能挑起与后人类主义思想家的对话，对他们来说

第七章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Cowley, R. 2019. Posthumanism as a Spectrum: Reflections on Paul Rekret' 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Ć.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Àge of Big Data. Pp. 95–10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 org/10.16997/book29.g. License: CC - BY - NC - N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