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庭外和解。虽然这样做的成本代价较高，并且有可能登上负面新闻榜单，但有些和解协议根本就不会公布于众。例如，尽管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和解协议进行保密，但该机构已经与一些和解银行达成一致，除特殊情况外，不对外发布任何信息。这些协议帮助银行躲避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但也显著降低了法律对其他银行的阻遏效果。

为什么监管机构疏于执法？因为监管者和检察官很可能正在凯觎被监管公司中的某个职位。政府部门的年薪很少能够超过20万美元，但为华尔街巨头服务的主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则可以获得7位数字的年薪和8位数字的净值。来自纽约南区律师办公室的前检察官们在离开政府部门后基本上都会去华尔街的大型金融公司工作。很少有人会有骨气（或足够富有）地放弃这条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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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不能倒”和“穷到不能管”

监管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源问题。一方面，监管机构和检察机构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金融公司富可敌国。由于几家银行巨头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所以这种差距已经变得更加明显。大型银行可以一掷千金地击退诉讼（并使立法和规则的天平朝自己倾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预算则不到20亿美元，并且他的精力要分散至数千个机构和交易商。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财力甚至更差。委员会主席玛丽·乔·怀特(MaryJoWhite)曾于2013年向国会证实，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当前资源不足以对公司实施监管并使证券法的实施达到投资者的预期”。对于资金不足的机构进行严厉的苛责似乎有失公平。监管者们可能为了审查某些公司主管要在早上5点半去赶哥伦比亚特区的公交。(是的，国会不会拨出交通费用，而且在曼哈顿停车的费用可能比在特拉克还要高。)

金融诈骗的复杂性使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无从下手”。黑箱融资机构高薪雇用了会计师、律师、商人和管理者来摆布复杂矩阵，使得金融监管机构只能与它们达成和解。很多职员在使用3年前的老旧电脑时都会感觉自己“落在了后面”，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在2010年称其机构的“数据收集和市场监测技术比其监管对象的当前技术差不多落后了20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比起企业（有时甚至是个人）资产来真是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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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资金劣势的金融监管机构会尽量避免昂贵的诉讼开销。在2013年银行与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向代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财政部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委员会的监管者们发问：他们最后一次将华尔街银行送上审判席是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回答。沃伦指出：“有的地方检察官和国家检察官每天都会在理由不足的情况下将普通公民送上法庭，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为了以儆效尤。我真的很担心那些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已经大到不能审判’。”参议员沃伦认为，如果大型金融机构知道监管机构不愿诉诸法庭并且总是能够与其达成和解时，它们守法的动力就会不足。

就在沃伦做出悲观论断的前几个月，一个立法者权力小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已经投票决定削减金融监管机构的预算。这一举动甚至会危及监管者对于案件进行初步调查的能力。如果预算问题是主要动机，那么国会代表们至少应当接受托莱多大学法学教授杰夫·拉普(GeoffRapp）在2012年提出的建议，“授权私营部门代表政府提出主张”，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代表们对金融欺诈存在顾虑。

即使总统公开要求采取行动，相关利益方也会以各种原因拖延进程。奥巴马于2011年大肆鼓吹的止赎权反欺诈工作组直到2012年5月还几乎没有雇用任何工作人员。当止赎权欺诈等银行违规事件已经不容忽视时，奥巴马政府领导开始为其未能发现并防止欺诈行为寻找理由。例如，财务部官员认为大量的深入调查行动会弄巧成拙。他们坚称金融调控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当前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望。”如果发动过多调查，外国投资者可能就会怀疑美国金融系统的整体力量。奥巴马政府通常认为那些追求正义的人比较短视和情绪化，不能通过冷静的深思熟虑来安抚躁动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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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疗诈骗执法中获得的启示

大量调查是否真的会伤及金融市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鉴于奥巴马政府给出的后危机诉讼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政府应在危机前采取更多的监督和执法行动。

诚然，由于现代金融过于复杂，我们很难在潜在的骗行演变成房地产泡沫之类的资本灾难之前对其加以觉察。鉴于监管机构各自为政，《多德-弗兰克法案》执行不力和预算削减压力，试图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似乎像海市蜃楼一样虚幻。

20世纪90年代的医疗欺诈事件也是同样的情形。医院采用复杂的科技向公共医保项目超额收费。不法供应商试图通过把15分钟的门诊记录成30分钟来快速获利。一些医院给不需要手术的病人实施手术。还有诈骗犯编造出了几千个医保受益人，通过无中生有的门诊记录向政府索要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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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管理员没有办法检测这些欺诈行为。主管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员来监督系统中的资金流向。有时候国会也会妨碍执法力度，他们会严厉地批评司法部的调查有些过度。但即使在错综复杂的医疗金融中，领导者们也没有放弃执法，他们选择了专门的承办人来打击欺诈和滥用行为。

有些欺诈行为很容易发现，例如，如果足科医生自称在某次门诊中切去了15根脚趾，那么计算机程序就可以提示异常。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程序会越来越完善。如果承办人可以访问医保病人的所有看病记录，那么异常活动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例如，如果有人从未被诊断出过糖尿病，但却从医生那里开具了胰岛素处方，那么这就很可能是一起医疗身份盗用事件。

医疗软件不仅可以打击欺诈，而且可以根除浪费。如果医生没有跟上最新的医疗科技，他就有可能对低危病人使用高危治疗方案。临床决策支持软件可以提醒医生对药物可能带来的危险加以注意，并且当曾经的首选治疗方案被证明有误时能够予以警示。该软件的应用目标不是为了自动给药，而是为了确保医生与最新的相关信息保持同步。

怀疑论者可能会反驳说，判断最佳医疗方案比判断金融交易的合理架构要容易得多。他们认为财务造假比起医疗机构中的虚假计费和过度治疗更加复杂。但请记住，大数据决策属于机器驱动的模式识别，它不依赖于人的专业知识。在塔吉特公司中，数据科学家们不需要成为诊断妊娠的专家就可以开发出预测产期的程序。有人期待法律能够实现自动化，如果有足够大的数据集和过去发生的不良后果记录，那监管者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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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领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当某一供应商的计费模式明显异常（例如，大量主张遭到回绝，或者有医生逾越了本职工作的范围)，数据分析商就可以发现警示信号，并及早实施干预，防止大范围调查和起诉带来的损失。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意外”，但多数情况下的干预行动都十分有效，并且符合标准。当Ameriquest公司的“次贷修饰部门”在伪造工资表的时候，或者当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产品部门在资金储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制造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时，如果上述的保障措施早就到位，2008年的危机可能就会避免，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保住数万亿美元。

不过，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出现金融创新怎么办？基于过往不当行为模式的算法如何检测新投资工具中的新问题呢？在这里，我们又可以从健康法中获得借鉴。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为新的金融产品颁发许可证。两位法律和经济学的学者曾经建议“政府机构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创新药物进行审查，公司在获得批准前不得对该药物进行销售”。“金融界中也应当设立类似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机构”，从而可以配合监管机构提供有关金融工具滥用的预警信号，或者对证券审批设立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这也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在处理所谓的“金融产品”抵押贷款时遵循的理念之一，为的是降低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诉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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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信息产业前沿部署私人承办团队，医疗监管机构推广了责任制的计费方式，并显著提升了诈骗回款率。在2008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每花费1美元用于监督就会省下17美元的医疗支出。鉴于融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执法投入的增加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乍看上去，金融行业的欺诈、浪费和滥用现象似乎比医疗行业更加复杂，但这只是因为人们对于医疗保险的熟悉度要远远超过掉期或衍生工具。每一个涉及机器应用的行业都具有伸缩性。我们不应该低估医疗行业的复杂性。供应商、雇主、保险公司、零售商和患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不法行为。然而，政府已经学会了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来分析这些网络。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成立的金融研究办公室在追踪衍生品交易和公司之间的真实整体负债（和相互联系）方面可以加大力度。当债务关系不稳定或过于错综复杂时，他们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发出提示。

虽然有50个州在实行医疗补助计划，但反欺诈项目可以将来自不同州的数据进行汇总。数据员还可以对各州医疗保险计划中的主要活动结果进行对比。这种模式可以遏制抵押贷款欺诈的重复发生，并在最近发生的房地产危机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融合决策中心的网络可以对可疑犯罪情报信息进行横向(传至其他州级或地方级机构）或纵向（传至国家机关）传输一样，国家医保诚信计划可以通过快速数据流来实现授权与被授权。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数据保障计划打破了监管计划和分析计划之间的障碍。它的成功应该成为一种模式，值得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各个部门进行效仿，从而实现通过数据共享来提升效率（和新的思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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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威慑理论认为，如果欺诈行为反复出现，就应当提高处罚力度对其进行反击，那些被逮个正着的人都要面临牢狱之灾、巨额罚款，或者永远不得参与联邦项目。但这种策略具有风险并且代价不菲，因为在技术性很强的领域中，我们很难对犯罪意图进行证明，也正是这一原因，司法部门只能对债务抵押债券案件中的参与者实施无罪判决。这种情况的一个弥补方式是扩大监督范围，在骗行还没有成形前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并使犯罪嫌疑人或草率的参与者能够悬崖勒马。这就是医保诚信计划等项目对于医保提供者采取的方式。对金融公司进行审慎监管比滞后的起诉和执法更加有效。这种尝试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那些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融合决策中心监控困扰的人们可能会对国家的调查机构有所怀疑。但这里所说的欺诈侦测模型和国内的情报网之间具有显著差异。首先，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同于被国家安全局窃取隐私的普通公民，他们早已了解到有关欺诈侦测的条款，并且必须在遵守这些条款的前提下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否则将被诉诸法庭。其次，我们讨论过的大多数企业都曾经有过劣行并寻求和解，而很多和解协议中都包含了持续监督的要求。加强这种技术性监测可以提升监督作用。再次，各企业已经认识到，政府机构享受广泛的调查权。最后，在我们看来，金融监管不同于对普通公民的监视，它是政府职责的重新定位，是有针对性的正确行动。鉴于数字监控设备在过去10年中没能阻止一起恐怖袭击案件，或许它应该重新调整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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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局的企业监控

反对者可能会怀疑政府对黑箱公司进行全面监控的能力。但当利害关系很大时，华盛顿当局完全能够对数据领域无所不知。如果斯诺登解密事件透露出了什么关键信息的话，那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对任何消息进行记录，甚至是断开网络的电脑、外国领导人的医疗记录，或者是手机上的视频游戏。即使是表面上加密的数据也能够被国家安全局破解。

这种监督的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政府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禁止数据对外公开。但是，我们应当对监督方向的合理性进行辩论。目前，企业和政府在联手对公民进行监控。为什么政府（及其承办人）不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监督企业劣行呢？Google公司大肆侵犯隐私并违犯反垄断法规。银行丑闻从鲁莽投注到歧视再到洗黑钱层出不穷。虽然联邦监管机构在面对互联网和金融公司时感到不知所措，可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在监视素食主义者、修女、自由主义者时却无所不能。目前，金融监管的预算只是情报收集费用的一小部分，是时候重新调整资金组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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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过去的15年中面临过两大危机：2001年9月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9月金融体系的大崩溃。“9·11”事件之后，美国承认在恐怖主义威胁的范围锁定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政府提升了搜寻恐怖分子的监视能力。当局重新聚焦于国内秩序受到的威胁。它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致力于监督团体和个人的信誉档案。联邦机构通过与各州和地方执法部门进行合作来收集信息。它们还与关键领域中的私人供应商共同打造国会所谓的“信息共享环境”。

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金融监督方面中的重组、再投资和强化行动。虽然随时有可能坍塌的金融市场势必会对国家安全和秩序造成威胁。但美国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建立了一个金融信息共享环境。五角大楼已经“模拟过世界爆发全面金融战争后的情景”。它不应当仅仅是模拟这些情景，而是要进一步对市场和资本流动进行监督，是时候对金融动荡的现状做出调整了。

五角大楼已经开始致力于网络安全项目，这有助于美国金融企业免受网络攻击。但现代金融流程受到的威胁不仅包括计算机病毒对于预期交易的破坏和记录系统的入侵，而且包括程序依设计运行时发生的失控和失稳现象。幸运的是，在财务系统中建立一个预警系统并不比反恐设备更加困难和昂贵。

大部分工作已经有了技术和法律基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听设备“可以在没有获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的海量电邮进行常规检测”。私人通信公司会将收集到的数据交给政府。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就是这样逐层受到监督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种监督变得更为有效，而不是仅仅对普通公民的生活进行精细的记录。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警告说，“反恐战争”是“一项不定期的全球性事业”。“对金融欺诈和系统性风险宣战”将是情报机构的一个人人称赞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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