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举例来说，一份较为详细的投资说明书可以长达数十页或数百页，文件中还可以引用其他文件，甚至文件再次引用文件。原文件涉及的文件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如果想对某个投资项目进行深入了解，我们可能需要翻阅数千页的法律冗文，而且其中很多用词都模棱两可，非常容易造成误解。会计报表也同样如此，法学教授弗兰克·帕特洛伊(Frank Partnoy)和普利策奖获得者杰西·艾辛格(JesseEisinger)曾于2013年年初共同研究过“美国银行的内幕”，并对其中一直存在的不透明性感到震惊。他们在报告中把银行描述为“掩盖了巨大风险的黑箱’，这些风险可能会再次击垮经济”。虽然经济危机已经过去5年，但美国的银行系统依然没有得到规范管制。俩人曾在报告中用如下引语来描述银行系统中存在的弊端：

·“现在没有哪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能够提供有价值的风险信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人如是说。

·“在委员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工作后，”唐·杨说，“我再也不相信银行账目了。”

·另一位账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前任员工在被问到是否相信银行账目时回答说：“一点儿也不。”

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经济危机已经过去5年，并且《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已经颁布了3年之久，这一法案集立法之大成并对银行法做过全面改动。当大量的投资者持不信任态度，并且这种怀疑主义蔓延至整个系统中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而当政府部门通过“救市”和“流动性融资”涉足其中时，本已错综复杂的局面就会更加纷乱。

第一章我们需要知情

011

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复杂性操作没有保密性操作这么重要。无论网络如何延伸，Google的搜索工程师们都只是在自己公司网络内的“封闭系统”中进行工作。同样，负责Twitter和Facebook“输入”信息的工程师们也都在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操作。由于真正保密、法定保密和范围因素施加的限制，一般人很难了解他们的运作方法。此外，技术和法律阻碍也让公司以外的人员无法弄清真相。

进步人士经常呼吁通过透明化操作来解决本书中提到的黑箱问题。很多情况下，阳光确实是“最好的杀毒剂”。然而，透明性有可能只会引发复杂性，而复杂性则像真正保密和法定保密一样有碍理解。政府经常采取干涉措施，要求公司或企业向用户开诚布公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但金融家们却通过使交易复杂化来应对这些透明化规定。在无法达成实际效果时，管理人员应当介入其中并对复杂性加以限制。透明性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通向可理解性的一个阶梯。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012

警惕软件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软件算法在权威领域中得到应用。我们以前都是通过人工判断做出决策，而现在却是以自动化的方式得出结论。软件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对数千条规则和指令进行编码。这类自动化程序已经被用来指引飞机航向，建设网络物理中枢，并读取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信息。总之，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这些软件程序在提升着我们的生活品质。

可是我们应该让其在哪儿止步呢？当我们想去一家新餐厅时，该类程序不但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我们的路线选择，而且决定着Google、Yelp、OpenTable或Siri会向我们推荐哪家餐厅。另外，这些程序还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爱车受到怎样的评论。然而，选择一辆车或者一家餐厅并不是通过优化引擎或规划驾车路线就能简单解决的事情。推荐引擎是否会考虑到这家餐厅或者汽车公司为员工发放保健福利或规定产假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推动这一进程？在以最大现实利益为目标的行业竞争中，硅谷和华尔街的数据专家们倾向于把推荐项目视为一个纯技术问题。编码规则中的价值观和特权问题都被藏进了黑箱。

最显著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运算程序是否公平？举例来说，为什么YouTube在Google的视频搜索结果中总是能够击败其他的视频网站？为什么某家餐厅或汽车股票可以排在列表的顶端？

第一章我们需要知情

013

当网络零售商可以针对同一产品向不同买家显示不同的价格时，这又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有些借款人可以逾期付款，而其他人却不被允许这样做？

对于当前现状，支持者们认为这些结果反映了一家公司针对网站质量、投资品质或客户等级做出的善意评价。反对者们则认为这是在用科技做幌子来掩盖利己行为和利益冲突。只要运算法则没有公开，人们就只能靠猜测得出结论，所以难以判断谁是谁非。我们不知道Google到底如何对网站进行排名，于是也就无法评估它什么时候在诚信行事、以客户为重，什么时候又是在操纵结果、牟取商业利益。Facebook上的动态更新、Twitter上的热点话题，甚至电话和有线电视公司的网管操作也是同样的情况。保密法规和模糊处理技术都为上述行为提供了保护伞。

单向镜

看了这么多堂而皇之的保密行为，有人会轻易得出结论，认为个人和民间组织也能和公司、政府一样严守自己的信息。想象着银行会像保护自己的秘密一样对我们的银行记录进行保密，确实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可我却要推翻这种臆想，我们所在的国度没有那么美好，它不会为私人园地设立围墙，现在的社会更像是一面单向镜。公司主要决策者可以掌握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可我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怎样利用这些信息来进行重大决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014

策或者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

另外，当掌控金融和新媒体领域的权力迅速汇集到一些私营企业手中时，我们依旧无法弄清这些公司主要在以何种方式与公共权力发生互动和冲突。虽然这本书讲的主要是私营行业，但我却将其命名为《黑箱社会》(而不是《黑箱经济》)，这是因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淡化。前政界人士杰夫·康诺顿(JeffConnaughton)曾经用“黑团”来形容由金融和媒体决策人组成的黑暗网络。无论是以企业的名义还是以政府的名义行事，这些决策者都可以通过调用资金和媒体优势来获取私利。如今，我们越来越被这个“黑团”所笼罩。在一个又一个的决策(或行业）领域，这些业内人物决定着社会利益(如低息贷款或保障就业）和责任（如审计、监听和评估）的分配格局。

诚然，正如乔恩·埃尔斯特(JonElster)在《地方正义》(Local Justice)一书中所述，我们现在还没有绝佳的方式来实现机会的公平分配。可如今市场化的国家却越来越追求速度优势，而不注重让人们享有公平的选择权利。技术统治论者和管理者给争议性的价值判断结果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即不断地利用可测数据通过数学模型对微妙的主观结论（例如一名员工、一项服务、一篇文章或一件产品的价值）进行再构。虽然通过大数据做决策的方式可以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但当这种运算形式不仅被应用于“物”的领域，而且被应用于“人”的领域时，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道德框架，而不是现

第一章我们需要知情

015

在“黑团”所青睐的这个架构。

企业保密和保密企业

现在的金融企业和互联网公司都在狂热地追逐利益。它们对技术严格保密，并声称这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可这背后显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诉讼案例表明，有些医药公司只公布对其有利的研究结论，而对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进行隐瞒。直到今天，记者们仍没有撬开经济危机发生前存在于华尔街的那只黑箱。阳光基金(TheSunlight Foundation)、高效政府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Government)、AllTrials.net网站以及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都对公开性提出了迫切要求。

政治家们正在对此做出回应，并且试图让各个领域更加公开。不过他们必须小心行事，否则各大公司就会将其视作眼中钉，然后组织成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提供资金来击垮这个潜在的改革者，而这一切行动在竞选结束之前都是不为人知的。

在被问及Google公司如何进行私下操作时，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曾经回答：“Google的政策就是和警戒线打擦边球。”更加确切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他和其他硅谷管理者都不希望在触碰警戒线时被逮个正着，只要保密政策还可以用作妨碍市场竞争和法律实施的工具，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016

惮地进行挑衅、介入和牟利。

回首

在一片呼声之下，美国的先锋改革者们已经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更加透明、易懂、公开的社会。一百年前，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Brandeis)曾经发表言论“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一百年后，这句话仍然被频繁地引用着。回首那个镀金时代，当时的商界丑闻和如今的赌场资本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中揭发丑闻的记者们和要求解散托拉斯垄断组织的民众通过揭发强盗式贵族们的劣迹让这些人无地自容。他们也曾对政客发飙，《1910年公开法案》(thePublicity Act of 1910)就规定竞选活动中的捐赠情况必须公开。

当时还有很多州施行了类似的改革措施。选民们希望政界和商界都能受到民众的检视。20世纪20年代，见不得光的商业条例再次浮出水面，随后罗斯福新政颁布并对其做了回击，从而使进步主义得到加强。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出于前车之鉴，国会发布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在新的立法过程中创建起来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可以全权调查电报和无线电行业中的不法行为。新政部门还曾对关键行业的内部机制进行过揭露。

通过在重要领域实行自我公开政策，政府对新的权力格局进行了调整。例如，《1947年行政程序法案》强制各个机构在推行重大规定前必须发布公告并且听取公众意见。改革者们在《1947年行政程序法案》的基础上创建了《1966年信息自由法案》，从而使许多政府信息得到公开。

第一章我们需要知情

017

20世纪60年代，一个广泛联合建立起来的利益联盟以公民授权和保护用户权益之名与政府和公司的保密措施进行了抗争。该联盟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一套公开程序。例如，《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所有的联邦项目都要出具环境影响报告书，说明其可能会对空气、水源、植物和动物造成的影响。如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等机构都会揭露消费品的风险性，从而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安全。

可是阻力也无处不在。20世纪60年代末，商业公司成功地挑战了被其称为“(管理过度的）保姆式国家”的审查制度。例如，当环境保护署要求孟山都公司（美国著名农业生化公司）公开某些杀虫剂的成分数据时，该公司予以反抗并在最高法院获得胜诉。于是，这些配方被归为不能公开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我们稍后将做详述)。这样的判决结果阻碍了信息披露的进程，于是针对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香烟和弗拉克公司的化学品展开的调查也因此作罢。

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信心大减，于是商业说客们借机发表言论称：在揭发和惩罚公司劣行方面，记者们可以比官方做得更好，有这些热衷于挖掘恶行的人在行动，再要求公司提交报告不是多此一举吗？当人们抱怨银行越来越臃肿、复杂和贪婪时，有大人物对此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老练的投资者”可以掌控这些风险，并且银行本身也会顾及名誉，避免欺诈行为的发生。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018

各大公司都试图给其创新成果贴上“专有”或“机密”标签，以此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当计算机交易可以使巨额财富的得失发生于转瞬之间时，信息优势便在经济领域中凸显了它的重要性。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瞬息万变的企业动态难以得到管理或监督。还有一些人发表文章支持某家公司的保密行为，但却只字不提这家公司正在向他支付一笔“咨询”费。商科学校会向工商管理硕士讲授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该原理就强调了先于对手获得信息优势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10年间，通过隐藏技术获取的巨额财富让保密行为越来越具有诱惑性。在跃升为科技老大的过程中，Google公司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护卫着它的“秘密武器”—用于对网站进行排名的复杂算法。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可以通过诱骗伎俩从卖家和买家那里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因为这些卖家根本不清楚他们所持股份的价值，买家也不知道他们所购股份中存在的问题。

就在新自由主义者妨碍国家对善变的商业惯例进行监管时，新保守派开始构筑一道更高的保密围墙。早在尼克松时代，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不满于国会要求行政机构阐释外交战略的强制性规定。在乔治·布什政府重新担任行政要职后，他们便将行政机构的自由权（和躲避监督的权力）进行了扩展。“9·11”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加强保密措施，声称赢得“反恐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让美国变得和它的影子敌人一样神秘莫测。

第一章我们需要知情

019

奥巴马政府采纳了行政保密的扩展计划，从而造成了进一步（偶尔脱离现实）的影响。到2010年，就连重要情报机构的专家们都无法估算出美国用在反恐方面的资金总额，并且无法划定监控设备的覆盖范围。他们面对各种问题时只能支吾作答，相比之下，拿到“黑色预算”的国防部官员们则默不作声，而这笔预算的数额只有国会要员和负责人才能知道。如今，高压政府和保密公司成了同一战队的盟友。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们在争取开放性时也曾败给了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魔咒：只要能带给我们安全，我们就不过问细节。“保姆式国家”在这里呈现出了另一种含义。

事情的发展本不该如此。就在10年前，互联网承诺一个信息公开、无比自由的透明时代即将到来。法学教授格伦·雷诺兹(Glenn Reynolds)曾经预言：“普罗大众”可以推翻自命不凡的精英。空间物理学家戴维·布林(David Brin）相信，新的技术将最终回答那个古老的罗马问题：“谁来保护守卫者？”然而，布林在《透明社会》(The Transparent Society)一书中预言的相互监督的社会愿景并未实现，商业、金融和搜索领域中的权力人物采取了模糊战略和保密措施来巩固权力与财富，他们的非透明技术正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