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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归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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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0 | PRINTED_PAGE=38

§7 生态学之后，太阳灾难之前

在人造地球的时代，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能否给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定义的巧合与自动概念赋予新的含义？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把自动(automaton)这个词与自动化(automation)联系起来，因为这里自动的意思是受限于存在的能力的有望发生之事例如行进的马会在深渊前止步，投出的硬币要么露出正面要么露出反面。随着机械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统计力学的应用，我们正面临一种独特的情况，即自动正从计算理性（calculativereason)的层面上消除偶然性一比如用机器学习算法替代章鱼保罗预测世界杯冠军—并把偶然性提升到另一个层面，即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的层面。计算理性会把可能性限制为几个选项，就像一张清单，人们被迫在几个确定的选项(如国籍、性别等)之间进行选择。思辨理性对待计算理性是反动的，因为它必须超越后者。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关于存在(Being)的思辨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给存在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最后的上帝或者未知(Unknown)。但是“超越”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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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斯特·卡西尔在1933年的一篇题为“形式与技术”(Formund Technik)的文章中，试图解决关于技术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文化对技术的从属(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称之为文化的悲剧)。卡西尔用“Unterwerfung”一词表示从属，这个词也意味着屈从。文化屈从于技术意味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日益成为文化的基础，所有的实践都从属于技术变革。卡西尔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主张回归精神来解决它，因为如果技术是精神的产物，那么精神就有能力也有责任克服这种决定论。见卡西尔，《形式与技术》，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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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理性想要超越可感之物，超越直接给定的数据，进入一个显像只被看作[32]诸多可能性与必然性中的一种的领域。但思辨理性也必须受到限制，以免落入幻象(Schwämerei)。它必须以现象为指导，才能超越现象。只有当科学超越现象，不再把一切都归结为经验证据，而是把思维提升至一个新的领域时，才能成为哲学，如谢林提出的思辨物理学。但如果思辨理性不再能把计算理性整合为自身的一部分，它便会沦为坏的无限性的牺牲品，比如一个人把机遇与自动对立起来———他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识到，所有的巧合/机遇都是自动的(尽管我们回过头来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是自然而不是技术)。在控制论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机遇与自动，要看到机遇的可能性不仅是诸多可能性的一个子集，也通过把自动纳入自己的思维中，来创造这种可能性。

关于技术加速和人类的终结，我们或许应该说，剩下的既不是后人类(posthuman)也不是跨人类(transhuman)，而是非人(inhuman)。非人是利奥塔在关于太阳爆炸的思想实验中提出的一个术语。预计太阳将在大约45亿年后爆炸，①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一位女性(和一名男性哲学家)问到，科学和技术研究难道不该是为太阳灾难后的生存计划所做的准备吗？因为这些研究倾向于寻求思维与有机身体的绝对分离，这样当所有有机生命都在太阳爆炸后毁灭时，思维还能继续存在。非人首先是一种否定，但它是对两个不同事实的否定。首先，它是对被称为人的东西的否定，如否定有机身体与灵魂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思想与身体、思维实体和肉体实体的分离，是准备迎接太阳灾难的人类终极科学计划。利奥塔指出这种意义上的非人是系统。他写道，“目前，系统的非人性正以发展的名义(以及其他一些理由)被加强，不该把这种非人性同劫持了灵魂的那种无限秘密的东西相混淆”。②说灵魂[33]被“那无限秘密的东西”劫持是什么意思？这无限秘密的非人是什么？它是未知，是无望发生的(theimprobable)，正如利奥塔在评论圣奥古斯丁时所说，非人“比我更内在于我”。对奥古斯丁来说，它是上帝，但在上帝死后，它是未知(dasUnbekannte)，正如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的；或者像斯蒂格勒在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伊夫·博纳富瓦(YvesBonnefoy)之后主张的那样，是不可能之物。这种东西不能归结为可计算性、统计数字或先占算法(preemptive algorithms)。这不可计算之物是先于个体的现实，灵魂借此升华、展开自身，也就是行使它的自由。但劫持了灵魂的这种非人究竟是什么？说灵魂被劫持又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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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奥塔，《思维没有身体还能继续吗?》(Can Thought Go Onwithout a Body?)，见《非人》(The Inhuman),第 8—23 页。

② 同上，第2页。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3 | PRINTED_PAGE=41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理性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未知或不可知的那个点，尽管他们可以通过为其赋予意义来将不可知之物理性化也就是说，给非人的存在赋予意义，以免落入21世纪虚无主义。①我们并不是迫使不理性(irrational)或未知成为基础，毁掉由此发展起来的所有话语，相反，非理性(nonrational)是理性的限度。②回顾地看，理性主义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理性体系，正如莱布尼茨所实现的那样。但存在从来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课题。相反，理性主义和象征主义一样，只是思维的其中一种方式(organons)。理性主义拼命地试图在杀死上帝之后保留一种一神论，原本的上帝改名为系统。演化论生物学家和生态现代主义者把人类世看作一个庞大的系统，认为解决生态变异问题的方法是调整这个系统，但是，预设一个统一的系统并没有真的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武器，只是让我们适应这个[34]系统。该如何解决适应的被动性和自由的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人类自由是善恶二者的可能性。正如谢林试图展示的那样，当形象取代背景(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那种形象一背景)、自我意志取代普遍意志时，恶就出现了。在自我意志中寻求解决肯定了对背景的歪曲，是普遍意志的永久丧失。批评系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恐惧绝对(the Absolute)。相反，正是绝对赋予了我们相对化的力量，也是通过相对化我们才能肯定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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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此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本体论仍然值得重新解释，他正确地指出，旧本体论的两种趋势一种是把存在和理性等价，另一种是拒绝客观性体系并把存在作为未知的“物自身”接受下来忽略了中间的可能性，即可理解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的共存。见尼古拉·哈特曼，《本体论的新途径》，莱因哈德·库恩(ReinhardC.Kuhn)译，芝加哥：Henry Regnery,1953年。

②海德格尔在谈论谢林有关人类自由的论述时，在这一点上非常谨慎。一方面，使存在得以显露自身的基础恰恰是“非理性的”(Nicht-Na-tionale)，但人们应该避免“把这一基础丢进所谓不理性[Irrationalen]的原始泥沼[Ur-sumpf]”。见海德格尔，《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107页。海德格尔区分了非理性的和不理性的；非理性不同于不理性。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4 | PRINTED_PAGE=42

埃隆·马斯克(ElonMusk)的 SpaceX公司于2018年2月向太空发射的红色特斯拉跑车是宇宙技术的体现，在这里宇宙只是一个持存。这是阿波罗17号于1972年拍摄地球的照片，使地球变为聚置(Gestell)后的又一个重要举动。现在要轮到火星接受工业开采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自哥白尼以来，人类就在从中心向某个X处挪动”。①而如今在人类世，人类又从X提升回中心，人类中心主义以新的姿态回归。马斯克的游戏展示了一个星球项目，在这里，地缘政治不再只关乎地球，还关系到火星工业开采。在马斯克呈现了这幅世界图景之后，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思考宇宙学呢？这幅图景不只是抽象的，它在技术统治方面十分具体。唯一的可能是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中给这个世界图景赋予超出持存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框定(reframing)本质上是聚置(enframing)的现代技术思维。这种对聚置的重新框定首先需要将系统碎片化，以便赋予技术新的现实与意义—或者用奥古斯丁·贝瑞克(Augustin Berque)的话说，通过超越现代的“无宇宙性”(acos-mic)来将地球“再宇宙化”(récosmiser)。②埃吕尔尖锐地指出了“为技术赋予意义”的棘手之处，因为它重复了35古代的道路，当时人类赋予自然现象以意义，把自然作为人类和上帝之间的中介，这演变成为一种自然神学或具体宗教。①埃吕尔看到了想要不重复同样的宗教路径只是把上帝换成技术——的困难。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一种方法是把技术视为未知，因为它是我们在先前的经验中没有遇到过的东西，否则它就不是新的，也不会有进步，这样一来，赋予它意义就意味着赋予它合理性。另一种方法是把技术视为未知的显现和让未知合理化的方式。这会把我们带回神学和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正日渐被抛弃，或成为专属特权阶层的享受——他们能白天朝火星发射火箭，晚上练习瑜伽和冥想。然而，埃吕尔也正确地指出，这两种方式容易引起这两种反应：②一种是用非技术手段，比如冥想或迷幻药，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是用技术方案来应对，如果欠缺考虑，这种办法便只会加强系统的正向反馈—就像生态现代主义者希望用包括地球工程在内的更先进的技术，修复被破坏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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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华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和 R. J. 霍林代尔(R. J. Hollingdale)译，纽约：Vintage,1968年，第8页：“当代自然科学的虚无主义后果(以及它试图逃到超越的某处的企图)。它所追求的工业最终会导致自我解体、对立和反科学的心态。自哥白尼之后，人类就一直在从中心向某个X处挪动。”

② 奥古斯丁·贝瑞克，《将地球再宇宙化——秘鲁人的教导》(Re-cosmiser la terre-quelques leons péruviennes),巴黎: éditions B2,2018 年。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5 | PRINTED_PAGE=43

§8 未来的宇宙学家

如果说偶然性同时是技术和社会系统的系统化的驱动力，那么可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的偶然性，一种根本无法被吸纳且超出任何预期的偶然性？一些哲学家试图通过把绝对偶然性作为紧急出口，来抵制递归性总体，这个紧急出口或许会通往自由和自主。现代人的绝对偶然性就像浪漫主义者的自然一样，取得了先验的高度，它将超越一切系统和人类认识，像灯塔那样救助迷失方向的船只。但当我们谈到预期(ex-pectation)，我们岂不是已经预设了一个主体，一个思考和期望的主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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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吕尔，《技术系统》，第282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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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我们在前面简要提到的库尔诺的客观偶然性，在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谓的“绝对偶然性”中被推得更远了。对梅亚苏来说，绝对偶然性是一种摆脱自然与心灵的相互关联的尝试，它试图绕到这一相互关联背后，展现一种新的认识论基础的可能。这种新的认识论基础并不从作为无条件者(Unbedingt)的绝对出发，而是从作为偶然的绝对开始。如果说理念论和现象学中的互相关联没能把握住这种偶然的基础，是因为这些学派坚持以主客体的互联为知识的基础。

主观主义者(梅亚苏选择使用主观主义者[subjectivists]而不是理念论者[idealists]这个词)希望通过强化思想的力量来接近原初事实(arche-fact)；即，思想如何能进入未知的领域。对梅亚苏来说，绝对必须被置于思维之外，在思维可触及处之外，一切因果关系之外。与他所说的互联主义传统的“相互关联的事实性”(facticity of correlation)不同，梅亚苏试图提出“实在性”(factuality)原则，即承认有独立于思维的现实或物质。比如，我们不能说上帝存在或不存在，因为他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他可能在你明天早上醒来时出现在你面前，或者你在生命中根本看不到他。我引用梅亚苏的说法：“假如我知道某个实体、事物或事件有可能或可以不是它所是的样子，我便称它为偶然的’。我知道这个花瓶可以不存在，或者可以以别的方式存在—我知道花瓶本可以不掉下来。”①远离互联主义(correlationism)是一种展开有关可能性存在的新探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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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7 | PRINTED_PAGE=45

可以通过梅亚苏对事实性的新处理方法，理解思辨理性的使命，他提出“要让事实性不再是思维限度思维无法发现事物的终极原因—的标志，而是思维能发现一切事物的绝对无理性的标志”。②梅亚苏希望提出一种新的本体论，其中有一个[37]叫作“超混沌”(surchaos)的新范畴或实体，梅亚苏想把它与数学中的混沌理论区分开来。这种超混沌是“绝对的”，它避开了互联主义的“去绝对化”(desabsolutiza-tion)。它不是纯粹的混沌，即完全没有可能得出任何秩序或法律。在一个绝对和不一致的存在中，几乎没有任何偶然性，正如梅亚苏所说：“一种不一致，即普遍矛盾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存在就不再是偶然的了。一个不一致的存在做不到变化，不能变成另一个样子，因为作为矛盾的存在，它已经是它所不是的了。”③提出偶然性的必然性不是要回归混沌(正如一些对后现代的错误印象所理解的)，而是肯定偶然性的绝对性。

但是绝对偶然性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认识论呢？主客体的相互关联可以而且必须被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路径，其中思辨屈从于一种感性确定性：死物不如活物有价值。梅亚苏希望为知识重新估价(transvalue)，这可以概括为下述的反互联主义、反生机论认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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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丹·梅亚苏，《形而上学，思辨，相互关联》(Métaphysique，spéculation，corrélation)，见《这周围的一小块地方：关于形而上学及其限度的六篇论文》(Ce peu d'espace autour. Six essais sur la méta physiqueet ses limites)，伯纳德·马比尔编，巴黎:Les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2010年。引文是根据手稿而不是这本书。我想感谢罗宾·麦凯(RobinMackay)帮忙核对翻译。

②同上。

③ 同上。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8 | PRINTED_PAGE=46

那么考虑到宇宙(the Universe)与我们的主观特质没有任何关系，它没有这些特质也完全可以很好地运作，更严肃地说，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尺度使我们的特性(由于它们更强烈)优于其他非人生物或无机物——这样难道我们不会更谦虚吗？①

这种认识论除了数学形式主义，还能是什么呢？但是，这种对数学象征主义的依赖本身不也预设了一种人类主义吗？恩斯特·卡西尔称之为动物象征主义(animal symbolicum)。避开主客体相关性的做法为思辨提供了空间，但这将如何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论呢？绝对偶然性的概念无疑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为系统设定了限制，意味着系统不能把偶然事件还原为单纯的统计概率。绝对偶然性是一个反系统概念，这是因为一旦[38]系统无法把握它，就必须为系统另设基础，也就是建立另一个系统。比如按照马略特定律，一个容器中的气体产生的压强和体积的乘积是个常数(PV=C)，但这个常数只能从经验得知，因此可以是偶然的。在《自然法则的偶然性》(De la contingence des lois de la nature)一书中，埃米尔·布特鲁(Émile Boutroux)试图表明，一切必然性总会向它之外的事物敞开，甚至也需要外在于它的法则的事物才能完成，而对一个技术系统来说，总有某些偶然性是被预先假定且理解为必然的。①正如莱布尼茨的“最好世界”假设：由上帝创造的世界就像由设计者设计的技术系统那样，它的运行方式能够预期到偶然性，这意味着偶然性只是相对的。正如布特鲁所说，承认所有自然规律都是偶然的，只表明绝对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我们依然没有找到新方法来建立新的认识论，因为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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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亚苏，《迭代，再迭代，重复：对无意义的符号的思辨分析》(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ofMeaning)，见《思辨的谱系：结构主义以来的唯物主义和主体性》(Genealogyo f Speculation : Materialismand Subjectivity since Structur-alism)，苏海勒·马利克(Suhail Malik)和阿尔曼·阿瓦尼斯安(ArmenAvanessian)编，伦敦：布鲁姆斯伯里，2016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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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亚苏的绝对偶然性概念恰恰意味着单一系统不能成立，这正是这个概念的积极用途所在。一个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或许并非虚幻，但它将成为多元主义的终结。控制论的精神就在于此：在每一个死胡同之后都能找到新的认识论，一个新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是无根基的也无需恐惧。绝对偶然性肯定了多个系统的存在，也包括人类无法理解的系统。黑箱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假如黑箱名副其实，它便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穿透的。黑箱这个词用来描述对用户来说完全不透明的算法，它是对知识的限度在量方面的挑战，因为想象力无法把捉(或者用康德的话说，无法总括zusammenfas-sen])数据的大小，只能为此惊讶。绝对偶然性的积极用途在于它肯定了把系统碎片化的必要，因此对任何包罗万象的单一系统构成了限制，就像哥德尔在数学中设立的限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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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自然法则的偶然性》，巴黎：Librairie Félix Alcan，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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