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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引发了李约瑟(以及沃丁顿等人)的兴趣，他带着这些问题去了柏林达勒姆的实验室。组织者就像结晶中的凝结核—只在有凝结核的情况下，过饱和溶液才会开始结晶；类似地，只有在有组织者的情况下，胚胎的个体化才会在移植物上发生。这种现象与德里奇把胚胎的决定过程解释为隐德莱希的作用的说法形成了反差，他的解释把这种决定过程理解为从预期潜力(Prospektive Potenz)到预期含义(Prospektive Bedeutung)的化简。德里奇称，“一个形成中的系统无法增加自身的多样性”。②李约瑟把德里奇看作机械论者，他给机械论裹上新的隐德莱希外衣，但对胚胎发育的解释仍然是机械论的。李约瑟和伍杰一样，认为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空间化是个持续复杂化的过程：“1.部件的数量增加；2.部件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增加；3.部件的内在模式变得各不相同。”①可以说，有机主义是从唯物主义科学向有机唯物主义的一种思维范式转变。正如怀德海表明的，原子论在19世纪被约翰·道尔顿(JohnDalton)引人了科学，后来又传播到生物学中，影响了细胞学说的发展。②在这一思潮中，物理学被看作理解自然的基础，因此生物学必须接受物理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在20世纪，怀德海看到了从唯物主义力学向有机力学的必要转变，因为强调实体性物质的原子物理学不再能充分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生物学诉诸机械论的做法，[72]起初是一种诉诸被充分证实且自洽的物理学概念的需要一这些概念展现一切自然现象的绿洲。但如今不存在这种概念系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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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埃里克·彼得森(Erik Peterson)，《生命有机体：理论生物学俱乐部与表观遗传学的根源》，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7年，本书对这一运动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另见哈拉威，《晶体、结构和领域》，第38页，其中哈拉威将有机主义者分为三类：“德语的谱系，包括冯·厄棱费尔(von Ehrenfels)和科勒(格式塔)、冯·贝塔朗菲和保罗·韦斯(PaulWeiss)。英国的谱系分成两组人：霍尔丹、罗素、摩根和史末资。美国人则包括里特(Ritter)、亨德森，还有包括威尔逊(E. B. Wilson)和哈里森(R. G. Harrison)在内的美国人—他们的方法不那么哲学，更偏实验。”说不清楚霍尔丹、罗素和史末资将军是否应该被算作有机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被看作是新生机论者。

② 汉斯·德里奇，《有机形式的概念》(Der Begriff der organischenForm)，柏林：Bornträger,1919年，第42页及后文；也引自李约瑟，《秩序与生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36/2015年，第74页：“即使在生成过程中，一个自然系统的多样性程度也无法自足。”

怀德海的有机体本体论是基于互动和生成的。一棵树不是独立的树，而是森林中的树；它与周围的所有其他个体都有互动，这种动力学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关系来分析(相反，在物质原子主义中只有外部关系)。怀德海关于唯物主义科学转向有机体哲学的观点，对有机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李约瑟、沃丁顿和伍杰，他们相信现代思想展现了一种与笛卡尔主义截然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它源于有机体概念：④“我坚持的原则是，唯物主义这整个概念只适用于非常抽象的实体，即逻辑洞察的产物。而具体、持久的实体是有机体，因此整体的规划影响着进入其中的各个从属有机体的特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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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约瑟，《秩序与生命》，第74页。

②正如怀德海指出的，原子论对玛丽·比沙(Marie François Xavi-er Bichat)、约翰尼斯·穆勒(Johannes Mülle)、马蒂亚斯·许莱登(Mat-thiasJakob Schleiden)和泰奥多尔·施旺(Theodor Schwann)等生物学家影响巨大。见《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and the Modern World)，纽约：Pelican Mentor Books,1948 年,第102 页。

③ 同上，第105页。

④哈拉维，《晶体、结构和领域》，第137页。

有机论者在怀德海那里找到的不是模糊的整体论，而是一种在不同层次上研究有机组织的新分析方法；正如李约瑟所说，“对有机体概念的逻辑分析，引导我们寻找生命结构中各个层次或粗略或精细的组织关系。因此生物化学和形态学应当融合，而不是像通常那样被一道神秘的屏障区隔着存在”。②这里的形态学指达西·汤普森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生长和形态》(1917)，这本书也启发了艾伦·图灵1953年的论文《胚胎发育形态学的化学基础》(The Chemical Basis ofMorphogenesis Morphology)，该论文与李约瑟的说法有许多相似处。李约瑟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有机主义：一种是“阻碍主义”(obstructionist)或“教条主义”的，另一种是“合理的”。③前者[73]过分强调整体，声称所有的部分都与整体不可分割，整体永远无法被澄清；李约瑟举了J.S.霍尔丹作为例子(但他的儿子J.B.S.霍尔丹和他不同，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控制论时讲到他)。而合理的有机主义则分析性地探究部分和整体的不同关系：1.独立；2.功能性依赖；3.存在性依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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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怀德海，《科学与现代世界》，第80页。

②李约瑟，《秩序与生命》，第139页；这句话也被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引用过，见《秩序与生命评述》,Leonardo 6，1973年，第267页。古尔德以这番话结束了他的评述：“当我们从分子角度解释个体发育的奥秘，这两种生物学终将结合在一起。实现这一结合的英雄将是威廉·鲁、达西·汤普森和李约瑟那样的人。”

③ 李约瑟，《秩序与生命》，第18页。

④ 同上。

我们只好把有机主义繁杂的历史留给专业的科学史家，无法一一考察每个作者，不过之后我们将讨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沃丁顿)。我们更想着重探讨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理论，他对自然可合理化(Rationalisierbarkeit)的数学化坚持得到了李约瑟和伍杰的赞赏。①有机主义和生机论的区别也体现于：他们都认为对部分的研究不能解释整体，但生机论引人了一些准形而上学实体作为解释的基础，有机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无需引入这些神秘概念就可以解释生命的三种基本原则(即整体性，直接性和规范)。②谢林在写作自然哲学时，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机械性和有机性的对立以及后者相对于前者的优越性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机械世界观不是由于重新获得理论优势取得了胜利，而是通过对世界的物质性变革重新引入了自身。③贝塔朗菲提出了一种基于有机世界观的一般系统理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关键的概念工具，能扭转机械论和工业主义带来的僵局：

「74把物理粒子的运作看作终极现实的机械世界观，在一个颂扬物理技术的文明中得到了体现，它最终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作为庞大有机组织的世界的模式，或许会有助于增强人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在人类近几十年残暴的历史中几乎已丧失殆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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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第24页；也要注意到，伍杰于1933年把贝塔朗菲的《形式化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 der Formbildung)译成了英文，重拟标题为《现代发展理论》(Modern Theories of Developmnent);要注意，数学和自然史的密切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早在乔治·布丰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

②哈拉维，《晶体、结构和领域》，第34页。

③当然，这完美呼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对理念论的批判。

从根本上说，有机主义是对开放系统的思考，开放系统不同于封闭系统，因为它会和环境交换信息，这延迟了它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走向毁灭的时间。系统论研究组织形式，其中有机体是一种高级形式。如果说经典物理学提出了一种无组织的复杂性理论，那么系统论则关注“组织化的复杂性”，正如贝塔朗菲所说，“无组织复杂性的理论最终植根于变化、概率的法则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相比之下，今天的根本问题是组织化的复杂性”。②贝塔朗菲的组织化原则——格式塔原则(Gestaltprinzip)或全体性因素(Ganzheit faktor)——内在于组织的各个层次。他对有机主义的强调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要点：对全体性的接受(调控)、组织(等级以及适用于每一级的规则)、动力学(过程，或者之后的开放系统的行为)和数学化。③

贝塔朗菲似乎是康德的读者，但大概读得不太认真。他批评康德第一批判中的范畴论，认为这体现了康德没能引入互动和组织的概念。④他也引用了第二批判中那句著名的结束语，即“我之上的星空和我之中的道德律”，①批判说“即便康德的道德律令没有被削弱，它对于一个复杂世界来说也太简单了”。②令人惊讶的是，贝塔朗菲没有评论[75]第三批判，而第三批判正是他自己“有机性革命”这个论断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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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v)，纽约：George Braziller,2015年，第 49页。

②同上，第34页。

③前三点是哈拉维总结的，见《晶体、结构和领域》，第38页。第四点数学化是我们补充的，正如李约瑟所说，贝塔朗菲革命性的格言是：“只有当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数学逻辑学家密切合作，生物学的数学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见李约瑟，《秩序与生命》，第24一25页。

④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第45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技术乃至社会都建立在物理主义的世界图景之上，这种图景可以在康德的著作中找到初步的综合。物理学仍然是科学的范式，是我们社会观念和人形象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科学出现了—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③

贝塔朗菲没有意识到，有机这个词，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机性，是自康德以来哲学化的新条件。他自己的有机性革命是自然科学的醒悟，它肯定了康德和谢林关于这些学科的方法论思考。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看到系统论与谢林自然哲学的同构，因为它们都强调“部分一整体关系”。然而，系统论成为科学是因为它希望成为一门“逻辑数学学科，一种纯形式、但能应用于各种经验科学的学科”，④如热力学、生物和医学实验、遗传学、人寿保险统计等等。贝塔朗菲的思路与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对谢林自然哲学的评论一致：“自然哲学只有在能够数学化，即能成为数学的情况下，才是科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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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69页：“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思，就越是使心灵充满更多的惊奇与敬畏：我之上的星空和我之中的道德律。”

②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第18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7页。

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控制论相呼应，它们是在同一时代独立发展起来的，与其他学派构建起同一种范式：包括维纳的反馈理论、罗斯·艾什比(W. Ross Ashby)的自组织理论和冯·诺伊曼的自动机理论等。事实上，正如沃丁顿在与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通信中评论的那样，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最终将成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通用语言”。②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试着解释沃丁顿的评论与这里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尽管贝塔朗菲[76]本人可能会反对。③德国理念论学者认为谢林是控制论的生命概念的先驱的观点，或许太有挑衅性了，但忽视我们在这里试图构建的历史发展和同构性，也绝不是好办法。因此，如果目前向作为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的回归，没能理解生态学已经是个控制论概念，这种回归倾向就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从自然哲学到系统论的概念转变，也体现了生态学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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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伦兹·奥肯，《自然哲学课本》(Lehrbuch der Naturphilosophie)，苏黎世：Friedrich Schulthess,1843年，第3页；施耐德也引用了这 段话，见《浪漫主义与自然哲学》(Romanticism and Naturphilosophie)，第 209 页:“Die Naturphilosophie ist nur Wissenschaft, wenn sie mathematisieren ist, d. h. der Mathematik werden kann.

②彼得森，《生命有机体》，第218页。

③ 贝塔朗菲想把自己的理论和控制论区分开，因为控制论是他的一般系统论的一个特例。他同时也批评技术系统为极权主义，他说，“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个体成就的基础上的，如果个体只是社会机器中的齿轮，它就会消亡。我相信，组织理论能给出的最终准则是：不是给某个教派的独裁者提供手册，让他能科学地应用铁律以更有效地征服人类，而是提出一个警告:利维坦式的组织不可能在吞没个体的同时，不把自己推向必然的灭亡。”见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第82页；然而，人们很难论证一般系统论为何不能应用于建立有机技术系统。

生态学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发明的一个术语，对海克尔来说，生态学指“有机体与其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全部科学，在生态学中，我们从更广的意义上理解所有的‘存在-关系””。①海克尔追随达尔文，设想了一种有关适应与竞争的自然经济。②正如海克尔之后所说的③：

生态学指的是关于自然经济(economy of nature)的知识体系—它研究动物与其无机和有机环境的总体关系；这首先包括它与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动植物的友好或敌对关系。总之，生态学是对所有[77]那些达尔文称作求生斗争的条件的复杂关系的研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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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斯特·海克尔，《有机体的一般形态学》(Generelle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柏林:Georg Reimer,1866 年,2,第 286—287 页；另引自罗伯特·理查兹(RobertJ.Richards)，《生命的悲剧感：恩斯特·海克尔与对抗进化论思维的斗争》(The Tragic Sense of Life：ErnstHaeckel and the Struggle over Evolutionary Thought),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卷，第28页。

②达尔文本人将自然的经济描述为一场求生斗争，正如他在《物种起源》中所说：“由于所有有机生命都在求生，或者可以说，在自然的经济中求得一席之地，某个物种如果不与其竞争对手进行相应程度的调整和改进，它将很快灭绝。”见查尔斯·达尔文，《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forLife)，伦敦：Watts,1859/1950年，第87页。

③恩斯特·海克尔，耶拿大学哲学学院就职演讲，1869年1月。

④罗伯特·施陶费尔(Robert C. Stauffer)，《海克尔，达尔文与生态学》(Haeckel，Darwin，and Ecology)，见《生物学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Biology)32,第2期，1957年6月，第141页。

那么生态学这个如今具有如此多政治和社会内涵的主题，仍然具有海克尔等自然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意义吗？我们已经简要讨论过拉图尔关于自然必须死亡的主张。虽然自然之死并不是说所有曾经自然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人工的，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知识体系中作为范畴的自然的意义已经相当不同，因为我们观察它的角度已经被技术改变了。在这里，我们想引用20世纪7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人造卫星为行星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自然界第一次被完全包围在一个人造容器中。从地球进入这个新人造物的那一刻起，自然就结束了，生态学诞生了。一旦地球被放到艺术作品的位置上，“生态学”思想就不可避免了。①

在麦克卢汉看来，生态学不再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学—人类像其他动植物一样从属于这个经济体。技术已经像康德时代的显微镜和望远镜那样，把人类提升至另一个层次，只不过人类还站在地球上。在这次提升之后，地球不再是埃德蒙德·胡塞尔意义上的“原初方舟”，而是服从于工程学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建筑师和设计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说法，它变成了人造地球或宇宙飞船地球—不是说地球是人造的，而是说它是工程学的对象。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卢汉预见了拉图尔和许多其他主张发展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的学者(如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①如果生态学问题在于技术，我们就不得不直面[78]技术问题。如果我们追随麦克卢汉的判定和格兰特的历史研究，就会看到，人造地球在理念论者时代已经开始，并在控制论时代完成了。绝非巧合的是，我们在地质学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轨迹，更重要的是，詹姆斯·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及其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广泛应用也与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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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人造卫星升天时，行星变成了一个没有观众只有演员的全球剧院》(At the Moment of Sputnik the Planet Became aGlobal Theatre in which There Are No Spectators but Only Actors) , 见《通讯杂志》(Journalof Communication)24，第1期，1974年，第49页。

§15 一般有机体，盖亚或人造地球

1795年，地质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当时人们用这个称呼)詹姆斯·赫顿出版了他的《地球论》(Theory of theEarth)的前两卷(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直到一百年后才出版）。在此之前，赫顿于1785年在爱丁堡皇家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当时几乎所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都在场。这部三卷著作完整呈现了他过去几十年所做的研究和旅行。考察赫顿的地球系统理论是如何提出两种解释、或者说两种模式的，是个有意思的课题。赫顿对现代地质学的贡献是根本的，他常被称为地质学之父。为了简单理解赫顿的理论，我们可以把他与另外两个学派区分开来—一种是水成论，认为岩石是在地球的沉积作用下按照(自下而上)花岗岩、片麻岩和页岩、玄武岩、石灰石、沉积岩的顺序形成的。赫顿则表明相比线性的形成过程，循环模型更适用于理解不同岩层的形成。赫顿的模型以热为核心，热是地球系统的驱动力(赫顿和谢林等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相信燃素说），这一模型是沉积（deposition）、岩化（lithification，导致松散的沉积物转化为沉积岩)和隆起(uplift，板块压力导致的陆地垂直抬升)作用的循环。①通过这一循环，我们可以想象[79]从岩石到土壤再到岩石，从海洋到空气再回归海洋的运动。赫顿的理论与受圣经启发的摩西式地球时间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后者，地球只有6000年的历史，而赫顿的研究表明它至少有8亿年历史——比布丰和乔治·居维叶的推测长得多。这也被称为地球的深邃时间(deeptime)。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我们可以以斯卡角(Sic-car point)为例来说明：斯卡角由分开的两组岩石组成，底部被称为志留纪杂砂岩，上层是砂岩。大约4.25亿年前，板块碰撞形成了一条沟壑，引发沉积物的沉淀。压力把水中的沉积物和矿物质压实，把沙粒黏合在一起形成岩石(岩化作用)。板块的进一步运动使沉积物被压缩、皱起，将它们抬升至海平面以上，形成山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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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蒂莫西·莫顿，《没有自然的生态学：反思环境美学》(Ecolo-gywithout Nature：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