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与偶然

反馈，机械控制论的周期性效果的回路，只是次级产物，它是对宏观时空中绝对周期性的象征(在莱布尼茨的意义上)和传递，也是对“初始状态最终状态”的转译，是根据不可观察的动力学在可能事件之间做出的真实选择；这些并不是一切个体化的领域的主要规则。①

汉斯·约纳斯也出于类似的理由指责控制论。对约纳斯来说，控制论把目的论误解为“服务于一个目的”(机械的)且“有一个目的”(涉及意志)。②但我们也许可以按照科林·皮登里奇(Colin Pittendrigh)和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的说法，称其为目的学(teleonomny)而不是目的论，它们的区别在于目的学更类似我们前面讨论的自动终极性。①一方面，尽管控制论确实把反馈概念应用到各个领域，它却不仅是一种“还原主义”科学。它也体现了一种认识论转变，开启了倾向于整合而非分离的新操作思维。②如果说反馈循环只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维持，且思维被固定[143]在这个平面上无法提升或进入另一个递归，那么这确实是种还原主义：比如把一切实体都化简为一个算法。③因此，二阶控制论中对递归的强调可以看作是控制论系统化的发展，因为它把递归扩展到一切领域中。另一方面，由反馈产生的现实总是会超越反馈的逻辑，它也会外化，并通过外化创造一个新的循环。我们在下一章将继续讨论对控制论的批判，但我们会把控制论表述为自然哲学的一个普遍问题——在自然哲学中形式问题总是更优先，因此物质的意义被削弱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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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胡耶，《控制论与终结性》，第176页。

②汉斯·约纳斯，《生命现象：走向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of Life：Towarda Philosophical Biology)，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第二章逻辑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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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林·皮登里奇，《适应，自然选择和行为》(Adaptation，Natu-ral Selection，and Behavior),见《行为与演化》(Behaviorand Evolution),罗伊(A. Roe)和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编，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394页；另见恩斯特·迈尔，《目的论的与目的学的：一种新分析》(Teleological and Teleonomic：ANew Analysis)，载于《自然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历史论文》(Method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科恩(R.S. Cohen)和沃托斯基(M. W. Wartofsky)编，《科学哲学中波士顿研究》(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第14 卷，多德雷赫特：Springer，1974年，第91—117页。

②乔纳斯比较了飞行员和机器。飞行员不像只接受并执行命令的机器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动机和情感。但乔纳斯可能忽略了这样一点：在控制论中动机和情感也可以通过反馈机制来分析。

③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演化与生命的意义》(Darwin's Dangerous Idea：Evolutionand Meaning of Li fe)，伦敦：Penguin，1996 年，第48—52 页，他在这里把自然选择简化为一种“盲目”的算法。

至于不可计算性，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种偶然性不能被反思吸收的情况——比如宇宙大灾难——或一种超出反馈逻辑的外化，产生出无法被利用的偶然性，这意味着辩证法走进了死胡同，这是算法的灾难。失败与灾难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广的、先前的系统无法整合的现实，它迫使我们探索另一个系统。正如当贝特森谈到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神学时，他提到了“强力”(power)，强力是另一个更强大的系统：贝特森说：“这个系统或强力’必然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所经过的树林的美’是我对树的个体和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二者同时的认识。”②这强力类似于神性；神性可以是另一个系统，它的合理性可能不太容易被认可，但可以通过符号和仪式被合理化。

在此我们与其谈论末日式的事件，不如举一些外化不再能被同化进有机系统的例子。这种外化反而破坏了系统同化的能力，因为它取得了规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不再是由理性设定界限，而是相反。我倾向于144认为这正是21世纪唯物主义的任务，恰恰因为外化不再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仆人(Knecht)—在那里，外化是理性自我认识的手段；而技术系统的完成，即形而上学的完成，正在消解这种辩证法。这也意味着基于理性的划界的哲学，要让位于一种被理念论者和许多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们低估的唯物主义。我们希望由此出发，探讨20世纪器官学思维中对人一机、文化一技术关系的一些主要解读。考察这一转变的同时，我们将从自然哲学走向一种技术哲学，其中有机主义和器官学将在半途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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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克劳斯·皮亚斯(ClausPias)在他的文章《模拟，数码与控制论幻觉》(Analog，Digital， and the Cybernetic Illusion), Kybernetes 34,第3—4期，2005年，第543—550页中指出了维纳控制论对物质的无知。

②贝特森，《走向心灵的生态学》，第338页。

第二章 逻辑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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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被组织的无机

火是匮乏与过剩。

———赫拉克利特，《残篇》65

[145]如果说控制论试图克服机械论和生机论的对立，这是因为它把递归形式系统化为一种通过信息过程展开的推理形式。有了递归性这种一般化的思维形式这是我们基于康德反思性判断的重新表述我们可以追溯20世纪的一个重大物质转变。控制论机器，尤其是图灵机，具有新的地位，因为它不再只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机制，也不是生物，而是一种有机一机械(organomechanical)存在：一种以有机形式实现的机械存在。有机形式不仅提供了形式本身，它也按照刻写在递归算法中的确定或相对开放的目的，把物质组织起来。即使人们遵循康德的说法，认为哪怕是一片草叶、一条毛虫的秘密也不可能穷尽，随着控制论的实现，我们必须分析自然的概念化及其与技术的关系。这不是说我们要沿袭人们对约翰·冯·诺依曼的自动机或自我复制理论的常规解读这种解读直观体现在约翰·何顿·康威(John Horton Conway)的“生命游戏”(Game of Life)中，在爱德华·弗莱德金(Edward Fredkin)和斯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等人的“数字物理学”或生物学中的信息理论中又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解读往往只是以还原主义的方式讨论生命的问题。有时为了理解，还原论是[146]必要的策略，但它应当被看作工具而不是一种等同关系。从康德起，再到一些后康德理念论者，概念的生命与生命的概念之间始终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生命被与概念（Notion/Concept)等同起来。①直到1948年，随着控制论的出现，概念与生命的同一性被再次确认，从外化的角度重新考察它们的关系也变得必要起来。

§25 从有机主义到器官学

在前两章中，我们试图勾勒一种在生物和机械之间摇摆的有机主义。本章的任务是从有机主义转向器官学，从概念转向生命，因为器官学呈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递归和连续性。根据器官学的第一原则，必须避免把机器和有机体等同起来这是一种常见的还原主义错误也要避免根据技术与“人类智能”的接近程度来衡量技术的进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深深植根于形式与物质的分离。在解释个体化时，形式和物质双方会落入形式逻辑或生机物质的极端。传统笛卡尔机械论植根于对生命形式内在的线性逻辑的信念，这导致了对有机体的机械化，且这种做法使机械与有机体的类比被当成了等同。只要机械化是作为认识形式而非作为全体被接受下来，它便不是什么可怕的错误。我们知道，知识从机械主义到有机主义的转变在西方思想脉络中十分重要，但如果把生物形式和机器形式等同起来，便是一个错误，这种观点经常出现在有关算法的大众媒体话语中。哀叹阿尔法围棋打败了来自韩国或中国的世界冠军是不明智的——如果不只是愚蠢的话—因为这只是揭露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评论者看到了机械和有机体的对立，由于有机的人被认为是更优越的，所以他们为人的失败而哀叹；[147]另一方面，他们又肯定了机器和有机体的等同性，因为现在机器可以取代人类了。声称机械体不会超越有机体是无效的，因为如今我们看到，控制论正开始使这一趋势成为可能。我们不能轻易忽视这种可能性，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种共存的策略。算法——机器的基础—应当被用作有机体的一个功能，帮助精神实现在机器的功用以外的更高目标，从而将机器从预定的规则和功能中解放出来。

第三章 被组织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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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治·康吉莱姆，《概念与生命》(Le concept et la vie)，见《鲁汶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82,1966年，第 203 页。

维纳断言说控制论已经解决了牛顿时间和伯格森时间的对立，这种说法有道理，也值得被更深入地思考。然而当控制论试图通过模仿来追求有机体和机器的等同性时，它可能依然走在错误的路上，因为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功能和操作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批判性地评估对有机和无机的关系的判断，二者的关系不能像在谢林那里一样，只被当作两股潜力，而应当被放入一个解释学循环来考察。从有机主义到器官学的转变表明，必须把有机形式从知识理论提升为生命理论，即另一种递归性。它不是一种朝着有许多反馈循环的全体系统演进的递归，而是把机械递归重新引回地面的递归，这正是生命本身。一般器官学一词是乔治·康吉莱姆在1947年提出的，比维纳《控制论》的发表早一年。康吉莱姆认为亨利·柏格森1907年的《创造进化论》是器官学项目的先驱。这门学科不能简单从赛博格(cyborg)或者通过“计算机控制的生物反馈系统”实现的人类增强的角度来理解。①以这种方式解读康吉莱姆和柏格森，依然同维纳的控制论机器和某种超人类主义太过相似，没有认识到康吉莱姆和柏格森的任务在于让生命优先，使它成为机械化的基础。假如不能批判地重新思考机械化，它便倾向于把人和生命分开。在维纳那里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生命哲学，尽管在贝特森和二阶控制论中有可能找到，但它尚未是一种器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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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148]在《康吉莱姆与人的生命》(Canguilhem et la viehumaine)一书中，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指出可以在“从柏格森，经过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e)和康吉莱姆，到西蒙东”的轨迹中找到一条器官学思想的轨迹，这“与文化生物哲学事件，以及构建生物人类学的尝试相呼应”。②我们的兴趣在于考察器官学如何在与有机主义的密切关联中发展起来，它从康德的第三批判出发，在器官学中将递归性和偶然性问题阐述为创造性演化与规范性。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首先必须重新讨论我们在第一章中阐述的谢林的有机形式，由此开始把工业革命初期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问题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技术与自然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因为对自然的理解已经揭示出一种技术形式，这意味着自然不再是清白的第一自然，而是控制论的自然。因此，我们要强调生物有机主义与机械有机主义的模糊关联。必须根据语义的变化以及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新认识论条件，来重新评估自然与技术的关系。比如，谢林时代处于核心地位的力的概念，被控制论中的信息概念取代，信息概念后来又经由薛定谔的工作被应用到生物学中。信息既非能量也非物质，它需要一个新的本体论位置，重构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知识的基础，正如贝特森和西蒙东把信息和递归结合在一起的尝试。这种做法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中把积极的形式与惰性物质分开的倾向古典形而上学的形质说赋予理智一个任务，要么给存在施加形式，要么从它之中提取形式作为它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关于造砖的直观例子(模具赋予黏土以同一性，就像形式赋予惰性物质同一性)已经是一个技术例子了，这意味着它没能考虑到在赋予形式或抽象出形式之前的事情。与其[149]把形式当作积极力量或捍卫物质的能动性，我们将借助器官学的思维，器官学不仅是一种与机械逻辑相对的有机主义思维，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综合的逻辑形式。

第三章 被组织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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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恩·哈金(Ian Hacking)，《康吉莱姆在赛博格中间》(Canguilhem among the Cyborgs)，见《经济与社会》(Economyand Society),27,第2—3期，1998年，第203页。

②纪尧姆·勒布朗，《康吉莱姆与人的生命》，巴黎：PUF，2002/2010年，第203页，n.2。

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将从谢林对柏拉图的解读开始，这种解读虽然在1794年就已成型，先于他自然哲学著作的出版，但对他后来更成熟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①回头来看，谢林思想中有关技术问题的阐述的缺乏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这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或许可以认为，这忽略始于他让形式优先于火——根据苏格拉底在《斐莱布篇》中的说法，形式与火是诸神赐予人类的两种礼物。我们将从讨论谢林在有机形式与火之间的选择开始，由此引入柏格森和康吉莱姆的器官学概念。援引柏格森和康吉莱姆并不是要重新引入不同形式的生机论以对抗控制论，而是要勾勒出一种在我看来超越了生机论和生命冲动的简单等同的器官学思维。①对有机主义来说，核心问题是“整体”。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讨论整体？整体一方面反对机械式的部分的建构，它体现着一种从同质到异质、从对象到系统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暗示着目的论，在目的论中，各部分都朝着某种超出它们的把握的目的因运行。这正是柏格森和康吉莱姆器官学的核心问题所在：该如何构想一种创造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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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归与偶然

①见布鲁斯·马修斯，《谢林哲学的有机形式：生命作为自由的图式》，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书中马修斯追溯了谢林1794年对柏拉图的解读对他其他作品的影响。

§26 形式与火，或生命

[150]我们需要回到康德的有机概念，并设想一种既能避免柏格森对康德的厌恶，又能避免康吉莱姆对康德的偏爱的器官学。然而，在开始讨论器官学的概念之前，我们先要处理谢林自然哲学中有机形式概念的局限性。我在布鲁斯·马修斯关于谢林哲学的有机形式的讨论中发现的火的问题，以及马修斯对这个问题的忽略，矛盾地揭露出了谢林有机形式概念的局限性。①

第三章 被组织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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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Wolfe)已经表明，生机论不一定要和充满形而上学色彩的生命冲动概念结合在一起，人们在18世纪的蒙彼利埃(Montpelier)生机论(关系到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的著名医生和教授)中无疑找不到生命冲动概念。相反，这是一种模拟有机体的组织化、动态和系统特性的尝试。见查尔斯·沃尔夫，《蒙彼利埃生机论中的有机组织模型》(Models of Organic Organization in Montpellier Vitalism),《早期科学与医学》(Earlν Science and Medicine),22,2017年，第 229一252页：另见查尔斯·沃尔夫，《生物学哲学：生机论的历史》Laphiloso-phie de la biologie: une histoire du vitalisme),巴黎:Garnier,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