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与偶然

谢林提出通过力来构建物质，但西蒙东却没有要通过信息来构建物质。信息是能量过程和物质过程的额外之物：“额外”的意思是，它既不能被还原为能量也不能被还原为物质，而是在过程中无处不在。信息是一种本身有含义(significa-tion)的迥异性：“含义”指，它携带着系统不能忽视的意义。信息只是个体化的条件之一，除它以外我们还会看到物质条件和能量条件。如果说力可以被还原为能量的效果(比如在钟摆的例子里，势能向动能的转换产生了力)，信息则不能被还原为物质或能量。信息作为一种含义，与噪音不同，是因为它承载着意义而噪音不一定承载意义；当噪音承载意义，它便已经是信息了。信息不是纯然的巧合，正如我们在导论和第二章中已经看到的，信息既是递归的也是偶然的，正如贝特森对它的定义：它是“能产生差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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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信息的概念来自传播理论和数学，因此它首先是个技术性概念，现实地体现在技术对象中。一个承载信息的技术对象能使各心理个体建立超个体关系：比如一本书可以被许多读者共享并形成一个集体(例如一个读书小组或粉丝俱乐部)。当一本书被以不恰当的方式使用时(比如被用来支撑不稳的桌子)，它就失去了信息，不再具有超个体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它失去了含义。换句话说，符号和技术对象中的现实已经是一种综合了。①正如西蒙东所说：“按技术对象[199]的本质来理解它，也就是说一旦技术对象被发明、思考、需要或被人类主体设想，它就成为我们所说的超个体关系的支撑和符号。”②因此西蒙东给技术对象赋予了一种促成个体化进程的作用：

第四章 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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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蒙东和恩斯特·卡西尔有一个相似处，因为对卡西尔来说，符号中有一种综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综合的分析不能完全解释它：见卡尔·汉堡(Carl H. Hamburg)，《现实与符号形式》，第二章，见《符号与现实：恩斯特·卡西尔哲学研究》(Symbol and Reality：Studiesin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海牙:Martinus Nijhoff, 1956 年。

②西蒙东，《技术对象的存在模式》，第 335页：“L'objet technique pris selon son essence, c'est-à-dire l'objet technique en tant qu'il a été inventé, pensé et voulu, assumé par un sujet humain, devient le support et le symbole de cette relation que nous voudrions nommer transindividuelle. "

通过技术对象的中介，人际间的关系得以建立。这是超个体性的模型……除了在一些非常罕见和孤立的情况下，与技术对象的关系都不能在单个的个体中变得充分；这种关系]只有在它成功地产生集体性个体间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称这种现实为超个体性，因为它在诸多主体的发明和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起一种耦合。①

如果我们遵循西蒙东关于超个体关系的说法，便可以设想一种超出了人工制品(如甘巴尔引擎)、扩展至心理和集体个体化的器官学思维。超个体关系嵌入技术对象之中，按照这些对象的操作和组织图示进行调整。因此，通过用新形式的超个体关系和新的动态来重建舞台，技术对象的演化不断地改变着个体化的戏剧。控制论提出反馈和信息概念，它引入了一种新的认知图示，因此也产生了新的人机关系和社会性组织。西蒙东把他对技术谱系的解读—从“要素”到“个人”和“集合体”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他认为技术要素代表着18世纪渴望无限进步和人类生活持续改善的乐观主义。技术个体则产生于19世纪的自动化机器，它把人类从生产的核心处转移了出去。而在20世纪，西蒙东看到了技术集合体，它是随着信息机器和控制论产生的一种组织超个体关系的新项目，为的是解决异化问题。

[200]西蒙东称这种研究和参与技术的方式为机器学(mechanology)。这门旨在克服文化与技术、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的学科，还没有完成。通过个体化过程(被理解为由几个阶段组成的操作，从张力的加剧到以亚稳态形式解决这些张力)和个体化(被理解为心身关系的图式化和物理性具体化)，西蒙东开启了器官学思维，这为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柏格森和康吉莱姆。因为不同于后两位思想家，西蒙东没有假装在发展一种生物哲学，而是提出了一种结合了技术哲学的个体化哲学。然而，在他那里这种结合通常还是隐含的，他还没有阐述技术对象在心理和集体个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我们还要把西蒙东与控制论的对话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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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同上，第342页。

§34 偶然性的器官学

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可以说是对西蒙东分析的延伸，它重新解读了西蒙东个体化(individuation)和个化(individualization)理论中的主要术语。斯蒂格勒从 2003年开始阐释一般器官学概念。①与康吉莱姆的器官学—它与科特·戈德斯坦等人提出的有机整体密切相关—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斯蒂格勒对有机整体概念强调得比较少，他更重视功能性器官(functionalorgans)。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器官学一词主要出自音乐学，而不是柏格森和康吉莱姆的生命哲学。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斯蒂格勒与柏格森、康吉莱姆的呼应，不如说是他们的差别。斯蒂格勒很少提到康吉莱姆尝试勾勒器官学概念的《机器与有机体》一文。我们可以重构递归性和偶然性的概念，因为201它们在斯蒂格勒的思想中十分重要：对他来说偶然性是准原因，而递归性常被称为重复。

第四章 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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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我们2017年12月22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

如果我们说斯蒂格勒思想中有递归性概念，那是因为它刻写在持存和预存的回路之中。持存和预存出自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理论，其中持存指记忆或保持的能力，预存指预期的能力。斯蒂格勒以胡塞尔的第一和第二持存、预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概念。举个例子，当我们第一次听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时，我们会保留旋律的每一个现在。由于每个现在都总是已经不在的了，旋律的这种持存被称为第一持存。同时，由于我也预期到了接下来的旋律—否则我就无法理解乐句，也就没有音乐，只有声音这种对即将到来的、尚未的现在的预期，被称为第一预存。如果明天我还记得蓝色多瑙河，那它就不再是被暂时保留下来的现在，而是回忆：记忆或第二持存。由于我已经对音乐有记忆了，我便能预期每个乐句的结尾和整首曲子的结尾，这被称为第二预存。在第一和第二持存及预存概念的基础上，斯蒂格勒提出了他所谓的第三持存：人工记忆。比如，我对施特劳斯作品的第二持存是不可靠的，它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但是一张CD可以帮助我恢复记忆。这样，唱片(模拟信号)或CD、MP3(数字信号)是第三持存，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唤起第一、第二持存和预存，就像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那样，但它也不只是马德琳蛋糕，因为它具有斯蒂格勒称之为“正态”(or-thothetic)的精确性，这个新造词来自两个希腊语词:orthotēs，意为“精确性”;thesis,意为“姿态”(position)。①因此，第一、第二和第三持存与第一、第二预存共同构成一个回路，其中灵魂不再只是一种返回自身以规定自身的运动，而是说，从事着认识(noesis)活动的灵魂同时也是技术(tekhnesis)，它的组织依赖于第三种记忆。[202]这第三种记忆是对有机体持存的有限性的补偿，因为如果有机体不能把它的经验外化为符号和工具，就不能完整地保留它们并传给下一代。此外，被称为记忆的第二持存只有通过第三持存才能被有效激活，因为是第三持存(如文字或图像)为记忆提供了共时化和历时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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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贝尔纳·斯蒂格勒，《意外的哲学化》(Philosophising by Acci-dent)，贝努瓦·菲耶（Benoît Dillet)，爱丁堡：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2017年，第61页。

和西蒙东一样，我们在斯蒂格勒的器官学中也发现了内化和外化的递归形式。记忆在技术对象中的外化也伴随着后验向先验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经验向非先验(a-transcendental)的过渡—称它为非先验是因为它既不是纯粹的先验性，也不是经验性。斯蒂格勒正是根据这个回路，试图重新阐释西蒙东的心理和集体个体化。然而，这种对胡塞尔的解读也指向斯蒂格勒对西蒙东的批判。正如斯蒂格勒发现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犯了忽视技术对象的错误，他也批评西蒙东没能看到对操作的预期依赖于技术对象。①斯蒂格勒的预期指的是，技术对象同时是记忆和预期二者的支撑，因为如果预期要求记忆的组织，那么这种组织正越来越依赖人工记忆。在斯蒂格勒看来，西蒙东忽略了技术对象在时间化中的作用，因为他太依赖柏格森的时间概念，把生命时间与几何化对立起来，而使第三持存得以可能的正是几何化：

第四章 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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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尔纳·斯蒂格勒，《西蒙东作品中的时间与技术，心理与集体个体化》(Temps et individuation technique，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dansl'oeuvre de Simondon)，见 Intellectica,1998 年1—2月：第 253页。

西蒙东与时间问题的关系太受限于他对柏格森思想的深入探究了，以至于无法摆脱谴责时间的几何化的生机论形而上学，时间的几何化也是空间化，它恰恰内在于每次第三持存中；同时也没能摆脱柏格森主义对胡塞尔指出的第一、第二持存的重要区别的忽视。①

[203]因此斯蒂格勒认为，尽管西蒙东试图在信息概念的启发下重新思考个体化，却没有看到信息需要物质支撑，而物质支撑正是技术对象。这种批评可能有些太急切和严格了，但它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自第三章以来讨论的内容。我们试图表明，对西蒙东来说，存在着一个外化和内化的递归过程，对他来说技术对象承载着所谓的“超个体关系”，这是信息的来源—尽管西蒙东确实没有像斯蒂格勒那样，按照同样的重要程度处理时间性问题。斯蒂格勒对西蒙东(以及柏格森)的批评指向了器官学的另一个维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创造进化论》中柏格森把理智和物质、直观和生命对立起来，想把物质从几何学拆解为运动。另一方面，斯蒂格勒的器官学却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完全地)依赖于几何化，因为它允许时间的空间化，而这种图式化对创造性演化来说必不可少。斯蒂格勒也像安德烈·勒鲁瓦-古汉那样——他表明应该从记忆的外化和器官的解放这两个平行的维度来理解人化—把外化理解为时间的空间化：比如写作把言语离散化和空间化为符号。工具、语言、仪式、写作等，都是外化的形式，它们把人类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的记忆和工具一样，是外化的产物，它存储在族群(ethnic group)中。因此它区别于动物的记忆，我们对动物记忆所知甚少，只知道它存储在物种(species)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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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贝尔纳·斯蒂格勒，《个体化的剧场：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的相移和解决》(The Theater of Individuation: Phase-shift and Resolution in Si-mondon and Heidegger),见 Parrhesia 7,2009 年，第 46—47 页。

我们知道，拉马克的错误在于他相信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表现型会变成基因型——就像著名的长颈鹿的例子，它为了吃树上的叶子而伸长脖子，这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它的脖子长。奥古斯特·魏斯曼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体细胞不同于生殖细胞，前者是不能被遗传的，这让拉马克的长颈鹿例子变得可笑起来。然而，环境因素确实存在，康拉德·瓦丁顿——他是约瑟夫·李约瑟和格雷戈里·贝特森亲密的同事——将其理论化为表观遗传学（epigenitic)。瓦丁顿的[204]表观遗传景观(epigenetic landscape)概念，可以通过他所说的演化中的表观遗传展现出来：在由不同的斜坡或山谷组成的景观中，球的运动依赖于特定的构造和偶然的相遇。②他还造出了渠化(canalization)这个词，它衡量的是物种不论基因型和环境的变化，产生出相同表现型的能力。瓦丁顿的表观遗传学和渠化，构成了基因与环境的耦合功能，是一种发展系统生物学理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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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德烈·勒鲁瓦-古汉，《姿势与话语》，安娜·博斯托克·伯杰(Anna Bostock Berger)译，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② 要注意到，这一理论对勒内·托姆(RenéThom)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1966年，托姆在瓦丁顿编辑的《走向理论生物学I》(Touardsa Theoretical Biology I)一书中，发表了题为“形态发生的动态理论”(ADynamic Theory of Morphogenesis)的文章，有些人认为这标志着突变理论的诞生。见萨拉·弗朗切斯科利(Sara Franceschelli)，《形态发生、结构稳定性和表观遗传景观》(Morphogenesis，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pi-genetic Landscape)，载于《形态发生：图案和形状的起源》(Morphogene-sis: Originsof Patterns and Shapes)，保罗·布吉内(Paul Bourgine)和安妮克·莱斯纳(Annick Lesne)，海德堡：Springer，2011年，第 283—294页。

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是什么？从动物行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存在一种操作模式，即为了产生耦合而进行的适应。但一旦有了技术，意志也会发挥作用。人类不仅是适应环境，也不仅像消耗环境的动物(比如吃光所有的草)那样，人也为了生存而改变环境。在技术的帮助下，人类能够一代代地传递记忆，而不改变体细胞和遗传细胞。与适应(adaption)相对，斯蒂格勒用了采纳(adoption)这个词。人类采纳环境，但不只是通过适应来采纳。采纳是肯定那些偶然产生的东西，把它融入整体。采纳不同于适应，也不与适应对立，仿佛它们是两个不相容的过程那样。相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动态。适应和采纳的策略构成了器官学。就像西蒙东描述的甘巴尔引擎那样—它通过把河流的地理环境采纳为自身功能的一部分(冷却机制)，来适应它(比如通过油水分离)。换句话说，这条河创造了一个技术一地理关联环境。蒙古包是采纳不断变化的环境的一种方法；药物治疗是帮助病人采纳病毒所造成的受限环境的方法；意志[205]是克服痛苦与自怜的方法(比如，金格·莱恩哈特[Django Reinhardt]在被火灾夺去左手的两根手指后，成了一名传奇吉他手)。换句话说，采纳就是通过创造一种关联环境来克服环境的缺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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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见苏珊·奥亚玛(Susan Oyama)，《信息的个体发生学：发展性系统和演化》(The Ontogeny of Information：Developmental SystemsandEvolution)，北卡罗来纳杜尔汉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正是在关联环境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在斯蒂格勒思想中找到一种隐含的有机形式。斯蒂格勒称技术为“后生系统发生的记忆”(epiphylogenetic memory)。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词指“我从未经历的过去，依然是我的过去，没有它，我就从不能拥有自己的过去”。①后生系统发生记忆构成了个体和集体记忆的假体。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说，它们也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我们被抛入的世界（Geworfenheit)，已在的世界——我继承了它，它形塑了我认同的倾向(而不是静态的同一性)。在过去三十年间，斯蒂格勒不时调整他对第三持存和后生系统发生这些术语的表述，最近为了回应一些特定问题，他又谈到了外躯体化(exosomatization)，然而所有这些术语都落回同一个主题—技术是“以生命之外的手段追求生命”。②

爱比米修斯的意外不仅是一个过失，也是一个欠缺一正如那句法语习语所说，是必需的欠缺（ledéfaut qu'ilfaut）。这种必需的过失构成了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意外地成为哲学家的人，斯蒂格勒自己的传记生动地展示了从偶然性到必然性的过渡。斯蒂格勒一开始做过许多事情，后来因为持枪抢劫被判入狱五年，在监狱里开始学习哲学。在现象学家杰拉尔德·格拉内尔(GeraldGranel，当斯蒂格勒还是图卢兹一家爵士酒吧的老板时认识了他)的鼓励下，斯蒂格勒在图卢兹第二大学注册了哲学课程。出狱后，他遇见雅克·德里达，经由德里达的推荐，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指导下写了回忆录。后来他又在德里达的督导下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读博士，他的论文后来发展成了多卷本的《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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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Technics and Time，1:The Fault of Epimetheus),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②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