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与偶然

[206]这段个人传记并非不重要，因为斯蒂格勒正是通过意外的问题，开启了一条思考和行动的新途径—也就是说，通过对目的的悬搁来生成(to become by suspending the end)。对斯蒂格勒来说，监狱是个意外，莱恩哈特失去手指也是如此，但这些意外或创伤是造成他们的个别性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准原因—因为并不是每个囚犯都能成为哲学家，也不是每个音乐家在失去手指后都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金格·莱恩哈特和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是例外)。这些意外通常被认为是致命的悲剧，但这些原因有可能超越常规性(比如失去了几根手指的吉他手可能不得不转去从事需要较少手指技巧的音乐职业)，并成为一个新关联环境的条件。通过对终极性的悬搁，人也就悬搁了起源与命运的关联，这一关联是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定义的核心，根据他的说法，起源已经包含了它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拒绝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尝试，斯蒂格勒把准因果概念引入了人化和个体化：

我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主张说，结果已经包含在起源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存在的起源构成进行彻底的分析，也能告诉我们有关它的结果的事情，因为毕竟，起源和结果共同构成了这个存在的本质——使它在时间中同一。以这种方式使用理性，我们就错过了时间和生成的问题(此外，时间也不等同于生成)。与亚里士多德和全部形而上学相反——与海德格尔称作“本体神学”(onto-theology)的东西相反——我认为在起源和结果之间存在一个偶然的过程；我们不能只讨论本质过程，因为有些事件扰乱了那种认为结果已经包含在起源中的形而上学幻象。哲学应当学会思考这种偶然性(以及它的系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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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斯蒂格勒不仅试图打破亚里士多德的起源和结果的本质关联，他甚至表明，对起源问题的断言是不合法的。事实上，人们只能讨论缺乏起源的必然性，一种必需的欠缺。或者换句话说，技术是偶然的，同时它也是[207]起源。如果起源是偶然的，那么它就不能再被当作本质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的成了必要的，因为偶然规定了人。人们应当分析技术性的历史，而不是声称存在一种人的原初本质。

让我们再回到偶然性的问题上来，谈谈斯蒂格勒“偶然的哲学化”这一主题的含义。在本章一开始，我们指出西蒙东的偶然性概念接近自然哲学，而斯蒂格勒的偶然性概念更接近艺术实践。对斯蒂格勒来说，艺术家的任务在于调节个体化过程，以构建一贯性的规划也就是说使意外成为必然，去预料意外之物，正如这一章开篇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为了处理如今感知性(sensibility)的问题或者斯蒂格勒所说的“感性的灾难”(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我们必须把握时代的偶然性，它作为事件(Ereignis)的灾难性生成，并使这种乍看之下无望发生的意外性成为必然；也就是说，不仅把它看作事实或要遵循的命运，而是看作心理和集体个体化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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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蒂格勒，《意外的哲学化》(Philosophising by Accident)，第34页。

§ 35 自然或艺术

艺术的对象是感性的，通过技巧组织感性是技术(techne)。斯蒂格勒在感性的外化中，看到了通往有机性和社会性的途径。通过这种外化，认识的灵魂不再是个体、孤立的灵魂，而是一个拥有历史、在历史中的历史性存在。对西蒙东来说，在个体化过程之前存在着前个体的现实。这种现实是潜能的水库，它不会被耗尽，也就是说一旦条件满足，它就将允许另一个个体化过程发生。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西蒙东倾向于把这种前个体的现实看作自然，而斯蒂格勒拒绝使用自然一词，他把前个体理解为技术、历史和心理存在的集合体。如果说在谢林那里，我们看到自然掌握着艺术家化偶然为必然、把无限刻写于有限之中的技术，在斯蒂格勒那里，与个体化对应的则并非自然的形象，208]而是艺术家，他的任务不仅是让偶然成为必然(作为偶然的操作)，而是旨在作为一种启示(revelation)提升(elevation)观众。艺术家通过他或她的作品，敞开了一个短暂的超个体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心理和集体的个体化。如果艺术作品是感性技术的结果，如果这种技术把认识的灵魂引人社会的回路，那么艺术家便发挥着个体化促进者的作用。在《象征的苦难》(De la misièresymbolique)第二卷中，斯蒂格勒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艺术家？他的回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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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是心理和集体个体化的范例形象，其中我只存在于我们中，而我们同时被个体化过程所预设的紧张、过饱和的前个体基础，和组成这个我们的各个我的共时建构所构成。这些个我，或心理个体，是前个体潜能的继承者和担负者，这潜能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把这些我与它们组成的我们连接在一起。①

这里的艺术家一词可以任意替换成哲学家、教育家、工程师等，因为艺术家只是一个范例形象。艺术家不是创作有品味的作品的人，而是有能力和责任创造一个允许我与我们之间的超个体化发生的回路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将感性外化，或者写一本书、编一段程序的人。递归通过艺术作品得以建立，它构成一种朝向终点的自我认知，而终点始终是神秘的，就像在秘法传授(mystagogy)中那样，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对这种个体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和我们之间的张力，通过由张力和解决驱动的必然运动，亚稳态最终得以实现，这种亚稳态只能是多样的，因为最终结果对每个领受者来说总是神秘和个别的。亚稳态是稳定的，但它不是平衡。相反，它意味着这种结果不是用途的终极性，而是一个过程。亚稳态表示一种过渡状态，[209]当新的个体化过程被触发，它可能会转向另一个阶段。西蒙东主义的个体化概念和技术对象的个化，在斯蒂格勒的思想中得到了统一，因此技术对象(在这里是艺术品)成为心理和集体个体化不可或缺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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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苦难》(Symbolic Misery)，第2卷，《感性的灾难》(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巴纳比·诺曼(BarnabyNorman)译，伦敦：Polity,2015年，第154页；翻译有所修改。

艺术家是能够调节本质的感性(essential sensible)和意外的感性(accidental sensible)的人，这调节也是一种行动，它使意外(这个词既指非本质的，也指偶然的)成为必然。艺术创作是一个使未料到的事物被预料到的过程，也就是说，意外被当作必然，因为现在它们是使转变得以可能的条件。它是意外的，因为它是信息性的，它偏离了常规、规范或是已预料到的东西，从而开启了新的个体化回路，以实现一种新的规范性。这种个体化表现为认知的“付诸行动”(actingout)，也就是越过了一个阈值，就像量子跃迁那样，一个能级提升至另一个能级；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秘法教授。如果不谈斯蒂格勒经常引用的约瑟夫·博伊斯，我们也可以参考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实践，如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布勒东等人。我们可以说，艺术创作的这个主题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相当明显，对他们来说意外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艺术创作中，包括拼贴画、随机接龙(exquisite corpse)、自动写作等等。马克斯·恩斯特在《论超现实主义绘画》(Traitéde la peinture surréaliste)中提出 :

如果要在这里描述这个过程——它起初令我们惊讶，进而将我们带上这条与其他几人共同的道路——我倾向于把它看作两种相距甚远的现实在一个不合适的平面上的巧遇(这解释和概括了洛特雷阿蒙[Lautreamont]那句著名格言：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巧遇那样美)，或者更简短一些，按照安德烈·布勒东的说法，它是一种系统性迷失方向的效果的文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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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望发生的偶然性，作为两种相距甚远的现实相遇的机制，以及这种相遇本身，无论多么无望发生，都必须成为艺术。义务(obligation)恰恰意味着[210]必然性。超现实主义者只是这种使意外成为必然的行动的范例形象。当然，还有其他植根于对意外的思考的行动。斯蒂格勒为艺术实践增添了一个新维度，即个体化理论。个体化过程的基础是寻求真理的意志和创造力，它使观看者参与进神圣中—观看者通过技术对象(无论是绘画、照片还是影像)，不是通过本质，而是通过意外，来欲望非存在。艺术家或哲学家是把偶然性提升到必然性层面的人，提升的意思是，把偶然性作为一个关联环境的要素来把握。不同于自然的自然化和自然化的自然它们展现了精神或不可见的自然的一般活动，其中偶然不再与必然对立，因为每个偶然事件都被现实化为必然一斯蒂格勒在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递归中的偶然性概念，指出了精神的另一维度，在这里精神有一种意志，它不仅能把虚拟现实化，还通过把偶然性把握为生成和个别化(singulaize)的机遇，来为偶然性赋予意义。

§36 第三预存与先占

如果我们回到西蒙东和斯蒂格勒对偶然性的首要性的理解，那么，偶然对西蒙东意味着输入的信息，对斯蒂格勒则意味着挪用或转化的时刻——海德格尔称之为事件(Ereignis)。这一事件已经预设了含义，因为没有含义就没有生成和挪用。但剩下的问题是，在技术系统化的时代，这样的事件该如何发生？它会不会像技术哲学家期望的那样发生？在《论数码物的存在》(On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一书中我指出，在斯蒂格勒提出的持存和预存的回路中，还少了一个要素。①这个缺失的要素，即第三预存，对理解技术系统的演化而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技术系统成为有机的。为了勾勒我所说的计算解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它基于我在本书第二章更详细地讨论过的哥德尔递归函数—我尝试提出第三预存的[211]概念。不得不说，在写作《论数码物的存在》时，我还没能把它与我们这本书试图探讨的主题联系起来。在我看来，第三预存的概念对于研究时间结构来说至关重要，数字技术重构了这一结构，而数字技术本身也呈现为一种新的规定形式。这种决定总是先占的(preemptive)，因为机器已经预期到会有什么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就意味着选择。这恰恰表明，偶然性被化简为最有望发生的。偶然的是可能的，但它不是最有望发生的，也不是比较有望发生的。偶然的是不太有望发生、甚至无望发生的。斯蒂格勒作品中关于第三预存的讨论似乎很矛盾。一方面，正是差异的持存和预存产生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②斯蒂格勒正是基于延异，阐发了作为差异和延迟的第三持存。另一方面，他不谈论第三预存似乎表明第三预存被化约为第三持存了，这是矛盾的。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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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斯·恩斯特，《如何激发灵感》(Comment onforcel'inspiration)，见《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6，1933年5月15日，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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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章；这里也是我第一次提出第三预存和递归的概念。

②见雅克·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出自《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朱莉·里夫金(Julie Rivkin)和米歇尔·瑞安(Michael Ryan)编，马萨诸塞州马尔登：Blackwell,2004年，第278—299页。

在胡塞尔1905—1906年的课程中，持存和预存的关系还没有被充分阐释，事实上，只有几页谈到了预存。在后来的贝尔瑙手稿（Bernau manuscript,1917—1918 年)和 C 手稿(C-manuscript,1929—1934年)中，胡塞尔提出了持存和预存关系的更完整的模型。在不同的地方，胡塞尔的关注点和方法都有明显的变化。①预存是胡塞尔区别于他的老师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一个关键点。布伦塔诺的模型有两个主要要素：对现在的普通感觉和对过去的再现。前者是真实的，后者不真实，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直接体验过去。②也就是说在布伦塔诺的意识模型[212]中，预存问题几乎不存在。胡塞尔和布伦塔诺的另一个主要区别，也是胡塞尔三重意向性模型的核心：对布伦塔诺来说，被感知的是现实的，是真实内容与心理内容的对应，而对胡塞尔来说，心理的现在不是瞬间，而是时间性的延伸。③这种延伸—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个体化一包含多个连续的阶段，它们经过了交织的持存、原初表象和预存的中介。胡塞尔和布伦塔诺不同，他试图探讨意识的时间和意识的个体化，时间是这种个体化的原则。胡塞尔有效吸纳了布伦塔诺理论的一些要素(比如，作为连续流的意识)，也阐述了自己的三重意向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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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这不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问题；相反，我们的兴趣在于就胡塞尔模型中的持存和预存功能建构一种一般性理解。

②胡塞尔批评布伦塔诺认为我们无法直接体验过去的观点，这种批判使他站到了亚里士多德一边。见皮埃尔·凯勒(Pierre Keller)，《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论人类经验》(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Human Expe-rienc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③ 莉莉安娜·阿尔伯塔齐(Liliana Albertazzi)，《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见《弗朗兹·布伦塔诺学派》(The School ofFranz Brentano)，莉莉安娜·阿尔伯塔齐，马斯莫·利巴迪(MassimoLi-bardi)和罗伯特·波利(Roberto Poli)编，多德雷赫特：Kluwer,1996年，第186页。

对持存和预存关系的最清楚的解释，可见贝尔瑙手稿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胡塞尔在1905—1906年的课程中只简要概述了二者关系，但在手稿中进一步阐释了它，给预存赋予了更重要的作用，胡塞尔在这里提出了他所谓的初级过程或原初过程(Urprocess)，表明如何在持存中理解预存、在预存中理解持存，这是一个能解释二者的动态调整的复杂模型。在此我们可以附上胡塞尔自己的示意图(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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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初级呈现”(primal present)都是伴随着持存和预存的意向性行为。我们可以设想从 $\mathrm { E } _ { \mathrm { l } }$ 到 $\mathrm { E _ { 4 } }$ 的一系列来临的事件，以 $\mathrm { E } _ { 2 }$ 为现在。这时 $\mathrm { E } _ { \mathrm { l } }$ 进入了持存，因此它调整了预存 $\mathrm { E } _ { 3 }$ 。在下一个现在 $\mathrm { E } _ { 3 }$ 处，我们看到 $\mathrm { E } _ { \mathrm { l } }$ 和 $\mathrm { E } _ { 2 }$ 被保持为E和 $\mathrm { E _ { 2 } ^ { 3 } }$ 。下一个预存也根据持存的调整而有所调整；正如胡塞尔所说，“当新的核心材料(Kerndaten)出现时……不仅旧的材料变成了持存的，预存的意识也增长’了，它遵从新的原初材料(Urdaten)，相应地（terminierend)用它们充实自己”。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持存(如E一$\operatorname { E } _ { 2 } )$ 包含了即将到来的预存(如 $\mathrm { E } _ { 3 } )$ ，[213]预存里也有持存，因为每个预存的意识都不是一瞬间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流的一部分，因此预存和第二持存类似—只不过它是朝向未来的。②

在这里，值得强调一下持存和预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尽管预存确实依赖于持存，但它不仅是持存的产物。胡塞尔在《全集》(第11卷)第18节③中指出，持存和预存具有内在区别:指向性(Gerichtet-sein)本质上是属于预存的。这种指向性不属于自我的行为，它是一种自我不积极参与的“被动指向性”。在题为“对空再现的可能类型的描述”(Descrip-tion of the Possible Types of Empty Representation) 的—节中,Leervorstellungen或空再现一词指[214]意识流的初级印象环节，意识由此开始被不断构成。胡塞尔提出，尽管预存和持存都是空再现，它们依然必须具有不可估量(gewaltig)的差异：首先，持存缺乏指向性，因为它只是推向过去，而预存会不断地指引注意力(Gewahren)。①其次，胡塞尔指责布伦塔诺把持存和印象之间的正当关联当成了原初联想，胡塞尔指出，这种联想只发生在预存中。②似乎被动指向性是根本的，因为它会也指引主动指向性，这意味着被动指向性已经是一种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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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德蒙德·胡塞尔，《全集》(第 33 卷)(Hua XXXIII),鲁道夫·贝尼特(Rudolf Bernet)和迪特·洛马尔(Dieter Lohmar)编，多德雷赫特：Kluwer，2001年，第2、20篇。

②同上，第23页。

③ 见埃德蒙德·胡塞尔，《全集》(第11卷)(HuaXI),玛戈·弗莱舍(Margot Fleischer)编，海牙：Martinus Nijhoff, 1966 年，第 71—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