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与偶然

当把握着的自我关注指向即将到来的事物，这种主动指向性会跟随在预存的基础上累积在知觉中的被动方向。当把握的关注指向刚刚被觉察的事物，也就是说，当把握的关注经过持存的连续体，这种指向性的方向与属于知觉本身的被动方向相反。③

我们不能把预存和持存彻底拆分为两个操作，事实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必要的回路：持存虽是被动的，但却能激发预存；预存是主动的，它根据与个体经验相符的结构来丰富持存。然而，我们在此必须强调，预存不能被简化为第一或第二持存，否则就不会有延异了，正如德里达阐明的：不如说，被动性和主动性的分界的动态，才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基础。如果我们在第三持存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考察被动和主动指向性之间的动态，便能看到，第三持存的演化同时也引发了预存的演化，这个演化过程既不能包含在人类主体或意识中，也不能化简为任何固化的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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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同上，第74页。

② 同上，第77页。

③ 图因·科图姆斯(Toine Kortooms)，《时间现象学——埃德蒙德·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分析》(Phenomenology of Time EdmundHusserl's Analysis of Time-Consciousness)，多德雷赫特：Springer, 2002年，第183页。

债(debt)是第三预存的原初形式；它同时也是持存。随着第三持存的数字化形式的出现，我们都负了债：不仅[215]负了过去的债——我们没有经历过它，但它依然属于我们——也负了未来的债，我们必须按照它的预测行动，以返回这个未来。先占这个词指的是把做决策委托给算法，在我们的时代，先占显然是自动化社会的主要问题，自动化社会中的每个可能的相遇都可以是计算的结果。随机算法的使用不仅把偶然引入了用户体验，也是为了提高计算的准确性。正如斯蒂格勒描述的，一种基于操纵心理力量的消费主义，正延伸进基于数据的计算中。随着营销策略从操纵无意识转向大数据分析也就是操纵意识(正如我们在剑桥分析公司事件等例子中看到的)—基于心理力量的营销(甚至包括精神分析)似乎正失去其在目前这种消费主义下的核心作用(尽管它仍然是根本的)。正是预存问题使我们面临自由的问题。

§37 无机有机性或生态学

随着如今的机器和技术系统正变得有机，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试图理解人机关系的器官学尝试？新型工业化，有时被称为“工业4.0”，已经提出要使环境自动化和智能化。①“智能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智能意味着预期的能力，对最理想情况的预期。自20世纪以来，[216]我们见证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机器)的成熟，它向着由人工智能和数字网络支持的、我们称之为全面自动化的状态发展。自从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引入以来，自动化的机械和序列控制逐渐被数字反馈系统取代。数字化的力量在于能有效地在不同的技术集合之间建立客体间关系，②压缩时间和空间，从而把这些集合以易被计算的方式系统化。智能物和智能环境的激增是如今这场革命的特征。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挑战是，不仅要对工业化及其产生的异化展开新的批判，也要反思第三预存被应用到各种规模的系统中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正是在第三预存中，偶然性问题变得重要，因为必须能预期到偶然，才能优化它。因此第三预存的演化并不基于对偶然性的拒绝，而是取决于偶然性；这也是智能的含义之一。

第四章 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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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通过发挥运动一知觉器官(把近似的感觉知觉转化成信号)、分析器官(基于计算和已有的数据)和综合器官(第三预存的构建)的作用，参与到环境中。这些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这与基于生物体和环境的协调的适应现象相反。技术系统能够预期和调节，如今，社会现象可以通过信号操纵被诱导出来，跨越各个网络。通过传感器和不同的捕获形式进行性能分析，构成了一种戈德斯坦意义上的新型个体规范，这种个体规范不限于病理和临床分析，因为环境概念已经超出了人类器官，扩展至类比器官和数字器官，构成一种以无机有机性(inorganic organicity)为特征的新环境。无机有机性和无机机械性的区别在于，后者需要完全的共时化，不然系统就无法运行，而前者(尽管它也需要共同的时间轴)则允许多样性出现：比如个性化(personalization)和[217]自下而上的运动。事实上，多样性是有机技术系统优化性能所必要的。因此有些人认为，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是一种偏爱多样性而非限制多样性的智能；但这种多样性的概念仍然有限，因为它只在这个系统内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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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我们没办法详细谈智能物件和智能城市；为了我们的讨论，我将引用新闻中对工业4.0的一段总结：1.传感器将参与制造过程的每个环节，提供控制系统所需的原始数据和反馈。2.工业控制系统将变得更复杂，分布得更广，实现灵活、细致的过程控制。3.射频技术将和无线网状网络(wireless mesh networks)中的分布式控制模块结合，使系统能以有线、集中控制的系统做不到的方式被迅速重新配置。4.可编程逻辑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不可能预料到需要预测控制系统动态响应的全部环境变化。5.智能、连接、嵌入式设备将无处不在，设计和编写它们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且不用说会更有趣和有回报；见约翰·多诺万(JohnDonovan),《工业 4. 0—它是什么?》(Industry 4. 0—What's That A-bout?),2013 年,https://eu. mouser. com/applications/industry—40。

② 关于客体间性概念，见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第四章。

通过对知觉、持存(数据捕获)、预存的关系的有机配置，来规定个体规范的递归模型，已经成为病理的来源。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网络和游戏成瘾，这些瘾和毒瘾一样，需要一个既能让人舒适，又让他们虚弱得无法适应其他环境的环境。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使用工具的方式(比如所谓的沉着[Gelassenheit])来摆脱这种状况，太过简单了，因为关键问题在于那种通过调整环境实现的系统性规定，它类似于人类驯化动物的方法。技术基础设施像积木一样互相叠加，①从审查到数据，从数据到软件，从软件到系统，系统再按照递归的反馈回路运作。技术系统远远超出了任何个别技术对象的操作能力，也超出了任何人类个体的认知能力。基于三种预存和持存形式的递归回路，构成了灵魂的新的动力学，这表明了技术对象的演化，以及灵魂被精神产物变得脆弱的非人性化(inhumanization)进程。

第四章 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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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堆栈》(The Stack),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年。

自控制论出现以来，我们如今见到无机有机性的发展延伸到了每一个智能设备，和系统化组织的多个层次中。它们不再只是被组织的无机，而正成为无机的组织化，它递归地运作，产生出自己的结构和模式。递归性是一种深入了一切量级(比如合成生物学)的思维。人们用递归算法把DNA一RNA一蛋白质的复制概念化。或者正如一位合成生物学研究者在引用谢林的自然哲学之后说：“合成生物学家的目标是，通过运用自然的自组织原理，来增强和超越自然，简而言之：通过驾驭自然来超越自然！他们把自然概念化[218]为一种技术，或者更具体地说：一位通用工程师。”①

自然是递归的；人们能从自然中找到部分和整体的相互性。但递归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也是一种技术思维，或者是侯世达所说的“奇怪的循环”。②算法可以通过递归性驯化各种形式的偶然性，让它们变得有用。必须从物质和历史的角度分析技术与偶然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认识论。数字时代的资本采用了由算法和数字网络支撑的递归形式，因为它能再生(regeneration)/再生产。但这种再生不是线性的积累；它能以递归方式克服(无论是通过整合还是消除)偶然性，走向无限，即积累和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不仅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技术不是意识形态，对资本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对技术的批判。我们能找到许多具体的例子：谷歌是一个庞大的递归机器，它通过整合用户的全部数据、更新它们并将其解析为对其他服务有用的信息，来再生产自己。谷歌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当我们的环境被审查者和交互式机器包围时，真正的归纳采用了一种把用户当作递归算法、并使之成为另一个递归算法的一部分的新机制。德勒兹用了西蒙东的词汇，把这个过程称为调控(modulation)而不是塑造(molding)。①或许这一点还不明显，因为技术系统的具体化需要时间。它总是始于漏洞和错误，但技术是由失败和限制推动的。完美并不能鼓励它，因为完美意味着不会再有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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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让·施密特(Jan C. Schmidt),《合成生物学作为探索新技术科学浪潮的修辞与现实的后现代技术》(Synthetic Biology as Late-ModernTechnology Inquiring into 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a New Technoscien-tific Wave)，见《合成生物学：特征和影响》(Synthetic Biology：Characterand Impact)，贝恩德·吉斯(Bernd Giese),克里斯蒂安·帕德(ChristianPade)，亨宁·维格尔(Henning Wigger)和阿尼姆·范·格莱克(Arnimvon Gleich)，多德雷赫特：Springer,2015 年，第15页。

② 侯世达，《我是个怪圈》,纽约：Basic Books,2008年。

所谓的系统被认为是一种自立的理念性，它被基于数学的有机(递归和偶然的)形式实现了。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说，谢林和黑格尔的体系，以及贝塔朗菲、卢曼和冯·福尔斯特的体系，都一直渴望着这种社会的无机有机性，尽管[219他们没想到这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比如在卢曼的社会系统中，社会是通过可执行性(performativity)维系的，可执行性的作用就像反馈或者检查约束(Anstoß)，决定着是否该进行下一个循环。这种自我指涉被构想为两个黑盒之间交流的双重偶然性，正是不同的自指子系统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系统可以通过在各个层面(语言、个人、家庭、机构、国家)实施这种递归形式，通过这些层面的联系来发展自己。相比谢林那种把自然看作一般有机体或可见的心灵这种理念论设想，人类实际上正在把自然实现为一个控制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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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煜，《控制之后的调控》(Modulation after Control)，见 NewFormations 84—85,2014/15 年，第 74—91 页。

我们在德日进的理智圈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想法，他把理智圈描述为一层“环绕的思维体”。理智圈是人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增的行星圈层。”①这个“新增的行星圈层”正走向一种收敛，在技术的“普遍化”趋势中可以找到它的证据。正如德日进观察到的，工具可能是由个人发明的，但这种技术的传播是全球性的。因为从一开始，当工具被用作解放四肢和其他器官的生物功能，技术的不断演化就产生了一个相当不同的场景：

当制造工具的人(Homo faber)出现，第一个初级工具作为人类身体的附加物诞生了。如今，这个工具已被转变为一个机械化的环绕(它在自身中是连贯的，且样式繁多)，附加在全人类之上。它已经从身体性的变成了“理智圈”。②

德日进在理智圈技术的普遍化趋势中，看到了一种收敛，所有的大脑收敛为一个大脑，或是产生一个有机体。现代地球——按照马古利斯和洛夫洛克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造地球或盖亚———是超有机体的实现，一个作为个体大脑的集合体的超级大脑。这个超有机体[220]与谢林的一般有机体差别巨大，正是因为对谢林来说，一般有机体是对自然的称呼，而德日进所说的超有机体不再涉及自然，而是一个由技术实现的、能够反思和预期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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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德日进，《人的未来》，诺曼·丹尼译，纽约：ImageBooks,2004，第151页。

② 同上，第160页。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思辨的问题：按照德日进的逻辑，是不是可以说随着理智圈、技术和环境的成熟，有机和无机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主义系统，使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得到保证——因为这种基于相互性和共联性的自然自组织正是康德设想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朝奇点和智能爆炸加速发展，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像真正的“有机体”那样，能够自我规划和自组织的人造地球？但德日进能设想这样一种末世论，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权力和资本。超有机体将始终是个神学理想，它忽略了体现在不同层次中的斗争。正因如此，康吉莱姆之后的器官学必须同时是一个政治项目，它必须是宇宙技术性的。

§38 背景的原则

当技术系统的决定性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又该如何思考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呢？技术系统的决定性包括对未来行动和事件的推测。这构成了我所说的继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表述之后，哲学化的新条件。然而，问题不在于有机丧失了优越性，正如西蒙东清楚觉察的，问题在于没能认识到无机正在成为有机。西蒙东进一步把这种状况看作一种可能性，因为考虑到甘巴尔引擎的地理环境是不可转移的，在一个信息机器集合中创建和组织关联场合会更容易。因此，这场斗争不是要恢复人类的有机性的优越性，而是要试图重置技术(resituate technology)——即一种控制论或流程学思维这超越了[221]技术的具体化。（因此它是一种一般流程学，而非维纳意义上的控制论，它更接近贝特森而不是维纳。)这种“超越”不是分离，而是对技术具体化的再语境化，这与生机论者希望把“机械放归它在生活中的位置”的做法有相似处。①在《机器与机械主义》(Machine and Mechanism)一文中，康吉莱姆指出，笛卡尔通过把有机体机械化，使目的论消失了，因为自然被简化为机械，目的论被封闭在技术活动中。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反思性判断和规定性判断的区分，以及柏格森对生命和机械的区分，使康吉莱姆得以设想一种远超出科学与技术的现实，就像康德的自然目的③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那样。在西方，人们可以看到从神话到机械主义，进而到有机主义和控制论的转变，这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数学形式化规定了什么可以被称为科学的。维纳认为一台柏格森式机器是可能的，因为他像有机论者那样，拒绝了生命冲动概念，认为可以用数学方法研究有机体。维纳的控制论表明了一种构建非笛卡尔式机器所需的基于反馈和信息的新认识论，从而他也扩展了理性主义的范围。柏格森和康吉莱姆两人都认为，技术理性化总伴随着不可化约的另一面：“技术的理性化使人忘了机器的非理性起源。似乎在这个领域也像任何其他领域那样，人们必须知道如何给非理性腾出位置，甚至，尤其是当人想捍卫理性主义的时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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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② 同上。

①康吉莱姆，《生命的知识》，第73页。

③ 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詹姆斯·梅瑞迪斯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δ75：“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至少应当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允许我们看到的那样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受制于我们理性的条件和限制，我们完全无法把这种自然目的的可能性归于除了一个理智存在之外的任何来源。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反思性判断的准则，因此也符合一种虽然主观，却紧密地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基础。”亨利·阿特兰(Henri Atlan)也引用了这段话，见《自组织，哲学，生物伦理学和犹太教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n Self-Organization，Phi-losophy，Bioethics，and Judaism)，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222]我倾向于认为，技术理性的限度是西蒙东《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模式》第三部分的核心主题，它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必须从技术的起源处理解它，技术也是人化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西蒙东为了使我们反思技术对象的存在而提出的技术现实(réalitétechnique)一词，就像我们在导论中所说，的确是对海德格尔此在的回应的话一这个词在法语中被译为“人的现实”(réalitéhumaine)或在此存在(êtrelà)——那么技术现实就和人的现实一样，也指向一个“此”。这意味着不能把技术现实作为一个仅由理性产生的孤立实体来研究，而是必须从历史性和地域性角度研究它。因此，我们认为西蒙东看到了解释技术性的起源的必要性，技术对象的物理具体化只是这种起源的一部分。西蒙东想从物理具体化转向技术性的起源，这也是我自己的宇宙技术概念的出发点。起源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宇宙技术也是多样的。如果说一般流程学可以被称为普遍控制论，这是因为它寻求一种起源，作为问题(它们也是必要的)的解决方案，系统浸在时间之中，也就是说结构不再能维系其操作的动力学。于是，操作必须寻找另一个结构，这也是一个价值重估(transevaluation)的过程。在第二章中，我们简要讨论了贝特森以酗酒者为例，关于结束正反馈的恶性循环的说法。在达到某个阈值时—比如致命的疾病或严重的事故—这种飞跃便可能发生，这时另一个现实呈现出来，比如匿名戒酒会成员所说的“强力”。强力指一种神性的体验，这一刻人脱离了自我，自我被一种不可把握的外力重新配置。在西蒙东那里这种神性被称为魔法，在海德格尔那里被称为未知和不可估量者。在西蒙东思辨的技术性历史中，魔法阶段指(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图形和背景分离、而主体和客体没有严格区分的时刻。我们把这种主客体的无分别理解为内在(人类主体)和外在(自然[223]现象)的连续性，其中内在性反映在外在性中，反之亦然。①魔法阶段二分为技术和宗教，每一个又进一步二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在这种在时间中持续的分叉中，西蒙东设想哲学思考的任务(由于美学思考的不足)是寻求对抗持续发散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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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吉莱姆，《生命的知识》，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