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与偶然

除非偶然性成为必然，否则它不会产生系统；正如泽纳基斯所说：“纯粹的机遇和纯粹的决定论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②这种同时既偶然又必然的运动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和奥古斯丁·库尔诺(Augustin Cournot)一道，把它看作客观偶然性(objectivecontingency)，因为它是由“属于独立序列的各事件的组合或相遇”引起的。③库尔诺的偶然性概念并不违背因果性，而是因果性的一个特例，两样东西像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技术那样结合在一起，两个事物或两种无关的现实被结合在一起，激起新的或意想不到的东西。④递归是一种不断将偶然性融入自身，以实现其终极目的的运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产生难以理解的复杂性。有机体身体内部的部分与整体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它在运作时也与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比如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生活也呈现这种复杂性，因为它期待着出乎意料之事，并且在每一次偶遇中，它都试图把出乎意料之事转变为有助于其个别性的事情。当递归形式产生不出一致性，就会失败。这时它就只是纯粹的生成，即，它既非现实的也非潜在的，就像是没有自然化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化，这意味着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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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阿尼斯·泽纳基斯，《形式化的音乐：作曲中的思维与数学》(Formalized Music; Thoughtand Mathematics in Composition),纽约:潘德雷肯，1990年，第4页。

②同上，第205页。这样说来，偶然性就不再是躲避决定性的东西，而是决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节奏的个体化不再是预先规定好的形式化的形式(forma formata)，而可以看作是形式的形式化(formaformans)，其中偶然性是必不可少的。

③ 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论知识的基础与哲学批判的特 征》(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connaissance et sur les caractères de la critique philosophique)，见《全集》(Euures Complètes)，第二册，巴黎： Vrin,1975年，第34页。

④马克斯·恩斯特，《如何激发灵感》(Comment onforcel'inspiration),见《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e au servicede la revolution),6,1933 年，第 43 页。

§4 超越机械主义和生机论

[16]我们希望表明，这种哲学化的有机条件的持续为我们带来了20世纪有机主义和器官学。①我们将看到一种生物学有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的机械有机主义的产生，后者也被称为控制论。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让它们对话，以揭示它们之间的密切性和张力。首先，有机主义是介于机械论和生机论之间的。威廉·鲁(WilhelmRoux)和他的学生汉斯·德里奇(Hans Drie-sch)的历史剧是个典型例子，展现了机械论和生机论的对立。鲁氏从青蛙卵中取出两个发育中的细胞，用热针杀死一个。不出所料，剩下的细胞继续发育，但只形成了半只蝌蚪。1891年，德里奇用海胆细胞重复了这个实验，但这次他是把两个细胞分开，而不是杀死某一个。这次他看到每个细胞都长成了一个完整的海胆。这一实验结果与鲁氏的机械主义相反—按照后者，半个胚胎只能发育出半只动物—德里奇发现一半也能发育为一个整体：有机体中有一种生命力，不能完全被机械论解释。这个偶然事件—偶然是因为德里奇本想证明鲁氏是对的，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体现了鲁氏的发展机械主义（Entwick-lungsmechanismus)和德里奇的生机论的对立。前者被斥为还原论，后者被批评为诉诸神秘力量，如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冲动(élanvital)或德里奇的隐德莱希(entelechy)。20世纪上半叶，在生机论者和机械论者之间，又出现了第三个群体。他们把有机体视为一种组织(organization)形式，而不是机械法则或神秘的生命力，因此他们被称为有机论者/组织主义者(organicists)。这种观点体现在哲学家约瑟夫·伍杰(Joseph Woodger)的主张中，他说“细胞所指的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组织”，①这种组织要从胚胎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17]来理解。有机论者和控制论者都认为，机械论和生机论的对立已经被克服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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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说过，“直至1860年以后，生物学事实才被认为是技术的重要基础”，见《技术与文明》(TechnicsandCiviliz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但在这本首次出版于1934年的书中，不太清楚1860年这个时间点是从哪来的；在题为“走向有机主义意识形态”(Toward and Organic Ideology)的章节中(第368—373页)，芒福德引用了怀德海和生理学家劳伦斯·亨德森(LawrenceHenderson,1878—1942)以及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儿个城市主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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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埃里克·彼得森(ErikPeterson)，《生命有机体：理论生物学俱乐部与表观遗传学的根源》(The Li fe Organic：The Theoretical Bi-ology Club and the Roots of Epigenetics),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0—71页。

②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时代，这场戏剧还在关于所谓基因中心主义(gene-centrism)的辩论中持续着，基因中心主义认为基因是核心的决定因素，比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大受欢迎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 fish Gene)一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批判基因中心主义的人试图说明，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简化主义，它倾向于测量和预测，其中，系统生物学坚持认为，DNA只是编码的脚本，如何读取则取决于系统。见丹尼斯·诺伯(DenisNoble)，《生命的音乐：基因组之外的生物学》(The Music of Li fe：Biology beyond the Genom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有机论和控制论者都信奉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控制论者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克服上述矛盾。他们看迷于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的反馈概念、乔治·斯宾塞-布朗(George Spencer-Brown)的再入概念和海因茨·冯·福尔斯特(Heinzvon Foester)的递归概念，因为它们引人了新的认识论和新的机械操作。维纳在他1948年的《控制论》一书中，质疑了以牛顿式的机械可逆时间和伯格森式的生物不可逆时间为代表的机械主义与生机论的对立，因为对他来说，作为反馈系统的控制论机制已经克服了这一对立(还有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吉布斯[Maxwell-Boltzmann-Gibbs]的统计力学，它化解了物理学中宏观与微观状态的差异)。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反馈和自我参照看作是递归的另一个称呼。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高度重视维纳的新认知图示，认为它是一种取代了笛卡尔机械论的新的认识论。汉斯·约纳斯(HansJonas)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认为控制论是“对古典著作默认的二元论的克服：自亚里士多德主义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统一的学说……来表现现实”。①然而，与认为控制论缺乏目的论的约纳斯不同，西蒙东认为反馈系统能“积极地采取一种自发的终极性”。②

如果这种自发的终极性是可能的，那是因为这种机器能够应对偶然性，因此偶然事件在这些操作中取得了意义。对于放大输入信号(无论输入的是杂音还是旋律)的放大器来说，偶然性没有[18]意义。如果放大器的运作方式是过滤杂音(杂音在这里代表偶然性)，那么偶然性就与意义相对，获得了一种否定的意义。当机器学习算法被加入放大器，这种算法或许能有效利用杂音；换句话说，偶然性获得了肯定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追随德勒兹和斯多葛学派，把它称为准原因(quasi caus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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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斯·约纳斯，《生命现象：走向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of Life：Towarda Philosophical Biology),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②吉尔伯特·西蒙东，《技术心态》(Technical Mentality)，阿恩·德·布菲(Arne De Boever)译，Parrhesia 7,2009年，第 18页。

控制论机器采用了一个新概念，它允许对操作进行评估和控制。这个概念就是信息。对维纳而言，信息是组织层面上的量度。组织指递归地整合偶然性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维纳理解的信息概念和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理解的信息并不矛盾。要注意，对香农来说信息意味着惊奇(surprise)：一个输入信号越不被料到，它含有的信息就越多。乍看之下这似乎与维纳作为组织程度的量度的概念相悖。信息是一个古人没能料到的新范畴。正如维纳所说，它既非物质也非能量。事实上，信息、物质和能量成了关于个体化的新理论的基本要素。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形式、质料、动力或目的因——之一来标示信息呢？如果可以，我们又该如何表述它？信息自然参与了动力和目的因，它也可能产生于形式和质料因，却不能还原为任一者。这也是信息机器和热力机器的巨大区别所在，因为信息机器允许比能量更精细的数量级和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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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勒兹采用了斯多葛派所谓的“准原因”概念，它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它和结果的关系不是必然的。换句话说，生病和成为一个好哲学家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但是生病这一事件可能是让一个人变成好哲学家的准原因（比如尼采)。生病暗含着双重的因果：一是躯体性的原因，二是非身体的准原因：“斯多葛派清楚地看到，事件具有双重因果，它一方面指向作为其原因的身体混合体，另一方面指向作为其准原因的其他事件。”见吉尔·德勒兹，《意义的逻辑》(Logic of Sense),马克·莱斯特(Mark Lester)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4 页。

西蒙东采纳了信息的概念，并把它转化为一个更广的、超出统计学的概念。西蒙东的创新在于[19]看到了这个新范畴的重要性，它无法被还原为物质或能量。西蒙东处理信息的方法是把它变成更一般性的概念，即含义(signification)。当输入信号对系统产生含义时，它就携带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蒙东的信息概念更类似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对他来说信息是“能造成差异的差异”(thedifference which makes a difference)。① 贝特森思考递归，他后来又讲到“递归认识论”或“生态认识论”。信息作为“造成差异的差异”，是操作性和自我指涉的，它能在系统中激发并促进一种被西蒙东称为个体化的操作。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导致个体化，只有信息也还不够，因为信息只是条件之一，另外还需要物质和能量。然而，这种说法也意味着只有能量和物质还不足以解释个体化。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若没有信息，当代的个体化理论便是不可能的。个体化理论无疑是根据人们所在时代的主导认识论提出的；比如在牛顿、莱布尼茨时代，以及后来康德和谢林的时代，核心概念是力。正是新的认识论条件提供了理解个体化的不同方式。控制论提出的信息概念有助于西蒙东思考个体化。西蒙东个体化理论中的“含义”服从于偶然性：在一个给定的系统中，信号A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于信号B;前者可能被系统视为杂音，因而被忽略，后者在系统的意义结构下则可能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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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雷戈里·贝特森，《走向心灵的生态学》(Steps lo un Ecolog)ofMind)，新泽西州诺斯维尔：杰森·阿伦森，1987年，第276页。

§5 伟大的完结

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认为，控制论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或者我们可以称这一事件为伟大的完结（thegreat completion)。这种完成必须被理解为系统的具体化。海德格尔的断言需要被证明—这也是本书的任务之一，同时也应作为一个问题被重启。海德格尔[20]不仅看到控制论的主要特征是把每个过程都转化为可计算、可驾驭(Steuerung)的过程，他也把控制论理解为一种新方法对科学的胜利(Sieg)。这种方法是“反馈”的概念化：“因此，相互关联的过程的相互(hinund herlaufende)调节在圆周运动中展开…控制论世界的基本特征是控制回路(control loop)。”①反馈不仅被用来理解存在本身，即把存在看作循环过程，也被用来理解作为整体的存在，即希腊语topanta意义上的整体。控制论中从存在本身到作为整体的存在的轨迹，也是从一阶控制论向二阶控制论过渡的特征，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的系统论是二阶控制论的最高成就之一。

卢曼有一句名言：“哪怕上帝不存在(et si no dareturDeus)，系统也还是产生了”，这个系统从他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说的“双重偶然性”的基础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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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丁·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Die Herkunftder Kunst und die Bestimmung des Denkens)，见《思维经验》(Denker-fahrunge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3年，第141—42页。

双重偶然性则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原则(Grundsatz)，这个概念可以简单体现在两个事先不认识对方的人之间的互动中。由于自我对另一个人的行为没有充分的知识，另一个人可能也预料不到自我的行为，因此存在双重偶然性。双重偶然性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帕森斯来说，它是通过建立共识或共享同一个符号系统来解决的；而对卢曼来说，双重偶然性是社会系统出现的动力。由于每个行动都会减少偶然性，且正是通过不断尝试减少偶然性，社会秩序和规范才得以建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曼可以宣称“每个错误都是生产性的。”①

系统通过将偶然性转化为某种有望发生的东西也就是预料到的东西—来吸收它。吸收偶然性是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偶然性变成了[21]有望发生的东西，因此系统与单纯的机械机制不同。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他1977年的《技术系统》(Lesystème technicien)一书中，把技术系统的概念加入了西蒙东勾勒的从元素到个体，再到整体的技术对象谱系。埃吕尔尖锐地指出，计算机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是技术系统实现的关键，而技术系统正日益变得总体化。技术系统是通过一种看似矛盾的运动形成的：专门化和总体化(totalization)。技术一方面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在起作用。技术的专业化和多样化使人类看不到它的统一与总体化，看不到技术系统。埃吕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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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如卢曼所说，“在社会秩序不太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这个概念解释了社会的常态；在双重偶然性下，一个自我承诺无论是偶然产生的还是经过计算的，都会为他人的行为取得信息和联系性的价值。正由于这种系统是以封闭、自我参照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说A由B决定，B由A决定—每个意外、每次冲动、每个错误都是生产性的”。见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系统》(SocialSystems),小约翰·贝德纳兹(JohnBednarzJr.)与德克·贝克(Dirk Baecker)译，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第116页。

但人还没有意识到他对统一性的追求，与构建作为一元系统的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还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这个系统是作为系统存在的。①

埃吕尔选择了系统理论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而非卢曼作为他批判的对象，他认为莫兰1973年的书《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Le paradigme perdu:Lanature humaine)②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书之一，因为莫兰“伪造了一种事实上的技术总体化”。③这不一定意味着莫兰赞扬技术系统的总体化，而是说当他试图解释历史过程时，他(有意地或无意地)展现了这种总体化的机制。一个总体化的系统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和发展节奏，埃吕尔称其为“自我论证”(self-argumentation)。正如埃吕尔强调的，这不是说人类不能干预系统，而是说人“陷入了一种环境和过程，这境况使他所有的活动，哪怕是那些显然没有有意的方向的，都有助于技术的发展，不管他是否想到了这一点，也不管他是否愿意”。④技术系统已经成为一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德日进意义上的理智圈，⑤或地理学家彼得·哈夫(PeterHaff)意义上[22]的技术界(techno-sphere)。①回过头来看，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关于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时代，而应理解为容忍偶然性的能力的说法是正确的，②如今这被称为复原力(resilience)。考虑到利奥塔用以描绘后现代社会的“系统论”等概念，这一论断就显得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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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克·埃吕尔，《技术系统》，伦敦：Continuum,1980年，第200页。

②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巴黎：Éditions duSeuil,1973年。

③ 埃吕尔，《技术系统》，第201页。

④同上，第209页。

⑤ 埃吕尔讨论埃德加·莫兰时同时也提到了德日进；见上书，第201页。

无论机械论还是生机论，都不是理解人与机器共同演化的最佳方式。有机主义者则提出了思考生命和系统的新范式。我们想重点强调的一位有机主义者是李约瑟(JosephNeedham)，他最初是个机械论者(他是《人是机器》[ManaMachine]一书的作者)，③之后成为一名有机主义者，与约瑟夫·伍杰、康拉德·瓦丁顿(Conrad Waddington)等人一道成为理论生物学俱乐部(Theoretical Biology Club)的核心成员。更惊人的是，他还成了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记录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历史，尤其是把中国哲学定义为一种有机主义哲学；最后，他还是位于伦敦的德日进人类未来中心(Teilhard 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an)的主席，这一机构致力于延续德日进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当李约瑟从有机主义者转而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时，他没有将中国科技阐释为一种器官学，而是似乎肯定了中国技术的有机主义思想。请允许我引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中的一个重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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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得·哈夫，《人类世的人类与技术六条准则》(Human andTechnology in the Anthropocene: Six Rules),见《人类世评论》(Anthro-poceneReview)1，第2期(2014年7月)，第127页：“人类对技术界来说必不可少，但人是从属于它的部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技术界是自动的(autonomous)……在大范围内，各不相同且原本彼此无关的技术元素以无计划、无设计、自发的方式结晶，进入被称为技术界的网络化的全球系统，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新角色，它的利益必须与人类利益一起加以考虑。这便是技术领域脱离人类控制的时刻。”

②利奥塔，《非人：对时间的反思》，杰弗里·本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和雷奇·鲍比(Rachel Bowlby)译，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8页：“我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种能接受较高程度的偶然性、形塑一系列时刻的方式。”

③ 约瑟夫·李约瑟，《人是机器：对浪漫主义以及尤金尼奥·里格纳诺题为“人不是机器”的非科学论文的回应》(Mana Machine：InAnswer to a Romantical and Unscienti fic Treatise Written by Sig. Eu-genio Rignano & Entitled “Man Not a Machine "), 伦敦: Kegan Paul,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