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与偶然

如果说第一种解释把基础/背景总体化为关于存在的再现的说法，通过使存在变得可计算而耗尽了它。那么尽管海德格尔没有谈到图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可计算性是聚置的另一种说法。这是图形成为自己的背景的时刻，而这种自我构成首先是一种排除的模式。④海德格尔还提出了对莱布尼茨的原则的第二种解读。如果第一种解释强调的是无(nihil)和没有(sine);在第二种解释中，我们关注是(est)和理由(ratione)的问题，即存在的问题。在第二种解释中，基础是——也就是说，基础属于存在(Being)。由此得出的理性的原则不再是主宰存在(beings)的再现的东西，而是存在(Be-ing)的一种。作为存在(Being)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那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的东西(warum,德语中是weil)，但它并不意味着因为(because)，而是鉴于(whereas,dieweilen)：是“只要……而(so long as…while)”。海德格尔总结说，“当(whiling,weilen)、持留(tarrying,währen)、一直持续(perpet-uating,immerwähren)是‘存在’一词旧有的含义”。①这一结论呼应了他1949 年的演讲《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演讲中他把本质一词重新解释为永久保持的东西(dasFortwährende)。②对海德格尔来说，基础的核心问题在于存在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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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马丁·海德格尔，《理性的原则》，莱金纳德·莉莉(ReginaldLilly)译，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②同上，第120页。

③ 同上，第120页。

④总体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The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中所谈到的大地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基于类似的背景一形象关系；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个基础是无根基的，原初基础(Urgrund)是非基础(Ungrund)或深渊(Abgrund)，因为它无法被达到，也无法被把握为上手之物。当人意识到他信以为基础的东西原来只是深渊时，会感到不知所措。人能够相信那不可确证之物，依然受它引导吗？在海德格尔这里，这难道不是一种向宗教和诗歌的回归吗，因为诗人应当预见未知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期待意外之物)？这难道不是对现代科学为将自身从超验幻象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抹除掉的东西的或保守或浪漫的拒绝吗？[232]未知的问题岂不会把我们带离现代科学向我们承诺的基础吗——在这一基础中，自由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是自由的?

第四章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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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德格尔，《理性的原则》，第127页。

② 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和其他论文》(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itt)译，纽约Garland,1977年，第30页。

然而，我所说的对未知或不可知者的理性化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并不是要重新设立一种上帝似的超验性，而是要保留技术的工具性，把它与精神统一起来，同时超越技术的工具性，使新形式的生活与幸福能通过新的符号系统被觉察，这种新符号系统能让未知不仅以教派、宗教或新纪元(NewAge)的实践的形式被接纳，也可以体现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中，这时技术的发展就不再被称为“现代科学技术”了。现代科学技术只看到了宇宙的持存，以及根据唯物主义学说探索宇宙秘密的可能性。这种无根基的基础由于具有虚拟性，将在酗酒的现代人“触底”之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揭露出来：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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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第五章剩余的非人

闪电驾驭宇宙。

——赫拉克利特，《残篇》64

[233]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在2011年福岛的灾难发生后，立即写到这件事，他已经预见了悲剧的完结，对后工业启示录的渴望的完结，以及信仰与智慧统一的希望的完结：“我们既不再活在悲剧的意义中，也不活在基督教假设为能把悲剧转移和提升至神圣救赎的东西里。我们也无法在儒家、道家或佛教智慧里找到庇护所：尽管我们怀着好意，等价(equivalence)都不允许这样。”①

结局作为事件到来，它揭露了形而上学的怪诞。不是说地球遭遇了袭击；无论是通过增强地球的力量还是缓解它的损伤，地球都能把这些灾难吸收掉—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系统的还原力。然而，技术的巨大力量正在各个数量级上开展自动系统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城市、SpaceX—并期待着有一天，即便地球的自然生产力被耗尽，它也能给自己添加燃料。海德格尔所说的全星球化(planetarization)[234]意味着技术侵入一切存在者，使他们成为持存，就像一般等价性(我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南希所说的等价)。技术全球化首先必须征服其他知识体系。非欧洲文化体不得不采纳现代知识型，也包括它的技术装置，只有这样，如此庞大的系统才能实现。正如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 中著名的说法:“哲学的终结意味着科学技术世界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的可操作性安排的胜利。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基于西欧思想的世界文明的开始。”①对科学技术世界的“可操作性安排”(steuerbareEinrichtung)指控制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从根本上区别于悲剧时代和启示录时代——这两个时代分别对应着古希腊一德国思想和犹太一基督教思想。相比之下，灾难时代是全球性的，人造的(artificial)——或许我们也称它为肤浅的(su-perficial)。

①让-吕克·南希，《福岛之后：灾难的等价》(After Fukushima：The Equivalence of Catastrophes),夏洛特·曼德尔(Charlotte Mandell)译，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我们知道，如今这个时代算法灾难会接踵而来：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市场突然崩溃、大规模失业和迫在眉睫的网络和机器人战争。我们处理的已不再是特定的地理文化；相反，我们如今面对的是技术带来的全球文化，我称它为全球时间轴的实现。但这没有(多半也不可能)实现作为永久和平的“自然的隐藏计划”。理性在其存在的一个混乱时刻到来，虚无主义也从这个超人(Übermensch)的危机的背景下浮现。因此，这也是理性试图在偶然性中寻求其拯救力量的时刻，偶然性是尚未确定、也始终不可规定的。同时，人们认识到灾难也可能是朝更好的未来的过渡，因为技术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故障和灾难：没有船只失事就不会有更好的导航技术；换句话说，没有失败和障碍，就不会有任何发明，很可能也没有科学。我们今天见到的全星球的收敛，以及依赖递归建模的治理术，已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正在完成德日进[235]和洛夫洛克意义上的超有机体。这个庞大的系统究竟会对我们施加更为暴力的规定，还是会像超人类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提供自由的承诺?①在讨论了西蒙东思想中的不确定性余裕的概念后，我们希望回到确定性的问题上来，因为在西蒙东那里，不确定性余裕是机器设计的一个原则，也是人与机器之间非预定关系的一个原则。在技术系统的组织性无机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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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海德格尔，《论时间与存在》，琼·斯坦博译，纽约：Harper&Row,1972年，第59页。

§39 后现代性与递归性

我们需要回到第一章开篇处讨论过的，康德的第三个有关自然法则和自由的张力的二律背反。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回应了康德的二律背反。①在书中，席勒不仅讨论了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还从法国革命的角度讨论了政治能力的冲突，②即理性的恐怖对个体的自由。在我们的时代，这些对立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也就是通过算法和大数据进行的治理，它与个体自由和欲望对立。席勒和康德当然没有料想到我们这个时代机器的统治。黑格尔在国家的实现方面可能有这种预感；但他大概没有想到精神以理性名义的外化，如今会在算法式的治理术中实现。当然，人们可以争论这种机器中的推理形式是否称得上理性，但事实上，[236]如今的递归算法具有灵活性和自组织、自我改进的能力，这或许会让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依然天真地把技术和机器等同起来的思想家不知所措。

第五章 剩余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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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彼得·泰尔(PeterThiel)在评论美国政治形势时说的话，他已经意识到民主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因为民主界定了自由(比如技术和全领土发展的自由)。技术加速能够超越这种不相容性，以实现自由。见彼得·泰尔，《自由主义者的教育》(EducationofaLibertarian),2009 年，https://www. cato-unbound. org/2009/04/13/peter-thiel/education-libertarian.

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二律背反，席勒的回应是构建一个第三者。席勒把这个对立重新表述为感性的物质驱力(Stufftribe)和理性的形式驱力(Formtrieb)的对立，并提出一种他称为游戏驱力(Spieltrieb)的综合。游戏驱力的综合并不试图消除两种相反的驱力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首先通过使它们成为偶然，再使其成为必然，以保存它们两者。我们知道，正是这种保存与提升的双重运动启发了黑格尔的扬弃。而我想说，游戏驱力是器官学的，因为它试图把对立的力量保持并整合为一种综合的力量。席勒的审美教育在今天依然重要，我们可以考虑把自然概念换成技术系统概念，把他的质疑和论证重新放入我们的时代。席勒主张通过审美教育来克服这种对立，审美教育也是感知性的形成或教育(Ausbildungdes Empfindungsvermogens)。审美教育允许必然与偶然的和解，允许无限刻写于有限中，它的目的在于充分实现人性。正如席勒在第25封信中所说：“因此正是通过两种本性的统一，无限刻写于有限中的可能性、进而还有崇高人性的可能性得到了阐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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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席勒，《审美教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Series of Letters)，威尔金森(Wilkinson)和威洛比(L. A. Willoughby)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席勒对法国的恐怖统治感到震惊，尤其是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他在1793年2月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法国人的企图…不仅把这个不幸的民族自身，也把相当一部分欧洲人和整个世纪都带入了野蛮与奴役之中。”威尔金森和威洛比在《审美教育书简》导论中引用了这段话，第 xvii 页。

我们不关心席勒是否算是哲学家；他的尝试确实值得被重新表达，放到新的语境下。首先，我们可以把它与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体系联系起来一并阅读，谢林说的人类自由不能同恶完全分开。其次，人性的实现可以和利奥塔的非人概念并行解读。我们想回顾地把利奥塔对系统概念的批判，重构为一种解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的尝试，这不仅因为利奥塔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也因为他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先知。

[237]在我看来，可以把利奥塔在1979年的《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②和1988年的《非人：对时间的反思》(The Inhuman：Reflections on Time)之间的写作——包括1983年的《差异》(Le Dif ferent)，尤其是他1985年的《非物质》(Les Immatériaux)——解读为哲学家对以系统的主导为特征的后现代的承诺与问题的持续反思。后现代体现了一种不可化约的二元性。正如崇高既有积极一面——即从现代的秩序和等级观念中解放出来——也有另一面，即它有某种自主运作或自我合法化的特征，这构成了新的知识生产范式，利奥塔称之为系统。人们可能必须承认，知识生产和技术发展的实际状况还没有超出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第一页中的设想。当然，如果相信我们仍然停留在四十年前被称为后现代的历史时刻，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进一步反思利奥塔对技术的根本批判，以理解如今的关键问题。

第五章 剩余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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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25页。

②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杰夫·本宁顿(GeoffBennington)和布赖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

关于利奥塔对系统的批判，我们首先必须澄清他对康德反思性判断的解读的含糊性。利奥塔仔细阅读了康德，尤其是他的《判断力批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思性判断是利奥塔关于后现代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论述的关键。正如利奥塔所说，反思性判断使康德能通过“在审美和反思性的思维的名义下，让在整个批判性文本中运作的东西显明出来”，来统一哲学领域(自然和道德)。①利奥塔称这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反思判断为启发法如今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个术语经常被从技术角度使用，指一种在经典方法太慢的时候用来解决问题的技术。启发式过程是由感觉所指示的状态控制的。利奥塔用了一个比较机械的比喻：启发法是“思维的先验活动”，而感觉是“向思维告知(informs)其状态”的东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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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论崇高的分析：康德的判断力批判》(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 f the Sublime : Kant'sCritique o f Jud gment) ,第23—29节，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页。

[238]启发法、状态、信息等术语的使用，类似于现代递归机器。我们在第一章试图把康德的反思判断描述为递归性的初级模型，它是审美判断和目的论判断二者的基础。递归性的进一步发展把我们带离机械论和生机论的历史争辩，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机械论意味着相同者的重复，它把生命简化为物理化学方程式。生机论意味着差异的重复，这重复是一种生命力的表达，无论这生命力是隐德莱希还是生命冲动，它都仍然是神秘的。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嘲笑说，隐德莱希和生命冲动是有机主义的坏同伴。②我们也注意到为何现代计算机器中递归性的概念会产生机器智能或机器意识的幻想—因为递归的运作就像一个灵魂，它回到自身以了解自身，且在与外界的每一次接触中和偶然性相遇。

在20世纪50年代，西蒙东已经观察到了一种不同于笛卡尔认知图示的涌现。笛卡尔式的认知图示是机械的，它预设了线性因果关系“长长的原因链’实现了从前提到结论的证据的传递’，就像一个链条实现了力从锚定点到最后一环的转移”③而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引入了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它不再基于线性形式，而更像是一种螺旋。在这个图示中，通往终极目的的道路不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自我调节过程，西蒙东本人称它为“对自发终极性的积极适应”。①

第五章 剩余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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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上，第8—9页。

②斯科特·吉尔伯特，《拥抱复杂性：21世纪的有机主义》(Em-bracing Complexity: Organicism for the 21st Century),《发展动态》(De-velopmentalDynamics),219,第1期，2000年9月，第1—9页。

③吉尔伯特·西蒙东，《技术心态》，阿恩·德·布菲译，Parrhe-sia7,2009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