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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身生活的稳定或固定(或按照西蒙顿的说法,个性化)的同一性的消逝。只要种族化从种族的视觉标记的可用性中自动进行,它就必然不平等地适用于不同具身的个人。然而,一旦这种自动性被打断—一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被网络空间中代理的必要条件的一般化打断—一种族化就会为某种探索打开大门。
由此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边际和它所促进的探索是否能产生积极的东西。传人的普遍化一一以及将视觉作为种族化的特权记录一一是否简单地将所有具身的个体置于相同的条件下,为同一性而进行同样的斗争?或者,这可能是一个挑战将种族能指应用于身体的假设的机会,这些假设包括个人的静态图像以及体现于图像力量的从属关系?
只要我们仍然专注于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身份游戏的最字面的空间(聊天室、多人视频游戏等),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关键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将保留质询——对具身个体的赞美,赋予其同一性和能动性,总是以牺牲某些具身维度为代价一一作为思考种族化的范畴。因此,我们将无法利用我提议(遵循西蒙顿和迈克尔·哈特)称之为“情感”的对质询的过度具体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形成了一种对不当行为的包容性体验的媒介,一种集体的“任何身体”(阿甘本)。
因为我们需要思考超越质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传递的泛化(实际上,一般的在线同一性游戏)只能暗示一种技术上的准备就绪甚至成熟,可用性或处置,用西蒙顿的话说(处置),以重新思考体现与种族化之间的关系。为了探索它所开辟的道路,我将转向马耳他出生的英国艺术家基思·派珀的作品,他的多媒体、多平台、档案综合了他自1980年以来的作品《重新安置遗骸》(1997),出色地运用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思考手段一一迫使观众思考超越质询的种族化。
派珀的作品构建了另一个代码体,这个代码体特别关注网络空间交互的非物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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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区,在某种程度上,它投资于数字的物质性,形成了对视觉的在线时代的补充。因为它使用了数字技术,派珀的作品(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允许甚至迫使我们与刻板的媒体图像——通过捕捉具身力量来发挥作用的图像—一协商我们的关系,以某种方式调动观众的情感,将其作为一种机制来体验过度的具身性,并将其用于锻造集体的“任何身体”。
在开始研究派珀的数字实践之前,让我试着解释并证明我的观点,即数字技术—一在这里以互联网的形式作为对网络空间的支持一一在某种意义上,为一种根本不同的种族化体验铺平了道路,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为一种新的个性化制度铺平了道路,在这种制度下,种族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制度贬低了形象,支持具身的过剩,这可能有助于概念化种族是如何在具身的层面上生活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比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更雄辩的批评家了,他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明确地批评了萨特反犹主义理论化背后的中立性,更广泛地说,批评了从让·勒米特(Jean Lhermitte)到梅洛-庞蒂(merleo - ponty)对身体图式的探索。
法农在他的分析开始时,强调了黑人男女在努力将自己构成身体时遇到的具体困难:“在白人世界里,”他写道,“有色人种在发展自己的身体图式时遇到了困难。”对身体的意识仅仅是一种否定的活动。它是一种第三人称意识。“7这里的明确含义是,黑人男女不是直接或第一手地体验他们的身体,而是以第三人称意识的模式作为物化;总而言之,因为他们通过他人创造的形象间接地体验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们无法构建连贯的身体图式。
因此,黑人男女被剥夺了作为身体和世界耦合的基础和媒介的化身的资源,被剥夺了“我的自我作为一个身体在一个空间和时间世界中的缓慢构成”的资源,而这个世界“不会把自己强加给我”,而是“自我和世界的决定性结构—一决定性的,因为它在我的身体和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真正的辩证法”(111)。这种对身体所提供的资源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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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是法农所说的“肉体诅咒”,是自我与自身的疏远,与自身的构成体现的疏远。
这种诅咒的来源,当然是黑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变态或虚假的辩证法。如果这种辩证法不是作为一种直接的结构耦合在内部进行中介,而是由白人社会及其强加给黑人身体的价值观来中介,那么它只能是一种被打断的、无能为力的辩证法,它不能保证艾尔米特(和梅洛-庞蒂)理论的身体与世界的耦合,因此只能给它的“主体”负担外在的、使人丧失能力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另一个图式——“历史-种族图式”——它不是在肉体图式之上,而是在肉体图式之下运作;在法农的估计中,这种图式最终干扰了生理身体图式的成功构成。
法农将他的发现戏剧化地描述为“描绘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图式”,阐明了黑人男女所面临的额外负担:
我所使用的元素并不是“主要来自触觉、前庭、亲缘美学和视觉特征的残余感觉和知觉”(引用艾尔米特的《巴黎军团的形象》),而是来自另一个人,那个白人,他把我从一千个细节、轶事和故事中编织出来。我以为我手中的东西是构建一个生理上的自我,平衡空间,局部化感觉,而在这里,我被要求做更多。(111)
具体地说,他被要求承担起历史的重担,承担起他的种族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高等教育的保留)。法农继续他的戏剧化,描述了他对这个不可阻挡的负担的发现:“我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有传说、故事、历史,尤其是历史性……”(112)。不管是否不可阻挡,这个负担被证明是压倒性的,正如法农继续描述他破碎的“肉体图式”,已经“在各个方面受到攻击”,最终“崩溃了,它的位置被种族表皮图式所取代”(112)。
随着这段从“历史种族图式”到“种族表皮图式”的段落,法农和黑人男女成为了客体,他真实而恰当地见证了他们的经历:
我同时对我的身体、对我的种族、对我的祖先负责。我让自己接受客观的检验;我发现了我的黑人身份,我的种族特征:我被击鼓声、同类相食、智力缺陷、恋物癖、种族缺陷、奴隶船,以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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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那一天,我完全错乱了,不能和那个无情地囚禁着我的白人在一起,我把自己从自己的面前抽离得远远的,确实远远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客体。(112)
法农甚至不再通过第三人称意识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他现在只从白人凝视的角度来体验自己,他的身体。法农实际上是他人凝视的对象,他只能以一种扁平的、一维的种族表皮图式来体现自己:
在火车上,不再是以第三人称意识到自己身体的问题,而是以三人称意识到自己身体的问题。在火车上,我得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位置。我已经不再觉得好笑了。这并不是说我在世界上寻找狂热的坐标。我有三重存在:我占据空间。我走向他者………而那个新生的他者,充满敌意
但并非不透明,透明,不在那里,消失了。恶心……(112)人们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强烈的表达事实,历史的现实,黑人的身体并不和其他白人的身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很简单,他们被排除在了肉体间性之外,正如我们所见,肉体间性正是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所带来的好处。
在盖尔·韦斯对法农的评论中,她敏锐地抓住了种族异化发生的深度,强调说:
社会物化不应被视为对个人身体形象建构的后续影响(即,只在自我理想或身体形象理想的发展中起作用),但它总是已经在起作用,对于那些被社会指定为“少数种族”的人来说,这种种族表皮图式的内化(其铭文的力量通过皮肤穿透心灵)导致了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情结,这种自卑情结是任何身体形象理想,无论多么积极,都无法完全克服的。
客体化不仅在身体形象建构的过程中“总是已经在起作用”,而且它也同样污染了身体图式的构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身体图式构成了任何身体形象建构的背景,无论是连贯的还是不连贯的。因此,法农称之为“身体诅咒”的干扰,远不止是种族刻板印象对黑人自我身体形象的污染,以及它们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物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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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身体图式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它首先使身体形象的构建成为可能,这将赋予黑人自我执行这种构建的能动性。
因此,将“种族表皮图式”强加于黑人自我所造成的肉体诅咒,涉及到将身体图式还原为形象;此外,这种还原不同于保罗·席尔德(或者,对于那个mat- ter,伊丽莎白·格罗兹)对身体图式和身体形象的合并,而且远比这种合并更根本。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生理的肉体图式——代理的具身基础——被种族的表皮图式全盘取代,其内容是白人社会强加给黑人身体的刻板形象。(法农对“第三人称”和“三人称”的区分就是这种区别的标志。前者命名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身体图式受到身体形象(即他或她自己身体的形象)的阻碍;后者描述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自我完全失去了它的图式——也就是说,失去了与他或她的化身的任何接触一一因此,自我仅作为一组从外部强加于他或她的身体上的形象的赤裸裸的生活而存在。这最终意味着,在法农看来,种族主义是通过对黑人男女肉体图式的“剥夺”而发生的,而黑人男女肉体图式只是被一系列内容、三级记忆和种族形象所取代,而这些内容、三级记忆和种族形象只允许最空洞、最自动的代理形式。
然而,法农对“肉体诅咒”的概念化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对种族主义的描述;的确,由于他坚定地坚持种族差异涉及种族差异的实际生活方式,他的分析对我们如何看待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证明种族主义从根本上是在身体图式层面上起作用的一一作为对某些身体的具体化、肉体代理的损害—一法农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身份认同的重要主张:也就是说,认同不仅至关重要地涉及到身体生活的次表征过程而且这些后一种过程一一就它们构成的过程而言,差异的影响实际上是生活或感觉的一一是使差异重要的东西!
这种对差异如何生活的强调实际上可能是种族认同过程和性别认同过程之间的关键区别一一例如,如果我们与朱迪思·巴特勒一起思考后者,并从根本上将其视为一个涉及试图确保“某种”的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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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的可能性,"8巴特勒对语言话语的言外之力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尽管如此,即使主体是在其物化行为中产生的,它仍然是通过行为性质询实现的,从物化的那一刻起,主体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连贯的身体图式。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问,法农所描述的“成物”到底是不是一种质询。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戴安娜·法斯(DianaFuss)所言,“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监管文化可理解性的边界而起作用的”9;然而,正如法农所描述的那样,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排除是如此明确—一他或她“被拒绝进入保证主体性的另类”(这是法农的“三重人格”概念的意义)—一任何回应他人召唤的能力似乎从一开始就被削弱了。在法农的叙述中,黑人男性(或女性)的独特性源于这最后一个现实。黑人男性(或女性)被剥夺了任何回应的能力,被剥夺了任何可以在回应他者的呼唤时产生的“自我”,他们根本不能成为任何质询的主体,即使是通过“种族质询的暴力”而产生的质询。因此,在法农看来,当黑人男人(或女人)听到另一个人的呼唤时——“肮脏的黑鬼!或“看,一个黑鬼!”——他或她甚至不能通过认同种族歧视来换取一些妥协的社会地位。相反,他或她沿着粉碎客体性的扭曲、空洞的辩证法盘旋而去,成为种族主义体系中哑巴、无能为力的对象。
作为对认同思想的贡献,法农的工作因此提供了一种消极的考古学,即“表演政治”不仅要成功,而且首先要成为可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具体化。如果他的作品因此强调了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之间的重要区别,那是因为他个人和历史上的论证,种族差异,实际上是种族主义,比性别差异生活在更深的层次上(至少当代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将其概念化);它不涉及文化的可解性,而是首先获得这种可解性的具身先决条件,维持,生活,赋予主体的能力,强加于其上的主体化。总而言之,种族主义产生的“肉体诅咒”不仅导致了对身体意义的抛弃,也导致了对身体本身的抛弃,正如法农的经历令人难以忍受地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我的身体被归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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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在那个白色的冬日里,我四肢伸开,扭曲,重新着色,穿着丧衣。黑人是动物,黑人是坏的,黑人是卑鄙的,黑人是丑陋的……”(113,重点加了)。
尽管“种族表皮图式”的强加有将黑人自我变成客体的效果,但它仍然是一个更大的辩证法的一部分;的确,这种毁灭性的影响只能是白人认同辩证法的严格结果一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扭曲的残余物。因此,问题就产生了:种族表皮图式——将黑人的化身简化为种族形象——对白人自我和白人自我做了什么?
法农在努力识别、推断和扩展萨特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时,转向了这个问题,即“黑人恐惧症”的组成部分。这让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恐惧症是在本能的、生物的层面上被发现的。在极端的情况下,我应该说黑人,因为他的身体,阻碍了白人的姿势图式的关闭—一在这一点上,自然地,黑人进入了白人的现象世界。(160)
法农的观点是,黑人——和他一起,他是种族多样性的典范——打断了镜像阶段,而镜像阶段的功能是为姿势图式提供一种想象的整合,一种虚幻的封闭。正如法农所看到的,镜像阶段未能实现对身体碎片的想象性扬弃,这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白人世界中认同过程的实际运作,也就是说,在一个以种族主义制度为基础的白人世界中。
无论这是否使拉康对身份认同的描述变得种族主义,它确实有助于明确白人的特权,并标记出这种特权的局限性: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调查他在正常年龄的年轻白人中建立起来的感觉意象,在多大程度上,随着黑人的出现,会经历想象的侵略,这确实是有趣的。当一个人掌握了拉康所描述的机制,他就不会再怀疑白人的真正他者是黑人也将继续是黑人。反之亦然。只有对白人来说,他者是在身体形象的层面上被感知的,绝对是作为非自我,也就是说,不可识别的,不可同化的。对于黑人来说,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历史和经济现实进入了画面。(161,注释,翻译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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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农再一次指出了认同过程的根本不对称:黑人自我被剥夺了参与拉康所描述的认同辩证法的任何机会。然而,与此同时,就黑人的形象在白人的辩证法中构成绝对的另类而言,它成功地对后者施加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为拒绝在认同的辩证法中被扬弃的东西,拒绝融入到肉体图式中,从而阻碍了它的封闭,作为绝对他者的黑体从根本上打断了拉康所描述的辩证法。基于这个理由(即,从白人的立场来看),种族主义源于白人需要通过否认这种中断的力量来保持想象整合的幻觉。黑人恐惧症只是这样一种投射的结果:黑人的形象产生焦虑,因为它是“肉体上的提醒”,借用盖尔·韦斯(GailWeiss)的话来说,融合的幻觉实际上是多么不稳定。
要理解这种被打断的辩证法的回响—一具体地说,它似乎是赋予黑人形象的有资格的代理——我们需要问,确切地说,为什么黑人身体具有绝对他者的角色,是纯粹另类的典范。诚然,法农在这里的推理是复杂的,迂回曲折,因为它是通过精神分析的;然而,在他的分析中,似乎毫不含糊的是将黑人与“生物特征”等同起来。“重要的是,”他在对黑人恐惧症的分析开始时明确指出,“要表明,从黑人开始,生物学的循环就开始了”(161)。与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的一员而受到迫害不同,黑人“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格”而受到迫害:“黑人正是在他的肉体中受到攻击”(163)。同样,与犹太人代表着文化位移的“智力危险”不同,黑人“象征着生物学上的危险”。通过“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黑人身上”,“文明的白人表现得”好像“黑人真的拥有这些欲望”。
因此,法农总结道,“对黑人的恐惧就是对生物的恐惧。因为黑人只是生物性的。黑人是动物。他们光着身子到处走。只有上帝知道”(165页)。通过将黑人与生物性等同起来,法农实际上理解了黑人身体的绝对差异性,即生物性本身的肉体残余,作为生命的维度(阿甘本分析为“裸生命”),这是无法否认的,无论投射的机制可能多么有力和复杂。在这方面,不可同化的黑体是一个活生生的象征,象征着对其形象的超越(认同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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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种族差异(在这里再次与性别差异形成对比)具有一定的普遍化潜力:尽管基本的不对称渗透在它所限定的具体经验中,种族差异在构建我们今天世界的生活时,在所有情况下都打断了认同的辩证法,尽管有所不同。尽管一些主体(黑人主体)完全被剥夺了获得连贯的身体图式的机会,而另一些主体(白人主体)在实现想象的融合的努力中被打断,但这两种剥夺形式的暴力源于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将“种族表皮图式”强加于黑人男女身上。
作为将黑人身体转化为一种惰性形象的过程,这种强加负责将黑人自我转化为一种客体,正如它负责将黑人身体呈现为一种引发焦虑、恐惧的形象一样。那么,这就意味着,所有各方—一黑人和白人一样—一都有兴趣推翻将黑身体还原为纯粹形象的做法,即使这种兴趣是不对称的。正如法农对黑体与生物的认同所表明的那样,这里的危险在于,身体生命超过了任何形式的认同,这种认同试图通过认同或将其作为一种图像来包含它。
4.从“黑恐惧症”到“黑癖”
(重新)思考对法农的认同要求我们质疑其种族主义基础,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认识到其范围的普遍性,而不忽视其实际影响的不对称性。现在,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新媒体技术—以互联网为例,特别是在网络同一性游戏中传递的普遍化一—为这种警惕的认识铺平了道路。网络同一性游戏体现了新技术促进的社区形式的潜力,至少在某些参数范围内,暂停了种族他人(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过度决定,从而创造了“零程度”种族认同的可能性。潜在的普遍性植根于任何同一性的不稳定性,作为具身个体化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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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安置遗骸》一书中,基思·派珀将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手段,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种族表皮图式”所施加的暴力的普遍化。我认为他的情感政治的共同目标是黑人的形象(黑人成为形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数字环境中采取的特定形式,在这个环境中,它已经被剥夺了自动性,正如法农所强调的,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黑人男女)成为“不是别人对我的观念’的奴隶,而是我自己外表的奴隶”(116)。
因此,数字的承诺是在种族化和图像之间的关联中承诺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中止了黑人身体“来自外部”的“过度决定”,从而将图像定位为个体化的静态固定——具体化的减少,所有人类共同的生物生命的体现(116)。回顾我们之前对阿甘本的讨论,我们可以说,派珀的作品将种族化作为当代形象破产的一种具体的——也许是特权的——实现;通过揭露黑体形象与任何形式的具身生命的完全不一致,它宣布了作为认同支持的形象的过时。
从某种程度上说,派珀的项目攻击了图像作为理解他人的适当工具,似乎是在接受肖哈特和斯塔姆的呼吁,即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绕过对侧面模型的搜索”。事实上,派珀广泛地依赖于数字合成来创造支离破碎和冲突的黑人形象——这些形象由于缺乏作为(要么)认同对象或投射驱逐对象的生存能力,暴露了种族表皮图式的阴险运作。这就是为什么派珀的情感政治最终揭穿了肖哈特和斯塔姆利用新媒体为移情政治服务的善意努力
事实上,派珀敏锐地意识到,重要的和潜在的变革并不是与他人的感知现实的恰当认同,而是与不可通约性的影响相关的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重新安置遗骸》中对新媒体的运用,为身体生命的政治带来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第三电影”的分析为记忆的政治带来的东西。正如“代祷者”操纵着一种超越习惯性记忆进入绝对记忆的运动,由于无法认同刻板的种族形象而产生的不可通约性体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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