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技术：控制论生物体的调解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为什么克鲁格的作品，也许比任何其他数字艺术家的作品都更能体现“代码中的身体”概念的双重移动。虽然克鲁格的环境将计算机代码从属于人类互动的更灵活的编码，从而引入了灵活性的重要元素，但它们也部署计算机代码来触发或催化具身代理的扩展。在这个示范性模型中，代码中的身体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身体，其(仍然是主要的)建设性或创造性的力量通过“人工现实”的编码程序提供的新的交互可能性而得到扩展。

因为它挑战了我们所接受的体现概念的方式一一最重要的是，它拒绝将体现与技术对立起来，并将两者结合在一个高度生产的、功能方式-克鲁格的工作不仅体现了技术在当今世界中支持体现世界构成功能的方式，而且还敦促根据技术对现象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克鲁格的工作与其说是反对现象学，不如说是指导我们评估在我们这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体现的根本创造性范围的任务。就像它所启发的艺术(直接或间接)一样，克鲁格的环境给了我们挑战现象学中更为保守的假设的动力，并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揭示出它对思考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技术生活”的更激进的承诺。

1. 作为潜能的身体图式(Body图式)

尽管“身体意象”对躯体图式的误译确实是灾难性的，梅洛-庞蒂在《感知现象学》中关于“一个人的身体和运动的空间性”的一章提供了一个关于身体图式的解释，它是一种灵活的，可塑的，分布式代理的系统形式，包括在身体本身(皮肤)的边界内发生的事情，以及具身运动的整体空间性。我们将看到，梅洛-庞蒂这样做，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即把身体图式和身体形象绝对地区别开来，从而把前者—一迄今为止仅仅是科学探索的对象—一适当地置于哲学研究之中。

这种区别是这样的:然而，身体形象的特征是，并且是从对身体的主要视觉理解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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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图式是一个外在的客体，根据自成体理论，我们称之为具身有机体的操作视角。因此，它包含了一个“原始的”、客观的世界构成过程，通过优先考虑有机体的内部视角，矛盾的是它包括了它的身体本身之外的东西，即由具身行为指定的相互作用领域中的东西。从这种区分中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身体总是超出自身;第二，这种过度涉及到身体与外部环境的耦合;第三，由于这种耦合越来越多地通过技术手段来完成，这种过剩(它当然一直具有潜在的技术性)只有在技术的明确帮助下才能越来越多地实现。

这意味着梅洛-庞蒂的体现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具身技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体现的过剩构成一—与身体图式相关的潜能的视界——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渠道，将技术融入人类运动的核心。因此，我们在这里的紧迫任务之一将是考虑这种“原创”技术，因为它可能已经(但不是)由梅洛-庞蒂开发，认为这种技术开始但远远超出梅洛-庞蒂的有限概念，即假肢是身体习惯的延伸。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梅洛-庞蒂——身体图式的本体论概念及其后来的延伸—一肉体概念的分解—一自己给了我们这样做的手段。

Gallagher(Shaun Gallagher)比其他任何评论这位哲学家的人都更强调梅洛-庞蒂与“古典”(胡塞尔式)身体现象学决裂的身体图式-身体形象区分的中心地位。根据Gallagher的说法，这种区别与思考任务“人体在意向性的关系的两边”有关;因此，身体意象将身体指定为意向性的(或心智)意识的对象或内容，而身体图式则将身体特征化为一种“前知性”功能，一种意向性的操作的经验下或感性先验基础。“与身体形象的意向性的(有时是有意识的)性质相反，身体图式涉及在意向性的意识之前或之外进行的意外操作。 ”“更明确地说，

[它]涉及运动能力、能力和习惯的系统，使运动和保持姿势成为可能。身体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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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种感知，一种信仰，或一种态度。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运动和姿势功能系统，在自我区别意向性水平之下运作，尽管这些功能可以进入并支持意向性的活动。由身体图式系统执行的前意识、亚个人过程被默认地输入到环境中，并在控制姿势和运动中发挥动态作用。虽然身体图式系统可以对认知经验产生特定的影响，但它不具有意识表征或信念的地位

加拉格尔接着解释了身体图式的运作是如何“提供限制知觉意识的特定条件”的。因此，他不仅把它定位为现象学上可获得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而且一一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目的—一他使它成为间接修改经验的来源。

正如盖尔拉格指出的那样，梅洛-庞蒂在原则和哲学上对身体形象和身体图式进行区分的一个关键后果是，现象学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身体图式的预知作用是现象学反思所无法理解的”(233)。如果这种限制要求(非还原的)诉诸于经验科学，正如加拉格尔所建议的那样，它也，更必然地，标志着“先验感性”的运作，这是梅洛-庞蒂现象学体现的核心，特别是他的“现象体”概念。

这正是梅洛-庞蒂将身体图式描述为“(身体的)构成法则”的问题所在:这样的描述是为了捕捉这样一个事实

可以说，身体的时空统一性、感觉间统一性或感觉统一性在法理上并不局限于在经验过程中实际地和偶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内容，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它们，并使它们的联系成为可能。”8

这相当于说，运动的或“现象的”身体，作为身体图式的身体，先于并通知了客观领域(包括作为客体的身体，或身体形象)的构成和主观的相关划界:

我们对运动的身体体验并不是知识边缘(knowledge - edge)的特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接近世界和客体的方式，带有一种“原觉失认”(praktognosia)，它必须被认为是原始的和也许是原初的。我的身体有它的世界，或者理解它的世界，而不必利用我的“象征”或“物化”功能。(140，加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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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梅洛-庞蒂把身体图式说成是一个“等量系统”，一个“直接给定的不变量”，一个“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媒介”(141;146)。

现象性身体作为一种通往世界(一个包括身体在内的世界)的主要途径的概念，与自创生理论赋予活的(人类)有机体的操作视角的特权产生共鸣。具体来说，它建立了现象体及其操作视角，不是作为客观身体和观察视角的关联，而是作为这两种视角的来源，实际上是拥有这样一种视角的可能性：

这不是灵魂如何作用于客观肉体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作用于后者，而是作用于现象肉体。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被重新定义，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有两种关于我和我的身体的观点:我的身体对于我和我的身体对于别人，以及这两个系统如何能够共存。说客观身体属于“为他人”的领域，说我的现象性身体属于“为我”的领域，确实是不够的，我们不能拒绝提出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为我”和“为他人”共存于同一个世界。(106，加了重点)

作为产生“对我”和“对别人”的主要活跃的潜能，因此，现象性的身体构成了一个(前客观和前主观)本体论的形象，它超出了现象学通过化身重新思考意识的既定目标的范围，从而预示了梅洛-庞蒂对肉体的最终控制论的观点。事实上，由于它运用了身体图式的科学概念，现象身体所包含的东西更类似于Massumi的“没有形象的身体”vii或哲学家jossour Gil的“下语言身体”v，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身体形象，包括镜像和著名的“镜像阶段”。

就像没有形象的身体和语言下的身体一样，名义上的身体特别利用了身体图式的多模态或经验下的维度，遵循亨利海德的原始定义，作为身体的无意识姿势模型，在统治之前，它是外在感受性感官经验的基础和制约。甚至是视觉作为一种独特的(外感受性)感官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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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加拉格尔所指出的，现象性身体将身体图式的复杂性表达为一种多模式的、前经验的潜能：

身体图式由某些功能组成，这些功能在负责维持姿势和控制运动的复杂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运作。第一组涉及姿势和运动的新信息的输入和处理，这些信息是由许多来源不断提供的，包括本体感觉。第二组涉及运动习惯，习得的运动模式(“运动图式”或程序)。最后一组功能包括某些多式联运能力，这些能力允许本体感知信息和知觉意识之间的交流，以及感觉信息和运动的整合。(加拉格和科尔，376)

作为身体图式的表达，现象体充分投入到本体感觉的本体论力量中，因为它已被最近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普遍概念化，并与身体图式具体联系起来

因为它负责将原感觉身体感觉(前感觉)与感知和运动性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后者联系起来)，所以身体图式是具身潜能的来源。这种认识是梅洛-庞蒂在《现象学》中分析的核心;它使这种分析更有趣，与后来的肉体本体论更连贯，甚至比梅洛-庞蒂最好的评论家所愿意承认的更连贯。xi身体图式中包含的一系列功能促进了梅洛-庞蒂所称的“潜在运动”——也就是说，正常身体同时与一系列潜在情况相关联的能力，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其现实性，在虚拟中存在。因此：

施加到正常人身体上的每一个刺激都会引起一种“潜在的运动”，而不是实际的运动;被讨论的身体部位褪去了它的匿名性，通过一种特定张力的存在，被揭示为解剖装置框架内的某种行动力量。在正常主体的情况下，身体不仅在它被吸引到的真实情境中是可用的。它可以脱离世界，将其活动应用于影响其感觉表面的刺激，使自己适合于实验，一般来说，在潜力领域占据一席之地。(108-109)

梅洛-庞蒂甚至将具身行为的正常经验与潜能的某种实现联系起来：“正常人考虑到可能性，因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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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作为可能性的位置转移，获得了一种现实性”(109)。由于身体图式所进行的本体论工作，人类将虚拟体验为现实的一种“边缘”;他们在简单现实性的经验空间之外“活出”了自身体现的潜能。

梅洛-庞蒂在一篇与吉尔将身体视为“空间的空间化者”的观点相一致的分析中，继续从具身潜能的本体论维度中推导出一种运动的概念，通过暗示，空间从根本上是抽象的：

抽象的运动在具体运动发生的世界的全体会议中雕刻出一个反思和主体性的区域;它在物理空间上叠加了一个虚拟的或人的空间。因此，具体的运动是向心的，而抽象的运动是离心的。前者发生在存在或现实的领域，而后者则发生在虚的或不存在的领域;前者依附于给定的背景，后者则抛出自己的背景。(111)

尽管抽象运动明显依赖于实际或具体的运动，但它表达了一种本体论的力量一一现象体的力量一一它是所有具体空间经验的起源，因此也是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抽象运动与吉尔的身体剥离概念是平行的，即身体扩展其“抽象姿态”来占据具体空间，并将其转化为抽象空间。事实上，吉尔的术语“抽象姿态”完美地抓住了梅洛-庞蒂分析中身体图式的生产性可塑性，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将身体与空间分开的边界的基本去分化，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内陷，是有争议的。

1. 工艺与身体意象的消解

如吉尔所言，如果关键问题是“身体转向’事物的基本方式”，那么技术就很难被排除在现象性身体的主要操作之外。梅洛-庞蒂在对盲人手杖的分析中，似乎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就像女人帽子上的羽毛或我对汽车宽度的不反射感一样，棍子的作用并不是对身体形象的一种明确的、认知上可评估的增强，而是对身体图式的一种立即实用的、非主题化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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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的手杖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物体，也不再被感知到它本身:它的点已经变成了一个敏感的区域，扩大了触摸的范围和活动半径，并提供了与视力平行的东西。在对事物的探索中，棍子的长度并没有作为一个中间项被明确地进入:盲人更多地是通过物体的位置意识到它，而不是通过它意识到物体的位置。事物的位置直接是通过把他带到事物的范围而得到的，这个范围除了胳膊本身的范围外，还包括棍子的活动范围。要习惯一顶帽子、一辆汽车或一根棍子，就要把它们移植到它们身上，或者反过来，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身体的主体。(143)

梅洛-庞蒂总结说，习惯“表达了我们扩大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的力量”，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味着“通过占有新的工具来改变我们的存在”(143)。在“作为世界的中介的身体”中，习惯包含了“身体图式的重新排列和更新”，“对运动意义的运动把握”(145/142/143)。重要的是，在这种图式重排中发生的事情是身体本体与事物世界之间的通道，是身体与环境耦合(并与环境无差别)的力量和范围的增加。这就是吉尔所说的身体“转向”事物的意思:危在旦夕的是身体向事物的“移植”，以及事物向身体的“结合”，随着每一个新的习惯和每一个新的假肢，它们之间的边界变得不那么离散了。

因此，在克鲁格的Videoplace中，由习惯进行的“一般身体合成”以其作为连接运动和知觉的枢纽的功能，完美地描述了人-计算机同步性的实现，这一点也不足为奇。通过以一种直接的、在某种意义上透明的方式转变感知运动耦合，克鲁格的环境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种身体合成，一种在运动和感知维度上的“身体图式的重新排列和更新”。就像梅洛-庞蒂对盲人手杖的描述一样，这里的关键是将技术元素完全无缝地整合到感知运动身体图式中：

但是，习惯并不在于把棍子在手上的压力解释为棍子的某些位置的指示，而这些是一个外部物体的标志，因为它使我们免除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手和棍子所受的压力不再是给定的;棍子不再是盲人感知到的物体，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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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来感知的工具。它是身体的辅助工具，是身体综合的延伸。(152)

考虑到克鲁格将身体图式扩展到未知的“人工现实”领域的计划，我们很可能会问，当整个感知运动环境变得虚拟时一一也就是说，当身体图式的技术扩展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到我们与世界接触的方方面面时一一会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媒体艺术家SimonPenny在他的虚拟现实环境《痕迹》(1998-1999)中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最初为网络洞穴(计算机辅助虚拟环境)设计的项目，痕迹产生一个世界，即一个感觉运动互动的空间一一由安装在CAVE四个角落的四个摄像机捕捉到的身体运动的三维痕迹(见图1.5)。通过这种方式，它将参与者的“身体、时间和动觉敏感性”置于传统虚拟现实空间的幻觉之上，作为实现沉浸感和赋予真实性的工具。对于Penny来说，这种与主流VR研究的对抗是有必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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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前景以及对其人文基础的精确定位。正如他所解释的，

痕迹是一个沉浸式艺术项目，它使用CAVE立体沉浸式环境来实现非正统的目的。虽然大多数虚拟世界都是基于通过纹理映射世界进行虚拟导航的范例，但痕迹没有“世界”，也没有导航。痕迹的美学/理论目标是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时间体现感上。用户的身体行为会产生实时的图形和声音。痕迹的技术目标是在不使用标准跟踪器、操纵杆和摇杆的情况下实现无线全身

交互，也不使用任何形式的图标、菜单或图形指针随着对克鲁格“无阻碍的VR”遗产的认同，Penny正确地宣布了他近乎哲学(实际上是正确的现象学)的承诺，即在我们进化获得的化身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虚拟现实。

这种承诺带来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形成了他的项目的优势。首先，他必须避免使用幻术技巧和根据模拟范式构建的软件工具：“与其他VR项目不同，我对幻觉纹理映射模型，无限虚拟空间的幻觉或构建'虚拟世界'不感兴趣。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用户正在进行的行为上。“10秒，在实现远程信息处理和网络体验时，他必须放弃近距离的错觉;与Paul Sermon的作品(通过叠加参与者身体的视频图像来实现远程信息共享)不同，《痕迹》强调“通信的高度技术媒介性”。用户永远看不到对方，只看到对方行为的结果。用户与游丝般的空间痕迹互动，这些痕迹展示了身体的动态和体积。(佩妮)。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佩妮必须摆脱VR环境的默认视角界面，即将用户的身体减少到一个“单点、一个视点或一个“指针”的末端，他指出，这“有效地将身体从计算系统中抹去”。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用户可以在动觉上进行交流的系统，使系统更接近人类的原生感性，而不是要求人类采用抽象和约定俗成的信号系统(按钮、鼠标点击、命令行界面……)，以便向系统输入数据。(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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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之前的克鲁格一样，佩妮重视化身的进化成就，并将其作为他的工作和更大的调解哲学的基础。

然而，与克鲁格不同的是，佩妮能够从计算机技术的显著进步中受益，这一技术正在支持我们无缝地进入一个暴露的混合现实环境。(在2006年1月3日发给作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佩妮指出，他的视觉系统是从头开始构建的，使用的是一台标准的台式电脑(166兆赫的奔腾2)，它的效果归功于“良好、清晰的设计、安德烈(伯恩哈特)非常聪明的编码，以及非常经济的视频处理解决方案。”然而，它确实利用了技术先进的CAVE，它在“涡轮增压”的SGI硬件上运行，为佩妮的拼凑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因此，与克鲁格技术粗糙的地板嵌入式运动传感器相比，痕迹使用了一个复杂的摄像系统来“捕捉用户身体的全部范围作为可用的输入数据”(佩妮等人)。这种差异产生了与计算机同步的范围的巨大扩展。现在整个身体模式——身体本体和环境的耦合——是由技术系统生成的。

这一进步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同步性变成了人为的——也就是说，它变得可以用技术术语来描述，并且必然与具体的技术装置联系在一起。在《痕迹》中，同步性的人为性出现在佩妮的战略策略(与他对视觉幻觉的否定密切相关)中，以避免空间分辨率而赞成时间分辨率。以每秒15次捕捉的速度，“痕迹”设法维持了一种感觉运动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负责赋予它所提供的完全自我的体验真实性。只有在克鲁格的Videoplace中潜伏着，这种明确的时间阈值包含了技术上生成的身体图式部署可以成为创造性的最小条件:虽然“低空间分辨率”，但在痕迹中开发的实时身体模型“具有高时间分辨率”，其结果是“用户在他们的运动和创建的虚拟结构之间没有'延迟'或延迟”(佩妮)。

佩妮的战略策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痕迹项目。事实上，它揭示了身体图式的所有技术(重新)部署的一般条件——一个最小的时间阈值。这一条件标志着与(受限制的)身体图式的关键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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